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書記的魔怔

6年前言論鉗制寬鬆得多的胡溫時代，大連市西崗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李揚警官在他的博客《鴕鳥國度》裡，以《天才領袖毛澤東有精神病家族史》為大標題寫道：

“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毛澤東長期便秘，而且有嚴重的睡眠障礙，這個事實有大量細節被公開報道…但只有精神科專業醫生才知道，嚴重的睡眠障礙就是精神病的一種，而且得這種病的人都由精神病專業醫院負責治療…既然說到毛澤東有精神病家族史，那麼毛澤東的家人中也應該有精神病患者。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的兒子毛岸青有嚴重的精神病，因為發病早，沒有及時治療，所以不能治癒；其實毛澤東的另一個兒子毛岸英也曾得過精神病，因為發病晚，有條件治療，被情報組織用催眠術治癒了；而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據公開史料記載，從1972年開始就得了精神病，一直反覆，直到毛澤東去世才逐漸痊癒；至於毛澤東的嫡傳孫子毛新宇，得了精神病後反覆發作…而且毛澤東的庶傳後代中也有精神病患者。”

這話可說開去了!

三年來唯家族夙敵毛澤東馬首是瞻的總書記，7.09天津大審判後的風聲鶴唳中，最終被輿情確診為原先一直束縛於高危觀察病房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接下來的風言自然是：“毛澤東的庶傳後代中也有精神病患者。”大大是主席浩瀚的狂躁型精神病家族史中最後發現和最具學術價值的遺傳基因。

讓我們以日前發表的最新毛氏精神病家族科研論文，旅居瑞典女作家茉莉的《從心理學看習近平的恐怖政治》，作為本周妄議國情的主話題。

【讀報補丁】

• 茉莉：從心理學看習近平的恐怖政治 博訊網 2016年9月21日 轉載自爭鳴
      
  中國剛度過漆黑的一周。“天津大審判”如同一場卡夫卡式的荒誕噩夢，又如奧威爾的諷刺小說《1984》之翻版…“中國正在面臨‘極權恐怖政策的復興’。”深感困惑不安的人們尋找原因，但對這種畸形嚴酷的政治現狀，傳統的政治分析已經不敷使用。集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做出這個政治決定，不僅出於自身權力與利益的考慮，在其中起作用的，可能還有他本人的病態心理。習仲勛一家在文革時期所遭受的那些苦難與折磨手段，在他家二兒子掌權的這幾年，竟然在很多同胞身上一一重演。難道這些還不足以讓我們意識到，有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如同巨大的魔咒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當年習家那個受虐的可憐孩子，長大後變成狂妄的施虐者，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為此，我們有必要借鑑心理學作為補充，來深入認識習近平時期非同尋常的恐怖政治。至今為止，海內外媒體和研究者大都停留在政治學的分析上。對於這場在盛世出現的殘暴的人權鎮壓，有人認為，當局有兩個目的：一是懲罰活動人士，二是利用其來強調習近平的主張…分析家們的疑問是 ，為什麼前一屆胡溫政府執政時期，自由派感覺要寬鬆一點，而在習政權治下，卻發生了一個徹底反自由主義的逆轉？專家們將之歸結為執政者的一種恐懼，說是由於當前經濟放緩、內部政治鬥爭激烈，使得習政權擔心，公眾對官員的極端腐敗及濫用職權的憤怒，有朝一日會爆發為得到國外支持的公開反抗…傳統的政治分析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即統治者做出的政治決定，一定是對他自己有利的，是一種理性算計的行為。然而在這場大審判里，人們沒有看到習政權有什麼理性，看到的只是厚顏無恥的欺詐，瘋狂的倒行逆施…在習政權的鎮壓中充滿了精神病態的非理性成份，損人而不自利。按照政治心理學的解釋，領導人的政治行為有時只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滿足。例如，毛澤東早年曾受過知識分子名流的輕視，他掌權後實行的仇視踐踏知識分子的政策，被認為是為了滿足其報復心理。由此可見，在政治個體研究中，引入心理學作為的分析手段是何等重要。在心理怨恨的作用下，文明與理性有時會不起作用，政治人物的個性心理特質嚴重影響他們的政治決策。其實，早就有人注意到習近平的心理問題。包括筆者在內的多位評論者都曾在文章中提到，習近平很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現代心理學家都一致承認：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的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有的影響是正面的，例如，因為童年曾遭受過苦難，有些人會終身致力於消除產生苦難的根源，世界上一些獻身於崇高事業的人權、環保人士就是如此。但也有少數受過虐待的兒童，由於心理創傷過於深重，長大後變成施虐者。很不幸，習近平就是其中一個。1962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被毛澤東、康生迫害，全家遭株連。當時才九歲的次子習近平成了“黑幫子弟”，遭受了可怕的歧視、欺凌和折磨。文革中，習近平曾被紅衛兵追趕羞辱，被戴上高帽批鬥，被威脅說要槍斃他。他挨飢受餓，被逼流浪，還曾被抓到北京少管所作為犯人關押。後來他下鄉在陝西最貧困的窯洞村，被變相勞改了七年。令這個少年的情感唯一源泉枯竭的一個事件，是他在落難時曾被自己的母親告發。據媒體報道，當年習近平被關押時，有一次趁雨天跳窗逃回家，想讓媽媽給飢餓的他弄點吃的。但他沒有想到，之前被迫在他挨斗時舉手喊口號打倒他的媽媽，見兒子逃回家不但沒給他東西吃，反而冒着大雨告發兒子去了。絕望的習近平只能痛哭着從家裡逃走，第二天又被抓進少管所。從心理學角度看，這個非同尋常的事件是“不帶血的心靈殺手”，它的後果幾乎是毀滅性的。精神虐待打擊的是人的生命內核，會扼殺孩子對親人的最後的一點信任感以及自我尊嚴感。遭受過如此精神虐待的孩子大都會人格破碎，陷入嚴重的心理危機。如果沒有及時獲得愛之溫暖撫慰或者專業的心理治療，那麼，這個孩子很可能從此就帶着殘破冷酷的心靈生活…2000年，在接受《中國時報》採訪時。習近平這樣談他對政治的認識：“幾乎不曾有過權力的人，那些一直距離權力很遙遠的人，往往認為這些東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過表面的東西——權力和鮮花，榮耀和掌聲——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際關係。對政治我有更深層的了解。”心理學家一定會從這段話里認識到：這個昔日受虐的孩子，其心理痼疾從未痊癒。因為父親平反後重登高位的緣故，習近平在文革後仕途一帆風順。雖然被前妻拋棄，但他後又娶得美貌的歌唱家做妻子。可是，這一切外在的顯赫的成功都幫不了他，他那在成長階段受到損傷的人格仍然支離破碎…一個“受虐—施虐—循環往復”的詛咒之鏈，已經清晰地顯示出來。在文革過去五十年，中國殘酷的政治迫害仍然如出一轍，只是再也沒有當年曾拯救過習仲勛的胡耀邦了。問題不僅在於一個掌權者可怕的心理病態，問題更在於一個權力不被制約的政治制度。這個醜惡的制度無法阻止一個病態的人繼續糟蹋國家、禍害人民、摧殘人性，使中共中央在文革後制定的“撥亂反正”政策淪為具有反諷意味的笑話。從長遠看，無論希特勒、斯大林，還是毛澤東及其毛式人物，全都逃不掉覆滅的命運。但是，如何斬斷眼前這個詛咒之鏈，解除這個巨大的魔咒，是當今中國人不容推卸、迫在眉睫的責任。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三十

林彪、葉群為兒子林立果找美女，選“妃子”的事，旱已傳得沸沸揚揚，也屢見報刊披露，但有相當一部分是道聽途說，有的甚至是胡編亂造。我對林彪、葉群和林立果在全國各地“選妃”的事，知之不多，但對他們在上海的“選美”活動，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為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根據毛澤東主席的命令，在上海逮捕了林彪的心腹、空四軍政委王維國。

周恩來總理指示王洪文在上海設立了一個王維國項目組，每天要把清查的進展情況當面報告給周恩來。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林立果等人在上海“選美”的原始材料，包括筆記本、照相冊以及偽裝的照相機等，還有參與此事的有關人員的交代，當時就感到驚心動魄，難以置信而不得不信，現在我把它們實錄下來，公諸於世，以正視聽。

葉群派員來滬試探

葉群、林立果在上海“選美”，開始的時候只敢小規模偷偷地進行。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後，葉群通過她所控制的軍委辦事組，從北京派了一個幹部，拿着海軍李作鵬的介紹信，為她的兒子到上海“選美”，那個幹部到上海後找了東海艦隊高（希曾）副司令，說是要在上海物色幾個女青年，調到海軍系統的高幹招待所當服務員。高副司令當時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就擅自給他出具了市革會某部門的介紹信，讓他到基層去自己選拔。這個幹部行動非常詭秘，一會兒穿海軍軍裝，一會兒穿陸軍軍裝，今天去學校，明天下工廠，東打聽，西盤問，專找漂亮的女靑年，引起了群眾的懷疑，向上級領導作了反映。上級領導派人查問此事，那個幹部見情況不妙，趕快溜回了北京

林立來組建“找人小組”

這以後，林立果就親自出馬了。一九七○年五月，林立果在上海空四軍內物色人員，建立了找對象的“找人小組”，開始時選了最貼心的八名核心人員，所以叫“八人小組“，後來又擴大成員，由林立果親自命名為！“上海小組”。關於這項“選美任務”，當時的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林彪集團在上海的主要成員）對他的心腹說：“這是為天才人物選助手，是有偉大深遠的意義的。”

林立果當時的身份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但在空軍里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他為“上海小組”題了字，製作了精緻的組標，還親自來上海主持授槍儀式，給“上海小組”成員發了槍，凡是參加“上海小組”的人，都要舉行“小組宣誓”，宣誓的內容除了“忠於毛主席、忠於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忠於林副部長”，為“林副部長赴湯蹈火”，“絕對保守林副部長的機密”。“上海小組”的成員還要認真學習《入組需知》，該“需知”稱：“本小組的任務，是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多項任務”，“尤其是小組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的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況。”

“上海小組”的成員後來發展到二十多人，都會打槍，會攝影，會駕駛汽車。每個人配備了一輛蘇聯造的“伏爾加”小轎車、王維國也參與領導這個“上海小組”，他下令說：“小組的每一件工作行動，都要有助於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長”。

“上海小組”為林立果“選美”的行動，對外當然是絶對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連空四軍的有些領導也不了解這個小組的內情。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以後，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對“上海小組”的成員採取了隔離審查的措施，同時繳獲了《入組需知》，“誓言”、林立果題寫的組標，“選美”用的照相機，照相簿以及其它工具，才掌握了確鑿的證據。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上海小組”成 員陶某的一本記錄本。按照林立果的規定，關於他的任何活動，是不准留下任何文字痕跡的，但是這個陶某當時卻忽發奇想，他把林立果在上海的毎一次活動，按照時間的先後作了詳細的記錄，等到林力果和林彪一起毀滅之後，這本記錄本倒成了林立果作惡的重要罪證，使我們對於林立果在上海“選美”的種種醜態，有了比較真實而具體的了解。

“選美”據點：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

林立果毎次到上海活動，都住在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大院內一幢獨立的花園洋房裡。這裡原來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文革開始後被占用了。花園洋房被高高的圍牆包圍着，汽車從巨鹿路穿過一條長弄堂，可以駛進大鐵門一直開到客廳前面的草坪旁邊另一扇小鐵門，又可以直通空四軍招待所大院。這個地點既隱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這裡直接指揮“上海小組”“選美”。

“上海小組”的找人方式種種

小組的成員和集中在招待所里，基本上是兩人一檔，共同行動。而林立果自己往往也參加其中的一擋。

“上海小組”找人的方式很多，第一種是“盯梢”。這是舊社會上海的流氓、惡少慣用的伎倆：看見漂亮的女子，就死氣白賴地緊盯在人家後面，不把人家弄到手決不罷休，不過，林立果所採用的是現代化的盯梢手段，那是過去上海灘上的洋場惡少，流氓地痞們所望塵莫及的。

如果是林立果參加的兩人一組的轎車出動，左邊握着方向盤開車的是“上海小組”的一個成員，右邊前座上就坐着穿軍裝的林立果。轎車沿着馬路邊的人行道，緩緩地行駛，林立果就在車窗口伸着腦袋，蹙起他那又濃又黑的眉毛，用鷹隼一樣的眼睛，尋找他的獵物。

他們盯梢的時間往往選擇在工廠、學校、機關，商店上班的時刻，馬路上來往的行人絡繹不絕。林立果發現了長得漂亮的年輕姑娘，馬上命令左邊的駕駛員跟上，轎車就慢速前進，緊緊尾隨着被“盯”的姑娘，有時候，正好瞥到一個美貌的姑娘在人行道上和轎車迎面交錯而過，林立果就下令要轎車立即調頭，繼續跟上路邊的姑娘。

這種轎車盯梢，一直要盯到那個姑娘走進某個工廠或者學校為止。林立果他們也就趕快下車，跟着她進門，認準她的具體去向。然後回過頭去找這個單位的人事部門，拿出部隊的證件和介紹信，聲稱是來招特種兵的──部隊文工團團員或是醫務人員等等，向人事部門調閱有關檔案，了解那個姑娘的姓名、年齡、婚姻史、家庭情況等，那些基層單位的工作人員出於對解放軍的信任和熱愛、又看到他們隨帶的證件齊全，手續齊備，對他們的要求決不會拒絕。

書面檔案摘錄好以後，林立果等又當場提出要和被物色的本人作一次談話。於是，這個年輕的姑娘就被找到單位人事部門的辦公室。面對兩位軍人，其中的一個人和她隨便聊開了天，先是說明來意，然後問她想不想常演員或是醫生，有哪些愛好和特長等等，另外一個穿軍裝的人偶爾也在旁邊插上一兩句話，但是更多的時間卻在擺弄一隻草綠色的軍用背包。這隻軍軍用背包普普通通，半新不舊，和任何一個解放軍戰士用的並無二致。這隻背包放在桌上，也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誰曾想到，就在這隻毫不顯眼的背包里，卻隱藏着一架高級照相機。背包內層，四周用硬襯襯好，使它立在桌而上不會臥倒，背包的一側，開了一個小洞，裡面的硬襯上也相應地挖了一個小孔。照相機被固定在背包內壁上，它的鏡頭，正好嵌在硬襯的小孔里。通過背包上的小孔，照相機可以對準任何需要拍攝的對象，背包的另一側，拖出一根線頭，那便是照相機的快門按鈕。當那位年輕的姑娘進來，坐下，談話及出去的過程中，她萬萬不會想到：自己的全身像、半身像、正面像，側面像、說話（露齒）像，微笑像……統統都已經被攝入了鏡頭。

林立果他們“選美”活動的第二種方式，就是“相面”，這是從第一種方式發展而來的，因為“盯梢”雖有收穫，但是費時費力，而且有一次差點出嚴重事故：林立果和旁邊開車的“上海小組”成員，同時盯着馬路上的女人看，結果駕駛員手裡的方向盤沒有把穩，伏爾加轎車撞到了馬路邊的電線杆上。車撞壞了，虧得車速較慢，林立果沒有受傷。氣得他連聲罵娘，從此以後，“選美”的方式就較多地採用直接“相面”了。“上海小組“的二十來人，分成兩人一組的許多小小組、分片包下，直接闖進工廠、學校里去，通過各個單位的領導，一個一個車問，一個一個教室，挨着看過去，“重點”單位如劇團等文藝團體則由林立果親去看演員排演，練功等，直接進行“相面”，那些正在工作，上課或是排戲的年輕女孩子，誰也不會想到他們是來“相面”選人的。凡是被“選美”小組選中的人，就和第一種方式所講過的那樣、被叫到本單位的辦公室談話，然後偷偷地被拍了照……

“複選”對象編號人冊

林立果等人把照片帶回後，沖洗出來，再加以比較對照，進行複選，凡複選被選中的相片，就正式編號，粘貼進照相冊。每本照相冊中共貼有七，八十個年輕女性的照片，每人占一頁，寫有編號、姓名、年齡，工作（學習）單位，住址等，還特別註明了身高；文字紀錄旁邊就貼着這個女性的正面像、側面像，半身像、全身像，甚至還有從人事檔案材料上翻拍下來的本人照片。例如有一個面容姣好，身材優美的芭蕾舞演員，她的照片被貼在這本相冊的第一頁，編號為201。當我翻閱相冊時看到這些照片，着實吃了一驚，因為這位演員是上海市舞蹈學校《白毛女》劇組的主要演員，想不到由我直接主管的“樣板戲”劇組，他們的“選美”觸角也鑽進來了。相冊上除了這位演員的正面照、側面照以外，還貼着一張她穿緊身的練功服正在練功的全身照片……

有了這些照相冊，林立果就可以按圖索驥，實行“點名”了。接下去，“上海小組”的成員便秉承林立果的旨意，給點中的女青年去做“工作”，動員她們參軍、入伍。可憐的女孩子，她們有的是想去部隊文工團當演員，有的是羨慕部隊領導機關優越的工作條件，也有的甚至是為了穿上軍裝可以不再上山下鄉……就這樣，一些女青年被蒙在鼓裡，經過體格檢查，辦了入伍手續。

“獵物”入伍進學習班與個別談話

人伍以後的第一件事，先進學習班，重點學習“林副部長”的“講用報告”。這種學習班很特別，有時候只有一、兩個人也辦班。等到她們稍稍熟悉了部隊生活以後，“林副部長”就找她們個別“談話”了，“談話”的地點就在巨鹿路林立果住的那幢花園洋房裡。林彪垮台以後，王洪文和我到這個地方實地去看了一下，花園洋房的樓下是客廳和餐廳，大客廳的四壁都用古老的英國式雕花牆板鑲嵌着，很有氣派。

但是這個地方不夠隱蔽，所以林立果不願選定這間客廳作為“談話”的地點。他看中二樓的一個大套間，外間布置成會客室模樣，淺色面料的沙發套扶手上，覆蓋着白色的花邊，沙發背上放着織錦緞的軟墊。會客室的一隅放着小桌子和軟椅子，桌上鋪着白色的台布。“談話”都在晚上進行，到半夜十一點鐘左右，招待所的廚師就會做好酒菜、夜點心，由值班的“上海小組”成員送上樓來。套間的裡面是林立果的臥室，靠牆安放着一張席夢思的大床，床上鋪着當時罕見的電熱毯。大床的兩側，擺着兩隻長條形的進口立體聲音箱，床邊的柜子裡，放着一架立體聲收錄機和當時一般人從未見過的大量盒式錄音帶。林立果把臥室和“談話”客廳緊捱在一起，當然是別有用心的。

關於林立果在上海找人“談話”的詳細情況，在陶某的記錄本和一些人的交代揭發材料中，都有記載。一旦林立果選中哪個已經人伍的年輕女性，就由“上海小組”的成員開車去把她單獨接來，時間都在晚上七、八點鐘以後，“上海小組”的成員就退到樓下大會客廳里等候着，這叫做“值班”。“值班”必須值到“談話”結束為止，不得中途離開或擅自上樓，如果林立果臨時按鈴吩咐要辦什麼事，也只能由指定的人員上樓。

“副部長”“談話”舉例

等到陪同上來的人員退去以後，在二樓會客室的沙發上，林立果的“談話”就開始了：“你請坐，叫什麼名字呀？原來在什麼單位工作？有些什麼愛好呀？……”明明都是早已知道的，似是從這些問題問起，可以使氣氛顯得親、自然些。

等到女青年女性的忸怩，緊張的心態開始轉變，“談話”進入一個比較鬆弛的氣氛以後，林立果就逐步轉入了主題：“你知這我是誰嗎？”

“剛才帶我來的那位同志不是介紹過了？你是林副部長……”

“不要叫職務嘛，可以叫我的名字。知道我的名字嗎？”

“知道……人伍以後，聽過您的講用報告了……”

“噢，那只是一些學習體會，請多提意見……不過，這個報告的錄音放給我爸爸聽過，他還是贊成的……你知道我爸爸是誰嗎？”

“不知道……”她確實是不知道，因為事先作過布置，不讓“上海小組”的成員把底細告訴女孩子。

“你猜猜看……”

“那怎麼猜得到呢？”

“先猜我爸爸是什麼樣的幹部？”

“您都是副部長了，您的父親肯定是個高級幹部……”

“什麼樣的高級幹部？”

“是將軍吧？”

“哈哈，那太小了……”

“啊……”比將軍還要大，莫不是元帥吧，可是不敢說出來。

“再猜猜，我爸爸在中央擔任什麼職務？

“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吧？”

“哈哈！那還太小……”

“哦……”簡直不敢想象，面前坐着的竟是“接班人”的兒子。

“哈哈哈哈……沒有想到吧……”看着姑娘的驚愕，簡直難以置信的神情，林立果得意非凡，兩隻眼睛眯成一條線：“談話”到了這個時候，收到了他預期的出奇制勝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