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境外民运活动，如今的我，内心总是五味杂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民运人士和民主运动的感情，也由最初的满怀敬意，逐渐转变为以惋惜、怜悯甚至是悲哀为主。这种变化令我茫然，究竟是身处的大环境“污染”了我，还是境外民主事业本身让我感到失望？百般思索下，我认为是后者起了主要作用。历史的悲剧总能在小人物身上寻觅到迹象，而如今身处泰国的民运人士姜野飞，则正是境外民运走向没落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

姜野飞走向民主运动之路可以说是一件意外事件。没人知道他缘何走上了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姜野飞最早引发民运界的关注应是从二十一世纪初的“六四“纪念活动开始的。至于他所言八十年代就开始从事民主事业，无据可考。因为纪念”六四“，姜野飞受到了当局的打击。后来，他到了泰国，流亡至今，过上了整日提心吊胆的生活。姜野飞是个小人物，所谓的民阵泰国分部主席也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即使他的顶头上司盛雪女士，也未必见得有多风光。这正是境外民运事业的现状：各自占山为王，都想有所作为，而最终结果往往是一无是处。这样一个在世界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跨国性民运组织，却连姜野飞这个组织领导的生活都保障不了，让他不惜去申请联合国难民身份，甚至惨遭泰国警方逮捕监禁，境外民主运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舆论总是光鲜艳丽的，正如falungong网站上的三退人数一样，但是现实却总让人另有所见。如果境外的民主运动真的是得人心，那么就算没有美国政府等热衷于支持他国民主事业的机构的拨款，凭借自由之民的捐助也能够开展下去啊？姜野飞又怎会在几近绝望的境地下服毒自杀？姜野飞如今国不能回，被困在了泰国，整日以P图消遣泄愤，难道所谓的民运就是靠咒骂习近平、彭丽媛等人吗？曾经的八九精神，到现在却是一点迹象也寻不得了。

姜野飞之殇，也即境外民运之殇。历史的年轮已转过那个激荡的年代，“六四”事件所激发的境内外民主运动热潮到如今也已现穷途末路迹象。柴玲女士当上了公司高管，王丹先生做起了大学教授，吾尔开希转型成了政客……八九当年的风云人物正在适应时代潮流，在历史史册中寻找自己合适的角色。而对于姜野飞这种既无才略、亦无政治资本的“半路出家“者而言，其面临的生存环境势必将更加严峻。也许最终，在”星星之火“熄灭之时，姜野飞又会走上那条自杀之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