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夫跳神，以黨亂國——文化革命五十年評

愷鄢

“五一六”揭開一個時代的序幕，但是，五十年後，其歷史意義還沒有得到完全揭示——一場為時十年的浩劫是怎麼以一份文件的開場鑼鼓報幕沓然而至，有幾人知曉其中的“天機不可洩漏”，革命的打擊目標又是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桉關係到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命摺

“五一六”在文化革命的“戰略部署”中，是一個完整的政變計劃就緒，造神已經達到高潮，跳神即將開始之際，主神從後台跳出前台的轉折點，它鑄定了國家的覆亡，人民的浩劫——獨夫以權亂黨，以黨亂國的政治動亂已經沒有退路。

(一) 社稷，國家，天下

在中國的舊國學中，這三個概念幾乎被定義為同一個實體，其實是有根本區別的。如果我們舉出明朝東林黨人的條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在心”，三者的出場順序，明顯地是從小到大。可要是從統治者來看，這三者卻完完全全是一件事：皇家就是國家，國家就是天下，所謂“朕即國家”，朕的利益就是天下利益—— 在“朕”眼中，朕即“代表”人民，國家，和天下。

這樣的“代表性”，在舊國學中也是一直被認可的，起碼在國家的政治形態的發展中，從家廟的宗族祭祀的社稷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的就是王家壟斷。再後來，原先的稱謂被接續使用，是士大夫的一種噬舊習性，文明延續，“與舊俱在”。而從東林黨人的文字措辭來看，在明朝，“社稷”的原始家族的古意已經退出歷史舞台，國家和天下成為比較時髦的提法。

國家，顧名思義，仍屬一家。它有自己的結構，有自己的宗法關係，自成一個經濟核算單位。在舊中國的封建社會，這個“家”，是名副其實的家，皇家，也就是佔據國家要害的那一家。這個家，還有號有姓，即國朝“國姓”，那就是皇族的姓氏。對比之下，天下，是一個更廣義的社會範疇，不是一家一姓，而是百家百姓，也就是所有“匹夫”的社會涵蓋，全社會之謂。

在這個意義上，顧炎武說：“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明以後的思想家把國家與天下的差別，用“姓”來作一提綱攜領，確實簡單明了。

明朝的思想水準，被現代中國人在文化革命之後追及，更在附加的四十年後，被用“趙姓”通神達意。也算得上中國特色的“文藝復興”吧。

(二)革命，復辟，內訌

按照近來文革研究，文化革命其實不是革命——至少不是黑格爾哲學學說中的革命——其取代序是反向的，也就是說，不是新生事物取代舊事物，而恰恰是舊事物取代新生事物，更加準確地說，是舊皇取代新皇。換句話說，不是革命而是復辟，是典型的宮廷政變型復辟。

如果說除去復辟的事實，那麼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的文化革命，就像是發生在其前一百年南京的“洪楊內訌”。太平天國的第一把手天王洪秀全與其“革命事業接班人”東王楊秀清在建立太平天國的半壁江山之後，產生嚴重的“路線鬥爭分歧”。

洪楊內訌的方式之一，便是各自假借通神“天父”，跳一番大神，來奪取道德制高點，然後通過自己口舌，降下天父旨意，迫使對方放棄抵抗。直至矛盾尖銳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和平的內訌終於演變為暴力武裝內訌，雙方大開殺戒，人身肉體消滅。最後導致了太平天國的滅亡。

太平天國，在革命進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甚至也可以說是一個國中之國，半壁江山，但始終沒有能結束戰爭狀態，很難說是一個完全的完整的國家形態。即使如此，其內訌的動力遠遠大於革命的動力，內耗內傷，“革命的跳大神”斷送了他們的“國家利益”。

文化革命的“毛劉”之爭，就是翻版的洪楊內訌，不過其中雙方的力量對比，尤其是雙方武裝力量的對比，絕不對稱——所以才有單方面的壓倒優勢與勝算，就是如此，雙方都在賭盤上，押上了國家的命摺_@無疑使得文化革命遠遠超出政治的範疇，把自己放到國家利益，人民福祉的對立面。

(三)造神，補神，跳神

無獨有偶，太平天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政教合一的武裝暴力政體。這是毛劉文革與洪楊內訌具有可比性的基本條件。前二者與後二者，都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神可以祭起作為鬥爭的手段，頗像巫師鬥法的場面，只是作為矛盾雙方的巫師屬於同門同宗，斗得是看誰更旁門左道一些。

為用神而造神，是一切政教合一體系的共同特點，是革命領袖發動群眾的乞靈術。其中的區別在於，洪楊內訌只是跳神，因為他們已經共同造出了非人格的神，上帝;而毛劉是自稱的無神論者，他們之間若有神，那只能是人格化的神——領袖的神化，或者神話。

領袖的神化，被共產黨世俗地歸劃為“個人崇拜”，並不是中國的固有特色。但是，中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洶湧澎湃的造神，已經不單純是造神，而且大有“補神” 的特徵。這是因為毛的神話已經被他自己的“三面紅旗”“折騰”得本錢耗盡遍體鱗傷——七千人大會提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迫使毛破天荒第一次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做了檢討，毛的神話按說已經破滅。

神滅論在中國是沒有地位的——於是出台“補神論”。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政治演變，補神與神滅幾乎是同時進行。從一九六三年的“向雷鋒同志學習”到一九六四年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都屬於“神補”——為日益破缺的“正神”修補金身。

(四)社祀，國擼�民�

同時，劉少奇的前台執政已經一步步走上正軌，引導中國爬出了毛製造的泥沼爛攤子。劉，還未成神，但已經是如日中天——對他的黨，對他的國家，劉正在釋放一波又一波的“正能量”，扭轉着“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困境。

為什麼不能任劉放手發展?為什麼中國不配和平發展，一定要內鬥內訌?那是由它的內因所決定。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對此說，可以有兩種解法：1，中國發展了，就會引發內部的“樹欲靜而風不止”，一股邪風，一陣惡風，必定要摧毀性地來臨;2，劉的執政建設的成功，幾乎可以與毛的遵義會議後的軍事轉機一樣，對共產黨和國家都有極大的“轉危為安”的扭轉乾坤之功，許多人，許多他的黨人，覺得不可接受。

這就是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神來之筆：只唱毛的“過五關斬六將”而不提他的“走麥城”，當然也就用不着歌唱劉少奇的扭轉乾坤。更重要的是，它把共產黨的歷史宣揚為純粹的武裝集團軍事鬥爭史，而毛則是領導共產黨“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正殿主神”。這樣的“伏筆”在當時，以至於迄今為止，沒有被真正揭示出來。

微妙的時間聯繫：一九六三年的“向雷鋒同志學習”和一九六四年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都緊緊跟隨着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突出地告訴我們：毛是地地道道的風派人物，不甘“太上皇”的寂寞，他是一定要跳出來的。“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條幅，在眾多領袖人物的題詞中，氣勢非凡，當仁不讓。它明顯地宣示：“我胡漢三還沒有走，我還是這裡的風流人物”。《東方紅》的隱台詞則是告訴劉：沒有老子打天下，你哪有今天!

可憐的中國人民，可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三年“自然災害”，人民苦;這一九六四年剛剛有點轉機，馬上就鋪開人民苦的另一場“人禍”，國吆顯撊鞝恕6鴩�叨鄬{，又都因“民氣可用”。

(五)偽史，神話，滅國

一九六四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五週年，文藝單位已經在醞釀“歌舞昇平”的逢場作戲。其中最大的亮點無疑是國家又一次勝利，克服了“三年自然災害”，度過了困難時期，即將向現代化進發，把中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和現代化科學文化的先進國家——很明顯，正如魏京生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政治形態的現代化，那四個現代化只是一句空話。而文化革命的史實只好從正反兩個方面印證了這一判斷。

《東方紅》號稱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應該反映的正是這種現代史實，體現一部完整的歷史進程，突出所謂“正能量”——其編導者的原意也正在此。據國家一級編導程代輝，作為當年的親歷者所言，原來的演出分為八場，其中開國大典是第六場的高潮。但是，就在正式演出的最後彩排期間，毛親自召見，微妙定調：“毛主席還認為，八場太長，到“開國大典”那一幕結束剛好。所以後來就變成六場”

造神與跳神是兩碼事。據日後毛在天安門上對斯諾所言，他的“神位”是由中國的芸芸眾生愚昧中所自然產生。其實，他在撒彌天大謊：造神的起端不是別人，正是他本人——他不是僅僅在造神，他更在跳神——作為神漢，他是執造神與跳神於一身。只不過，在《東方紅》的出台過程中，他是後台跳法，“五一六”的開場鑼鼓一旦擊響，他自會裝扮一新，跳上前台。

偽造歷史——把兩次“乾坤扭轉”的大歷史，砍作兩截，匿去“人禍”，只貪天功;鼓吹革命——隱去中國正在進行的建設，把人民的思維拉回大風大浪疾風暴雨的革命模式。目的就是把“國家”這一既定的歷史事實模煳沖澹，把發展現代化建設放在無足輕重的地位。

《東方紅》是雙重的偽史加神話，為毛的跳神鬧劇作完充分的意識形態鋪墊，即將使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六)法人，法律，國家

在毛與劉的對峙中，毛號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刻意掩蓋了實際上的政治和法律內涵。

毛與劉代表的是兩個系統，他們倆是作為兩個法人，出現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舞台上。一個是中國共產黨的法人，黨的主席，另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人，國家主席。如果把同樣的兩個角色放在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國家事務與黨務的差別是再明顯不過，國家利益一定高於黨的利益。只有在中國，一個非現代化國家，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指導下，才會出現這樣兩個法人的對立，才會出現這樣的歷史現象與結果。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國家主席是國家意志和國家利益的代表，受至高無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完全保護，任何人不得損害其尊嚴。而作為國家中的一個黨，一個黨魁，竟可以以黨亂國，把國家主席拋下囹圄，然後讓他像人彘一樣地死去。中國的憲法何在?中國的國家何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的眼中算是什麼東西?是“芻狗”，是他個人的意志的產物——他可以令其生，也可以令其亡——他用他的跳神革命，證明了這一點。

(七) 文化，秦皇，功過

文化革命是如何革文化之命?八個樣板戲，個人崇拜為主的“紅歌”?

能與秦始皇相比嗎?“書同文”還可以算得上文化革命，可焚書坑儒肯定是革文化之命——至少秦始皇沒有中斷全國的教育，沒有誤人子弟。

作為統治者，秦始皇起碼知道他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不為別人，只為那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無窮的私利，你也應該把國家利益置頂吧?可作為一個黨魁，一個過氣的黨魁，一沒有國家法人的頭銜，二沒有子孫萬代的承繼，他哪管你三七二十一，什麼國家利益，什麼造福後人，都與他眼前的政治利益毫不相關。

作為共產黨領袖人物，他又無法與他心目中應該繼承其大位的斯大林相比。不是說斯大林就白玉無瑕，而是說，起碼斯大林在黨內鬥爭中，至少沒有一敗塗地，叫人升上“太上皇”的地位——毛自以為有資格充當國際共產主義邉擁念I袖，其實還沒出家門口，在自己興風作浪的小陰溝中就不幸翻了船——他的治國能力遠遠匹配不上他的政治野心，退居二線還真是對他個人，對黨於國都正確的政治與行政選擇。

他的不服氣，他的無法無天，終於釀成大禍——當然對他個人來說是“偉大勝利”，可對中國人民來說，是比起“三年人禍”更大更持久的“十年人禍”。就這，還好意思自稱“偉大導師”，情何自堪?

(八)文革，國難，轉機

有人在“慶祝”文革五十週年，有人在防止文革在中國重演。二者皆大錯特錯：文革，在中國就沒有停止過，它天天都在進行之中，只不過精心打扮後的改頭換面而已。

為了防止黨和國家的雙重身份的對立，黨已經化身國家，二者一體化，消除一應矛盾——黨的法人，現在就是國家法人，如此一來，他無法自相矛盾，因而切實保障了國家法人的尊嚴。

可是，所謂的國家法人與國家之間，仍舊矛盾重重不可消除——目前的中國的國家法人，其實不是國家的法律法定法人——他的合法性，首先遭到質疑。

而文革的政治實質，即共產黨內部的派系與權力爭鬥，沒有一天從中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消失。只要中國共產黨還堅持它的獨裁統治，獨自壟斷中國的一切資源，自然資源，社會財產，人民福祉，它的內部分贓不均，紛爭不已，就是文革的天然土壤。而只要中國作為國家的國家利益屈居獨裁黨的利益之下，中國就無法擺脫文革的厄摺

“五十六朵花”已經綻放在“希望的原野”之上，《東方紅》的續集已經隆重開場，文革離我們還遠嗎?文革曾經離我們而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