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學黑勾結是資本主義社會從繁榮走向動亂的原動力， 而動亂的經濟學原理就是資本集中， 在中國這樣的農業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集中的表現就是土地集中。

為 什麼土地集中會導致經濟危機？ 舉個例子， 河南遭遇旱災，然後蝗蟲泛濫，顆粒無收，數百萬人成災民，如果你是河南的大地主， 你會做什麼？ 把存量拿出來免費發放？ 這不符合經濟規律。 按着市場經濟的規律， 大地主會囤積糧食， 抬高糧食價格， 小地主為了活命會把土地賤賣給大地主， 而挨過飢荒， 沒地的佃戶只能賣身為奴，逃荒，或者餓死。

但是， 有皇帝老兒在， 他當然不願意自己的奴隸百姓餓死， 就會救災。

皇帝老兒救災會不會傷害地主的利益？

皇帝老兒救災的錢和糧食從哪裡來呀？ 會不會傷害地主的利益？

所以， 土共非說皇帝老兒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利益， 真他媽的扯淡。

毛澤東的老爸也是地主， 湖南饑荒的時候他老人家也不顧當地農民死活把自家的米偷運到長沙賺錢， 地主商人就是要賺錢。

明朝初年朱元璋儘管經歷了兒子殺孫子的鬧劇， 國家很快就穩定了， 那時的蒙古還很厲害動不動就召集近百萬大軍來搶劫， 而無法撼動明朝江山。 那個時候明朝國家掌握了大片的土地， 直接租給軍戶種植經營。

唐朝初年也有李世民殺兄囚父，老婆奪權， 但是，唐初依然強盛， 那個時代土地都是政府分配給農民， 連尼姑和尚都有份。

到 了王朝末年， 官商學黑羽翼豐滿， 官勾結地主地主收買官， 皇帝老兒收不到稅， 河南如果再遭災， 皇帝老兒沒法救濟， 民無糧則從賊， 賊無糧則成為流賊， 皇帝老兒打滿清沒軍餉， 殺流賊地主出錢， 所以土地集中之後， 官商學黑控制了皇帝老兒， 中原大地只能出現看腦袋競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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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雲山霧罩的帝國財政

據說明末最天怒人怨的東西，叫做三餉，分別是遼餉、剿餉和練餉。萬 歷四十六年，“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厘。通前後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崇禎四 年，“乃於九厘之畝復征三厘，共增賦稅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

做一個簡單的算術，每畝田增九厘銀子（0.009兩），一共收了五百二十萬，所以帝國民間徵稅的田畝，是大約5.8億畝，這個數字不包括軍屯田及其他免稅的田畝。

再做一個算數，明代1石米重120斤，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據文獻和考古證明，明代1斤約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兩。那麼，1石就等於120斤×1.5733，約合現在的188.8市斤。

在 明朝萬歷年間及其整個中晚期，1石米的價格浮動在7錢至1兩銀子之間。按一石米一兩銀子算，一斤米需要多少錢呢？是0.0053兩銀子。一分二厘銀子，也 就能買2.3斤米。按石米七錢銀子算，一斤米需要多少錢呢？是0.0037兩銀子。一分二厘銀子，也就能買3.3斤米。

[注]：明帝國政府在加遼餉時說，每畝納稅一分二厘，就可以收650萬兩白銀。只要我們簡單的算一下這道算術題，就可以知道。帝國在冊需要納稅的田地共有5.4億畝。

[注]： 由於廣大農民的辛勤勞動和明政府實行墾荒歸己、永不起科的獎勵政策，大量的荒田得到開闢，只是到了嘉靖年間開始，直到萬歷時，全國土地得到清丈，才有了准 確有數字，總額達到700萬頃，又在這個數字的基礎上實行了一條鞭法，按畝征銀，“無田不稅”，從此“永不起科”政策宣告廢除，直到明末，耕地數字一直保 持在700萬頃以上。毛佩琦主編的《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

[注]：明代1石米重120斤，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據文獻和考古證明，明代1斤約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兩。那麼，1石就等於120斤×1.5733，約合現在的188.8市斤。

到了明朝萬歷年間及其整個中晚期，米價漲了。1石米的價格浮動在7錢至1兩銀子之間。以上數據出自網文《明清物價初探》，作者不詳。

[注] 萬歷時，官民田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總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起運百九十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秋糧，米 總二千二百三萬三千餘石，起運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二萬三千六百餘錠。屯田六十三萬五千餘頃，花園倉基千九百餘所，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 餘石。糧草折銀八萬五千餘兩，布五萬匹，鈔五萬餘貫，各運司提舉大小引鹽二百二十二萬八千餘引。（摘自《明史、食貨志》）

夏稅米麥4685萬石；秋糧米2203萬石；屯田等征糧458萬石；大小鹽引222萬餘引；這些加起來，怎麼也得折合當時白銀兩千多萬兩吧。再加後來增加的遼餉，帝國一年收入就接近三千萬兩白銀了。

在崇禎十年前，遼餉最高時，一年也就是650萬兩；分攤在每畝地上，一畝地也就多收一分二厘的銀子（0.012兩）。這筆銀子，按當時的物價折算，也就能買兩斤多米。

甚至在崇禎十年後，明帝國已到最後的瘋狂，但是，所謂的三餉全算上，分攤在每畝地上，也就三分銀子（0.03兩銀子））。這筆銀子，按當時的物價算，最多也就能買五六斤米。

因為這個數字並不大，所以要求加稅的楊嗣昌說：“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併耳。”（《明史、楊嗣昌傳》）

按 理說，一畝地多收3斤米的稅，並不會讓老百姓感覺難以活下去。問題是，在現實中，他就是可以讓老百姓感覺難以活下去了。理論上帝國加的稅並不重，更重要的 是，從理論上是針對有錢有勢者進行的，而且說得冠冕堂皇些，這似乎還可以抑制社會的兩級分化。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完全是另一回事。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這個問題的答案，相信所有人都清楚，無非是因為收稅的過程裡面，相關官吏永遠不會按中央政府的指示辦事。換而言之，他們總會想盡辦法，把既得利益集團的稅收，轉嫁到底層百姓身上；甚至藉此機會，大發國難財。

這種事由來已久，絕不是新鮮事；事實上，在遼餉出現之前，它就存在了。而且這從來就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在這種背景下，最後就出現了一種怪事：“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如 果帝國政府在收稅的環節上，能夠做到相對公平，所謂的遼餉，是不會對帝國構成實質性威脅的，但是最後的結果，卻是帝國的根基出問題了。本來呢，從中央政府 發布的文件去看，誰的田產多，誰出的稅就多（因為，稅是按田產加的）；本來呢，從中央政府發布的文件去看，一畝地只需多交0.012兩白銀，或折合3斤 米。但是，相關的中央文件精神，老百姓永遠也看不到、聽不到。因為，官員們在具體執行時，會完全無視、違背中央的文件精神。

人們在說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卻需要納餉十兩時，常常總是非議稅收本身。卻忘了，它絕不是這筆稅本身可能造成的；事實上，這就是官員亂收費造成的。

人們在說三餉造成這種結果時，很少會想一想，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第一，一畝地納餉十兩；帝國在冊需要納稅的田地，就有五六億畝算，帝國一年豈非就可以多收五六十億兩的白銀。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第 二、如果一畝地納餉十兩，那整個地主階級，恐怕早就炸窩了。如果是這樣，明帝國發生的就不是農民起義，而是地主起義了。因為，擁有良田千頃的地主，一年就 得交100萬兩白銀。你覺得，他會交出來嗎？你覺得，他能交出來嗎？如果帝國政府硬讓他們交，他們自然只有起來造反了。

第三、如果一畝地納餉十兩，那社會主義早就實現了。因為，這樣重的賦稅，人們肯定都會齊聲高呼，我們想把田地上交政府。因為，在這種背景下，除了傻子，誰還會想擁有土地呢？

只要簡單推算一下，就可以看出來，本身只是二三斤米的遼餉，卻能演變成老百姓無法承受的負擔，主要是各級官員亂收費造成的。

帝國政府一畝地的賦稅不到十斤米，即使加上全部三餉，也不過十三斤。如果按這個數字收稅、甚至加兩倍收稅，老百姓都不會起來造反。但是，最後的結果，是老百姓就是造反了。

早 在明朝開國的時候，朱元璋就寫過：在浙江西部，府、州、縣的官吏們像“虎狼”一樣科斂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不收糧食，要百姓折鈔票交納，每石米 折鈔二貫（引者註：即2000文，而市場價格不過500文），他們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腳錢”100文，“車腳錢”300文，“口食錢”100文。管倉 庫的衙役又要“辨驗錢”100文，“蒲簍錢”100文，“竹簍錢”100文，沿江“神佛錢”100文。根據朱元璋提供的數字，我們可以算出，正額2000 文，竟有額外索取900文，多收了45%。如果從根本上算起，國庫不過收了價值500文的米，官吏們竟然收2900文錢，多收了5.8倍。

這段內容，引自吳思的《血酬定律》。

簡單地看這段文字，還不能推導出，明末一畝地為何要交十兩銀子的原由。因為一畝地要交十兩銀子，地主階級還不造反，那叫有鬼。

在這里可以舉一個廉政案例（注意這一點），廉政的主角還是萬歷年間的名臣，張居正。

張 居正在清查田地時，主動承認過一件事，說自己全部的田地只需要要交74石稅，但是家鄉縣里的賦稅冊上，卻寫着優免640石；“有族人倚借名號，一體優免 者；有家僮混將私田，概行優免者；有奸豪賄賂該吏竄名戶下，巧為規避者；有子弟族仆私庇親故，公行寄免者。是以十分中論本宅僅得其一，余皆他人包免。”

如果說張居正家有一千來畝田地，需要交74石賦稅，張居正一直都不交稅；考慮其中還有30石是完全合法免稅的；而且以張居正的地位，比普通一品官員多免30來石，應該也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事情的真相是不是這樣，顯然是誰也不知道了。

張居正在自曝相關問題後，馬上表示，利用我名號偷稅漏稅的人，我都已嚴加處理了。而且，張居正也表示，自己的田地，以後也都按章納稅，換而言之，我不占公家的便宜，我家的田，“也與小民一體當差”。

看 到首輔大人這樣高風亮節，四面於是一片阿諛之聲。因為這種阿諛之詞多了，還記到了歷史書上，所以從張居正從前一直非法隱藏大批田地不交稅的事，那是世人皆 知。誰再抓着這個做文章，那就有些說不過去了，因為640石米，也就是一年六百兩銀子，隨便找個富裕點的商人都能拿出來，哪個好意思，拿它攻擊首輔大人？

以張居正的地位，可以合法的免除70余石的賦稅，但在該縣賦役冊上卻寫着，內閣張居正優免640余石。你說，多出這570石賦稅，算是合法法免除的，還是算非法免除的？說它合法吧，後來張居正自己也承認這是非法的；說它非法吧，縣政府的賦役冊上就是這樣記錄的。

當然了，這只是一個浮出水面的案例，而且還是為了表現張居正大公無私，所以清清楚楚的記錄在了歷史上。那些沒有完全浮出水面的案例呢？肯定多的數也不數不清。

當 然了，據說張居正本人並沒有這樣多的田地可供免稅。所以，相關的免稅權力，就讓張居正的族在享用了。因為，640石的賦稅，說起來好像不是一個太驚人的數 目，但是一分析那可有些驚人了。因為，從理論上講，一畝地大約需要交10斤米的賦稅，二十畝地才需要交一石糧的賦稅（帝國納稅的田地通常保持在6億畝左 右，而賦稅通常不到點3000萬石米麥）。640石的賦稅，需要多少畝地才能收出來？顯然就是需要一萬二千多畝田地了。

如果把這些田地都歸到張居 正頭上，雖然也沒有什麼太奇怪的。但是，這總歸好說不好聽。當然了，不管張居正有多少田地，但是，從浮出水面的資料去看，張居正顯然一直享有一萬二千多畝 田地的免稅權力，但是，其中有一萬多畝的免稅權，是介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收10斤米，當地政府都會在這10斤米上加各種附加費用， 而且這個附加費用比正稅還要高。現在這一萬多畝地的相關費用，都不明不白地免掉了，當地政府該如何應對空出來的帳目，經費又從哪裡來呢？

羊毛，永遠都出在羊身上，它不會出在狗身上。

政 府一畝地收10斤米的賦稅，最後會變成20斤，30斤、甚至100斤，就是因為有許多人在逃稅啊！換而言之，許多人一畝地會被收20斤、30斤、甚至 100斤米的稅，自然就有許多人一畝地，連5斤、甚至3斤米的稅也用不了。而到最後，就成了普通人一畝地交10兩銀子的稅，各地的官員卻都成了大地主，氣 定神閒地一擲千金。

如果把眼光再放遠一點，看一下帝國的實際總財富，會有更不一樣的答案。

在萬歷年間,明帝國在冊田地到底有多少畝呢？所有的皇莊、軍屯等田地全部加上去，一共有7億多畝田地。

當時的明帝國政府從這7億畝田地中，平均一畝地收取二十斤米，這一共會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當然非常簡單，它一共是140億斤米。

當時一石米折合現在188.8市斤；那140億斤米相當於當時多少石米呢？答案同樣非常簡單，它相當於當時7415萬石米。

當時一石米值0.7-1兩銀子。我們按一石米七錢銀子計算，這7415萬石米相當於當時多少白銀呢？答案同樣非常簡單，它就相當於當時5190萬兩銀子！

通過這些簡單之極的計算，我們就可以知道，當時明帝國政府只需要向每畝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賦稅，一年就可以獲得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

如果明帝國政府向每畝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賦稅，相信誰也不能說帝國政府橫征暴斂吧；但就是如此，明帝國政府一年可以籌得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

當 然了，這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裡面，還僅僅是來自於農業方面。明帝國當時人口保守估記已超過一億，更有學者估記當時已達到兩億；在這樣 大的一個人口基數上，來自其它方面（工、商、礦、鹽、鐵等）的收入同樣是個絕不可低估的數字。但這里，我們權且忽略不計，即使如此，帝國一年收取五千萬兩 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物資）也絕不是什麼難事。

但是呢？明帝國政府顯然從未收取過如此高額的賦稅，即使在最後最窮凶極惡之時也是如此的。明帝國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這樣多的物資，一年就收取五千多萬兩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物資），那崇禎之時也就用着天天喊缺錢了。

當然了，如果收錢的只有帝國政府，那即使真的收取如此高額的賦稅；農民肯定也是沒事就偷偷樂了；因為，這負擔實在太輕了。一年一畝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餘的都歸農民自己，這種負擔簡直不叫負擔。

問題是：明末農民，怎麼可能就這麼點負擔呢？

如果明末農民真的就這麼點負擔，那立足於小農思想而言，“共產主義”又該是什麼樣子呢？可以說，在他們心目中所追求的“共產主義”也不會比這麼更美好！

我們現在許多人分析明末歷史時，常常眼界太窄了；因為我們常常把區區幾百萬兩白銀當成天大的數字，好象這也能成為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以明帝國那樣龐大的經濟基數，當時就是從一畝地平均收取三斤米，將會是多大一筆銀子呢？

7億畝田地，一畝平均收取三斤米；那就是21億斤米，折合成當明普遍的計量單位，那就是1112萬石米；按當時一石米七錢銀子計算，這就是是778萬兩銀子。崇禎十年以前，明帝國政府所加的稅，還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數字。

如 果帝國政府一年向每畝地多收二三斤米，就足以導到帝國的經濟危機，那我們也把明帝國滅亡的經濟原因看得太簡單了。舉一個淺顯的例子，當時哪個地主收取的地 租會是這樣小的一個數字呢？如果帝國政府向農民多收取二三斤米，都足以導至帝國的經濟危機，那普遍地主一畝地向農民收取二三十斤米，五六十斤米、七八十 斤、一百多斤米的地租又算什麼呢？

[注]；明代地租有分成制、定額制；租率均在50%以上。據《日知錄》記載，明代江南地區的畝產量多者不過3 石，少者僅1石多。平均以畝產以2石計算，每畝租額至1石2斗或1石3斗，多者達1石5斗，地租率達到60%至70%；每畝收租至1石6半、1石8斗甚至 2石的；地租率達到80%至90%，個別的甚至達到100%。《百卷本、中國通史、中國明代經濟史》。

我們假設，如果當時的明帝國是一個能把 自己意志強加於整個社會之上的政府；那它把田地產量的50%據為己有；一年將會獲得多少白銀、或與此相當的經濟物資呢？最保守的估計，也會達到二億多兩白 銀、或與此相當的物資。當然了，明帝國如果真的徵收如此高的稅額，那可真是稱得上橫征暴斂了；問題是：如果勞動人民所受的盤剝只是來自於賦稅，那賦稅額就 是真的達到50%，它也不會把帝國經濟搞得破產了！

但我們必須得知道，地租是地主階級的的利益根源所在，帝國政府無論表現的有多麼了不起，他也是 階級統治的工具；帝國的皇帝無論表現的有多少了不起，他也無力徵收田產量50%以上的高額稅收。因為如果帝國政府占據了田地產量的50%以上，那普遍地主 能收取的地租還會有多少呢？這豈不是要侵犯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

地租、賦稅合起來徵收的極限，就是得保證農民得留有生存的口糧。這個極限，怎麼也 得停留在當時田產量的20%以上，農民留有這樣份額，再輔助以全家人從事力所能及的各種副業、零工，才能保證生存。地租、賦稅通常不會超越這種極限的，如 果硬要超越這種極限，那就意味着要損壞了帝國、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了。

當然了，當地租、賦稅加起來接近這種極限之後；那賦稅再想增加，就自然 而然的會受到整個社會的反對。地主階級想維持自己的已得到的地租份額、農民階級想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力。從階級利鬥爭的角度去看，帝國反對加稅的聲音之所響 徹天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也威脅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在他們的支持下，這種聲音才會響徹天空。

為什麼要如此說呢？因為，反對帝國政府加稅的聲音 響徹天空；但比這更危及農民生存的高額地租、顯然比賦稅數量大十幾倍、幾十倍的高額地租，卻顯然很少有人把它歸結為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這種觀點永遠也成 不了當時社會中的主流思想。因為這種思想，是威脅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思想，在地主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里，永遠也不會在當時成為主流。

導致帝國經 濟陷入於危機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隨着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而出現的越來越高的、越來越普遍的地租。帝國的經濟資源，50%以上都通過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 數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團手中（皇室、貴族、官僚、上層太監、庶民地主、縉紳、大商人）；這已足夠可怕了，更可怕的還在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依靠手中越來越強 大的經濟資源，卻是仍肆無忌憚的擴張着自己的利益；他們向上肆意蠶食着政府手中“橫征暴斂”來的資源、向下肆意侵蝕着普遍百姓手僅剩的經濟資源。

經 濟上處於強勢的階級，在剝削下層階級時；通常都是貪婪的沒有節制的，只要下層階級除生存之外還有剩餘，他們就不會停止剝削的腳步。而壟斷性的、高額的地租 所占帝國經濟資源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才是帝國經濟危機的根源所在。這實際上是非常顯而易見的，這筆從勞動人民手中掠奪走的經濟資源，實際上是所謂“三餉” 的二三十倍還不止。但是，帝國官員對這個致命的問題，從來也沒有解決過。

在經濟上占有統治地位的階級，在思想上也必然占有統治地位。所以在明末之時，所謂憂國憂民的學者、官員那是伙矣，但誰敢把帝國政府經濟危機的根源歸於這種原因呢？所以在分析明帝國滅亡之時，哪個學者敢把帝國滅亡的根源歸於這種原因呢？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所謂皇帝的私房錢（內帑）遂被傳得越來越神；也正是這種背景下，所謂的“三餉”被說得越來越神；好象帝國的滅亡，真這點銀子造成的，也是這麼點銀子就可以挽回的！

從政府的角度去看，反對加稅的聲音之所以會響徹天空；那是因為帝國政府已徹底官僚化了，官員們遇事都是大說漂亮話，就是不干一點實事。

我們首先必須得清楚，帝國政府為什麼要加稅；那是因為帝國財政發生了巨大的危機，最顯而易見的表現就是，帝國的軍隊已開始成天欠餉了，在外敵日益強大、並開始蠶食帝國的背景下，這種問題是必須得解決的。

解決這種問題的最簡單辦法，自然是恢復從前供養軍隊的經濟基礎；其次是清除軍事系統內部的貪污、腐敗。但誰有能力做到這一切呢？誰敢自告奮勇的去做這一切呢？顯然是沒有一個人的。所謂的邪黨、閹黨、閹黨餘孽自然沒有這種人才，就是所謂的東林黨中，也不會有這種人才。

既然如此，那帝國軍隊成天欠餉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不解決，錢又從哪裡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