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抓捕四人帮的主力干将们无一人有好下场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不足月余，中国政坛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抓捕“四人帮”事件，这一事件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当时虽然给四人强加了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 名，却无法掩盖在整个事件中，个人好恶和权谋之争在其中的作用。这次事件的最大意义是为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度清除了障碍，为邓小平等重新上台创造 了条件。主导参与这次行动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中央高层六年的大换班。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驾马车”同年离世，中国政坛失去了核心。一面是皇袍加身的华国锋跃跃欲试，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还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干部虎视眈眈。

1973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童必武。其中毛泽东（76年9月9日）、朱德（76年7月6日）、周恩 来（76年1月8日）、康生（75年12月16日）、董必武（75年4月）均过世，李德生被中途换下（75年1月10日），邓小平进入（75年1月10 日）没多久又被打倒，华国锋刚刚入常（76年4月7日）。

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个人。

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叶剑英一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委员由韦国 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 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23人组成，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清出政治局。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政治局委员25人：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幕华。

至此，中央十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叶剑英、韦国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时间，中央高层发生了大换班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功臣后来结局均不佳。

很长时间以来粉碎四人帮被说成是大快人心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从不同的角度自夸其中的功劳，连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几个文弱书生描述的惊心动魄， 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这场所谓的粉碎行为，无论从法治角度还是政治游戏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道义上也站不住脚，受历史抨击是必然的。

对四 人帮的非法拘禁和逮捕如果论功行赏的话，头功首推华国锋。虽然他只是因为四人帮“欺人太甚”（党内同仁间的的政治争议甚至激烈争议不可以有吗？），华为了 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弃义”，至少在人格道义上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仅从这一点上，他不足以成为国家领袖级的人物，后来被赶下台是咎由自取。

汪东兴既是抓捕四人帮的力主者，又是具体实施人，论功行赏该排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近臣，也是历史上表面对毛泽东忠实的人。他更多是与江青有个人矛盾，因私人恩怨而参与抓捕毛泽东的亲属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叶剑英、李先念在抓捕四人帮上的功劳被夸大，他们只是利用了华国锋扳倒四人帮的机会，顺水推舟并在态度上支持了华国锋。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 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的被边缘化，后来在国家大政方面同样没有邓小平和陈云那样有决策作用。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位，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 彭真、薄一波等东山再起的老干部不同，在“清算”文革问题上会涉及到自己。

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这些人是被划进毛泽东体系或华国锋线上的人，虽然在抓捕四人帮问题上出过力，却被定义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们曾与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整肃是必然的。

其它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参与抓捕四人帮，他们的行为也许既无奈又要效忠新主的行为，肯定是不会获得奖励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这些人是背叛行为。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1964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9年被调任陕西省军 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 的。

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1979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报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预抓捕四人帮。1979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

其它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 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 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中生有。

现在反思抓捕四人帮的理由以及后来所谓的审判强给四人定的罪名，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荒唐可笑和站不住脚的。

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抓捕行为无关政治正确，只是党内权力斗争的激烈表现形式。而且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也不像邓小平后来那样扭转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

华 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 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的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 人物。正因为此，他用逮捕党内政见不同同志的行动，为世人诟病，他也为此而后半生在忏悔中渡过，落了个两头不讨好。有人把他的这一举措说成是“英明”，实 则是对他愚蠢行为的最大讽刺。

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是一个表面忠诚于毛泽东（甚至可以当面下跪认错），又想从中弄权的 人格。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 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 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 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

叶剑英是位机会主义式(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智慧)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多次“反水”经历。 这位老“参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测毛泽东意向作为行动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跃在运动中。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所谓毛泽东最后向他“托孤”完全是臆 测。叶剑英被毛泽东“托孤”一说是《叶剑英传》自己编造出来的，并被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金冲及主编）所采用。在华国锋被废黜之后，他仍然说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 封建思想作怪。”“头脑里有愚忠愚义思想”，继续他的毛泽东“托孤”一说。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汉刘邦托孤周勃、蜀刘备托孤，都因为圆满完成了托孤任务 而名名垂千古。叶剑英则不仅亲手把“先主”的老婆关进监狱，而且伙同他人把“孤主”赶下台。他错误的以为清除了四人帮自己就成了鹤立鸡群的老革命家，然而 当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一代人物登场后，他立马放弃“托孤大臣”的身份，宁可要一个副主席的虚名，也不为华国锋殉葬。叶剑英是反手作空的高 手。

邓小平没有参与搞掉四人帮，对华国锋等人的行为不屑一顾，只把他们当作是过渡人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台，也可以通过审判四人帮开 始“非毛化”，却不想让这种党内“政变”流芳百世。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 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 重起炉灶开始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

参与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历 史无论向哪方面发展，不论是毛泽东回归还是邓小平旗帜占主导，抑或是中国发生政治反向，这批人都是“马戏丑角”，无法得到正面评价。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合 情、不合理、不合法，既违背了政治游戏规则又违背传统伦理道德。这是历史的疯刺，也是他们的悲哀。到头来落得个为他人做嫁衣裳，在历史上留下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