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境外民運活動，如今的我，內心總是五味雜陳。隨着年齡的增長，我對民運人士和民主運動的感情，也由最初的滿懷敬意，逐漸轉變為以惋惜、憐憫甚至是悲哀為主。這種變化令我茫然，究竟是身處的大環境“污染”了我，還是境外民主事業本身讓我感到失望？百般思索下，我認為是後者起了主要作用。歷史的悲劇總能在小人物身上尋覓到跡象，而如今身處泰國的民運人士姜野飛，則正是境外民運走向沒落的一個典型代表人物。

姜野飛走向民主運動之路可以說是一件意外事件。沒人知道他緣何走上了這樣一條艱難的道路。從目前已有的資料來看，姜野飛最早引發民運界的關注應是從二十一世紀初的“六四“紀念活動開始的。至於他所言八十年代就開始從事民主事業，無據可考。因為紀念”六四“，姜野飛受到了當局的打擊。後來，他到了泰國，流亡至今，過上了整日提心弔膽的生活。姜野飛是個小人物，所謂的民陣泰國分部主席也只是徒有虛名罷了，即使他的頂頭上司盛雪女士，也未必見得有多風光。這正是境外民運事業的現狀：各自占山為王，都想有所作為，而最終結果往往是一無是處。這樣一個在世界多個國家都有分布的跨國性民運組織，卻連姜野飛這個組織領導的生活都保障不了，讓他不惜去申請聯合國難民身份，甚至慘遭泰國警方逮捕監禁，境外民主運動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輿論總是光鮮艷麗的，正如falungong網站上的三退人數一樣，但是現實卻總讓人另有所見。如果境外的民主運動真的是得人心，那麼就算沒有美國政府等熱衷於支持他國民主事業的機構的撥款，憑藉自由之民的捐助也能夠開展下去啊？姜野飛又怎會在幾近絕望的境地下服毒自殺？姜野飛如今國不能回，被困在了泰國，整日以P圖消遣泄憤，難道所謂的民運就是靠咒罵習近平、彭麗媛等人嗎？曾經的八九精神，到現在卻是一點跡象也尋不得了。

姜野飛之殤，也即境外民運之殤。歷史的年輪已轉過那個激盪的年代，“六四”事件所激發的境內外民主運動熱潮到如今也已現窮途末路跡象。柴玲女士當上了公司高管，王丹先生做起了大學教授，吾爾開希轉型成了政客……八九當年的風雲人物正在適應時代潮流，在歷史史冊中尋找自己合適的角色。而對於姜野飛這種既無才略、亦無政治資本的“半路出家“者而言，其面臨的生存環境勢必將更加嚴峻。也許最終，在”星星之火“熄滅之時，姜野飛又會走上那條自殺之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