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习近平不成为“核心”才奇怪！

刚刚闭幕的中共18届6中全会确立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不难想象，此事必然会令一部分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纠结不已，甚或从内心往外怀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和悲观情绪。这是源于对毛、邓两个核心的独裁时代心有余悸和高度警惕所致，完全可以理解。但历经对中国式道路与西方民主制度的深度纠结、全面比对、激烈论争这么多年之后，在分析、解读习“晋级”领导核心一事上，就没有继续感情用事、主观臆断、囿于教条的理由。笔者此前曾提出一个讨论问题的简单规矩：客观的理念、理性的思维、实事求是的态度，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一）中国从独裁制向威权制的过渡

要理性解读习近平成为中共领导核心这个新情况，依靠过于发达的想象力，主观臆测习未来会如何如何，是完全不靠谱的。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制度的演变，才是正事。从中共1949年建政，至邓1992年南巡讲话后真正退居二线，毛、邓作为第一、二代领导人中的两个绝对核心，也代表着两个实质独裁时代，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

毛评价邓“绵里藏针、开钢铁公司”，应该说相当准确。邓最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果断扭转了毛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一手铸就了中国至今仍不可动摇的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大业，他另一个毫不逊色的贡献，则是在其最后阶段兑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正常交接班制度，特别是促成了实质独裁制度的终结和现实威权制度的形成！尽管其过程是有代价和痛苦的。邓通过大手笔谋划，让一大批老资格高层领导人通过“中顾委”这个方式成功腾出一线位子，为领导人正常交接班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他更不惧非议，以其独裁式铁腕手法，先后废除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最高领导人。而令人扼腕的全部症结正在于这两位是中共领导层中最具开放观念、最坚定走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者，犯下了所谓一手软一手硬（大致可归结为冒进）的错误！

因1989年天安门事件，邓匆忙选择了主政上海的江泽民接替被罢免的赵紫阳，并刻意将其树立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回头来看，这一安排有些歪打正着的意味！没有选择时任总理李鹏或其他常委接班，这就波澜不惊地解决了新领导人可能出现的“继承独裁”问题！而江作为地方诸侯进京，其权威性显然是不够的，陈希同等高层的不服就是例证。假如不是有邓和一帮老人压阵，江很难树立起权威，并顺利执政13年。

无论是有心栽花，还是无意插柳，总设计师这一令国内外大感意外的举措直接导致了中国领导制度从独裁制向威权制的过渡。有邓的背后撑腰，通过“七上八下”年龄限制，成功让李鹏、乔石、李瑞环等大佬顺利退出历史舞台，这就保障了任何可能的独裁势力的彻底终结。“江核心”的13年，总体属于顺风顺水，但奢望独裁，就行不通。在其任期结束后，仍赖在军委主席位置上两年成为其最大败笔，受到海内外广泛诟病，就很说明问题。客观地看，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失去了独裁的土壤和空气，威权时代的到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中国的威权制度何以成为一种必然？

就中国极其复杂的具体国情而言，威权体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方便”选择，甚至是必然选择！

至于民主体制为何不能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个问题已经有太多纠结和争论。在本人看来，如果忽略一些次要原因（诸如地域差异巨大、生存压力处于极限区间、历史文化包袱沉重、民众素质参差不齐、以及民主制度成本太高等），中国尚没有资格实行民主制度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必要的法治基础！完善有效的法治体系是保障民主体制成功的前提和保障（此主题另文发）。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民主制度能够“大获成功”，首先是因为其成熟的法治系统。一些后发民主国家（如印度、菲律宾、巴西）实施民主制度之所以不那么成功，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其法治不到位。

中国实施既不同于过往独裁体制、也有别于西方民主体制的威权体制（官方称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初级阶段的人民民主），过去40年的实践表明，这是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一种不坏选择。这一体制对于法治程度的要求不高，对于复杂国情有较好的适应性，对于民众的素质也没有多少要求，历史文化包袱沉重也不成问题，地域差异巨大不会带来太大障碍。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威权体制具有相当高的效率，且成本不高，使得生存压力处于极限区间的中国完全能够承受。

中国的这条特色道路，虽然引发中国人、华人中所谓“右派”的强烈不满和持续攻击，在国际社会则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关注。中国式道路早已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成为引发关注和思考的可供选择的道路之一。“最佳国家”评比是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BAV顾问公司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完成的。这项评比仅纳入60个较有影响的国家，通过对全球1.6万人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世界各国的受访者把中国排在了全球第17位！而这还只是在中国人均GDP仅仅排名第90位的情况下！试想，假如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水平，中国的该项排名又会多高呢？这从另一个方面间接证明：在世人心目中，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绝非某些极端右派批评者口中那么不堪。

（三）习近平不成为“核心”才奇怪！

习近平为何一定成为核心？简单说来，这是中国现行威权体制的一种必然要求，是准确反映现实和客观规律的事情。而在此前的胡锦涛时代，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始终未能获得领导“核心”这一名号，才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现在就来看看威权时代的中国，没有核心的危害。

江之后，中共不提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地位，表面看，可美其名曰为了强化集体领导，而实际上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其实质是“江核心”的私心作祟。江退位后，期望延续邓的模式，还要保持其对中共重大事务的影响力，为刻意压低胡的地位，才采取了不提核心、不允许胡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不光彩掣肘手法！

胡主政十载，其本身职务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而对他的标准提法始终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实际上就是一句废话，没有提供任何新信息。这就类似于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党中央”，这无异于重复一个妇孺皆知的事实。与此废话定位相对应，平民出身的胡，其领导权实际是被架空的，尽管有同样平民出身的温家宝的配合。特别是反映在军队事务上，两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掌握着实权，而他们都是江栽培、提拔的亲信，听命于江是无需任何想象力的。江在军委的办公室直至胡任期结束才撤销也是证明。胡对他们则几乎束手无策。而大内总管令计划和常委中的黄菊、周永康等人，也包括政治局委员中的薄熙来等，完全不是胡能摆平的。结果就是外界所称的“九龙治水”现象。反映在中央权威上，就导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尴尬局面！

将胡的十年评价为威权体制下不树立领导核心而失败的一个反面教材，并不为过。虽然在经济发展上，胡时代维持着高速增长，但那是依靠土地财政支撑的高投资简单扩张，以三高（高能耗、高污染、高资源浪费）为特征的粗放、低水平生产加工模式，是以吃子孙饭、断子孙路、不可持续、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等负面效应为高昂代价的！而在中共和国家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中，则出现群龙无首、各自为政、拉帮结派、没有规矩、严重官僚化等严重问题！而权钱交易、闷声发大财、腐化堕落等丑恶现象更到了失控、泛滥到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地步！不能成为核心的胡，对这些严重问题和弊端，则基本处于无所作为、得过且过的被动境地。

诚然，在美国这样的民主体制下，不存在、也无需达到核心高度的个人权威，白宫、国会、最高法院的掌门人都不具备这一资格，唯一的核心权威是非人格化的法治体系。但即使如此，总统不但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在这一意义上，即使有国会和司法的制衡机制，仍不能否认其一定的核心意味。

何况在一种既不能实行西方民主机制、又缺乏有效法治基础的威权体制下！顾名思义，威权体制是离不开权威的。有效领导力的基本保障就不得不诉诸于领导人的核心地位。话句话说，在威权体制下，最高领导人成为核心权威，就是一种必然。这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原理规定性。至于中国这一威权体制、特别是特殊国情和政情必然需要一个领导核心，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实质也是一种虚伪。再强调一遍，这是由民主机制的不到位和法治的不合格所带来的无奈选择。没有核心权威的威权体制是不能有效运行并取得成果的，胡锦涛时代就是例证。中国这个有13亿多人口、生存空间紧张、资源相对贫乏的大国只能开辟自己的发展路子，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提供现成经验。为了民主而民主是幼稚，为了与西方接轨而接轨是愚蠢！

总之，习近平成为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满足威权体制要求、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特点的必然选择。习执政近四年来，铁腕反腐和国际国内大政方针的运作也充分证明，习不成为这个“核心”才奇怪！现在唯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习核心”任何可能的向独裁方面漂移？笔者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民众基础和政治生态都已经令独裁失去了生存空间。

最后，维基解密泄露的希拉里三次秘密演讲，其中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值得玩味。她的基本结论包括：肯定习近平是一个有能力、负责任的大国领导人，特别是对军队的掌控可以令人放心，而其前任胡则做不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