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成：胡耀邦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3）

送交者: 乐观成 2015年11月29日07:58:4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4. 掌管中央党校，开始非毛泽东化 1977年1月初，没有官职的胡耀邦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38页） 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但是“两个凡是”依据的是华国锋的指示。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中宣部汇报后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要避开不说。 3月，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3月28日，他就开展读书活动对教员说：这次读书必须有针对性，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说的，“四人帮”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41页）他说，，这种“颠倒了的东西”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 5月中旬，在一次教学会议上，胡耀邦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55页） 6月初，胡耀邦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56页） 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长职务。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反对邓小平复出，而叶剑英的态度比较暧昧。熊向晖的女儿回忆，熊向晖向叶提出，让邓复出。这代表了部分老干部的希望。叶的答复是， 邓小平擅权，不甘寂寞，要等华国锋稳定大局后才能复出。实际上是说，要等我和华国锋稳操大权后，才能让喜欢争权、擅自越权和自我扩权的邓小平复出。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中，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反对邓小平复出，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不反对或支持邓复出。邓小平给华国锋和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写了两封长篇效忠信，表示承认错误，只希望再为党工作几年。主要是由于叶剑英的推动，邓小平获得了复出。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在国务院分管科学、教育和解放军，权力较小。 8月12日至18日的十一大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一届政治局常委是：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其他政治局委员是：韦国清、乌兰夫（中央统战部长）、方毅（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兼副院长）、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海军第一政委）、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副总理兼计委主任）、张廷发（空军司令）、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革会副主任）、徐向前、彭冲（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会主任）。候补委员是：陈慕华（对外经济联络部长）、赵紫阳（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会主任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赛福鼎。 军委常委是：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常委李先念、粟裕、罗瑞卿（兼秘书长）、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提出，组织个写作班子，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说：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88-89页）写作班子由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组成，文稿经胡耀邦修改17次，交跟随胡耀邦的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登。 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10月12日，胡耀邦评论上述文章：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几千万人。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心安理得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05页） 对这篇文章支持和反对的反应都十分强烈。一个月内，就收到支持者的1万多封信函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信件可装两麻袋。一个读者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分管党务和宣传的汪东兴认为这是一篇错误文章，"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他曾经发问：你们知道专案工作是谁领导的吗？理由还是"两个凡是"。时任中组部长郭玉峰，听了广播这篇文章的摘要后恶狠狠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就扔进了纸篓，还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这篇文章发表前，中组部一大批老干部就在机关大院内贴大字报揭发郭玉峰的问题，《人民日报》编成《情况汇编》，呈报叶剑英和分管中共宣传口的耿飙。在叶剑英的追究下，郭玉峰被撤职。 12月15日，在叶剑英的推荐下，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长。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还布置编写党史教材。1977年9月21日、22日，在有关会议上，他说：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我曾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97页）胡耀邦提出两项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2月10日，他召集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在会上发言：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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