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邪教歪經還是小和尚念錯了？！）

兩張大字報和四份判決書

陳　焯

1968年3月25日，鄰村的林煜謨、林煜訓兄弟貼了一張大字報在廣東省高州縣根子公社的門口，全文如下：

 

公社同志們，大隊同志們：

 

我們和大哥林煜謙、二哥林煜讓四兄弟沒有一分一厘土地，林煜謙、林煜讓和林煜訓三人長年在石灰窯打工，林煜謨在家帶領婦女耕種租來的土地，每年交租四十二石三斗，交租之多，居了全鄉之首，這是全鄉村民都知道的事實。土地改革時，我們四兄弟都被評為貧農成份，土改工作隊住在林煜謨的家，還分了一條土布做成的舊褲給林煜謨，算是鬥爭其他地主得來的勝利果實。但後來，土改工作隊隊長鄧肖基拿了一本《中國土地法大綱》來到我們家中，對我們兄弟說：“毛主席的政策是規定地主富農的戶數要達到總農戶的百分之八，人數要達到總農人的百分之十，我們農會還達不到這個指標。把你們四兄弟和你們父母分為五戶，你們兄弟各有幾個子女，把你們定為工商業兼富農，就比較容易達到指標了。”鄧肖基隊長接着又說：“工商業兼富農，土改運動結束後，就當工商業看待，你們不信，可看土改法。”他打開《中國土地法大綱》的第二頁給我們看，果然是這樣寫着的。我們認為反正沒有土地調出，只有土地領入，定什麼成份都沒有問題，因此答應了鄧肖基隊長的要求，由貧農成份改為工商業兼富農成份了。

 

土地改革運動結束後，各種成份的差別不是很大，我們都歡歡喜喜地耕種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們兄弟結束了沒有分厘土地的歷史。不久，成立了農業合作社，情況就不同了，某日，有幹部來開會，宣布把我們四兄弟都升為地主看待，從此，我們就不明不白地當起了地主了。隨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到來，對地主富農的監督管制也就一年嚴厲過一年。我們的子女不能從讀、不能從工、不能從軍、不能從政。地富反壞右，稱為黑五類。我們每月還要去做七天以上沒有報酬的義務勞動，我們平時的勞動工分也比其他人的工分少得多，還要經常受打受罵受批鬥。我們本來是貧農，我們要求公社和大隊不可把我們當作地主長期管制下去了。

 

林煜謨林煜訓1968年3月25日

 

林家兄弟的大字報貼出之後，1968年3月30日，高州縣公安局就來人把林煜謨、林煜訓捉入高州縣看守所，關押到1969年3月1日才判罪，兄弟二人合寫一張判決書，內容如下：

 

最高指示

 

對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

 

高州縣革命委員會武裝保衛組刑事判決書

 

（69）高保刑字第14號

 

罪犯林育模，男，49歲，罪犯林育訓，男，47歲，高州縣根子公社高坡大隊垌心村人。

罪犯林育模、林育訓解放前騎馬掛槍，橫行鄉里，追租逼債、魚肉鄉民，土地改革時被定為地主成份，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但林犯兄弟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貼出大字報，叫囂翻案，其行為已構成犯罪。本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打擊階級敵人的反動氣焰，特判處林育模有期徒刑十八年，林育訓有期徒刑十五年。

 

高州縣革命委員會武裝保衛組

 

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

 

林煜謨和林煜訓被捉後，我覺得很奇怪，寫出這樣的大字報，明明是事實，為什麼要捉人去坐牢呢？為了伸張正義，我也寫了一張大字報貼於公社門口：

 

常聞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誠如此，則被專政的五類分子只應愈來愈少而不應愈來愈多。目今，濫捕濫殺成風，很多地方的五類分子及其子孫已被殺絕，路上伏屍道左及河中流尸逐波等等慘象，為世人有目所共睹，此與解放人類的理論豈非南轅而北轍？夫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安得長期管制乃至無端殺戮哉！望立即解放地主富農，則國家幸甚，蒼生幸甚。

 

陳焯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

 

大字報的下面，我列出了林煜謨等二十四戶不是五類分子的名字。那時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很多不是五類分子的人，也被強行當作了五類分子管制起來，我的名單就是他們的名字。

 

4月8日貼出大字報，4月10日，我就被捉入了公社關押，經過多次毒打和遊街之後，4月26日，被捉入了高州縣看守所，關押到1969年7月15日夜間約9時，才被宣布判罪二十年。審問我的法官姓曾，是他一人審問兼記錄，沒有陪審員和書記員，審完了之後也沒有人來覆審，更無檢察院的起訴書，判決書上也沒有印着可以上訴的文字。判我勞改二十年的判決書原文如下：

 

最高指示

 

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高州縣革命委員會武器保衛組刑事判決書

 

（69）高保刑字第26號

 

罪犯陳焯，男，25歲，地主成份，個人學生，初中文化，高州縣根子公社根子大隊大垌陂村人，現押於高州看守所。

 

罪犯陳焯因反革命一案，經本組審理，查明：

 

罪犯陳焯出身於反動地主階級，一貫堅持反動立場，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打着群眾組織招牌，借反對“血統論”、“唯心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口號，大肆進行反革命活動，瘋狂地煽動林育模、林育訓（已判）等二十四戶五類分子起來翻階級案，造我無產階級的反、惡毒地把矛頭直指以毛主席為首，林付主席為付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污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威脅公社革委會，逼迫貧下中農，猖狂地圍攻人民解放軍。陳犯入監後，仍一直頑抗到底，拒不坦白認罪，反而威迫我審訊人員，其反革命氣焰囂張塵上。

 

鑑於罪犯陳焯出身反動地主家庭，基於階級仇恨，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機，大肆煽動五類分子起來造我無產階級的反，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污衊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犯罪。我們為了保衛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按照“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精神，判處罪犯陳焯有期徒刑二十年勞改。

 

刑期執行：由1968年4月26日起至1988年4月25日止。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章）

 

判決書把“武裝保衛組”寫成“武器保衛組”，把“林副主席”寫成“林付主席”，把“林煜謨、林煜訓”寫成“林育模、林育訓”。一個革委會，一個保衛組，一個印章就能決人生死，草菅人命一至於此。

 

面對這張判決書，我問曾法官為什麼要多加一大堆罪名，曾法官說多加一些罪名可以引起群眾對反革命分子的義憤，是革命的需要。

 

看守所的糧食定量是每人每月十八斤大米，終年不聞油、肉、糖之味。我身高一百七十三公分，被捕前的體格十分健壯。1969年9月7日受押到廣東省第五監獄，當天是星期天，獄門外放着一架磅秤，我艱難地挪移上去稱了一下，體重僅有72斤，瘦得形同骷髏。第二天從事勞動改造，我雙手捧不起一個火磚。我在監獄裡從事打石勞動，天天掄重錘擊大石，飽嘗饑寒。其間，我多次申訴冤情，皆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1978年12月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但我的冤案仍被拖到1979年9月22日，高州縣人民法院才派來蘇德賢和唐孫聲兩名青年法官，到廣東省第五監獄，對我宣讀1979年8月22日印好的判決書，將我釋放。判決書全文如下：

 

高州縣人民法院判決書

 

（79）高法復字第20號

 

被告人陳焯，男，35歲。現押於廣東省第五監獄。

 

被告人陳焯出生在反動的地主家庭，不但沒有好好地改造其剝削階級思想，反而煽動其他五類分子翻案造反，這是非常錯誤的。高州縣革命委員會武裝保衛組（69）高保刑字第26號判決書判處陳焯有期徒刑20年，在當時是正確的。但考慮到該判決沒有法律依據，故對被告人改判為免予刑事處分。

 

高州縣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法院口口聲聲說我出身於反動的地主家庭，其實我曾祖父身下，革命老幹部多達24人。我的兩個大姐和姐夫及一個大哥都是離休幹部。我也不是地主家庭出身，我父親1949年在廣東省吳川縣的川西中學教書，土地改革時，土改隊為了完成任務，硬把我家定為地主成分。

 

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一次性全部摘除地主富農戴了幾十年的帽子，給予地主富農公民權利。這個重大決策，中共中央在1979年1月11日就決定了，2月19日見報。我出獄後即向廣東省湛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上訴，我的上訴書只有幾句話，我說：高州縣人民法院當年冤判我二十年徒刑，而且一冤到底，今天仍以免予刑事處分的名義來對我進行釋放，這是故意留給我一條政治尾巴，希湛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為我主持正義。

 

信寄出後大約四十天，湛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通過高州縣人民法院給了我一張判決書，全文如下：

 

廣東省湛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

 

（79）湛法復字第25號

 

被告人陳焯，男，35歲，高州縣根子公社根子大隊大垌陂村人。

 

被告人1969年被高州縣革命委員會武裝保衛組（69）高保刑字第26號判決書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79年8月22日，高州縣人民法院（79）高法復字第20號判決書改判為免予刑事處分。被告人不服，上訴至本院，本院依法受理，現查明：

 

被告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偏激的言論。在大字報中認為不應受到管制的二十四戶五類分子，本來就不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專政對象。被告人對待地主富農的主張，也是正確的，故判決如下：

 

（一）撤銷高州縣人民法院（79）法復字第20號判決。

 

（二）宣告被告人無罪。

 

（三）本判決為終審判決，被告人不得再上訴。

 

廣東省湛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

 

至此，我才算是脫掉了所有罪名。

 

林煜謨寫一張大字報提出十分合理的要求，換來了十八年牢獄之災。我寫的一張大字報籲請解放地主富農，換來了二十年勞改苦楚。這兩張大字報的代價是十分沉重的。我要求法院賠償，高州縣人民法院說我們中國沒有《賠償法》，要求賠償於法無據。1996年《賠償法》頒布了，我又去要求法院賠償，法院說早已超過了索賠期限，同樣是於法無據。

 

今天，我把幾十年前的往事寫出來，不是向誰人索賠，只是想讓大家知道陳焯、林煜謨這樣的人經歷過怎樣的慘痛，建立法治國家是多麼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