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上帝萬能——精神高於物質

《舊約》第一篇《創世紀》開宗明義：“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先有詞，後有物，就這麼簡單！詞與上帝同在，詞就是上帝。後來，詞（常譯為“道”）成了肉身，即詞化身為耶穌。聖經反覆強調，不准體貼肉體，只准追求真理。耶穌在曠野中餓了40天，魔鬼叫他把石頭變成麵包時，他說：“人活着不單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即真理）”。猶太基督教確立人的精神或語言高於物質的基本原則。

這種對語言的高度信任和崇拜，直接導致了西方人精神生活方面的告解（即懺悔）傳統、社會制度方面的法律傳統以及知識藝術領域的辯論傳統。告解不僅包括用語言進行懺悔，即用語言抵消一個罪惡的念頭甚至贖解一項未被發現的罪行；也包括手按《聖經》以上帝的名義用語言進行起誓。可見語言的力量之大。而一旦新教取消了告解，西方人的精神頓時面臨崩潰，於是需要導致發明，精神分析醫生及時代替了懺悔神甫的角色，告解傳統的暫時中斷和精神分析不盡人意的替代所造成的文化內傷，雖經兩次世紀大戰的災難性發泄，仍可斷言其內在驅力至今尚未完全釋放盡淨。對西方人來說，非理性就是非語言。

二，東方：上帝無能——物質高於人的精神

《聖經》中那些不信上帝的人被來到了東方，他們為了否定上帝萬能，連上帝的語言功能都否定了。孔子的“天何言哉”這句話（在孔子之前就流傳了幾千年），就是在否定上帝能說話，就是否定了上帝的萬能性。否定上帝的結果，中國確立的了物質高於人的原則，為了所謂國家（的GDP），可以犧牲民命，用“血和肉築成新的長城”。

中國文化核心是物質至上，都是圍繞物質功利轉。中國的名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出自大名鼎鼎的《易經》，清華大學初建時，居然把它作為校訓。它把徳和外在的物質掛鈎，即把功利作為是否厚德的標準，這就是號召大家去追求財富，並以此衡量徳的大小，即財富越多，德越大。因此，中國到處宣傳恭喜發財（新年賀詞的首句），多麼荒謬！請比較：基督教是把德和財富分開的，如：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都難。中國正是靠這荒謬的思維，皇帝占據天下所有財富，所以他是天之子，德配天下，只有皇族配享政治特權，因為他們是聖賢，中國文化就是人為的如此製造社會分裂。清華大學以“厚德載物”做校訓，證明了中國人的精神俗不可賴，中國人還未走出叢林和蒙昧。

古代西方人就認識到，人是有理性有自由的靈（精神動物），唯有中國人說人是草狗，莊子還說人的本質就是屎。中國文化把人等同世界上普通的萬物，這一點體現在老子《道德經》中。老子認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道德經》裡的“道”全是物質運動規律的描述，把人等同於物。所以漢語裡有“人物”之類詞。聖人把民當草狗（像避孕套用過就扔）；如今狗官把民當屁民。對待老百姓就像天地對待世間萬物一樣，可生殺予奪。而且，君王是在師法自然、師法天地的名義下進行的，因而有着無窮的合理性。事實上，“天地不仁”只是一種自然災害，而非天地故意為之。“天地”沒有思想意志，不存在“天地”故意將萬物視為“芻狗”的情形。但老子由此推論出：作為人的“聖賢”將“百姓”當作“芻狗”，這是故意製造邏輯混亂而做的詭辯。可見，“法自然”不過是把專制暴行“合法化”而已，是一種巧飾。老子之所以如此詭辯，就是要反對黃帝的“愛民”思想，就是要宣揚他的愚民論。將人民當作雜草與豬狗者，只能是暴君，何“聖”之有？老子說“辯者不善”，對於他的詭辯，只能用“陰毒”來形容。

老子認為人是無知無欲的行屍走肉（芻狗），對人的語言完全不能信任。所以，他說，“道可道，非常道”，只要你說出來，就不是“常道”。中國人的真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這實質上是否定了一切，否定了西方人嘴裡說出的那個上帝。老子要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說話怎麼教人，聖人成了聾啞學校的老師，那又能教幾人？對語言的高度不信任必然波及以語言為載體的神聖化的法律，所以老子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道德經》第56章還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即：懂的人是不說的；說的人是不懂的，也就是說：說出來的言論都是垃圾。既然語言是垃圾，語法、邏輯和理性就無法產生於中國，中國社會就只好依賴於暴力了，這就是吳思的暴力元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文化背景。法家們強調必須依賴帝王的“力”的原則：“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見《商君書》）。”

老子貶低語言的目的就是要隔離人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讓人不說話，使人成為行屍走肉。道家實質是要人們昏昏沉沉，糊裡糊塗，回歸原始社會的孤居社會，像楊改蘭一家孤居或者像北大的博士隱居在深山老林，莊子就說過“民如野鹿”一樣的赤身裸體地生活是最幸福的。這種反動的學說阻礙了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胡適、劉軍寧、黎明等人說老子有民主（有邏輯）思想。老子主張倒退到“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都不往來了，哪裡還需要民主？所謂社會，就是交往，連交往都沒有了，哪裡還有社會的影子！老子怎麼會胡思亂想起民主來？互不往來，倒是契合老子的無是非原則、無公平正義的人生哲學，因為沒有往來，是非原則、公平正義也就無從談起。

柏拉圖說：有一批人猶如囚徒世代居住在一個洞穴中，人們的脖子和腳被鎖住不能環顧，只能面向洞壁。囚徒以為洞壁上的影子就是“實在”。事實上，中國人被隔絕在一個個孤立的“洞穴”里。“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每個人“各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哪裡是小國寡民，分明是家庭之間的相互隔離。老子深知，斷絕人們的橫向聯繫，當每一個人成了孤零零的個體，就無力挑戰政府權威，國家就長治久安了。老子主張根絕一切法律、道德、禮儀，將黎民百姓畫地為牢，死死地困在一個地方，使他們有車不能乘，有船不能坐，有科技器械也用不上，並且絕學、毀文、愚化他們，以便使黎民百姓變得無知、無欲，只知道像豬一樣吃，像牛一樣勞作，如雜草一般總在一個地方自生自滅就可以了。這就是老子提出“絕巧棄利”、“民為芻狗”的原因。

三，老子是帝王愚民術的鼻祖

“道”指的是事物的客觀規律，而規律則是無形、無物、看不見、摸不着的。在中國古代，並沒有類似現代哲學中的“抽象”之類專用名詞，所以，哲學家著書傳播道理，大多數著作就不得不對“道”的抽象性做一番解說。老子將“道”說成是“物”，“道之為物，惟恍惟惚（第21章）”，這就說明老子對於道學理論是個似懂非懂的半吊子貨。第1章雲“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是毫無哲理意義的故弄玄虛。在老子之前，從未有人將“道”稱之為“玄”的。老子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說，就是“神道設教，以愚百姓”的一種歪理邪說。

第39章云：“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榖，此其以賤為本耶？” 第42章雲“人之所惡，唯孤、寡、不榖，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此種喻比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帝王的稱孤道寡，是自夏禹以來建立了“父傳帝位與其子”以一家之私的獨裁治天下，才逐漸形成的。其原意是“唯王作極”，天下唯一而無偶。並不像老子所說，具有賤身貴道，以百姓所惡、所賤而作自稱，是所謂的“物極必反”規律使然。

第38章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更是歪理：學道才能有德，失道之後，德從何來？失仁之後，其哲學、社會德義又焉能存在？其實，老子的一番違背邏輯性推理之語，就是要反禮制。中國最古之禮，是帝王選賢、禮賢、任賢之禮。因為自從夏禹以來，禮就逐漸朝着下級阿奉上司的點頭哈腰方向發展。周代以來，只有在帝王的築壇拜將儀式中，還殘存着一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影子。老子與孔子同處於春秋社會變革時期，老子所反對的，正是上者施禮於下屬的文明禮貌之禮。老子的“道”似乎很玄妙，涉及天地宇宙，那不過是統治術的隱喻，本身並無獨立的意義，所以也不求邏輯上的完整。老子說，天下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第25章）。四大並列，尊君昭然。難怪帝王喜歡他。

“天下皆謂我道大”（第67章），是一種違背客觀規律的胡吹。在老子第一個發現了“道”，並為之命名，他在寫作這句話的時候，自然是書未出版。書尚未成，就無法傳播於世上，世人就處於“不知道”的狀態，何來“天下皆謂我道大”？遍查古籍，也見不到春秋時期誰夸其“道大”的記載。第70章又自相矛盾的自吹：“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老子說他的言語非常容易理解，也很容易做到。可惜的是，天下的人們都不知道他。這就揭露了“天下皆謂我道大”是謊言。這種情況，可以這樣理解：天下的人們都愚不可及，連老子簡明易行的話也聽不懂，做不到；或者老子講的全是鬼話，思維正常的人都聽不懂。當然，老子本意是神化自己：“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這是吹牛不打草稿。老子指責他人都是“言者無知”，而唯有他是有知的救世主。第53章的一段話，是老子把自己當成了救世主的表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唯有他才能帶民走正道。鼓吹神鬼莫測之術，故弄玄虛，言己之術法力無邊而可救世，是一切迷信教派的特點。所以，後漢中國產生的教派以道為教名，尊老子為教主，以其所著《道德經》為教典，就毫不奇怪了。

毛澤東多次說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而秦始皇最愛的是老子，他愛老子的愚民術，他愛老子“聖人不仁”的殘暴術，還愛老子長生不老術，再加上管子的“利出一孔”的壟斷術，這就是法家全部內容=愚民+殘暴+壟斷一切。

歷代新興的統治者登基後，往往都要搞一陣子毀滅前朝文化的罪惡活動，而他們信奉的就是老子的“絕學無憂”（第20章）論。由於老子的思想符合獨載統治的需要，就不斷得到吹捧乃至變本加厲。例如，法家者流因受老子思想的影響，都提倡絕學、絕聖、役賢、害賢、滅賢、愚民。商鞅說：“民愚則易治”。因為，“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橫向交往），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又說，“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國強。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僅如此，商鞅還將所有文明修善教化都咒之為“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必欲除淨而後快。同樣，韓非亦是愚民大師，他說：“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這些同“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野蠻口號，是一回事。

老子的聖人專制表現為：無為=無不為，就是無所不為，沒有底線。“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顯然，只有無所不為的恐怖，民才能隨我而變化，否則就是空想。老子的崇拜者韓非又《解老》又《喻老》，把老子的殘暴“不仁”的“無不為”思想發展到了恐怖的高度。“不仁”在漢語裡是個貶義詞，如“不仁不義”，在道粉溪谷的眼裡“聖人不仁以民為狗”倒是民主法治的基礎，真是顛倒黑白、滑天下之大稽。老子的聖人專制和柏拉圖的哲學家專政相似，但更壞。柏拉圖的哲學王統治是以學術研究握道為基礎的哲學家們選出的哲學王來統治，重視科技發展。然而，老子似的聖人是天生的，與選舉無關；並且反對科技、反對文字，要倒退到原始社會，所以，中國的專制更野蠻恐怖愚昧。儒家是在維護這套野蠻的專制制度的基礎上，加上溫情脈脈的面紗，以便老百姓心甘情願地做奴隸，做看家狗。毛澤東批儒捧法家，說明他實行的就是赤裸裸的殘暴專政。

事實上，智慧是不應堵塞的。防止盜賊最好的辦法不是否定人的智性，而是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未必條律越繁，國家越亂。如果國家領袖如老子那樣藐視智慧踐踏法治，不是國被滅就是人吃人。毛澤東玩的就是老子一套，毛澤東掌權後，踐踏了法治道德，無底線地亂殺並搞大公無私，弄得中國到處人吃人。毛在杭州“無為”玩美女，讓大臣們“有為”弄死高崗，文革前夕毛澤東在南方陰謀“無為”，讓劉鄧開展文革序曲，最後大臣們幾乎都被他打倒。老子提倡“絕學無憂、棄聖去智”；毛打倒知識人，停辦大學，中小學一律勞動化，不許學外界文化，只能永學毛選。這和老子說的按我的話辦就天下大治，是一回事。而且文革沒批老子。毛澤東化名多姓李，說明他崇拜太上老君李耳。

四，老子的愚民學說批判

老子反對黃帝明民而治思想，主張愚民而治：“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因為知識令人利令智昏、肆無忌憚，唯其無知方可使人心無雜念而敬畏自然，對神鬼與聖人之敬畏乃“道法自然”之先決條件。若用先進的科技，生產率就會提高，吃飽穿暖後就會有各種奇思妙想，對統治秩序不利。因此，不給老百姓學習機會，這叫“絕學無憂”。所以，他在第19章云：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絕學無憂。

“絕聖棄智”與“民利百倍”之間到底是什麼“玄妙”的因果關係？“絕仁棄義”之後，人民又因為什麼就恢復了“孝慈”呢？若是按着老子的邏輯，百姓貧窮，就是因為人們聰明、智慧、按客觀規律辦事造成的；父不慈，子不孝，就是社會上因為講仁義道德造成的。老子到底想把社會治理成什麼樣？周武王問太公（姜子牙）：我伐紂，天下人都認為是臣子殺他的君王，以下伐上。我怕後代效仿我，怎麼辦？太公說：你想讓你的江山長久，就一定要堵住百姓的口耳。大力宣講等級秩序和謙卑退讓的精神，使他們不起爭鬥。讓老百姓養成大吃大喝的物質習慣，讓他們養成大賭大嫖的精神習慣，用鬼神迷信讓他們產生敬畏之心不准許他們思考。用繁文縟禮使他們喪失自然天性，用厚葬久喪使他們耗盡財產，讓他們為喪事置辦奢侈的陪葬品，這樣來使他們陷入貧窮，讓他們服繁重的徭役使他們片刻不得休息，他們人少勢力小，個個貧窮和疾苦。將拜祖宗的孝道文化世世代代灌輸在人們的腦中，那麼可以保障天下不會丟失。若“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也”（見《老子》第37章）。也就是說：避免動亂的辦法就是要求人們過儘可能“朴”的生活（返璞歸真）。孩子只有有限的知識和欲望，他們距離“朴德”不遠。所以，老子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又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由於孩子的生活接近於理想的生活，所以聖王喜歡他的人民都像小孩子，因此老子說：“聖人皆孩之。”

為了保證人們嬰孩一般的幼稚，老子反覆地強調：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掏空他們的心靈使之思想單純，滿足他們的食物使之肚腹充實，摧殘他們的情感使之意志薄弱），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使老百姓長期處於沒有知覺和欲望的狀態，讓那些想有所作為的聰明人也因得不到響應而不敢動手）。

在一個社會裡，不尚賢，不學先進人物，不搞公平競爭，做工的不想創名優產品，種地的不求多打糧，當兵的不爭當將軍，讀書的不想上大學，社會能進步嗎？若按老子的話辦，連體育競技也不用搞了，豈不謬哉？由此可見，老子的“不尚賢，使民不爭”，不僅是同黃帝思想不同，而且與中國古典哲學理論相違背，更是反人性、反進步，不符合社會進步的有害言論，是離經叛道觀點。

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明白，創造社會財富，沒有智能是不行的，如果推行愚民政策，絕學、絕巧、棄利，限制勞動競爭，不貴難得之貨，則社會財物奇缺，人民貧窮，如何又能夠“實其腹”呢？吃不飽肚子，又如何能夠“強其骨”？所以，老子為推行愚民之治，存心給人畫餅充飢，虛構出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讓人民上鈎。說到底，為了給統治者出愚民之治的餿主意，他是根本不管黎民百姓的死活。更可惡的是，為達到以上目標，還建議統治者採取“小國寡民”的治理措施：“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這也就是說，為了徹底實行愚民之治，連文字他也主張要廢除掉。這明擺着就是一種反人性、反理智、反道德、反文化、反文明、反進步、反科學的荒怪之論。

老子認為，文明是動亂和罪惡的根源，知識越多越反動，不識字才是盛世。“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第80章）。《道德經》第81章告訴帝王只要做好兩件事就行：一件是自己裝傻，另一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裝的無欲無為，把臣民弄的無知無求，天下就太平了。老子的社會目標就是“實其腹”，相當於今天的“吃飯權”。老子連“政者，正也”哲學觀點也要堅決反對，表明老子就是要搞歪門邪道。其絕聖、絕學、棄智、不尚賢、反對禮義教化等，都是愚民政治。所以，歷代統治者都對此很欣賞，推行起來也樂而不疲。

老子反對學習，主張禁絕學術的“絕學無憂”論，這是同他的“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理論是一脈相承的。今有學者認為，老子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為人民鼓與呼的。顯然是胡說八道。歷史的事實恰恰證明了老子“絕學”、“絕聖”、“不尚賢”、“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的鼓吹，正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次的焚書坑儒，將學者當作敵人進行鎮壓，大肆破壞與毀滅中華文化的理論根源。

歷史上的秦始皇，一是按老子的“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勞民傷財，動用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遍尋不死之藥。另一件事，就是遵循老子的“絕學無憂”的主張，堅決實行焚書坑儒。“絕學無憂”口號的提出，對獨裁統治可能會有某種暫時的利益，但對人類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誰都知道，漢代以前沒有造紙和印刷術的應用，書籍都是用毛筆抄寫在簡牘上，因此每一種書的數量都不多，秦始皇在全國的大量焚書，給中國文化造成的巨大損失是可想而知的。此後，一些篡權者、叛亂者、侵略者，焚毀歷史文化典籍，都是毫不手軟的。如：公元190年，董卓逼獻帝遷都長安，不僅焚燒宮廟、官府、民居，還焚毀館藏古籍70車。公元549年，侯景作亂攻陷會稽，燒盡東宮藏書。公元554年11月，西魏攻破江陵，俘獲梁元帝，城陷時，焚毀古籍14萬卷。清兵入關後，為達到政權永固，必欲滅中國文化，以滿族文化取而代之。先是強令全國人民一律剃頭，不從者一律殺頭，而且對此不准有任何奏議，這就是砍頭沒商量。此後，就一次次大興文字獄，藉機毀壞文化典籍……

中國起初是一個重視尚賢任能的國家，後來變成了一個役賢、害賢、滅賢的國家。這種由先進變落後的歷史根源就是老子的愚民思想。中華民國的文人們曾一度把毛澤東視為聖人，所以他們拒絕隨蔣介石到台灣，最後卻被焚書坑儒。在統治者看來，絕學無憂——中國人象豬一樣蠢的話，政權就可以萬壽無疆。每個朝代新皇帝上台，為了絕學無憂，至少做好兩件事情，1是銷毀不利於統治的書籍資料如抗日戰爭的史料，2是消滅前朝的既得利益分子和新生的不滿分子，以消除隱患。毛澤東不僅做了這兩件事情，還展開對異端思想異端分子的大批判大改造大消滅運動。如今網禁就是毛澤東的“絕學無憂”暴政的繼續。

愚民思想對於中華民族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中國很早就發明了指南針，用它來測定風水與吉凶，西方人用之發現了新大陸；中國很早就發明了火藥，並造出了具有某種火箭原理的爆竹驅邪，但未能像西方人造出先進的槍炮；中國人很早就造出了水推磨，但卻不能廣泛推廣……老子的絕學、絕聖、絕仁、絕巧、棄智、棄利、棄義、不尚賢、清靜無為、小國寡民等反對人類社會進步觀點的鼓吹，客觀上已給中國歷史上造成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不重視科技發展，不重視一切發明創造，而是焚書坑儒、愚民以治、乃至形成宗教迷信。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天之道”就是天道，就是客觀自然規律。客觀自然規律對於人類而言，不是像老子所認為的“利而不害”，而是既有利，亦有害。老子講“天之道，利而不害”，這能算懂哲學？主張學道就是為了“無為”，連這樣簡單的問題都弄不清，還能稱作是“哲學之父”？

所以，對老子的這些有害理論不加分析與批判，而作神化宣傳，稱其為“哲學之父”，“智慧之父”，將《老子》一書作為教材讓學生們去讀、去背誦，以為這樣就是“進行思想道德教育”，這在客觀上就是一種新的愚民運動。

哲學，希臘語中的直譯就是智慧學。哲學是教人變得聰明、智慧的學問。老子所著的《道德經》並不是要普及哲學道理，使天下百姓變得聰明、智慧、大有作為，恰恰相反，他是借談道德之名義，神道設教，愚化人民，以鞏固君主的獨裁統治。老子根本不是什麼“智慧之父”，而是奴隸制的御用文人，替統治者愚民。老子的愚民思想、愚民政策、愚民之術，是反對精神文明、反對物質文明、反對社會進步的總禍根。過去、現在、將來，它都不是應該提倡的思想，因為愚民思想是不道德的，是反人性的。對於這樣極其明顯的反人類、反科學、反進步的反動思想，不進行批判，反而進行鼓吹、大力提倡，其本身就是一種醜惡，是對國家、對人民、對社會的犯罪行為。

民主基礎是科學理性。無理性只知拜祖先的中國愚民，連科學都反，怎麼會接受真民主？西方社會能長出科學民主，說明它的傳統好。中國長不出，說明中國傳統不好。這麼簡單的道理，許多人都不明白，還要做傳統粉，真是腦殘！土耳其革命後，廢除阿拉伯文字等傳統文化，避免專制傳統的干擾；日本維新，廢除春節廢除中醫，也避免了專制傳統的干擾，都獲得了成功。目前中國的反轉基因的愚民運動就是根源於老子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自然只是在都圈子，因為中國古典哲學觀中的“自然”包括了天、地、人。在古中國人心中，天是至高無上的，是世界觀，而道只是探尋天的方法論。老子卻說“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就自相矛盾了。天即然至高無上，怎麼還要“法道”“法自然”？這不是要讓世界觀服從方法論嗎？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強盜邏輯。老子要求無為無人為，反對科技，使李悔之、劉植榮、郎咸平、崔永元等許多人，成了反轉基因的先鋒。5色先生說，他信老子的玄學，反轉基因，就是要法自然，要純天然。可見，唯有拋棄中國文化，中國人才有可能有科學理性，做中國傳統粉只會阻礙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弊大於利的。

（本文參考了曲辰先生的《老子思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