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參加聯動了嗎？

春秋戈

1966年，習近平13歲，在北京八一學校上一年級。海內外媒體眾口一詞地說，習近平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被關押，而且還有着催人淚下的動人情節。經歷過文革，最熟悉那一段歷史的人還都健在，大家如果仔細想一想，就不難看出其中的問題。

文革期間，領導幹部子女被關押一事，是在聯動衝擊公安部等一系列事件之後，江青和中央文革決定予以鎮壓，才將這些傢伙抓起來的。其實，那時所謂的“關押”，就是集中起來組織學習，不打不罵，有吃有喝，目的是不讓他們再到社會上胡鬧，與如今將維權律師投入監獄，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除此之外，習近平直到六八年上山下鄉，是沒有機會被“關押”的。至於因習仲勛“小說反黨”，習近平被批鬥，受牽連，這完全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國務院機關的造反派要批鬥習仲勛反黨反社會主義，還要把13歲的習近平弄來陪斗！習近平幹了什麼事，值得他們如此對待一個13歲的孩子？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習近平文革期間的確被關押，那就是因為他參加了聯動的一系列活動；如果習近平文革期間沒有被關押，那習近平文革期間受迫害，“被關押”，“被批鬥”的說法就是謊言。

附：  雲山林： “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里的貴族子弟們

    北京四中、六中、八中與北大、清華都是紅衛兵運動的策源地，也是“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發起學校。這些中學的紅衛兵都是“西城糾察隊”骨幹力量，而且這些中學也都是當時中國的貴族學校。

    四、六、八中紅衛兵領袖的父母多是中央級、省部級幹部。中央級高幹是眾人皆知的傳奇英雄。因而中央級幹部子女不必高調登場就已經被推上舞台了，他們往往不是紅衛兵的發起者，而是被人擁戴出來的。這些貴族子弟們因為大都有身居高位的父輩，由此獲得了不足為外人道也的上層政治動向的信息。

    今天，當年叱咤風雲的紅衛兵領袖大都成為各個領域呼風喚雨的人物，或進入各級黨政部門，或富可敵國，再度不可一世。在改革開放大潮中，這些曾經的紅衛兵領袖，在蟄伏多年以後，再次華麗地登上歷史舞台，其中有許多當代中國的風雲人物。

    德國詩人海涅說過一切暴政，都從焚書開始，而以焚人終結。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如此，文革也是如此。這些貴族學校擁有得天獨厚的師資條件和硬件設施，但是文革初起，文明那面薄薄的面紗無法阻擋野蠻和暴力的蔓延。這些貴族學校的學生驚詫地看到：堆着大量圖書館的書籍被點燃，化作青煙縷縷，升空而去。在硝煙中，他們隱隱約約地感到，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這些貴族子弟們不是一夜之間突然變化的，他們萬事齊備，只欠東風，只等領袖登高一呼，便應者雲集。喝“狼奶”長大的孩子，身上能沒有狼性嗎？但誰也沒有料到暴力如此迅猛地到來。批鬥大會在充滿火藥味的氣氛中變得有些失控。不斷有紅衛兵衝上舞台，掄起皮帶，向‘黑幫’們劈頭蓋臉抽去，台上無人制止，台下齊聲叫好。打人的先例一開，場面就再難以控制。大會的組織者和主持者聽之任之，甚至鼓勵慫恿，致使暴力行為逐漸升級。

    當時，薄熙來三兄弟都是北京四中學生，薄熙來是紅衛兵激進組織“聯動”的重要成員。可惜薄熙來沒有寫書撰稿，否則我們也許可以從中找到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的靈感來源。

    在領袖和中央文革的縱容下，紅衛兵攫取了隨意拘押民眾和使用私刑的特權，成為無法無天的暴民集團。學校設立了非法拘押市民和學生的“黑牢”。除了皮帶與棍棒的酷刑，外加剃陰陽頭，戴高帽，掛重大鐵牌，無所不用其極。更可怕的是，一個人完整進去，皮開肉綻出來。

    很多紅衛兵領袖認為，“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名聲不好，是因為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其實“西糾”這個組織和這個組織的暴力是得到某些領導的認同。可以從北京四中學生劉輝宣譜寫的《造反歌》，又稱《紅衛兵戰歌》中看到“西糾”的鬥爭矛頭和暴力色彩。歌詞中唱道：“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滾、滾、滾！滾他媽的蛋！”劉輝宣就是北京四中最早的紅衛兵，成立“西糾”時，他也成了“西糾”成員。劉輝宣肯定是老子英雄。其父也是位老革命，第一次授軍銜時被授大校。

    擔任過“西糾”宣傳部長的高乾子弟秦某也辯解說：“西糾”沒有組織過抄家，打人。但事實上“西城糾察隊”是比紅衛兵更激進、更殘酷的組織。“西糾”在六中設置了勞改營，圍牆上拉了電網，備有皮鞭、皮帶、棍棒等刑具。關押的主要是校領導、教師及反動學生。

    紅衛兵運動並非自發產生，它始終未能脫離高層權力鬥爭的影響和控制。秦曉曾回憶說，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葉劍英在天安門城樓上問“西糾”司令孔丹：你們紅衛兵不能這麼打人，把劉詩昆的胳膊都打斷了，人家是彈琴的嘛，怎麼這麼過分？但葉仍然稱讚說“西糾”的“通令”寫得好，並讓他們有事找他。後來周恩來說，這事不能找葉帥，應該是我做的事。“西糾”的住房、汽車、廚師和相關費用，都由國務院提供。可見，當時周恩來就意識到“西糾”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在後來的語境裡，周恩來這樣做，是利用“西糾”維持秩序和保護老幹部。 

    “西糾”在紅衛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抄家、刑訊、屠殺、驅逐以及瘋狂的“破四舊”，是“西糾”的典型符號，帶來的是無數人的被迫害和文物的破壞。他們的行為沒有任何革命性或者正義性，而是用殘暴的手段實行白色恐怖。按現代來定義的話，他們是恐怖主義分子。 

    “西糾”總司令是孔丹，副總司令是陳小魯，宣傳部長由秦曉擔任，後來的一些名人如任志強、薛蠻子等也是成員之一。“西糾”的許多通告等文件措辭嚴厲，措施嚴酷，其中第四號通告中的一句限期離開北京，即將十餘萬人驅逐出皇城；大批被批鬥者從此顛沛流離，慘死於此次流放！此通告迅速在全國流傳後，為害更甚！幾個中學生，一個娃娃組織，緣何一度竟能操盤中國，影響全局，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當毛澤東及“中央文革”發現以高乾子弟為主體的“西糾”成為保守官僚的馬前卒，立即將其打成反動組織。戚本禹訓斥“西糾”是憲兵隊，陳伯達則明確建議解散“西糾”。江青針對“西糾”的惡行批道：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他們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盛氣凌人，什麼東西！

    於是“西糾”的命運如過山車般，從雲端跌入地獄。“西糾”被取締的最終原因也許非常複雜，但冠冕堂皇的理由，卻正是因為該組織的集中營式的關押，和日趨失控的相互間武鬥等。

    對於“西糾”大搞紅色恐怖的往事，《我們這些年：黨史重大事件親歷者說》這本書上有一篇《紅衛兵中醒着的人》文章作了精彩的回憶。作者是李衛雨、張愛民、紀彭，其中李衛雨是李聚奎的女兒，文革初期是北京師範學院附中的學生。這篇文章追溯“聯動”的歷史，還是相當尊重客觀事實的。比如說‘聯動’成立前後，其前身“西糾”等紅衛兵糾察隊大搞紅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殺了許多人，在北京造成了不良影響。承認“西糾”殺人了，這就比秦某、孔某、董某這些“西糾”領導人遮遮掩掩的態度強得多。但是作者認為，這種殺人事件只是“過激”行為，本身沒什麼，只是給北京人留下了“不良影響”的話把，倘使北京人都忘記了這件事，就等於沒有發生。

    詭異的是，一九八四年“西糾”被中央徹底平反了！這份平反文件中說：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後成立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簡稱西糾）和“首都中學紅衛兵連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為反動組織，許多成員受到關押審查和迫害。

    由此，被利用成為當事人拒絕懺悔的擋箭牌，“西糾”的有些頭頭就認為，我黨歷來就有用通俗的話語闡釋政治甚至哲學原理的傳統，比如槍桿子裡出政權，無土不豪，無紳不劣這類山寨版的馬克思主義，都曾是中國革命的經典句式，所以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這套話語的延續。

    因此，對於紅衛兵的暴行，一位“西糾”的頭頭振振有詞地辯解說：紅衛兵有過非常過激的暴力行徑，這是錯的。但是我們看到當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眾性暴行，相比之下，當年紅衛兵的暴行可以說是夠克制、夠文明的。這些自以為血統高貴的紅衛兵的靈魂足夠堅強，不會因為當過迫害者而良心不安。只要世界上有比他們更壞的人，如薩達姆、本拉登和卡扎菲，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由此可見，期望紅衛兵群體首先懺悔是不可能的。

    更詭異的是陳毅之子陳小魯已公開向媒體就文革談了二十幾次感受，並向受其迫害的老師表示道歉。

    雲山林： “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里的貴族子弟們

    陳小魯（右二）帶領其他校友向老師鞠躬道歉

    陳小魯說將近半個世紀，經歷了風風雨雨，開始一步步反思，當時覺得文革是政治錯誤，後來發現它的根本問題在於違憲。他還主動反覆提及反日遊行里那些砸車打同胞的年輕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經消除了？類似的東西會不會再發生？這很難說。此前他曾經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實際上已經有點遲了，為什麼這麼晚才公開道歉，因為你過去不願意面對這個歷史。但在北京八中道歉會現場，陳小魯的情緒則有點激動。他放下手中備好的講稿，大聲地致開場詞：文革之後，老師對我們的冒犯寬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當年傷害過你們的校友，向你們真摯地道歉！

    陳小魯

    陳小魯的道歉狠狠打了平反的文件臉！如果陳小魯的道歉是正確的、他是做了違法的事，是犯了罪，則許多成員受到關押審查就是中央文革的正確決定，面不是“迫害”，平反就是錯誤的！同樣平反文件對江青的指控也是錯的！如果，平反的文件是對的，則陳小魯的道歉是錯的。我們應該相信陳小魯的道歉是真誠的，因為他是在文革中幹過壞事的貴族子弟中第一個道歉者。當然，還有許多有趣的現象，如“西糾”的司令孔某就一直保持沉默，從未見孔某高調道歉過。

    文化大革命的作惡方式，主要是文斗、即政治的無情鬥爭、殘酷迫害。武鬥，公然打人，打死人則是最能揭示文化大革命殘暴的一個方面。而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權的，又不道歉的，不是敢於擔當的貴族，而是胡同里的流氓混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