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說去，我一生唯一無愧於天地的，是沒有整過人。我們這麼多運動，從1951年的“三反”整幹部起，幾乎幾十年天天整。比方說反右派以前有個肅反運動，我就是肅反運動的五人小組組長，整過哪個？不但沒整人，我們單位第一個給戴文葆去疑，就是我主持的。

                                                           ——曾彥修

編者按：雜文家鄢烈山昨天在其微博發布了曾彥修先生去世的消息：“南方日報第一任社長、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雜文界前輩曾彥修老師，即嚴秀先生，於2015年3月3日4點43分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曾彥修被稱為罕有的好人，曾自劃右派完成單位指標。

曾彥修曾在《九十自勵》詩中說：“夜半捫心曾問否，微覺此生未整人。”或許用《平生六記》一篇書評里的話注釋這句詩更合適，“以前的知識分子、老幹部回憶錄，大多是講自己如何受迫害的。曾彥修這本書專講如何將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用我們的古話叫“公門裡面好修行”），這樣的書很少，是因為這樣的人、這樣的事本來就少”（劉小磊）。

曾彥修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報人和出版人之一。青年時代投身延安，身份從中共宣傳部門高官、報社與出版社社長跌落至右派分子，再在古稀之年成為研究蘇聯崩潰歷史的學者，一生波瀾起伏。著有專著《嚴秀雜文選》、《全國雜文選粹·嚴秀卷》、《平生六記》，主編《中國新文藝大學雜文卷》、《當代雜文選粹》、《一盞明燈與五十萬座地堡》、《魯迅選集》（兩卷本）等。

好人曾彥修

| 罕有的好人，自劃右派完成單位指標 |

很多人對曾老不陌生是因為他的兩個身份：他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又是第一個上《人民日報》的黨內右派分子。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個右派身份竟然是他自己決定要劃的，這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了。

在當年的反右鬥爭中，曾老所在的人民出版社遲遲沒有行動，他認為沒有什麼人應當劃為右派分子。上級追得緊，而且還有“百分比”。曾老作為一個領導，實在沒有辦法應付上面下達的“任務”，在以他為組長的五人領導小組中，他想出的辦法是：把自己作為“右派”報上去。其他四位小組成員當然不同意。他反覆說明利害，並說報誰誰遭殃，自己並沒有什麼大的問題，還是把自己報上去了。

關於曾彥修自劃右派的經過，他在《平生六記》中寫道：

上面催要“右派”名單了。五人小組急急議了幾次很難擬定。倒不是大家要劃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報“右派”，其餘四人不大同意。我擬的“右派”名單大約共三個或四個，其中有我。五人小組討論更困難了，幾次定不下來，無一人對我列入“右派”表示贊成。但上面催名單很緊。可王子野、陳原、周保昌、譚吐四人（書評君注:他們是五人小組成員）仍久不表態。因為平時關係好，哪裡“反革命”要來就來呢！我說，事情擺在這裡，上報得用五人小組全體的名義。久無動靜是上面在觀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們也會被拖進去。這裡，除陳原同志外都是老“運動員”，親身經歷很多。全國轟轟烈烈，我們這裡冷冷清清，又是重點單位，這預示着什麼？暴風雨前的暫時沉寂啊！一旦一個“反黨集團”下來，整個單位就成粉末了。……經我詳說之後，算是說服了五人小組，譚吐說，那就照彥修說的辦理罷，不然，未來確是可能更嚴重。這樣，五人小組就算通過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內的三四個“右派”名單的報告。

曾彥修就這樣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可是他說，這是他的幸事：

像1957年那樣九十級地震式的反右派運動，沒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這樣被提前一點反了右從而免掉了我去發號施令去打他人為“右派”，其實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

身而為一個負責人，在1957年能夠免於去打他人為“右派”，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在“打人”與“被打”之間，無意中得到了後者，這不是大幸是什麼呢？

兩難選擇，是什麼人都碰到過的。可是像在“五人小組組長”和“右派分子”二者之間選擇，卻是只有曾彥修碰到了。他兩害相權取其重還自以為大幸，叫人如何不稱他為奇人呢？以“反右記幸”為這一篇的標題，是雜文家嚴秀的春秋筆法：他個人的大幸，折射了什麼人的或者什麼的大不幸呢？

在一首名為《九十自勵》的詩中，曾彥修寫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雲。夜半捫心曾問否？微覺此生未整人。”他的自述著作以《微覺此生未整人》為名在香港出版後，吳康民撰文稱，“這個‘微覺’的說法，真是可圈可點，在內地過去多年的‘左’的政治運動中，身處思想意識形態的一個部門負責人，不隨波逐流整人，是不可能的。‘微覺’，就是說他不主動。後來又受到良心的譴責。不是高調地去整人，今天才有‘微覺’、‘未整人’的良好回憶。”

良心曾彥修

|最引以為傲，摘掉被審查人員身上反動標籤|

曾彥修一生引以為傲的是，1964年，身在上海的“摘帽右派”曾彥修，在群眾印刷廠參加“四清運動”，他以“資料員”身份參與審查裝訂車間三十多人工作。1965年“四清”結束，這些被審查的人身上漢奸、特務、政治騙子、反動資本家等標籤，全部被摘掉。

關於這段歷史，吳江在《一本有嚴肅意義的書——讀曾彥修<審幹雜談>》一文中這樣寫道：

原來被懷疑為有大小政治問題的三十來個人，竟無一人有什麼稱得上是問題的問題。書中介紹了十來個這樣的人，有戴着雙重反動帽子卻原來是捨身掩護過地下黨員的人；有多年來在車間被認為是“國民黨兵痞”，實際上是一個一生被迫害、被侮辱，在解放後才真正得到翻身而且表現很好的工人；有被懷疑當過漢奸警察局長實際上完全是張冠李戴的人；也有一個親筆留下了“罪證”，幾乎是鐵定的壞人，經過仔細調查最後證明純屬冤枉。作者的筆下在回憶起這些曾一度邂逅的人時表現出很深的感情，在書中再次向他們致意，希望他們更好地工作，不要自暴自棄。拳拳之心，溢於紙上。

作者再三提及這次工作之所以能夠獲得一些成績，是依靠以當時上海市出版局局長為首的工作隊的同心協力。說也奇怪，工作隊的領導人都是老同志，平日的紀律性、組織性都是不成問題的，但這回卻根本沒有照搬四清“二十三條”。作者由此得出結論說：不管怎麼樣，我們久經考驗的黨有大量的同志是品質優秀、頭腦清醒的。現在上點歲數的人大概都能記得，當時像這樣的工作隊員為數不少，但他們在接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卻大都變為被害者而遭受厄運。

作者在書的末尾對自己這段工作有這樣一個評價：“一九五七年以後的二十多年中，我虛耗國帑，坐食工農，什麼事也沒有做，唯一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對得起自己良心的，就是做了上述的這一件事。我將永遠為這樁事感到問心無愧。當然，二十多年只做了這一件事，最終還是要感到慚愧的。而且，這一生大概我也就只能做這麼一件像樣的事了。”不知道別人怎麼樣，我這個平日不大動感情的人在讀了這段文字之後也不禁有些黯然。這是一個對黨懷着赤誠之心然而因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失卻正常工作條件的人所發出的至深的感慨啊！作者斥責那種對審幹的必要性和獲得巨大成績持否定態度的人，指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審幹中即使有人被冤枉也是暫時的。“包括我個人在內，審來審去，並沒有冤枉我什麼”。話雖如此說，但這一“審來審去”畢竟使他們虛度了好多時光。在二十多年當中，他當然並非什麼事也沒有干，但他強調自己在這“二十多年只做了這一件事”，我想是有道理的。這道理大概就是在“問心無愧”這四個字上。

曾彥修語錄

1、我們再怎麼樣加強政治教育，都不能訓練青年去監視人。這不叫思想工作、革命工作，也不是黨務工作，這叫作特務工作。

2、我們養成了這種習慣，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地來，以為去監視別人、去報告別人就是對黨忠心。這把我們的民族道德降低了，把我們廣大青年的精神思想迫害了，人於是變得卑鄙起來。一個人一天到晚監視別人，書讀得再好有什麼意思呢？人格沒有了嘛。

3、我有一條紅線不能跨過，沒有一個字涉及別人。我認為共產黨員就是要有個性、有膽量、有擔當，不要害人。要人人檢舉，搞得人人不講道德，還叫共產黨？大家都成了軟體動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

4、在一個國家生活，如果絲毫沒有安全感，生活在恐怖氣氛中，這個是最可怕的。蘇聯的垮台就垮台在這個上面。所以我們最要接受的教訓就是，蘇聯垮台是垮台在恐怖統治，始終不放，不改。我們絕對不能學它任何的東西，包括我們的公安部門，情報部門，不能學他這個東西。

另，曾彥修曾在張聞天手下工作，並曾經長期作為胡喬木的部下。

曾彥修評胡喬木：

他寫的很多東西，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任何事情只要是從最高權力發出的命令，他心裡不贊成都會把它說得似乎頭頭是道。胡喬木頭腦清楚的很，但要他寫什麼他就能寫。哪怕這東西他內心是不贊成的。

曾彥修評陳伯達：

陳伯達就是根據（延安時期）幾篇文章，把毛澤東一下子放在了神的地位，我們從此就真的把他當神了。基本上個人崇拜的心理已經在心裡樹立起來了。誰幫助樹立的？是陳伯達。所以陳伯達對建立毛澤東的威望應該是功高無比。

本文根據新京報記者張弘采寫整理，引用部分選摘自《平生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8月出版，作者：曾彥修），部分內容參考東方早報《奇人曾彥修：為完成單位指標自劃右派》（作者：朱正）、“剝洋蔥”公眾號文章《人民出版社原總編曾彥修去世：自劃右派的“好人”》（作者：胡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