"雄師案"和我的命運

周　平

因文賈禍

 

1964年8月，我懷着當居里夫人的夢想跨進了北京玉泉路甲一號中國科技大學的校門。文革開始時我是大二學生。1966年12月初，我從外地串聯回到北京，聽說一些高校和中學的學生被抓起來了，因為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我看了那些著名的“大毒草”，像伊林、滌西的《給林彪同志的公開信》，北大“虎山行”的《給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在科大校園裡也出現了幾張大字報討論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並討論毛澤東思想是否可以一分為二。我覺得這些年輕人很有思想，大字報講得挺有道理。聽說伊林、滌西只是兩個高中學生，他們講出了當時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當時我對不少人講過，我同意伊林、滌西的觀點：林彪關於“毛澤東思想是頂峰”，“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都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說法是反科學的。我把這些想法和同學討論，許多人認為這樣想雖然有道理，但容易讓人抓辮子。但大家都認為因為寫了張大字報就抓人是不對的，是違反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的，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觀點都比較一致，就商量着要寫一張大字報闡明觀點。

 

《中央文革向何處去？》這張大字報，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師朱軍，近代物理系學生馮正永和我共同起草的。我們在措辭上非常謹慎。我們的想法很簡單：文化大革命要有一個開放自由的環境，要讓不同見解的人有平等的機會發表自己的觀點，希望中央文革小組把抓起來的學生釋放，讓不同觀點的大字報自由鳴放，不因言論治罪。後來在“雄師”[註：“雄師”是當時科大一些師生組織的小型戰鬥隊，人數有三十幾個，比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學系化物專業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論物理專業大二）這兩個班級]全體會議上討論修改後，於1967年元月1日在西單牆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園裡貼出。

 

因為多次抄家，這張大字報的原稿我已經找不到了。我記得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1.講話風：中央文革以無產階級司令部自居，每到一處就表態，支持一派，打擊一派，造成群眾組織的對立。2.抓人風：中央文革叫群眾火燒這個，炮打那個，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見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抓起來，開創了文化大革命中用專政的辦法處理不同意見的先例，這是不符合“十六條”精神的。元月5日，我們又貼出了第二張大字報《分歧在哪裡？》，這張大字報是由我起草，在“雄師”全體會議上討論修改後發表的。現在看起來，《中央文革向何處去？》這張大字報有點像一杯溫開水，沒有激進的觀點，但我們強調的是要按照“十六條”辦事，按現在的說法就是要依法行事，要有言論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因為我們的大字報調子比較低，講得又比較切合實際，在北京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同情、支持我們的觀點。

 

有人問我，當時為什麼要寫大字報，現在回憶，可以用一個“狂”字來描述我們的心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毛澤東的豪言壯語使我們這些精力過剩的年輕人感到，我們是遇到了大展身手的歷史時機。那時真是覺得天下大事是我們的事，該做的事情就要義不容辭地做，該說的就要義無反顧地說。而且認為，我們的大字報能扭轉乾坤，改變歷史。

 

當時有一些年齡較大的老師和親友私下告誡我們：“不要忘了1957年反右派的經驗教訓。”我那時哪裡聽得進逆耳忠言，覺得他們迂腐，膽小怕事。我還對勸我們的人說，現在和1957年反右派形勢不同，言論自由，誰都可以批評，對誰有意見都可以寫大字報。在我的頭腦里，文化大革命就像解一道數學方程，如果按照一定的邏輯推下去，就會找到一定的答案，而沒有想到對我們的人生會有什麼影響。

 

1967年元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將“雄師”主要成員朱軍、馮正永和我，還有江曉東、黃小光逮捕。科大“雄師”戰鬥隊只有半個月的壽命就垮台了。

 

獄中紀實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被關押的是哪個監獄，只知道裡面關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我不是最年輕的。把我帶到女牢的女警察看着我惋惜地說：“這年紀輕輕的大學生就蹲了大牢，這輩子可惜了。”她這話當時我還不明白，我還沒有想將來的事，我想的是有那麼多人支持我，我不能當軟骨頭。歷史會證明我們是正確的。

 

進來以後，我慢慢了解到，這裡關押了許多名人。和我曾經關過一個牢房的囚犯我記得有聯動頭目蘭小兵、駱小峰，她們當時是高中學生，是高乾子女，非常傲，誰也不放在眼裡，連女看守都得讓她們三分。她們聽說我是“雄師”的“頭目”，馬上和我近乎起來，說我們“有種”，覺得我和她們是一條線上的。但我覺得我們的思想背景不是一碼事。她們經常誇耀似的講高乾子女的生活。覺得我迂腐，談得並不投機。因為她們年齡小，又有家庭背景，不久就釋放了。

 

我還和北大的“反聶英雄”楊勛關過一個牢房，她對“雄師”是蠻同情的，她說我們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事。我說我們不想造反，只是不滿中央文革的做法，想給他們提點意見。她說我們太迂腐。她經常在監獄裡大罵聶元梓，聲音很大，幾乎整個牢房都能聽見。她告訴我，她知道自己不會有好結果，因為聶的後台是中央文革，反聶就是反中央文革，她說一定要和聶斗到底。後來聽說她被判了刑。

 

公安局第一次審訊我的時候，我堅持沒有反對誰，只是提了點意見，符合“十六條”。既然可以給國家主席和老帥們貼大字報，我們給中央文革貼一張大字報有什麼了不起？審訊人員問我是否說過“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我說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否則就不會有發展。他們問我是否說過林彪副主席講的“毛澤東思想是頂峰”，“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都高”是不對的。我說任何事物都要發展，沒有頂峰，任何真理都是一個歷史階段的相對真理，馬恩列斯毛都是一個歷史時期的偉大人物，不能說誰比誰高。他們還問我是否講過“江青是小資產階級感情，愛哭”，這是我寫在日記上的。我當時年輕氣盛，覺得這都是大實話，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就都承認了。我看到審訊人員在不停地記，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我的狂妄和幼稚已經毀了自己。

 

1967年3月14日，公安局把我押回科大批判，還沒到校門口就看到鋪天蓋地的大標語：“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朱軍、馮正永、周平！”“砸爛‘雄師’的狗頭！”“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他拼到底！”“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志！”在批鬥會上我脖子上掛着“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被拉到主席台前，我的幾個很要好的“朋友”一個接一個慷慨激昂地發言，揭發我的罪行。

 

光憑一張大字報《中央文革向何處去？》，不足以定罪，眾人也不服，他們必須要找到能上綱上線的材料。1967年1月10日，我在科大的宿舍被“革命組織”查抄，抄走了我的日記本和所有的文字材料。我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寫日記，文革中的日記還寫得特別詳細，我每天到了什麼地方，和哪些人講了什麼話，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都寫在日記本上。兩個月來專案組工作進展神速，夜以繼日地為我們每一個人整理了一大本材料，我的材料最豐富，當我看到厚厚的一本《“雄師”小頭目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毒草集》，我自己都嚇得心驚肉跳。我成了五毒俱全的大壞蛋：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林副主席，反對江青同志，反對中央文革……這些材料，有的是從我的日記本里斷章取義摘出來的，有的是有人揭發的，還有的我也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反正死豬不怕滾水燙，多一條少一條也無所謂了。有這一本材料，我這一輩子就別想翻身了。

 

世上有良心的好人還是不少，在把我們押回科大批判這天，當局沒有給我們準備午飯，是班上的3個女友李春彥、陸宗偉、王雲利給我從飯廳打了一份飯，當我見到她們時，眼淚忍不住掉下來了。那頓飯是蘿蔔燒肉白米飯，看着我狼吞虎咽地把飯吃下，她們3人都哭了，告訴我，我媽媽到北京來找過我，公安局不讓見，我媽媽就回到新疆去了。她們還告訴我，萬慶友、趙曼軍、湯文元、楊恆祥、王雲利、許大正曾經到公安局要求探監，被公安局駁回。她們還想再和我多說一會兒，看押我的人叫她們走了。後來我知道批鬥對象不是都像我一樣幸運，有的沒人送飯，就餓了一頓。

 

我在監獄當了幾天“英雄”就投降了。漫長而單調的監獄生活，每天早晚各一個窩頭一碗菜湯，中午兩個窩頭一碗菜。除了《毛選》和當天的《人民日報》，別的什麼都不能看。每天看着太陽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漸漸消磨掉，飢餓，孤獨，寂寞和恐懼動搖了我的勇氣。歷史會證明我是對的，但我恐怕等不到那一天。將來即使平反了，我的生命也沒了。我怕一輩子待在這裡。我投降了。我學會了說謊，違心地寫檢查交待，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寬大處理，早日出獄。

 

自殺念頭

 

當時公安局抓我們，是看大字報口氣那麼大，以為我們有很硬的後台，要把後台揪出來。在審問時一再追問我們和科大的中高層幹部有什麼關係。科大保衛部部長楊少增，曾經擔任過劉少奇的警衛員，也因“雄師”案被捕，科大不少中高層幹部都受到了審查。公安局不相信幾個青年學生沒有後台敢寫那樣的大字報，審查來審查去，才發現我們不過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學生，“雄師”骨幹成員都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大字報是自己起草的，沒有什麼人指使我們，也沒有後台。

 

1967年是反擊“二月逆流”的高潮，監獄裡關的人越來越多，有不少是相當有來頭的大人物。“雄師”一案因抓不到後台，看到我們的認罪態度較好，監獄裡也裝不下了，半年後，公安局把我們押回學校，交給群眾專政。

 

我曾經想到過死。1970年，科大遷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馬鞍山。我們系是在馬鞍山鋼鐵廠。“一打三反”運動開始後，人人自危，我聽說科大已經有幾個老師和同學因承受不了壓力自殺了，有的臥軌，有的上吊，有的服毒。因為我是“雄師”頭目，自然是批判重點，經常在夜裡被拉出去提審，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還要沒完沒了地寫檢查、交待。一天早晨，煉焦廠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6435班的小光也自殺了。我大吃一驚！她是我們同年級同系的同學，相處了5年，這麼年輕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很想到煉焦廠去看她最後一眼，但工宣隊講，誰也不許去。那天早上，張隊長在大會上宣布，她是畏罪自殺，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死了還要批，她的家屬是反革命家屬。那天上午的批判會就是讓她班上的人發言批判她，我聽了半天，也沒聽出她有什麼了不起的大問題，只不過平常聊天時，說了江青幾句話。她在1966年12月支持“雄師”觀點，同情“雄師”分子。我感到特別對不起她，覺得是我連累了她。當我聽到有人在呼“罪該萬死，死有餘辜”的口號時，我實在承受不了。那天下午，工宣隊找我談話，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我的問題比她嚴重得多。工宣隊張隊長說，你們的性質都一樣，都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你們這些大學生簡直是太狂妄了，國家花那麼多錢培養你們，你們還膽敢把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膽敢反對林彪同志和江青同志。我說，我沒有反對誰，只是給中央領導提了點意見。張隊長大叫着說：“‘只是’！你還‘只是’！像你這樣的問題，要不是黨的政策寬大，要不是看你們是青年學生，你早就該坐大牢判刑了！你還嘴硬，你還想翻案，你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寫一份檢查，明天準備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實，我們就再把你送進監獄專你的政！”工棚門口有一條鐵路是送原料到高爐去的，每天夜裡都有火車駛過。我閃過一個念頭：只要我往鐵軌上一躺，火車一過，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脫了……

 

當這個念頭一閃過，我出了一身冷汗！趕緊跑到水龍頭邊，拿涼水把頭澆濕，讓自己清醒過來。我不能死，一死工宣隊會宣布我畏罪自殺，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死了還要批。而我的親人會痛苦一生。只要活着，就是對他們的安慰。我回到工棚里，鑽進蚊帳里，汗水和着淚水，把枕頭和蓆子都打濕了，迷迷糊糊的，直到天亮才睡着。

 

患難夫妻

 

為了活着，我必須學會忍耐。我已經適應大批判了，我是一個活靶子。“革命組織”給我編了一本《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反革命言論集》，我像被人耍弄的猴子，脖子上掛着“現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從一個批判會揪到另一個批判會。好像我活着就是讓人批判。對於這些，我已經麻木了，對任何批判沒有了感覺，反正說什麼都一樣。

 

我又是一個幸運的人，同班同學楊恆祥，給了我希望。我從監獄裡出來，別人避我都來不及，他卻常來看我，安慰我，陪我走過了最困難的一段時間。後來別人問他怎麼當時選擇了我，他說：“我真的覺得她很委屈，我不忍心看她一輩子受苦，我要保護她。”在當時敢於接受我的男人，真是要有不平常的膽量。人生難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此生足矣。

 

畢業分配，他被分到貴州，後來又到了安徽農場，而我被分到寧夏西吉縣。工宣隊故意這樣。我特別感謝許小昆同學，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他因為對文革有疑問，被扣上“反對毛主席”的帽子，列為全校第一號批判對象。他當時也被分到安徽農場。我懷着一線希望去找他，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交換。當時他被整得很慘，仍然同情我的遭遇，一口答應，替我去了寧夏西吉。工宣隊仍然不讓我去安徽，而把我派到了河南。

 

1970年分配河南的大學生，都到湖北沉湖勞動。在沉湖農場，很少有人敢和我講話。我總是被派去干最髒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門冷風直接吹進來的地方，演樣板戲時，總是讓我演欒平。在農場，我拼命幹活，很少講話，想用勞動的汗水來洗刷自己，求得人們的諒解。後來我明白，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罪孽”已烙在我身上，一輩子也洗不掉。

 

楊恆祥家庭出身好，因為是我的男朋友，受到特殊對待，從安徽農場出來時，其他同學被分到了城市、工廠和科研單位，而他被分到安徽省臨泉縣楊集公社中學當司務長。

 

1972年元月，我要到駐馬店報到，他冒着大雪，從楊集步行了五十幾里到新蔡縣乘汽車，比我先到了那裡。我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家。我們終於可以在一起了。經過了馬鞍山和軍墾農場那些噩夢般的日子，我再也不想當力挽狂瀾的英雄，只渴望安安靜靜的生活。

 

在豫東平原上，有一個叫西平的小縣。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這裡。我生在重慶，長在北京，雖然也下鄉勞動過，但從來也沒有想到要在農村安家。

 

縣裡管分配的人對我說：你這科技大學的學生不去搞尖端，到這小縣城來做什麼？縣裡剛建了個化肥廠，你就到化肥廠去吧。一年後我們結了婚，楊恆祥也調到這個廠，在這裡安了家。化肥廠後面有一個舊倉庫，我們自己搬土鋪地，用高粱秸圍了牆，鋪了個炕，一個桌子，兩個木箱，一箱子書，一箱子四季的衣服，就布置成一個簡陋而溫暖的家。

 

我們和廠里的工人處得很好。我們勤勤懇懇地工作，像驚弓的小鳥，小心謹慎地活着。從不在公開場合談政治，也很少和別人談過去。

 

那些年，爸爸媽媽一直鼓勵我們堅持學業務學英語，並給我們買了英語和大學教科書。他們說知識永遠是無價之寶。裝在自己腦子裡，誰也拿不走，誰也偷不了。我們自學完大學化學系和化工系的主要課程，英語也一直沒有間斷。幾年後我們都成了有理論基礎、有實踐經驗的化工專家。

 

在這裡，我們先後生了一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是1976年10月出生，這時中國政治已經掀開了新的一頁。兒子滿月以後，1976年11月我給科大黨委寫信要求平反。但幾個月過去，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音信。我們想調到化工部某研究所，也沒有任何消息。

 

再回母校

 

1977年，我決定回科大一趟。我不是想當反江青的英雄，也不想追究10年前誰是誰非，我要尋回少年時代的理想，圓我的科學家夢。我想回科大繼續上學！我們已經聽到消息，國家要恢復高考，並要招收研究生。我和楊恆祥已經着手複習，準備報考。這次回科大，也是想打聽一下招收研究生的事，借幾本書。

 

系裡管政工的幹事說：劉達書記在1973年重新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科大畢業生的檔案調回學校，把文革中工宣隊整的材料全部撤銷。我說，別人的撤銷了，我的沒撤銷，曾經有兩個單位要調我，但檔案一調過去就退回來。我要求學校把我的檔案調回重新做結論。陳幹事說，你的情況比較麻煩，因為是北京市公安局辦的案，得由他們來平反。現在沒有中央文件，誰也不敢做主。我又去找了學校管政工的負責人，他們都對我表示同情，但因為沒有文件，他們什麼也不能做。

 

那天下午，我去找化學物理教研室主任辛厚文老師，想問他招收研究生的事。辛老師說，大家都認為你們當時就沒有錯，現在更沒有錯。“四人幫”剛垮台，許多事情要重新認識，重新評價，但這需要時間，不要急，耐心等待。我說，聽說學校要調一部分業務骨幹回校充實教學和科研隊伍，我們都想回校繼續學習。辛老師說：你們64級同學只學了兩年基礎課，沒有接觸專業。這次主要調61級以前的畢業生做業務骨幹。你們還需要補課。如果願意繼續學習，可以準備報考研究生。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我不管什麼“雄師”不“雄師”。在當時，沒有人敢對“雄師”明確表態，作為一個系領導，他能毫無顧忌地向我講這些，我十分感動。

 

回到西平的小土屋，我和祥談到科大之行的所見所聞。我們意識到，一個歷史機遇已經來臨。那一年，女兒4歲，兒子剛1歲。準備考試困難重重，但絕不能放棄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一個人考有一個希望，兩個人考就有兩個希望。我們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從1977年6月到1978年4月，我們做了幾千道題，記了幾千個英語單詞。光草稿紙就有十幾斤重。我們這樣沒明沒黑地干，工人們覺得好奇怪，放着舒舒坦坦的日子不過，幹嗎跟自己過不去？常言道，人過三十不學藝，都兩個孩子了，總不能把孩子扔下去上學吧？但我心裡還是不認命，不甘心。

 

研究生考試兩天半，考完以後，我們全身像散了架一樣。6月份，我們都拿到複試通知書。複試成績也很好，按分數錄取，我們都應該沒問題。那一年有好幾個“雄師”分子已在錄取名單裡。這時不知哪裡傳來一股風，說“雄師”分子應暫緩錄取。但系裡和學校招生辦，特別是王其武、馬興孝、伏義路幾位老師都堅定地表示：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

 

1978年8月，楊恆祥和我都接到了錄取通知書，被錄取為文革後的第一批研究生，楊恆祥考上了中國科大，我考上了新鄉師院。我向科大提出：能不能轉學到科大？經科大副校長楊海波批准，同意我轉到科大的師資進修班，這樣我們兩人可以同時在科大上學。

 

鄉親們聽說化肥廠的舊倉庫里出了“夫妻狀元”，都覺得挺新鮮，特地跑來看。1978年的深秋，我們離開西平縣去中國科大上學，廠里的領導和許多朋友都到火車站為我們送行。當火車駛離西平站時，我心裡湧起一股深深的依戀。西平曾是我們的避風港，西平縣的親人們保護我們避開了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給了我們友誼和關懷。

 

1978年的秋天，恢復高考後招收的第一批學生，77級本科生和78級研究生來到了科大，使冷落了多年的校園顯得生氣勃勃。在科大，我們20多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裡睡覺，端個碗到學生食堂里吃飯。我和楊恆祥雖在同一個校園裡，但住不同的樓，上不同的課，平時連照面的機會都沒有，星期六晚上一塊看電影都是一種享受。那時我們每月的工資共105元，女兒姍姍在四川姥姥家，兒子海海在江蘇奶奶家。給孩子各寄20元，兩人除了吃飯，幾乎不花任何錢。因為我們還要攢錢去看孩子。即使一年看一次，一大圈的火車票也要好幾百元。一年寒假，我們沒有錢看孩子，只好冷冷清清地在學校里過年。我們寒假談的想的幾乎全是兩個孩子的事。到了暑假，我們把一年省吃儉用攢下來的錢買了火車票，先到丹陽接海海，又迫不及待地要見姍姍。回到學校我們拼命地學習，工作，想把成績搞得好些，早日畢業把孩子接來。 

 

我上的是物理師資進修班。那一年沒有人開高等四大力學課，物理教研室麥汝奇告訴我們，他從大連請來了一個李政道的同學。我們聽了半信半疑，以為他在開玩笑。第一次上分析力學課時，當我來到教室時，看到一位50多歲的中年人坐在前排，飽經風霜的臉又黑又粗糙，穿一套不合身的新制服，我當時腦子裡冒出的想法是：“老麥不知從哪裡找了個老貧農來憶苦思甜。”旁邊的同學悄聲告訴我，這就是譚家岱老師，是李政道在浙大的同班同學，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農村勞改了二十幾年，剛回來。

 

當他往講台上一站開始講課，我們都鴉雀無聲了。他講課嚴密的邏輯，清晰的思路，熟練的數學推導，把我們都鎮服了。他每學期給我們開一門新課。他最喜歡的是蘇聯物理大師郎道的體系，他系統地給我們講了分析力學，數理方法，場論和量子力學。不少研究生和77屆本科生都慕名跑來聽他的課。教室總是擠得滿滿的。當時全國能開出像他這樣水平的課的老師確實不多。

 

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到他宿舍里去看他，他住在教員宿舍筒子樓里的一間，房間裡堆滿了很多書。我們聊了一會兒上課的事，就小心翼翼地問他一些過去的經歷。他一邊抽着煙，一邊慢慢地回憶，抗戰時期他和李政道是浙大物理系的同窗，李政道是他們班年齡最小的。後來李政道去了美國。1956年他剛30出頭，在大連工學院就被提為正教授。他當時年輕，業務好，非常自負，1957年給上頭提了幾條意見，就被劃成右派，送到農村勞改，老婆也離了婚。我說，這20多年的勞改，您也沒忘記物理，我們都很欽佩您對物理學深刻的理解和高深的造詣。他說，那主要是年輕的時候基礎打得紮實，後來勞改的時候，沒有別的書看，自己腦子裡就想個題目，算一算，解解悶。

 

有一年李政道到科大訪問，譚老師陪同參觀。他們實際年齡相仿，但看起來像差了十幾歲，李政道那麼神采飛揚，看到旁邊神情黯然的譚老師，我完全體會他的心境。我想，如果當時李政道留在國內，而譚老師去了美國，那又會怎樣呢？

 

3條意見

 

1979年某天，我收到通知，去參加平反大會。在會場上見到不少中老年教師，我算裡面最年輕的了。看到他們我想，我是不是還算幸運呢？平反文件一個一個地念着，台下一片輕輕的抽泣聲。會上譚老師的右派問題也得到了改正。

 

在會上，我接到了兩份文件，一份是為我平反的文件，一份是為“雄師”平反的文件，後面有29人的名單。看着這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我的淚水把這張紙濕透了。我知道每一個名字的後面都有一個血淚斑斑的故事，而且，還有許多人的名字沒有列在這名單上。看着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十幾年前的往事又浮現在我的眼前：1967年元月14日，那是一個多麼寒冷的夜。那天夜裡，一輛車子到科大校園裡捕了5個“雄師”骨幹分子，有人在寂靜的操場上大叫：“抓人了！”許多學生、老師、工人、家屬聞訊趕到了學校東大門，車子被堵在離東大門的不遠處，就挪不動了，憤怒的人群在車子外面質問：“憑什麼抓學生？”“寫一張大字報就抓人？這不符合‘十六條’！”這時我聽見車裡有人說：“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勢力太強，簡直成了反革命老窩，太囂張了！”雙方僵持了大約兩個小時，最後調來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驅開，車子才緩緩開出玉泉路科大校園，仍然有上千人擁擠在道路兩旁和校門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凜冽的寒風中，默默地為我們送行。這是多麼悲壯的一幕！

 

我拿着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辦公室，一位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說，很高興歷史終於做出了正確的結論，但我還有幾點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講我們的大字報是反對中央文革，“反對”這個詞不對，因為我們的大字報沒有反對任何人，對一個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憲法的。不能因為有不同意見就是“反對”。我沒有先見之明，我也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去反對大人物。老人看我一本正經很認真的樣子，覺得很好笑，就說，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說，受“雄師”問題牽連而受到迫害的遠遠不止這29人，有許多人雖然沒有參加“雄師”，但因同情“雄師”觀點或者元月14日去攔過車，也受到了迫害，校黨委也要為他們平反，我遞給他一份名單，上面有我和祥所能回憶起來的人名。據我了解，受“雄師”一案牽連，在科大、清華、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專院校共有大約上千人。他接過名單說，對於科大的人我們會儘快調查了解做出結論。對其他學校的人，他們自己會處理。

 

第三，受“雄師”一案牽連，我的8本日記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日記本歸還給我。他說，事隔那麼多年，這些材料已經找不到了，很抱歉。

 

跨過太平洋

 

1981年我們畢業，留在科大工作，把兩個孩子接來，一家人終於團圓。1983年祥考取了公費留學，1984年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進修，第二年，他得到了一個博士後的位置，經濟上有了保障，就叫我去探親。事到臨頭，我竟猶豫不決。促使我下決心的一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另一件事是，1984年，在科大校園裡，有3位中年教員相繼英年早逝，一位是36歲的助教，清華畢業生，一位是43歲的講師，科大畢業生，一位是47歲的副教授，留蘇副博士，他們的死因很相似：長期營養不良和過度勞累。在追悼會上，看着悲痛欲絕的遺孀和年幼的孩子，大家心裡充滿了悲傷憂慮。我們的生活實在太清貧了，早晨起來只吃一個饅頭喝一碗稀飯！和我一起工作的王明老師說：“哪一天我能早晨喝一碗牛奶，吃一個雞蛋，中午吃一塊大豬排，晚上吃一個蘋果，我就能出科研成果。”這段話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1985年底，我帶着海海飛往美國。打工求學，其間的甘苦一言難盡。1994年5月，我和丈夫楊恆祥同時獲得博士學位。那一年我49歲。也許在新科博士里，我們是年齡最大的夫妻檔！我們明白，這個學位我們早就該得，它來得太遲了。

 

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我時時刻刻沒有忘記那些關心我，同情我，愛護我，保護我的朋友和親人，有些人和我並不相識，但為了“雄師”事件，他們有的比我還要慘，有的精神失常了，有的身體致殘了，有的下落不明。我時時告誡自己，要不懈地努力，要做一個真正的人，回報這些朋友和親人。

 

2015年元月於美國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