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習近平不成為“核心”才奇怪！

剛剛閉幕的中共18屆6中全會確立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核心地位。不難想象，此事必然會令一部分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糾結不已，甚或從內心往外懷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和悲觀情緒。這是源於對毛、鄧兩個核心的獨裁時代心有餘悸和高度警惕所致，完全可以理解。但歷經對中國式道路與西方民主制度的深度糾結、全面比對、激烈論爭這麼多年之後，在分析、解讀習“晉級”領導核心一事上，就沒有繼續感情用事、主觀臆斷、囿於教條的理由。筆者此前曾提出一個討論問題的簡單規矩：客觀的理念、理性的思維、實事求是的態度，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參照。

（一）中國從獨裁制向威權制的過渡

要理性解讀習近平成為中共領導核心這個新情況，依靠過於發達的想象力，主觀臆測習未來會如何如何，是完全不靠譜的。首先需要明確中國制度的演變，才是正事。從中共1949年建政，至鄧1992年南巡講話後真正退居二線，毛、鄧作為第一、二代領導人中的兩個絕對核心，也代表着兩個實質獨裁時代，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

毛評價鄧“綿里藏針、開鋼鐵公司”，應該說相當準確。鄧最大的貢獻不僅僅在於果斷扭轉了毛時代的階級鬥爭為綱和政治掛帥，一手鑄就了中國至今仍不可動搖的改革開放與民族復興大業，他另一個毫不遜色的貢獻，則是在其最後階段兌現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正常交接班制度，特別是促成了實質獨裁制度的終結和現實威權制度的形成！儘管其過程是有代價和痛苦的。鄧通過大手筆謀劃，讓一大批老資格高層領導人通過“中顧委”這個方式成功騰出一線位子，為領導人正常交接班制度的確立打下了基礎。他更不懼非議，以其獨裁式鐵腕手法，先後廢除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最高領導人。而令人扼腕的全部癥結正在於這兩位是中共領導層中最具開放觀念、最堅定走改革開放路線的領導者，犯下了所謂一手軟一手硬（大致可歸結為冒進）的錯誤！

因1989年天安門事件，鄧匆忙選擇了主政上海的江澤民接替被罷免的趙紫陽，並刻意將其樹立為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回頭來看，這一安排有些歪打正着的意味！沒有選擇時任總理李鵬或其他常委接班，這就波瀾不驚地解決了新領導人可能出現的“繼承獨裁”問題！而江作為地方諸侯進京，其權威性顯然是不夠的，陳希同等高層的不服就是例證。假如不是有鄧和一幫老人壓陣，江很難樹立起權威，並順利執政13年。

無論是有心栽花，還是無意插柳，總設計師這一令國內外大感意外的舉措直接導致了中國領導制度從獨裁制向威權制的過渡。有鄧的背後撐腰，通過“七上八下”年齡限制，成功讓李鵬、喬石、李瑞環等大佬順利退出歷史舞台，這就保障了任何可能的獨裁勢力的徹底終結。“江核心”的13年，總體屬於順風順水，但奢望獨裁，就行不通。在其任期結束後，仍賴在軍委主席位置上兩年成為其最大敗筆，受到海內外廣泛詬病，就很說明問題。客觀地看，中國的政治氣候，已經失去了獨裁的土壤和空氣，威權時代的到來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二）中國的威權制度何以成為一種必然？

就中國極其複雜的具體國情而言，威權體制本身就是一種自然的“方便”選擇，甚至是必然選擇！

至於民主體制為何不能成為中國的必然選擇，這個問題已經有太多糾結和爭論。在本人看來，如果忽略一些次要原因（諸如地域差異巨大、生存壓力處於極限區間、歷史文化包袱沉重、民眾素質參差不齊、以及民主制度成本太高等），中國尚沒有資格實行民主制度的根本性原因，在於中國缺乏必要的法治基礎！完善有效的法治體系是保障民主體製成功的前提和保障（此主題另文發）。西方發達國家實行民主制度能夠“大獲成功”，首先是因為其成熟的法治系統。一些後發民主國家（如印度、菲律賓、巴西）實施民主制度之所以不那麼成功，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因為其法治不到位。

中國實施既不同於過往獨裁體制、也有別於西方民主體制的威權體制（官方稱謂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包括初級階段的人民民主），過去40年的實踐表明，這是適合中國基本國情的一種不壞選擇。這一體制對於法治程度的要求不高，對於複雜國情有較好的適應性，對於民眾的素質也沒有多少要求，歷史文化包袱沉重也不成問題，地域差異巨大不會帶來太大障礙。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威權體制具有相當高的效率，且成本不高，使得生存壓力處於極限區間的中國完全能夠承受。

中國的這條特色道路，雖然引發中國人、華人中所謂“右派”的強烈不滿和持續攻擊，在國際社會則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和關注。中國式道路早已不是洪水猛獸，而是成為引發關注和思考的可供選擇的道路之一。“最佳國家”評比是由《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BAV顧問公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合作完成的。這項評比僅納入60個較有影響的國家，通過對全球1.6萬人進行問卷調查獲得統計數據。世界各國的受訪者把中國排在了全球第17位！而這還只是在中國人均GDP僅僅排名第90位的情況下！試想，假如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水平，中國的該項排名又會多高呢？這從另一個方面間接證明：在世人心目中，中國制度、中國道路，絕非某些極端右派批評者口中那麼不堪。

（三）習近平不成為“核心”才奇怪！

習近平為何一定成為核心？簡單說來，這是中國現行威權體制的一種必然要求，是準確反映現實和客觀規律的事情。而在此前的胡錦濤時代，這位中共最高領導人始終未能獲得領導“核心”這一名號，才是一件相當奇怪的事情！現在就來看看威權時代的中國，沒有核心的危害。

江之後，中共不提最高領導人的核心地位，表面看，可美其名曰為了強化集體領導，而實際上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而已，其實質是“江核心”的私心作祟。江退位後，期望延續鄧的模式，還要保持其對中共重大事務的影響力，為刻意壓低胡的地位，才採取了不提核心、不允許胡與自己平起平坐的不光彩掣肘手法！

胡主政十載，其本身職務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而對他的標準提法始終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這實際上就是一句廢話，沒有提供任何新信息。這就類似於說“以毛澤東為主席的黨中央”，這無異於重複一個婦孺皆知的事實。與此廢話定位相對應，平民出身的胡，其領導權實際是被架空的，儘管有同樣平民出身的溫家寶的配合。特別是反映在軍隊事務上，兩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掌握着實權，而他們都是江栽培、提拔的親信，聽命於江是無需任何想象力的。江在軍委的辦公室直至胡任期結束才撤銷也是證明。胡對他們則幾乎束手無策。而大內總管令計劃和常委中的黃菊、周永康等人，也包括政治局委員中的薄熙來等，完全不是胡能擺平的。結果就是外界所稱的“九龍治水”現象。反映在中央權威上，就導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尷尬局面！

將胡的十年評價為威權體制下不樹立領導核心而失敗的一個反面教材，並不為過。雖然在經濟發展上，胡時代維持着高速增長，但那是依靠土地財政支撐的高投資簡單擴張，以三高（高能耗、高污染、高資源浪費）為特徵的粗放、低水平生產加工模式，是以吃子孫飯、斷子孫路、不可持續、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拉大等負面效應為高昂代價的！而在中共和國家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員中，則出現群龍無首、各自為政、拉幫結派、沒有規矩、嚴重官僚化等嚴重問題！而權錢交易、悶聲發大財、腐化墮落等醜惡現象更到了失控、泛濫到觸目驚心、駭人聽聞的地步！不能成為核心的胡，對這些嚴重問題和弊端，則基本處於無所作為、得過且過的被動境地。

誠然，在美國這樣的民主體制下，不存在、也無需達到核心高度的個人權威，白宮、國會、最高法院的掌門人都不具備這一資格，唯一的核心權威是非人格化的法治體系。但即使如此，總統不但是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也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在這一意義上，即使有國會和司法的制衡機制，仍不能否認其一定的核心意味。

何況在一種既不能實行西方民主機制、又缺乏有效法治基礎的威權體制下！顧名思義，威權體制是離不開權威的。有效領導力的基本保障就不得不訴諸於領導人的核心地位。話句話說，在威權體制下，最高領導人成為核心權威，就是一種必然。這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原理規定性。至於中國這一威權體制、特別是特殊國情和政情必然需要一個領導核心，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不承認這一點，不是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實質也是一種虛偽。再強調一遍，這是由民主機制的不到位和法治的不合格所帶來的無奈選擇。沒有核心權威的威權體制是不能有效運行並取得成果的，胡錦濤時代就是例證。中國這個有13億多人口、生存空間緊張、資源相對貧乏的大國只能開闢自己的發展路子，世界任何國家都無法提供現成經驗。為了民主而民主是幼稚，為了與西方接軌而接軌是愚蠢！

總之，習近平成為中共新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滿足威權體制要求、適應中國特殊國情特點的必然選擇。習執政近四年來，鐵腕反腐和國際國內大政方針的運作也充分證明，習不成為這個“核心”才奇怪！現在唯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防止“習核心”任何可能的向獨裁方面漂移？筆者的基本判斷是：中國的民眾基礎和政治生態都已經令獨裁失去了生存空間。

最後，維基解密泄露的希拉里三次秘密演講，其中對中共領導人的評價值得玩味。她的基本結論包括：肯定習近平是一個有能力、負責任的大國領導人，特別是對軍隊的掌控可以令人放心，而其前任胡則做不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