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平：文革人

引言

30年前，筆者在博士論文《文化革命中的政治迫害——懺悔與反思》中寫道：“文革的結束預示着一個時代的結束。 文革不僅摧毀了孔教——中國的過去，更使人們喪失了對共產主義——中國所謂未來——的信念。 過去被摧毀，未來又喪失，今天的中國···既不屬於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馬克思。在文革動亂年月之後，玩世不恭和逃避現實之風流行全國，那些對過去發生的一切既不忘記也不寬恕的文革倖存者，把中國從一個世界上最理想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最現實主義的國家。”

當時我認為：“文革剛剛結束，人們還來不及為它寫史，它對未來的影響也還沒有充分展示。”

1. 文革是暴民政治的經典範例

30年過去了，今天有關文革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棟。如果說1986年談文革的影響還為時太早，現在則已正當其時。浩劫之後，人們首先看到的是災難，它對未來社會文化心理的影響，通常要很久以後才會顯示。

溫德爾·菲利普斯名言：“革命不是製造的；它們來臨。”(Revolutions are not made, they come.)文革也不例外。但文革並非從天而降，它來自億萬中國人的心靈。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的心靈，都曾是孕育文革的土壤。沒有人民支持，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發動一場如此規模的革命。罪惡之源——如果文革是罪惡——在人們心中。毛澤東給了文革第一推動，人民使它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是中國的劫數，中國在劫難逃。

文革是研究暴民政治的經典範例。隨着群眾專政代替國家警察，“老大哥”不僅無處不在，而且無人不是。任何忠實的公民，只要還有“良知”，都必須成為政府的鷹犬。這是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鄰居鬥爭鄰居，妻子揭發丈夫，朋友出賣朋友，子女檢舉父母。數百萬人死於非命，億萬人被迫害。從未有一個民族的道德如此淪喪，人類的尊嚴從未被如此踐踏。然而最具諷刺的是，中國人從未如此自豪過，他們從未像在文革中那樣確信，人間天堂已在中國實現。

借用奧斯卡·瓦爾德的一個比喻：世界上有三種暴君，他們的名字分別是君主（Prince），教皇（Pope)，人民（People)。君主統治人的肉體，教皇控制人的靈魂，人民則對兩者同時施暴。 相比之下，第三個暴君最為殘酷，也最難以抗拒。君主的暴政與其生命同在，可以終止於革命或暗殺；教皇的暴政取決於信徒的虔誠和信仰，一念之間即可顛覆；人民的暴政則從定義上就是不可戰勝的，它與人民共存亡。

文革是人民暴政在歷史上的最高表現。對許多人來說，文革曾是他們的盛大節日。只是在所有人——知識分子、幹部、學生、工人、軍人和農民——都被運動耗竭之後，文革的火焰才熄滅。事實上，許多相互衝突的團體都曾支持過文革，直到其本身成為運動的目標。自己被踐踏，又去踐踏別人，人們在文革中像木材一樣相互燃燒。如果說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是 文革的頂峰，1976年的“四·五”運動則是它的谷底， 轉折點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它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回顧文革，人們看不見真正的勝利者。所有的參加者，無論是激進派還是保守派，紅衛兵還是走資派，出賣者還是被出賣者，施害者還是被害者，最終都被拋入地獄。沒有人——即使毛澤東本人——是勝利者，所有人都失敗了。文革是一部真正的“人肉攪拌機”，其功能舉世無雙。（此說不確！所有文革中負責有組織整人--不是群眾組織整人--，比如政工組、軍管會、工宣隊等；還有後來專整五一六的各單位最後掌權的那一派就都沒被清算，是文革最後的勝利者，現在正享受着文革提供的升遷機會安享榮耀。典型如學部打死馮寶歲的徐崇溫，現在是社科院名譽院士。）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反思文革成為時髦。什麼是反思？反思就是想一想自己的責任，為以往的過錯懺悔。遺憾的是，懺悔這個詞對中國人太陌生；他們更喜歡追究別人的責任。於是教會淪為傳銷會，道歉變成做秀，許多文革親歷者的反思，與其說是懺悔，不如說是控訴。

2. 文革人

除去權力鬥爭的泡沫，文革是毛澤東理想主義的悲劇表現。作為馬克思和秦始皇的傳人，毛一生好鬥：與天斗，搞大躍進；與地斗，搞人民公社；與人斗，搞階級鬥爭。在斗的舉目無親、抬頭無敵之後，毛最後與上帝斗，發動文革，欲與天公試比高，要改造人性，創造一代雷鋒式的、無私無欲的共產主義新人。

不滿意上帝創造的舊人，毛澤東以中國為舞台，八億人為試驗品（白老鼠），進行了一場空前絕後的改造人性的社會實驗。實驗失敗，新人沒有造成，舊人又回不去，成就了一代文革人。文革人的特徵是：無拘無束，無法無天，無君無父，天地不敬，神鬼不懼，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什麼都不信，什麼都敢干。作為極端的唯物主義者，文革人不畏天譴，也不怕靈魂下地獄。

文革人不是毛澤東的初衷，卻是文革的結果。文革沒有創造一個新世界，但的確結束了一個舊時代。以全民的瘋狂和苦難為代價，它付清了一筆歷史的孽債。

沒有文革，就不會有後來的改革，更不會有今天的憲政思考。那個時代的人是相信專政的，他們崇拜毛澤東，迷信“大救星”。毛澤東不做一回神，中國人不會意識到自己是人。

文革解放了思想，鍛煉了群眾。文革之後的中國人再也不是傳統的中國人，文革之後的中國再也無法回到原態。無論是黃炎培的“歷史周期律”，還是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統統不再靈驗。毛澤東把中國的根給挖了。

一個世紀前，羅素訪問中國，對中國人的馴順認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筆下，中國人貪婪，怯懦，冷漠。文革後的中國人，一樣的貪婪，怯懦，冷漠，卻不再馴順認命。一場觸及靈魂的洗禮，文革清除了國人骨髓深處的奴性。

拿破崙臨終前曾說：東方有一頭沉睡的雄獅，謝天謝地讓它繼續睡吧。這頭雄獅就是中國。它在鴉片戰爭時沒醒，甲午戰爭時沒醒，抗日戰爭時也沒醒，卻在文革中醒了。

文革結束了迷信，改革創造了機會，開放提供了舞台。有限的自由，無限的貪婪，道德的崩潰，成功的渴望，像原子聚變，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把中國轟出了傳統的歷史軌道。

改革開放是人性的復甦，也是黨性的覆滅。一生一死之間，孕育着一個新中國。

這，也許就是文革長遠的歷史意義。

3. 病毒VS憲政

1979-2013年，中國GDP年增長9·8%，35年增長26倍，同時期美國增長約2倍。什麼造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秦暉的答案是“低人權優勢”，林毅夫的解釋是“後發優勢”。說的都有道理。沒有解釋的是，世界上有的是後發國家，也不乏低人權地區，為什麼它們的經濟沒有發展？

更能解釋中國奇蹟的，是“低道德優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不把自己當人，也不把別人當人，含辛茹苦，不擇手段，實現了中國經濟起飛。文革之後，再無理想；改革之後，再無信仰。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又失去了魔鬼的管束，能鬧出多大的動靜，恐怕連上帝都不知道。就在這片信仰的廢墟上，“中國病毒”應運而生。

在中國，腐敗是一種生產力，它不僅促進經濟，而且迎合人性。“中國病毒”的核心是腐敗，它把人性之惡發展到極致，對世界形成了一種另類威脅。過去人們總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靠的是低人權優勢，其實它更大的優勢是低道德優勢。它透支的不僅是環境和未來，更是靈魂和良知。樹若無皮，必死無疑；人不要臉，天下無敵。在崛起的背後，是肆無忌憚的盜版，舉國風行的造假，創意迭出的騙術，不擇手段的手段···別人花費巨資研發的產品，我們隨意笑納；別人不敢做、不敢接的生意，我們照單全收。這樣的國家不發展，什麼國家發展？這樣的人不成功，什麼人成功？

“中國病毒”是文革後中國土地上產生的一個毒瘤。毒瘤沒有主義，沒有信仰，也沒有價值觀。“中國病毒”很多方面像癌症，但又不是癌症；癌症不傳染，病毒傳染。在觀念上，“中國病毒”與共產主義理念格格不入；它是中國共產主義墓地上長出的一束罌粟。

面對“中國病毒”，西方束手無策。隨着價值觀的解體，西方社會正在喪失免疫力，任“中國病毒”肆意入侵。

發展中國家歡迎“中國病毒”。對急於擺脫貧窮的國家來說，沒有什麼發展模式比中國模式更誘人。

成吉思汗用騎兵征服世界；英國用炮艦征服世界；美國用普世價值征服世界；中國正在用病毒征服世界。如薩斯，人類還沒有找到防禦它的疫苗。

與“中國病毒”相對的另一前景，是憲政民主。文革之後，除了金錢和權力，中國人再無偶像。沒有人能夠重建國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也沒有人願意發起一場天下大亂的革命。“人人要發財，個個想腐敗”（蘆笛），“全面潰敗”（孫立平），“小時代”（郭敬明），是當前社會的最好寫照。弔詭的是，正是在這個道德淪喪、物慾橫流的“小時代”中，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了運動的資本，卻陰差陽錯地獲得了立憲的本錢。

彭真等中共老幹部在文革後制定《82憲法》，強調保護公民權利，因為他們在文革中被迫害，深感沒有法治的悲哀。劉少奇反右時沒想起憲法，四清時沒想起憲法，文革中卻拿起了憲法，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習王反腐，官不聊生。一夜之間，中國官員從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變為最可憐的人。由於雙規，他們的權利甚至不如普通百姓。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憲政有了希望。如果說貪婪促進了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恐懼則為未來的憲政鋪平了道路。僅有自由派人士、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的恐懼不夠，還需要有廣大官員的恐懼。因為只有這樣，憲政才能獲得最大公約數，成為共識。

當人們什麼都不信的時候，立規就成了必須；當人們害怕失去的時候，立憲就有了可能。革命是窮人的節日，立憲是富人的本能。如果說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實踐消滅了貧窮，今後三十年的任務就是消除不公。貧窮和不公，歷來是中國社會革命動盪的兩大根源。消滅了這兩大根源，中國就有可能結束王朝循環，走向憲政。

文革50年之後，中國再次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必須在憲政和病毒之間做出選擇。憲政是一條艱難的路，病毒的路上鋪滿鮮花。面臨天堂的考驗和地獄的誘惑，中國不是從憲政中走出，就是被病毒吞噬。何去何從，是新一代中國人必須回答的問題。

4. 阿Q不再革命，閏土不再認命

憲政的思想，平等的觀念，通過文革從負面溶入國人的血液。企業界的朋友常向我訴苦，說他們不喜歡僱傭大陸人，因為他們缺乏位置感，太折騰。

文革打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傳統。“婦女能頂半邊天”；“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前一個口號解放了一半中國人，後一個口號解放了所有中國人。繼承文革紅衛兵“造反有理”的傳統，中國新新人類的口號是：“我的XX我做主!”

文革之後，阿Q不再革命，閏土不再認命。三億農民進城，不再回未莊；他們要做人，做城裡人。

刁民阿Q告別革命，開始討論憲政；順民閏土打起領帶，立志要做馬雲。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劉永好、史玉柱不也出身農民嗎？他們能成功，阿Q、閏土為什麼不能？傳統社會只允許少數人——劉邦、項羽、朱元璋、毛澤東——做夢；今天則是人人有夢，都想做世界的主人。

文革之前，中國人曾相信，貧窮不僅光榮，而且正義。那個時代的最光榮的家世，是三代貧農。瘋狂之後人們終於認識到，百年來中國革命不斷，憲政不成，根本原因就是有太多的貧農。

資本是誠實的；不誠實的是人。革命家馬克思斷言：資本來到世間，每一個毛孔都流着骯髒的鮮血。生活窘迫的革命導師向朋友借貸，從不賴帳，堅決不還，屢屢被債主逼債，一度遭房東驅趕。他對資本的仇恨，即出自理性思考，也不乏情感宣泄。相反，資本家巴菲特大膽投資，誠實做人，創造了數百億財富，再將其全數回饋社會。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使億萬人死於非命，巴菲特的資本積累改善了億萬人的生活。孰好孰壞，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論證。

文革之後，強人政治結束，常人政治開始。具體表現是海外民運的衰落和國內普遍的政治冷感。不久前參觀一個文革圖片展，見到的幾乎全是民運人士，年齡一般在50歲以上。6·4後曾擁有數千成員的“民聯”、“民陣”，如今各自只剩下寥寥數十人。大紐約地區百萬華僑，大陸留學生數萬，但在廣為宣傳的文革圖片展和隨後幾天的研討會上，幾乎完全沒有他們的身影。

年輕人不關心政治，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政治。文革在國內成為遺老遺少關心的前朝往事，民運在海外後繼無人，正是中國的希望。

5. 官方為什麼不反思文革？

馬曉力提出反思文革，羅點點問她準備好了嗎？問答之間，反映了不同的政治洞察力。天真的馬曉力以為，反思之後，中共就能卸下歷史包袱，輕裝上陣，長期執政；羅點點顯然比她看得遠，她知道中共積怨太深，經不起反思的折騰。有些債還不起，有些罪不能寬恕，有些事無法反思。羅點點的問題其實很清楚：如果反思的結果是執政黨下台，作為紅二代的你（馬曉力）真的準備好了嗎？

即使是一代偉人華盛頓，也曾面臨償還不起的債務，不敢反思。這裡講的不是經濟，是政治。美國革命後保留奴隸制；屠殺印第安人；鎮壓謝司起義；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民沒有選舉權；強迫保皇派向新政權宣誓效忠，拒絕者塗柏油插雞毛遊街示眾然後驅除出境。目睹所有這一切，當時激進民主派代表托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里克也曾要求反思。他們抨擊政府，鼓吹“二次革命”，其做法與中國今天政治反對派如出一轍。為擺脫窘境，美國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修憲，廢奴，普選，善待印第安人。在積攢了足夠的政治資本之後，華盛頓的後人幫他償清了債務。

公司資不抵債卻不想賴帳，唯一的方法是破產重組；政府信用破產卻不想下台，唯一的手段是政治改革。

6. 世界上有多少左手，就有多少右手

文革50年後，中國左派崛起，開始懷念文革。他們拒絕“普世價值”，對美國持敵意態度，從社會腐敗現狀中看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對這一類人物及其觀點，中國右派稱之為“腦殘”，“文革回潮”。

近年來一系列社會衝突——公訴茅于軾事件、畢福劍事件、5·2紅歌會事件——顯示，毛澤東是中國的不了之劫。愛毛的人，愛得走火入魔；恨毛的人，恨得咬牙切齒。且各有充分的理由，互不相讓，隨時準備拼死一戰。愛憎如此分明，

社會一旦解體，後果不堪設想。不需族群分裂，不必軍閥混戰，僅就毛澤東功罪評價和紀念堂去留引發的衝突，就足以再上演一次文革，塗炭億萬生靈。

那些堅持毛澤東是聖人的人，必須面對幾千萬亡靈；那些認為毛澤東是魔鬼的人，自己已經走火入魔。其實，毛澤東離我們不遠；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

譽滿天下，謗滿天下。對毛澤東和文革的評價，註定見仁見智，不必也不能強求。世界上有多少左手，就有多少右手；既有“毛左”，必有“民右”。左腦無需反對右腦，人無分左右，都有表達思想和不同意其它大腦的權利。

今天社會上的左右之爭，基本上是一場文革人之間的戰爭。文革人是黨文化的叛逆者，也是黨文化的繼承人。他們以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用毛澤東的語言批判毛澤東，即使反共，身上也帶有黨文化的胎記。文革人分兩派，左邊一群叫“毛左”，右邊一群叫“民右”。左派主張公平，右派強調自由；左派擁毛，右派反毛；左派歌頌文革，右派詛咒文革；左派抓漢奸，右派抓特務···，在一切問題上都涇渭分明，勢不兩立。然而一涉及人道底線，兩派表現又驚人的相似：政府判劉曉波，左派拍手叫好；當局抓薄熙來，右派歡欣鼓舞；左派的公平世界裡容不下漢奸，右派的民主天堂里不接受五毛。無論“毛左”還是“民右”，似乎都不想結束專制制度，而更想結束自己的政敵。在政治倫理上，中國的左派和右派沒有區別。

在專制制度下，沒有左右，只有上下：上面的永遠是老佛爺，下面的永遠是義和團。

隨着時間的推移，文革人老了。一些人懷念過去，在廣場舞中找到當年跳忠字舞時的感覺；另一些自甘墮落，學會了敲詐勒索。對後者時而上演的碰瓷遊戲，年輕人戲謔地說：不是老人變壞了，是壞人變老了。

7.“那個胖胖是誰？”

作為黨文化的產物，文革人即將退出政治舞台。那些繼續表演的，將成為歷史的笑料。我們已經清理了場地，再不退場，自己也會變成垃圾。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文革人已經完成了破壞舊世界的任務，建立新世界的使命，應該由一代新人去完成。

歷史有時需要銘記，有時需要遺忘。“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是革命家的煽情。孫中山常提“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共產黨不忘“渣滓洞”、“白公館”；我們忘不了“四·五”和“六·四”。“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仇恨入心要發芽”，這些耳熟能詳的語言，只需重新置換一下角色，就可以原封不動地還給發明者自己。

曾有人說，普遍的政治迫害會產生一種政治智慧，從而為結束暴政創造條件。事實恰恰相反，普遍的政治迫害只會使結束暴政更加困難。因為歸根結底，極權制度的力量不在於它抗拒變化的能力，而在於它改變那些試圖改變它的人的能力。殺龍勇士自己變成惡龍：長期在黑暗中生活，最後也變成陰影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結束中國長期專制制度的使命，只能由新一代人來完成。這些人沒喝過狼奶，心中沒有仇恨。與文革人不同，他們從未迫害過別人，自己也未受過迫害。

韓寒、郭敬明是這一代人的代表。他們拒絕黨文化——不與中共為伍，也不與中共為敵。他們玩自己的遊戲，講自己的語言，表面上不問政治，實際上早已離經叛道，成為新新人類。我們關心政治，他們熱愛生活；我們相信民主不是賜予的，必須爭取，他們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無需強求；我們在《小時代》《歡樂頌》中看到墮落，他們從中得到升華。我熱衷研究黨史，寫書貶褒毛澤東功過。兒子問我：“那個胖胖是誰？”朋友的女兒看完“九·三”大閱兵，留下輕輕一句話：“他們好傻喲！”

如果我們還不是太傻，就應該知道：歷史已經翻篇，新的一代已經不跟我們玩了。

（2016年5月16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