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钱杨问题与肖雪慧商榷

茉莉

很高兴看到雪慧出面谈钱杨问题。以雪慧社会学家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这个讨论的理性程度，带动一个更深入的思想探讨。

我一直很佩服雪慧，不仅是她的学问，还有她的骨气，道德与抗争精神。身在国内那样严峻的情况下，对任何人权遭到侵犯的案例，雪慧从来不沉默，从来都是以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发出声音，批判强权，维护弱势者。

雪慧正直勇敢而纯洁的知识分子责任感，是钱钟书，杨绛等人望尘莫及的。如果雪慧能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那会是中国的幸事。但是当今中国的情况，你不犬儒不平庸，你就不会成为楷模与网红。雪慧的网文被封杀不知多少次。

当雪慧出来为钱杨说话，我的理解是，雪慧对那些不抗争的知识分子有一份宽容之心。但是，作为公共讨论，我还是要和雪慧探讨下面几个问题，希望能抛砖引玉。

一，关于钱杨是否成为了“社会偶像”

雪慧不认为钱、杨“成了全社会偶像”，说“下这种判断的，大概把自己目力所及看到的一些评论当成整个网络舆论。雪慧说自己很少看钱杨的书，觉得说他们已成为偶像是“缺乏根据的轻率判断”。

我想，要证明这一点，应该是不缺乏证据的。

六/四过去后二十几年，由于“思想退场学术登场”，钱钟书夫妇在中国如何大红特红，是有大量媒体文章数字，出版社关于钱杨书籍的销售数字，拍卖钱钟书手稿信件的价格，以及微信微博大量的关于钱杨温馨故事的鸡汤文章。这些可以找到的数字，都可以证明，在只有富豪影星被崇拜的庸俗社会里，也还有钱杨这样的文人被崇拜，他们已成为中国社会少有的文化偶像。

二，关于批评他人是否需要自己先做“道德反省”

雪慧说：“请在苛责他人之前反躬自问，先做道德反省。”我觉得，如果双方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相同，这话是对的。

但是，如果一方是“钱昆仑”，“杨网红”，他们的学术精英地位之崇高，进入部长楼圈子之高层，其话语权广大无边，甚至夫妇之间每一句亲昵玩笑，都是媒体热烈报道的内容，而另一方却是没多少人理睬的平头百姓，那么，这种自我道德反省是多余的，因为你不是什么人，没有人对你有那么高的要求。

在西方法制社会，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任意诽谤名流，如乱说他们有什么情人之类，或公然偷拍他们的照片拿去发表，但只要能证明他是名流，就不受法律惩罚。普通人的肖像权名流不太能享受。如果你诽谤一个普通人，发表偷拍的照片，那你就准备一大笔钱去赔偿吧。这看起来不公平，实际上是很公平的。

因此，我不认为批评者必须自己道德优秀，才能指责钱杨道德上的缺陷。关键是，批评者能不能举出合理的实在的证据。

三，关于钱杨的“消极自由|”问题

雪慧文中没有提到消极自由这个词，只是说：“自由主义”的人大概只有在限制政府权力这个问题上是共同的。除此之外，思想倾向、精神特质很复杂。”不过，其他有人在钱杨的讨论中提及消极自由。

我很怀疑钱杨与消极自由有什么关系，因为，自由主义如雪慧所说，“在限制政府权力这个问题上是共同的”，但钱杨从来不在乎限制政府权力，他们说自己和他人毫无关系，只要退缩到自己的小家庭里。称他们为自由主义者，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会很不屑。

至于中国那些赞成“消极自由”的学者，我觉得没什么错。只是有一点要问他们：你有积极自由的权利吗？如果你争取到了积极自由的权利，再选择消极自由，这才是正常的。就如瑞典大选，很多人拿到选票不去参加，这是消极自由。但是，连选票都不给你，你能说自己不参加选举是消极自由吗？

这是我的几点不成熟的思考，请指教。

2016/05/29

附肖雪慧原文：

我的看法

2016-05-29 肖雪慧 我思我在

杨绛去世，引起很多争论。争论免不了牵涉她早已去世的丈夫钱钟书。我无意介入围绕二人的争论。但对一些帖子流露出来的独断和苛求有看法。

有人说，杨绛去世，网络上一片哀鸣。我看到的好几篇文章都称钱、杨“成了全社会偶像”，下这种判断的，大概把自己目力所及看到的一些评论当成整个网络舆论。提出“全民偶像”说，像是自己树立一个风车，然后拿风车当射击靶。

我不喜欢这种缺乏根据的轻率判断。但我要说的不是这。

今天在好些群看到署名“守鱼”的一篇“知识分子到底有没有原罪？”

这篇知识分子原罪说，给出一个“主流知识分子”的概念，却不加界定，可以随意解释。然而，文革前谁是主流知识分子？除了奉命写作的一帮人之外，知识分子在牛棚、监狱、在五七干校被改造，他们主流吗？文革后在打压下坚持艰难恢复常识、力求诚实研究做学问的，其中不少赢得社会认同，但他们主流吗？采取避世态度的钱杨夫妇，了解和阅读他们的，恐怕也只能在小众范围……。这种不加界定、伸缩性很大的“主流知识分子”，可以云山雾罩加诸于任何有点影响的知识分子身上，然后指其有“原罪”。这与毛视知识分子有原罪、需要改造的论调有多大差别？

在权力倾向于无限的地方，知识人要想过一种有尊严的、自律的生活，非常艰难，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尤其当权力在整个社会制造出反智气氛、有知识就是原罪，知识分子随时会成为批斗打击对象、沦为贱民。喜欢苛责于人的不是很喜欢对人做道德判断吗？好，请在苛责他人之前反躬自问，先做道德反省：自己处在那样环境下，自己怎样选择？如果自己做不到而苛责于人，这很道德吗？进一步请思考：自己能做到，就有权对他人提要求吗？

我觉得，论事，尽可以放开；论人，要慎重。钱杨作品不在我兴趣范围，很少看，但对长期处在非常时代，又并未作恶的作家、学者，我愿意报以同情的理解。就钱杨夫妇来说，社会知名度高，在身后，人们有不同看法，甚至看法迥异，都正常，不同看法有交锋，也正常。但当批评变异为道德讨伐和个人攻击，就溢出正常批评范围了。对欣赏钱杨或为钱杨辩护的人作诛心之论，指控他们为钱杨辩护是“为自己的苟且辩护”……更不属于正常讨论。

有意思的是，苛责于人的，似乎很多都自诩自由主义者。十几年前，中国图书商报的肖自强先生对我作了一次以《从“主体性”到“公民社会”》为题的书面访谈，他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其中一个是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我当时表达的隐忧，现在更强烈。我把这则问答附在下面：

肖自强：在你看来，中国当前的“自由主义”有哪些特点？存在哪些根本性缺点？如何修正？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隐含着当下中国自由主义已成一种主流倾向的判断？如果是的话，我以为这个判断有误。的确，自由主义者和反自由主义者都在使用这个术语，造成自由主义在现今中国很热闹的假象。但实际上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处境很困难，至今夹缝求生，随时招致打击，这种状况恐怕还会继续相当长时间。我认为最重要原因在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是自由主义的基点。为此，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力量对个人作无理限制，对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的政府权力尤其深具戒心，坚信只有对政府进行必要限制和有效监管，每个人的权利才有保障。仅仅这一点就很受忌恨和防范。而基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自由主义尊重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多元并存，主张宽容。这其实使自由主义有相当平和的一面。但这种本质上平和宽容的主张却对所有试图统一思想、信仰，试图支配人的良知的体制和势力构成严重挑战。这也不能不遭防范。80年代以来，每次运动都以自由主义的或者有自由主义嫌疑的观念为靶子；近些年对思想舆论界的整肃，也是主要指向自由主义的。

至于中国当前“自由主义”的特点，这不好说。因为被归入“自由主义”的人大概只有在限制政府权力这个问题上是共同的。除此之外，思想倾向、精神特质很复杂。要说带根本性的问题，据我看来，是一部分应该说也真诚相信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人，行文、行事中透出的独断，在一些应该由当事者自己作选择的问题上有强加于人的倾向。独断性、强加于人其实是反自由主义的。依我看，尊重不同的信仰、价值观，尊重每个人自己作决定的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和强迫，对自由主义来说，甚至比在政治上主张限权、经济上相信市场的力量更具根本性。

（注：该访谈以《从“主体性”到“公民社会”》为题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10月15日“书评、学术”版。我记忆中，关于自由主义这部分被删除了。）

茉莉

很高兴看到雪慧出面谈钱杨问题。以雪慧社会学家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这个讨论的理性程度，带动一个更深入的思想探讨。

我一直很佩服雪慧，不仅是她的学问，还有她的骨气，道德与抗争精神。身在国内那样严峻的情况下，对任何人权遭到侵犯的案例，雪慧从来不沉默，从来都是以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发出声音，批判强权，维护弱势者。

雪慧正直勇敢而纯洁的知识分子责任感，是钱钟书，杨绛等人望尘莫及的。如果雪慧能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那会是中国的幸事。但是当今中国的情况，你不犬儒不平庸，你就不会成为楷模与网红。雪慧的网文被封杀不知多少次。

当雪慧出来为钱杨说话，我的理解是，雪慧对那些不抗争的知识分子有一份宽容之心。但是，作为公共讨论，我还是要和雪慧探讨下面几个问题，希望能抛砖引玉。

一，关于钱杨是否成为了“社会偶像”

雪慧不认为钱、杨“成了全社会偶像”，说“下这种判断的，大概把自己目力所及看到的一些评论当成整个网络舆论。雪慧说自己很少看钱杨的书，觉得说他们已成为偶像是“缺乏根据的轻率判断”。

我想，要证明这一点，应该是不缺乏证据的。

六/四过去后二十几年，由于“思想退场学术登场”，钱钟书夫妇在中国如何大红特红，是有大量媒体文章数字，出版社关于钱杨书籍的销售数字，拍卖钱钟书手稿信件的价格，以及微信微博大量的关于钱杨温馨故事的鸡汤文章。这些可以找到的数字，都可以证明，在只有富豪影星被崇拜的庸俗社会里，也还有钱杨这样的文人被崇拜，他们已成为中国社会少有的文化偶像。

二，关于批评他人是否需要自己先做“道德反省”

雪慧说：“请在苛责他人之前反躬自问，先做道德反省。”我觉得，如果双方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相同，这话是对的。

但是，如果一方是“钱昆仑”，“杨网红”，他们的学术精英地位之崇高，进入部长楼圈子之高层，其话语权广大无边，甚至夫妇之间每一句亲昵玩笑，都是媒体热烈报道的内容，而另一方却是没多少人理睬的平头百姓，那么，这种自我道德反省是多余的，因为你不是什么人，没有人对你有那么高的要求。

在西方法制社会，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任意诽谤名流，如乱说他们有什么情人之类，或公然偷拍他们的照片拿去发表，但只要能证明他是名流，就不受法律惩罚。普通人的肖像权名流不太能享受。如果你诽谤一个普通人，发表偷拍的照片，那你就准备一大笔钱去赔偿吧。这看起来不公平，实际上是很公平的。

因此，我不认为批评者必须自己道德优秀，才能指责钱杨道德上的缺陷。关键是，批评者能不能举出合理的实在的证据。

三，关于钱杨的“消极自由|”问题

雪慧文中没有提到消极自由这个词，只是说：“自由主义”的人大概只有在限制政府权力这个问题上是共同的。除此之外，思想倾向、精神特质很复杂。”不过，其他有人在钱杨的讨论中提及消极自由。

我很怀疑钱杨与消极自由有什么关系，因为，自由主义如雪慧所说，“在限制政府权力这个问题上是共同的”，但钱杨从来不在乎限制政府权力，他们说自己和他人毫无关系，只要退缩到自己的小家庭里。称他们为自由主义者，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会很不屑。

至于中国那些赞成“消极自由”的学者，我觉得没什么错。只是有一点要问他们：你有积极自由的权利吗？如果你争取到了积极自由的权利，再选择消极自由，这才是正常的。就如瑞典大选，很多人拿到选票不去参加，这是消极自由。但是，连选票都不给你，你能说自己不参加选举是消极自由吗？

这是我的几点不成熟的思考，请指教。

2016/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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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肖雪慧原文：

我的看法

2016-05-29 肖雪慧 我思我在

杨绛去世，引起很多争论。争论免不了牵涉她早已去世的丈夫钱钟书。我无意介入围绕二人的争论。但对一些帖子流露出来的独断和苛求有看法。

有人说，杨绛去世，网络上一片哀鸣。我看到的好几篇文章都称钱、杨“成了全社会偶像”，下这种判断的，大概把自己目力所及看到的一些评论当成整个网络舆论。提出“全民偶像”说，像是自己树立一个风车，然后拿风车当射击靶。

我不喜欢这种缺乏根据的轻率判断。但我要说的不是这。

今天在好些群看到署名“守鱼”的一篇“知识分子到底有没有原罪？”

这篇知识分子原罪说，给出一个“主流知识分子”的概念，却不加界定，可以随意解释。然而，文革前谁是主流知识分子？除了奉命写作的一帮人之外，知识分子在牛棚、监狱、在五七干校被改造，他们主流吗？文革后在打压下坚持艰难恢复常识、力求诚实研究做学问的，其中不少赢得社会认同，但他们主流吗？采取避世态度的钱杨夫妇，了解和阅读他们的，恐怕也只能在小众范围……。这种不加界定、伸缩性很大的“主流知识分子”，可以云山雾罩加诸于任何有点影响的知识分子身上，然后指其有“原罪”。这与毛视知识分子有原罪、需要改造的论调有多大差别？

在权力倾向于无限的地方，知识人要想过一种有尊严的、自律的生活，非常艰难，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尤其当权力在整个社会制造出反智气氛、有知识就是原罪，知识分子随时会成为批斗打击对象、沦为贱民。喜欢苛责于人的不是很喜欢对人做道德判断吗？好，请在苛责他人之前反躬自问，先做道德反省：自己处在那样环境下，自己怎样选择？如果自己做不到而苛责于人，这很道德吗？进一步请思考：自己能做到，就有权对他人提要求吗？

我觉得，论事，尽可以放开；论人，要慎重。钱杨作品不在我兴趣范围，很少看，但对长期处在非常时代，又并未作恶的作家、学者，我愿意报以同情的理解。就钱杨夫妇来说，社会知名度高，在身后，人们有不同看法，甚至看法迥异，都正常，不同看法有交锋，也正常。但当批评变异为道德讨伐和个人攻击，就溢出正常批评范围了。对欣赏钱杨或为钱杨辩护的人作诛心之论，指控他们为钱杨辩护是“为自己的苟且辩护”……更不属于正常讨论。

有意思的是，苛责于人的，似乎很多都自诩自由主义者。十几年前，中国图书商报的肖自强先生对我作了一次以《从“主体性”到“公民社会”》为题的书面访谈，他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其中一个是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我当时表达的隐忧，现在更强烈。我把这则问答附在下面：

肖自强：在你看来，中国当前的“自由主义”有哪些特点？存在哪些根本性缺点？如何修正？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隐含着当下中国自由主义已成一种主流倾向的判断？如果是的话，我以为这个判断有误。的确，自由主义者和反自由主义者都在使用这个术语，造成自由主义在现今中国很热闹的假象。但实际上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处境很困难，至今夹缝求生，随时招致打击，这种状况恐怕还会继续相当长时间。我认为最重要原因在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是自由主义的基点。为此，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力量对个人作无理限制，对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的政府权力尤其深具戒心，坚信只有对政府进行必要限制和有效监管，每个人的权利才有保障。仅仅这一点就很受忌恨和防范。而基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自由主义尊重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多元并存，主张宽容。这其实使自由主义有相当平和的一面。但这种本质上平和宽容的主张却对所有试图统一思想、信仰，试图支配人的良知的体制和势力构成严重挑战。这也不能不遭防范。80年代以来，每次运动都以自由主义的或者有自由主义嫌疑的观念为靶子；近些年对思想舆论界的整肃，也是主要指向自由主义的。

至于中国当前“自由主义”的特点，这不好说。因为被归入“自由主义”的人大概只有在限制政府权力这个问题上是共同的。除此之外，思想倾向、精神特质很复杂。要说带根本性的问题，据我看来，是一部分应该说也真诚相信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人，行文、行事中透出的独断，在一些应该由当事者自己作选择的问题上有强加于人的倾向。独断性、强加于人其实是反自由主义的。依我看，尊重不同的信仰、价值观，尊重每个人自己作决定的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和强迫，对自由主义来说，甚至比在政治上主张限权、经济上相信市场的力量更具根本性。

（注：该访谈以《从“主体性”到“公民社会”》为题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10月15日“书评、学术”版。我记忆中，关于自由主义这部分被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