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的亲美，留日的反日”之反转

马悲鸣

上面这个题目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发生的现象。但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开始反转。留日的正在恢复老留日生的亲日，留美的正在开始反思这个和中国文明拓朴翻转国家的行事规则。

甲午战败后，按理应该全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日情绪高涨了吧。其实不然。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反日，反而大批东渡，寻求反清。

当年留日生受日本影响，产生了大批反清愤怒青年，竟有蹈海自杀如陈天华者。不少日本浪人也来华搅局。谭嗣同周围就有不少日本人给他出主意。戊戌变法有日人在起作用。

留日生中最著名的愤青是汪兆铭、汤尔和等人。鲁迅是站在旁边冷眼相看的，并因看了日俄战争电影中处决给俄军当间谍的中国人时，日本同学的欢呼，转而弃医从文。曹汝霖则是相对比较持重的。在留学生召开的反清大会上，曹汝霖上台发言，主张实干，反对暴躁。结果一名愤青留学上走上台去，当众打了曹汝霖一记。

曹汝霖不急不恼，继续说下去，一直说到该打人凶徒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可惜，愤怒是一种场效应。曹汝霖能舌辩于一时，却不能一世。刚被说服了的会场听众，一离开又恢复了愤怒青年的故态。

曹汝霖没办法，只好找些实事干。他知道中国最缺的是法制。于是他联系好了日本教授法律和警政的学校，从国内招募留学生进行为期两年的速成教育。

这些没什么学位的警察学校和法律学校的短期留学生回到国内各省，组建了中国最初的法制体系。辛亥之后各省能迅速恢复平静，有了最初的警察法院处理日常民事，就是这批人在起作用。曹汝霖功不可没。

汪精卫留学回去后放炸弹，谋刺摄政王。学的是后来日本赤军的那套恐怖主义。曹汝霖学成回国，受到两宫召见。入民国后，因为民主了，谁都不想交皇粮，纳税成了件最头疼的事。政府只好拿各项缴税权抵押给外国以贷款维持局面。而日方能信任的贷款申请人就是老曹。最终马厂誓师，讨逆军击灭张勋复辟，也是曹汝霖亲赴六国饭店贷到的款。

因为曹汝霖在日方有贷款信用，遭到大学里爱国愤青的质疑，并最终在五四暴民运动中被政府明令解雇。从此他再也没有涉足政界，连华北自治政府请他出山，也被他拒绝。反倒是汪精卫那批留日愤青相继当了汉奸。其中汤尔死后，他遗下的教育督办空缺就是由周作人填补的。

汪汤等激进派当的是最激进的汉奸。最保守的曹汝霖也在日方有信用。站旁边看的鲁迅到死都是站旁边看。

自从中国重新开放留学以后，由于国内长年的抗日教育，最初一批留日生都是抱着深重的成见去日本的。在与日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都是先入为主地视日本为寇仇，以战胜者自居，惹了不少麻烦。这就是“留日的反日”之由来。

相反，由于大老美有钱资助留学生。再加上美国的自由民主和人际关系对刚离开结束文革的中国留美生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中国人到了美国没有战胜国的骄傲，便一头扎进美国爸爸的怀抱，成了彻头彻尾的亲美派。

我在读书时，有个国内来的班干部兼团干部就曾把给资助的导师比做父亲。唯其不信，可看8964以后逃来美国的方觉、曹长青、郑义夫妇等民运分子写的肉麻吹捧美国的文章，就不难看出这一点。郑义老婆赵北明到国会图书馆，把美方资料照翻一遍，就把美国说成是中国的再造父母。而完全不考虑，那只是美方的一面之辞。没有任何国家师出无名。纳粹和日本出师也都有非常好的借口。对于一个挨了人家打的国家的知识人，虽不必顽强坚持本国立场，但也完全没必要站在比敌国还坚定的敌国立场来歌颂敌国对本国的入侵吧。

汪精卫、汤尔和当初都是最激烈的爱国愤青，后来都当了最坚定的汉奸。方觉、曹长青、郑义、赵北明等当初也都是最激烈的爱国爱党的党团员和班干部、团干部。如今正是他们最爱美国，最主张打中国，而这要死多少无辜百姓，他们就不管了。

他们歌颂的美国入侵伊拉克之战已经死了将近两千美国兵了。每名阵亡美军的身后，都意味着三十名伊拉克人的死。以美军装备之精良，战斗力之强，与伊拉克人之间的战伤阵亡比大约就得1:30。

我早期也属“留美的亲美”，相信南北战争是“白人为了解放黑人而战，而流血牺牲”。直到我后来参观了战场和石墙杰克逊的纪念碑，听到南军后裔的不满之后才知道，原来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写的。美国也不例外。

再加上美国直攻伊拉克战争的罪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存在，证明美国是靠假情报和谎言发动的这场杀人十万，自损两千的越境入侵战争。真相暴露后，美方既不道歉，也不赔偿，继续振振有辞。这和抗战时期的日本，文革时代的中共没什么两样嘛。

我高兴地看到“留日的反日”现象已经由林思云、郑若思等人用直接观察的亲身经历所打破。本人也宣布，从“留美的亲美”的立场后撤。

我不能和主张打中国的爱美国贼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