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媽鄉現象”——中國改革的紅利與黑利

沿着我們的改革路徑，今年多起留守兒童非正常死亡事件以及散落各地的“無媽鄉”現象，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須的。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拋棄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同年冬，小農意識濃烈的安徽農村時隔15年之後再次啟動了分田單幹的生產變革，並被改革派藉以開啟了中國私有化進程;而1979年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則標誌着中國對外開放的正式啟動。中國社會制度轉折和改革開放的大幕就此拉開，中國人的家庭也開始出現了劇烈變化和重構，中國乃至世界人類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家庭分離現象開始出現。

這場以公有制經濟私有化和污名化、勞動力僱傭化和無權化為核心的改革大潮被主流經濟學家、跨國資本、私營企業家及其在政權中的代理人稱之為中國改革最大的紅利。這種立足於吃老本的改革紅利釋放方式集中表現在：企業和政府均不再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環境污染零成本、賤賣土地與公共資源、公有制企業與公共事業私有化、大力削減勞動者在生產關係中的權力。改革以降，我們所收穫的除了滿足某些人虛榮心的GDP數字之外，就只剩下一個山河破損和公共安全缺乏保障的國家。經濟發展與老百姓越來越沒有關係，保護勞動權益的國家立法遭遇基層執法規避，警察社會越來越強大，公民參政議政的空間越來越狹窄，斷裂社會逐漸形成。而這其中，以勞動關係領域的改革最為徹底並重構了整個國家政權，它以國家放棄對勞動者實際的身份權利定義和放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為讓利模式，創造了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最大的紅利，也造就了中國眾多家庭老無所依、壯無所為、幼無所養的局面，這種“棄權讓利”的紅與黑成為中國改革路徑與方向的重要形塑力量。

棄工人權讓資本利，改革釋放的第一紅利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經濟領域進行了三項重要改革：1979年開始的在沿海地區引進外資企業;1984年開始的國有企業實行放權讓利和市場化改革;1985年開始的鼓勵鄉鎮企業發展。這些結構調整措施的結果是，到90年代中期，基本上形成了市場導向的勞動力市場和勞動關係。

1982年，為了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當年修訂的《憲法》就取消了工人罷工權。1984年國企開始實行工資體制改革，工資可以由廠方靈活調整，兩年後開始推行合同制。建築業成為國企改革最早實施的領域。1984年，國務院頒布《關於改革建築業和基本建設管理體制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這一規定確定了建築企業管理層和勞務層分離的基本模式，鼓勵建築企業減少一線建築工人，只保留管理和技術人員。這一規定給了包工頭存在的社會和法律環境，但由此帶來的建築業行業管理混亂、工程發包承包暗箱操作、工程質量無法保證、農民工工資拖欠等問題層出不窮。但是企業的管理層卻在此項制度規定下獲益匪淺。國企建築公司的改革為其他領域的國企改革提供了範本。此後，國企改革開始大範圍鋪開，廠長負責制打通了國企資本流失的通道，為國企效益低下和工人權益受損埋下了伏筆。

改革開放棄權讓利在勞動關係領域更集中的表現是農民進城打工(改革開放初期，最早從農村進城打工的為小保姆，但學界不將其作為嚴格的農民工對待)。農民工的集中出現起源於農村改革的危機。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標杆性事件後，通過中央文件與行政命令土地“一刀切”包產到戶(這一期間僅有少數村莊抵制住了這一私有化風潮)，到80年代初基本每戶農民都分到了土地，中國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開始解體。最初幾年，分到田地的農民，個體積極性提高，加之建國後的水利累積，化肥農藥與生物技術的使用，促使糧食增產。農產品價格的提升，讓農民一度增收。但被打散了的農民，並沒因此過上好日子。農業增收雖能滿足溫飽，但無法實現致富。1985年，中國農村開始出現賣糧難問題，農民增收陷入停滯。1985年的賣糧難問題，使得農業種植結構開始進行調整，接下來7000萬公頃的糧食作物耕地開始轉產經濟作物，這種調整刺激了農村加工業的發展，鄉鎮企業開始發展。鄉鎮企業接納了一億多的農村轉移勞動力，也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農民工。這批農民工的特點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

以人民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給農民提供了新的收入途徑，消解了分田單幹給農村和農民帶來的消極作用。改革進行到這一階段，背井離鄉外出打工的現象還不是主流，離土離鄉、進城打工只是局限於小保姆、珠三角外資廠的女工這樣的小群體，農村家庭的完整性尚未被撕裂，未成年子女依舊由父母和傳統社區來供養。

但好景不長，1988年中國價格闖關失敗，社會上出現大搶購，乃至發生擠兌。價格闖關失敗成為1989年那場政治危機的主要經濟原因，在危機平息後，國家開始採取緊縮政策。在這種緊縮政策時期，首當其衝的就是以鄉鎮企業為主的中小企業。鄉鎮企業在失去資金支持以後，經營陷入困境，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也大大降低。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諸項改革政策使得廣大工人和農民利益受損，而官僚及其親友卻從中牟取了暴利，人民對改革的失望情緒瀰漫開來。而接下來的膽子更大、步子更快的改革，並沒有對奠定共和國基礎的工農群體進行利益補償，而是就勢將全體農民拋向了“離土又離鄉”的“春天裡”……

圖註：湖南籍塵肺病人徐術明拖着病體與妻子在廣東出賣着最後的勞動力，一對小姐弟扔給了自己的母親照料。“家和萬事興”成為這個家庭永遠無法實現的夢!

資本的春天裡，工人的傷不起

1992年，那是一個春天。改革總設計師南巡講話之後，讓中國的改革從依託民族資本轉為了依靠外資。而我們的城鎮化建設也從中小城鎮建設轉向了集中精力進行大城市化戰略，要在城市規模和樓層高度上“超英趕美”。跨國資本大舉進入中國，中國的鄉鎮企業在外資的強烈衝擊之下，紛紛破產，大批農村勞動力不得不“離土離鄉”湧入大城市。而緊隨其後的國企改制，也使得數千萬國企下崗工人與農民工共同爭奪飯碗。中國工人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無權時代。

1992年，國務院將1982年的救濟性法規《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歧視性修訂，出台了《關於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將無身份證、暫住證和務工證的流動人員定為收容對象，從此這一侵犯人權的惡法開始施行，直至2003年孫志剛事件被曝光。國務院於2003年6月20日將《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在21年間，平均每年至少有100萬正常的勞動者遭到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容遣送。但1992年進城農民工數量卻仍舊高達4000萬。由於戶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結果，城市對農民工“經濟吸納、政治排斥”，農民工處於身份非法的地位。

儘管如此，衰敗的農村仍然逼迫進城務工農民以每年數百萬人的速度增加。然而，改革派在依靠外資優勢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掌控權時，工人的待遇卻在開倒車。1992年至1995年期間，深圳工業區工人的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都遠遠超過1983年第一代深圳工業區的打工妹，但其月工資卻只有十年前打工妹的一半;而且，企業管理粗暴，打罵員工現象普遍，剋扣和拖欠工資是家常便飯。企業生產環境很糟糕，工傷、職業病頻發，甚至經常發生火災之類的重大職業災害。而改革開放前一度走向消失的塵肺病自1993年以來快速增長，達到如今的600萬以上。

即便在21世紀最初幾年，中國經濟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同期工人工資上升卻依舊非常緩慢。以深圳為例，2004年特區內月最低工資僅比2001年增加36元，特區外也僅增加了40元。創造了經濟奇蹟的工人們，要靠不停的加班加點，才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

中國改革開放30年間是一個只要勞力不要人的年代。法律一直沒有賦予農民工養老保險的權利。直至2011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社會保險法》才在國家層面賦予了農民工享受養老保險的權利。但是這種權利依舊是有差別的。不比政府和國家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即便與城鎮職工相比，農民工在養老保險方面仍舊是被有選擇地差別對待。與城鎮職工相同的是，養老保險的繳費率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養老保險的領取額度和方式是有差別的。而且，其中一項規定成為第一代農民工養老保險的硬傷——只有繳費滿15年方能領取養老金。

第一代農民工將他們最黃金的三十年獻給了城市，最終在他們勞力枯竭時像廢棄的工具一樣被拋棄。不，在資本和某些官員眼中，他們還不如廢棄的工具，因為廢棄的工具還可以賣個廢品的價錢。他們無法留在城市，城市並不願供養他們;他們也無法回到農村，衰敗的農村集體已然無力供養他們。或許，早些年湖南籍農民工付達信老人的選擇是對的，在老無所養之時，通過故意搶劫來實現進監獄養老的目的。付達信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在監獄裡，你可以老有養老，病有所醫，這難道不是一個值得犧牲人的自由和尊嚴去換取的“幸福生活”嗎?

當今社會中，像付達信這樣為獲得基本社會保障而故意犯罪的人並不鮮見。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唐鈞研究員所言，“雖然這些案件的動機、過程和結局都不一樣，但故事的主角則總是貧弱群體，為了獲得某種被社會慣習認為是應該得到的社會保障待遇，他們卻須得鋌而走險，最終要觸犯法律才能如願。荒唐的是，刑罰本身成為弱勢群體獲取‘幸福’的源泉。”在這樣的黑色幽默之中，不正凸顯了正常社會保障的不足嗎?

圖註：兩位已經在城市打工30餘年的農民工，年長的67歲，年輕的63歲。這一代生在紅旗下的共和國同齡人，社會變遷對他們個體生命的影響使得他們對毛澤東有一種特別的感情。他們說來北京打工最大的願望是想看看毛主席，打工多年了，一直沒能實現這個願望，因為就這身打扮很難接近天安門廣場。我說我陪你們去逛逛，他們很開心。但在進入天安門廣場時還是遭遇搜身盤查，不過沒關係，兩位老人畢竟見到了他們心中的“紅太陽”。那天晚上回來，很少喝酒的他們，邀我一起喝酒，給改革開放年代出生的我講他們的青春歲月，講他們戰天鬥地建設家鄉、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豪情。但是，他們能料到他們曾經建設的國家最後連他們的晚年生活都難以擔負嗎?

改革下的蛋：養了誰? 誰來養?

在第一代農民工養老無着的時候，北上廣深等跨國資本和農民工的重要集聚地，當地政府與資本卻在坐享農民工的勞動成果以及他們在勞力枯竭退休時所釋放的最後紅利——養老金——僅深圳一地，截止2013年底其養老保險基金滾存結餘就達到了1829.102億元。發達地區截留了本應屬於第一代農民工的養老金，卻將這代農民工的養老拋給他們的輸出地——中國的欠發達地區。3000億元的養老金虧空逼得這些農民工輸出大省只得再次拿國企開刀，以劃轉國企資金至養老基金賬戶的形式來彌補養老金的缺口。這種通過壯士“割腕放血”來釋放改革最後“紅利”的舉措，何等的悲壯!

然而，政府拿國企來“割腕放血”的舉措在跨國資本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再正常不過了。正如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夏明所言，“畢竟國有企業是全民的財產，養老金作為全民共享的公共品如果能由國有企業去支撐養老金，那將是一個積極的做法”。

改革為跨國與私營資本釋放了紅利，其成本卻由一直高稅賦的國企來承擔，這樣公平嗎?我這樣講並不是為國企的壟斷做辯護,因為現在的國企已經不是我們所理解中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或許還會有人說，這些國企都是壟斷企業，它們拿錢出來是應該的。我想問的是，如果是壟斷企業就必須拿錢出來負擔工人的養老，那麼蘋果、富士康、沃爾瑪、耐克、阿迪達斯、可口可樂等在中國攫取了大量剩餘價值的跨國壟斷企業又為何不拿錢出來呢?它們何曾為他們的老員工補償過養老金呢?它們何曾為農民工的全家團聚做出過貢獻?事實上，它們非但不會拿錢出來，而且還享受着地方政府的大量財政補貼!納稅人的錢就這樣變成了跨國企業的私貨!

而我們的第一代農民工——有幸躲過舊社會“三座大山”、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共和國同齡人，他們用自身的勤勞和苦難支撐了改革三十年資本的飛速積累，並在自己勞力枯竭之時，不給國家增添一分負擔，並將自己的子女——第二代農民工輸送到城市繼續為資本累積剩餘價值。早在第一代農民工打工之時，他們的孩子，也就是我們目之所及的“80後”第二代農民工，他們中的很多人就是在父親缺失的環境下長大的，他們的成長本身就不完整。如今，第二代農民工絕大多數已經成家生子，沉重的家庭負擔以及愈加衰敗的農村以及逼得已身為人父人母的第二代農民工雙雙外出打工，留下了6000多萬缺失父母的留守兒童，其中重慶、貴州、四川等部分地區留守兒童比例更是高達80%，而這其中包含200多萬無人照管的獨居兒童。

世界上很少有這樣的民族和工人，他們把勤勞作為人的第一美德，他們有着如水一般“善利萬物而不爭”的心境。於是，就在這種作踐自己、快樂他人的“媚外”型發展模式下，人們逐漸喪失了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發言權，乃至生存權也被剝奪。

沒有尊嚴的生活勢必無法導衍出高水平的勞動力。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截止2014年底，全國高中及以上學歷的農民工比例為23.8%，相較於2009年僅增加了0.3%。而這五年間，全國農民工的數量則增加了19.2%，高中及以上學歷農民工的增加比例遠低於全國農民工的增加比例。而更為嚴峻的是全國農民工完成九年中小學教育的比例比五年前降低了4.2%。中國的教育不是在進步，而是在嚴重下滑!如果我們算上中途輟學的比例，未完成初中教育的農民工比例還將大幅度上升。根據2011年至2015年，我對北京某農民工聚居區的跟蹤調查，打工子弟的九年中小學教育中，中途輟學的比例高達80%，能夠完成九年中小學教育的比例不足20%。中國能夠依靠這樣的勞動力政策實現強國夢嗎?誰有底氣說這樣的夢不是痴人說夢?

這就是改革下的蛋，這就是中國改革的紅與黑。到頭來，我們究竟是贏了，還是輸了?

圖註：“爸爸，媽媽去哪裡了呀? 我們要去哪裡呀?” 紅旗下的蛋已經老去，改革下的蛋已長大成人，並哺育了新世紀的蛋。然而，我們面對的現實卻是老無所依、壯無所為、幼無所養，在這樣“只要勞力不要人”的改革局面下，我們靠誰來實現中國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