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後的姿態經常被描述為一種新的和平主義，而實情卻複雜得多。

《世界秩序》，亨利•基辛格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日本人的野心是由來已久的，沒有一個戰略家真正讀懂了日本人的野心

在亞洲歷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實體當中，日本最早、最果斷地對西方的進擊做出了反應。日本是群島國家，與亞洲大陸最近的距離也有大約100英里，所以它長期以來一直孤處一隅，孕育了自己特有的傳統和文化。它的民族和語言高度單一，它的官方意識形態強調日本人是神的後裔，結果日本人自覺與眾不同的意識變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熱，而這種意識也使日本能夠非常靈活地調整政策以適應它認定的國家戰略需要。

在僅僅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日本從完全閉關鎖國轉變為廣泛學習借鑑西方國家最現代化的做法(向德國學習軍事，向英國學習議會制度和海軍事務);從悍然企圖建立帝國轉變為奉行和平主義，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崛起為新型大國;從封建主義轉變為類似西方專制主義的政體，繼而接受了民主制度;從一個世界秩序轉到另一個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後是亞洲，最後是全球秩序)。在此過程中，它自始至終堅信它的民族使命絕不會因採納其他社會的技術和制度而淡化，而只會因對外部世界的成功適應而得到加強。

與中國的關係 

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一直處於中華世界的邊緣，雖深受中華宗教和文化的影響，但它把引進的東西變為了自己的，且從未因師從中國而認為對中國有稱臣的義務。日本這種頑固的態度有時使中國的朝廷為之愕然。在日本人心中，日本天皇是“天子”，是世界秩序的頂峰，這等於直接挑戰中國人把中國皇帝作為人類社會等級唯一頂點的世界秩序。所以日本一方面默認中國的家長等級式秩序是地區的現實，在行動上也給中國“已臣服”的錯覺，另一方面又一直不肯在以中國為中心的進貢制度中正式明確自己的地位。它遊走於中國等級分明的世界秩序的邊緣，偶爾堅持自己與中國平起平坐，有時甚至表示自己比中國更優越。

入侵朝鮮 

1590年，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結束了一個多世紀的內戰，有了更大的擴張野心：他要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開入朝鮮半島，征服中國，使全世界臣服於日本腳下!他派出16萬大軍和約700艘戰船發動了對朝鮮的侵略。當日軍接近平壤時，中國出兵相援，因為它不肯坐視其附屬國被滅。人數約為4萬~10萬的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把日本軍隊趕到了漢城。5年毫無結果的談判和慘烈的戰鬥之後，豐臣秀吉一命歸西，侵略軍撤回，秩序復原。聲稱歷史從來不會重演的人應該仔細想一想，中國對豐臣秀吉侵略的抵抗和400年後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遭遇驚人的相似。

“服從-學習-超越”的強大傳統 

這次對外擴張失敗後，日本改弦更張，日益與世隔絕，實行了兩個多世紀的“鎖國”政策。這種狀態最終被美國人打破。1853年，4艘美國軍艦駛入東京灣，有意公然藐視日本頒布的驅逐外國人的法令。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給日本天皇寫了封信，說美國人民“認為陛下只需改變古法，讓兩國自由貿易，兩國人民即均可大受裨益”。菲爾莫爾事實上是給日本下了最後通牒。

日本領導人看到信，又看到美方的火力為日本所望塵莫及，他們心知肚明，直接對抗絕無勝算。他們靠社會的凝聚力承受了那次打擊，也要靠這種凝聚力維持獨立。於是他們滿足了幾乎美國的所有要求。

面對西方的挑戰，日本得出的結論與中國在1793年接待了英國特使後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中國再次表現出對外來者一貫的淡然，同時刻意宣揚中國特有的美德，堅信它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文化先進，最終會使天下歸心。日本則注重細節，在敏銳地分析了物質和心理力量均勢後，開始加入以西方的主權、自由貿易、國際法、技術和軍力這些概念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不過它這樣做是為了擺脫外國統治。1868年，日本掌權派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他們宣布，達到此一目的的手法是掌握夷人的思想和技術，作為平等的成員加入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秩序。自那以後，日本開始有計劃、系統地修建鐵路，建設現代工業、出口導向型經濟和現代軍隊。面對這些變化，日本靠文化和社會的獨特性維持了其特質。

短短幾十年內，日本的宏大變革就使它躍居世界強國之列。1886年，中國水手和長崎的警察發生了一場鬥毆，中國當即派遣一艘德國製造的現代軍艦駛往日本，強迫日本儘快解決爭端。到了19世紀90年代，日本通過大量建造軍艦和加緊訓練水兵占據了優勢。日本和中國一直在爭奪對朝鮮的影響力，這種角力在1894年爆發為戰爭——甲午戰爭，日本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戰後媾和的條件包括結束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結果導致了日本和俄國的競爭)和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做殖民地。

二戰後的調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疲敝，日本領導人認為機會來了。戰爭和金融危機導致天下大亂，美國又奉行孤立主義，日本正好可以趁此機會擴張帝國，進而建立在亞洲的霸權。日本帝國主義在1931年從中國手中奪取了滿洲，把它變為日本的衛星國，扶植退位的中國皇帝做傀儡。1937年，日本向中國宣戰，要征服更多的中國領土。它喊出“亞洲新秩序”的口號，後來又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企圖建立自己的反威斯特伐利亞的勢力範圍，設想建立“一個由日本人領導、沒有西方國家的亞洲國家集團”。

現有國際秩序的成員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疲憊不堪，同時也擔憂歐洲不斷加重的危機，對日本的行動無暇應對。只有一個西方國家阻擋着日本計劃的實現，那就是不到一個世紀前強迫日本打開國門的美國。歷史如同一場輪迴，日美兩國戰爭的第一批炸彈是日本於1941年偷襲珍珠港時投擲在美國領土上的。美國在太平洋的對日作戰中，最終向日本投擲了兩顆原子彈(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實際使用核武器)，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二戰”慘敗後，日本採用的辦法與它對佩里准將的回應相類似，它依靠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表現出了頑強的韌性，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基礎就是日本特有的民族文化。為重整國家，戰後日本的領導人宣布放棄把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宣布堅持憲政民主的原則，並作為美國的盟友再次加入到國際體系中，儘管這次比較低調，重點顯然是經濟復甦，而非參與大戰略的實施。近70年來，日本這個新導向構成了亞洲穩定和全球和平與繁榮的重要基石。

日本戰後的姿態經常被描述為一種新的和平主義，而實情卻複雜得多。首先它反映出日本對美國統治地位的默認，以及對戰略形勢和日本生存及長期成功的必要條件的審慎評估。他們請求美國繼續在日本大量駐軍，通過簽署共同安全條約來保障自己的國防安全，藉此來威懾潛在的敵國(包括在太平洋擴張勢力的蘇聯)不要把日本當作其戰略行動的目標。同時重點集中於大力促進經濟發展上。日本在法律上加入了發達國家的民主陣營，但它以國家的和平主義導向和世界大同的理想為由，置身於當時的意識形態鬥爭之外。這一巧妙的戰略使日本經濟在戰後時期得以全面增長，只有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的景象可與這一時期媲美。在被戰火摧毀20年後，日本重新成為世界級的經濟強國。很快，日本“奇蹟”被說成是對美國經濟龍頭老大地位的潛在挑戰，雖然在20世紀最後一個10年間，日本經濟走勢開始趨緩。

當今的挑戰 

造成日本驚人變化的社會凝聚力和民族奉獻精神在應付當今的挑戰時再次顯現出來。2011年，日本東北部發生的大地震引發了海嘯，造成了一場核危機。據世界銀行估計，那是世界歷史上損失最大的自然災害。在那場災害中，日本公眾憑藉社會凝聚力表現出了驚人的全國上下團結一心、互相幫助的精神。面對金融危機和人口的挑戰，日本人進行深刻的內省，在有些方面採取大膽的措施。在應對每一個困難的時候，日本都表現出一如既往的信心，相信無論經過多少滄桑巨變，它的民族精髓和文化傳統都堅如磐石、永世長存。

面對力量均勢的重大變化，日本政府必然會重新調整對外政策。2013年，安倍政府發表白皮書，提出要強化獨立防衛力量，顯示其亞洲戰略正在變化。日本越來越明確地表示希望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希望擁有自己的軍隊，並推行積極結盟政策。

在又一個歷史關鍵時刻，日本想重新定義自己在全球秩序中的新角色，無疑會對亞洲產生重要影響。日本在冷靜地評估中、韓對其安全的影響。它將審視與美國盟國關係的得失，以及這一同盟關係為推動雙方廣泛的共同利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也將考慮美國從三場軍事衝突中抽身退步的事實。是繼續依賴與美國的盟國關係?適應中國的崛起?還是採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三個選項中日本最終會選哪一個，抑或會把三者相結合，取決於日本對全球力量均勢的估計，而不是美國向它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證，也取決於日本對事態發展的基本趨勢的看法。對日本而言，美國外交政策的戰略方向依然充滿變數，而日方選擇的結果也將給亞洲和世界秩序帶來一種新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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