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夫跳神，以党乱国——文化革命五十年评

恺鄢

“五一六”揭开一个时代的序幕，但是，五十年后，其历史意义还没有得到完全揭示——一场为时十年的浩劫是怎么以一份文件的开场锣鼓报幕沓然而至，有几人知晓其中的“天机不可洩漏”，革命的打击目标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桉关係到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命摺�

“五一六”在文化革命的“战略部署”中，是一个完整的政变计划就绪，造神已经达到高潮，跳神即将开始之际，主神从后台跳出前台的转折点，它铸定了国家的覆亡，人民的浩劫——独夫以权乱党，以党乱国的政治动乱已经没有退路。

(一) 社稷，国家，天下

在中国的旧国学中，这三个概念几乎被定义为同一个实体，其实是有根本区别的。如果我们举出明朝东林党人的条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三者的出场顺序，明显地是从小到大。可要是从统治者来看，这三者却完完全全是一件事：皇家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所谓“朕即国家”，朕的利益就是天下利益—— 在“朕”眼中，朕即“代表”人民，国家，和天下。

这样的“代表性”，在旧国学中也是一直被认可的，起码在国家的政治形态的发展中，从家庙的宗族祭祀的社稷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王家垄断。再后来，原先的称谓被接续使用，是士大夫的一种噬旧习性，文明延续，“与旧俱在”。而从东林党人的文字措辞来看，在明朝，“社稷”的原始家族的古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国家和天下成为比较时髦的提法。

国家，顾名思义，仍属一家。它有自己的结构，有自己的宗法关係，自成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在旧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个“家”，是名副其实的家，皇家，也就是佔据国家要害的那一家。这个家，还有号有姓，即国朝“国姓”，那就是皇族的姓氏。对比之下，天下，是一个更广义的社会范畴，不是一家一姓，而是百家百姓，也就是所有“匹夫”的社会涵盖，全社会之谓。

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说：“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明以后的思想家把国家与天下的差别，用“姓”来作一提纲携领，确实简单明了。

明朝的思想水准，被现代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之后追及，更在附加的四十年后，被用“赵姓”通神达意。也算得上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吧。

(二)革命，复辟，内讧

按照近来文革研究，文化革命其实不是革命——至少不是黑格尔哲学学说中的革命——其取代序是反向的，也就是说，不是新生事物取代旧事物，而恰恰是旧事物取代新生事物，更加准确地说，是旧皇取代新皇。换句话说，不是革命而是复辟，是典型的宫廷政变型复辟。

如果说除去复辟的事实，那么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文化革命，就像是发生在其前一百年南京的“洪杨内讧”。太平天国的第一把手天王洪秀全与其“革命事业接班人”东王杨秀清在建立太平天国的半壁江山之后，产生严重的“路线斗争分歧”。

洪杨内讧的方式之一，便是各自假借通神“天父”，跳一番大神，来夺取道德制高点，然后通过自己口舌，降下天父旨意，迫使对方放弃抵抗。直至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和平的内讧终于演变为暴力武装内讧，双方大开杀戒，人身肉体消灭。最后导致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太平天国，在革命进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国中之国，半壁江山，但始终没有能结束战争状态，很难说是一个完全的完整的国家形态。即使如此，其内讧的动力远远大于革命的动力，内耗内伤，“革命的跳大神”断送了他们的“国家利益”。

文化革命的“毛刘”之争，就是翻版的洪杨内讧，不过其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是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绝不对称——所以才有单方面的压倒优势与胜算，就是如此，双方都在赌盘上，押上了国家的命摺_@无疑使得文化革命远远超出政治的范畴，把自己放到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的对立面。

(三)造神，补神，跳神

无独有偶，太平天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政教合一的武装暴力政体。这是毛刘文革与洪杨内讧具有可比性的基本条件。前二者与后二者，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神可以祭起作为斗争的手段，颇像巫师斗法的场面，只是作为矛盾双方的巫师属于同门同宗，斗得是看谁更旁门左道一些。

为用神而造神，是一切政教合一体系的共同特点，是革命领袖发动群众的乞灵术。其中的区别在于，洪杨内讧只是跳神，因为他们已经共同造出了非人格的神，上帝;而毛刘是自称的无神论者，他们之间若有神，那只能是人格化的神——领袖的神化，或者神话。

领袖的神化，被共产党世俗地归划为“个人崇拜”，并不是中国的固有特色。但是，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汹涌澎湃的造神，已经不单纯是造神，而且大有“补神” 的特徵。这是因为毛的神话已经被他自己的“三面红旗”“折腾”得本钱耗尽遍体鳞伤——七千人大会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迫使毛破天荒第一次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做了检讨，毛的神话按说已经破灭。

神灭论在中国是没有地位的——于是出台“补神论”。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演变，补神与神灭几乎是同时进行。从一九六三年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到一九六四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都属于“神补”——为日益破缺的“正神”修补金身。

(四)社祀，国撸�民殎

同时，刘少奇的前台执政已经一步步走上正轨，引导中国爬出了毛製造的泥沼烂摊子。刘，还未成神，但已经是如日中天——对他的党，对他的国家，刘正在释放一波又一波的“正能量”，扭转着“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境。

为什么不能任刘放手发展?为什么中国不配和平发展，一定要内斗内讧?那是由它的内因所决定。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此说，可以有两种解法：1，中国发展了，就会引发内部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一股邪风，一阵恶风，必定要摧毁性地来临;2，刘的执政建设的成功，几乎可以与毛的遵义会议后的军事转机一样，对共产党和国家都有极大的“转危为安”的扭转乾坤之功，许多人，许多他的党人，觉得不可接受。

这就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神来之笔：只唱毛的“过五关斩六将”而不提他的“走麦城”，当然也就用不着歌唱刘少奇的扭转乾坤。更重要的是，它把共产党的历史宣扬为纯粹的武装集团军事斗争史，而毛则是领导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正殿主神”。这样的“伏笔”在当时，以至于迄今为止，没有被真正揭示出来。

微妙的时间联繫：一九六三年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和一九六四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都紧紧跟随着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突出地告诉我们：毛是地地道道的风派人物，不甘“太上皇”的寂寞，他是一定要跳出来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条幅，在众多领袖人物的题词中，气势非凡，当仁不让。它明显地宣示：“我胡汉三还没有走，我还是这裡的风流人物”。《东方红》的隐台词则是告诉刘：没有老子打天下，你哪有今天!

可怜的中国人民，可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三年“自然灾害”，人民苦;这一九六四年刚刚有点转机，马上就铺开人民苦的另一场“人祸”，国吆显撊绱恕6鴩�叨鄬{，又都因“民气可用”。

(五)伪史，神话，灭国

一九六四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五週年，文艺单位已经在酝酿“歌舞昇平”的逢场作戏。其中最大的亮点无疑是国家又一次胜利，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度过了困难时期，即将向现代化进发，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先进国家——很明显，正如魏京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政治形态的现代化，那四个现代化只是一句空话。而文化革命的史实只好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了这一判断。

《东方红》号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应该反映的正是这种现代史实，体现一部完整的历史进程，突出所谓“正能量”——其编导者的原意也正在此。据国家一级编导程代辉，作为当年的亲历者所言，原来的演出分为八场，其中开国大典是第六场的高潮。但是，就在正式演出的最后彩排期间，毛亲自召见，微妙定调：“毛主席还认为，八场太长，到“开国大典”那一幕结束刚好。所以后来就变成六场”

造神与跳神是两码事。据日后毛在天安门上对斯诺所言，他的“神位”是由中国的芸芸众生愚昧中所自然产生。其实，他在撒弥天大谎：造神的起端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他不是仅仅在造神，他更在跳神——作为神汉，他是执造神与跳神于一身。只不过，在《东方红》的出台过程中，他是后台跳法，“五一六”的开场锣鼓一旦击响，他自会装扮一新，跳上前台。

伪造历史——把两次“乾坤扭转”的大历史，砍作两截，匿去“人祸”，只贪天功;鼓吹革命——隐去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把人民的思维拉回大风大浪疾风暴雨的革命模式。目的就是把“国家”这一既定的历史事实模煳冲澹，把发展现代化建设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东方红》是双重的伪史加神话，为毛的跳神闹剧作完充分的意识形态铺垫，即将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六)法人，法律，国家

在毛与刘的对峙中，毛号称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刻意掩盖了实际上的政治和法律内涵。

毛与刘代表的是两个系统，他们俩是作为两个法人，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法人，党的主席，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人，国家主席。如果把同样的两个角色放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国家事务与党务的差别是再明显不过，国家利益一定高于党的利益。只有在中国，一个非现代化国家，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指导下，才会出现这样两个法人的对立，才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与结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主席是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的代表，受至高无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完全保护，任何人不得损害其尊严。而作为国家中的一个党，一个党魁，竟可以以党乱国，把国家主席抛下囹圄，然后让他像人彘一样地死去。中国的宪法何在?中国的国家何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的眼中算是什么东西?是“刍狗”，是他个人的意志的产物——他可以令其生，也可以令其亡——他用他的跳神革命，证明了这一点。

(七) 文化，秦皇，功过

文化革命是如何革文化之命?八个样板戏，个人崇拜为主的“红歌”?

能与秦始皇相比吗?“书同文”还可以算得上文化革命，可焚书坑儒肯定是革文化之命——至少秦始皇没有中断全国的教育，没有误人子弟。

作为统治者，秦始皇起码知道他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不为别人，只为那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无穷的私利，你也应该把国家利益置顶吧?可作为一个党魁，一个过气的党魁，一没有国家法人的头衔，二没有子孙万代的承继，他哪管你三七二十一，什么国家利益，什么造福后人，都与他眼前的政治利益毫不相关。

作为共产党领袖人物，他又无法与他心目中应该继承其大位的斯大林相比。不是说斯大林就白玉无瑕，而是说，起码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至少没有一败涂地，叫人升上“太上皇”的地位——毛自以为有资格充当国际共产主义邉拥念I袖，其实还没出家门口，在自己兴风作浪的小阴沟中就不幸翻了船——他的治国能力远远匹配不上他的政治野心，退居二线还真是对他个人，对党于国都正确的政治与行政选择。

他的不服气，他的无法无天，终于酿成大祸——当然对他个人来说是“伟大胜利”，可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比起“三年人祸”更大更持久的“十年人祸”。就这，还好意思自称“伟大导师”，情何自堪?

(八)文革，国难，转机

有人在“庆祝”文革五十週年，有人在防止文革在中国重演。二者皆大错特错：文革，在中国就没有停止过，它天天都在进行之中，只不过精心打扮后的改头换面而已。

为了防止党和国家的双重身份的对立，党已经化身国家，二者一体化，消除一应矛盾——党的法人，现在就是国家法人，如此一来，他无法自相矛盾，因而切实保障了国家法人的尊严。

可是，所谓的国家法人与国家之间，仍旧矛盾重重不可消除——目前的中国的国家法人，其实不是国家的法律法定法人——他的合法性，首先遭到质疑。

而文革的政治实质，即共产党内部的派系与权力争斗，没有一天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消失。只要中国共产党还坚持它的独裁统治，独自垄断中国的一切资源，自然资源，社会财产，人民福祉，它的内部分赃不均，纷争不已，就是文革的天然土壤。而只要中国作为国家的国家利益屈居独裁党的利益之下，中国就无法摆脱文革的厄摺�

“五十六朵花”已经绽放在“希望的原野”之上，《东方红》的续集已经隆重开场，文革离我们还远吗?文革曾经离我们而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