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至60三年被稱為“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三千多萬人。澤東必須為在這和平年代餓死的數千萬人負責。在和平時期，超過中外歷史上和平或戰爭時期餓死人的最高紀錄。沒有任何別的理由可推脫。這是誰的責任？無疑是毛澤東的責任。別人即便有責任，那也是次要的，這是事實。

        南京大屠殺30萬人被殺，“三年困難時期”三千萬人被餓死，足足100倍！南京大屠殺建了博物館、紀念館，還設了國家公祭日，那三年災荒餓死的人也應該建更大的紀念館。 

        毛澤東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是要規避三年災荒責任的〝恐懼性反應〞。二是妄圖以新的罪惡掩蓋舊的罪惡。

        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也是他，他曾直言不諱地說，他這一生只做過兩件事兒：“一是趕跑了蔣介石，而是打倒了劉少奇。”文革的滔天罪惡，人神共憤、天地不容。

        “三年困難時期”，導致三千萬人被餓死這樣的結果，有可能並非毛澤東的初衷。但是這樣的結果出現了，毛本人並沒有絲毫的內疚，沒有做過任何檢討，反而把堅持正確路線的人當成了敵人。展開了更大規模的殺戮！以新的罪惡掩蓋、抹殺舊的罪惡，這樣的人能寬容嗎? 

        唯一合理的結論只是：人民公敵毛澤東，十惡不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