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們已經謹慎地確定：從1975-1979年在紅高棉統治下的3年8個月裡，有170萬～200萬人民死於大規模處決、強迫過度勞動、蓄意飢餓和虐待，約占柬埔寨總人口的23％～27％，死者與倖存者的比例是1:4，平均每個家庭失去1～2個成員。對只有700多萬人口的小國柬埔寨而言，這是共產黨在和平時期製造出的“百萬顆人頭落地”，驚人規模的人口死亡，是世界之最，超過了人類史的任何殘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紅高棉完全沒有人命的價值概念。有正直的網友說“(紅高棉)他們本身完全沒有對這些血腥的生物學意義上的排斥，真是太難以理解了。”紅高棉真的殺了如此多的人民？這被以下的四個根據證明了。

一，在柬埔寨四分之三的省份（另四分之一的省份尚未調查）所勘查發現了19,440個紅高棉殺人的集體墳場，這些集體墳場被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以衛星定位標記，集體墳場的發掘得到了大量屍骨。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在一個小山溝，在清洗東部大區時期在此小山溝估計殺有四、五千人 (經當時在場的3個紅高棉兵分別指證)。

二，柬埔寨人口統計學數據

三，超過1萬份紅高棉各層級的內部文件的記載

四，超過20萬份柬埔寨倖存者的證詞

世界上還沒有其它國度經歷過柬埔寨這樣巨大比例的生命損失。雖然殺戮人民是全球共產黨的“專利”，但紅高棉達到了巔峰程度，遠遠超越歷史上的任何殘暴，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世界紀錄。紅高棉對待同胞人民的惡意和殘忍，已失去人間物種的特徵與意識，展示了唯有共產主義能把人的惡劣性誘發到極致地步。法國學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把柬埔寨這段歷史稱為“自我滅絕種族屠殺”（autogenocide）。學者程映虹指出:“與世界上其它大屠殺所不同的是，紅高棉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宗教的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它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重構。” 迄今還沒有一種合理解釋：是什麼東西指導着一個與世隔絕的共產黨政權（紅高棉）在短短的3年多時間裡，用最殘暴的手段──原始到不屑拼湊“罪名”──快速殲滅了自己民族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紅高棉進行的“社會革命”（社會重構）是如此的奇特。柬埔寨人民在政治、經濟、思想、財產、文化、教育、知識、通訊、交通、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人身自由、天然權利、甚至在基本生存上，都被剝奪乾淨。這根本不是什麼“農業烏托邦”， 而是一個政治制度突然進入混沌階段的瀕死社會，即使遠古時代的奴隸社會也不能與它類比，因為遠古的奴隸社會也允許奴隸們的適度生存。一些西方學者根據大量資料在研究了紅高棉政體之後得到的結論是：在這個政體下，連最低生存需要的山野村夫也無法活下來；“毫無疑問，這個政體是20世紀最災難性的社會試驗之一。它表現了令人驚訝的無能、麻木和殘忍。” 學者利奧•庫坡（Leo Kuper）把紅高棉政體定義為“奴隸制系統的新類型”。 學者本•柯爾南（Ben Kiernan）認為它摧毀了柬埔寨人千年來賴以生存的家庭、土地和宗教三個要素，實際上它是一個“契奴農業國”（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而越共最高領袖黎筍總書記觀察了紅高棉的“社會革命”型態，斷定它不是“共產主義”， 也不是極權“社會主義”， 而是人類史上首次出現的“紅色奴隸制”（Slavery Communism），黎筍強調:“它是唯一的，從來沒有過類似物。” 甚至連最不習慣說實話的喬森潘也不得不承認它是個“罪惡烏托邦”。

在那個充滿艱難驚駭的歷史時期，高棉人民受苦受難，卻並不追隨“共產黨”，他們沒有像中國人民那樣一面受苦受虐一面幫凶作孽，欺壓同胞。因此在命運結局上，高棉民族與中國民族，也會有不同。

這裡，出現了一串難懂的事情：紅高棉為什麼要進行“社會重構”？為何摧毀柬埔寨的常態社會？為什麼撤空城市？為什麼要構建一個“紅色奴隸制”烏托邦？他們的構建計劃是如何產生的？紅高棉“社會重構”政策的來源是什麼？為什麼是柬埔寨而不是其它國度……？

除了本文，世界上沒有人能講清楚這個“紅色奴隸制”的起源。現在，讓我們看看這個柬埔寨“紅色烏托邦”在出世的前後時期內，都發生過些什麼事情，以及各個事情之間的關聯。（此處刪去4千字）……其中的秘密一定起源於北京。這個起源是20世紀政治史上最厚重的謎團之一，答案就隱藏在一系列被掩蓋或者被忽略的細節之中。

消滅城市、取消貨幣，剝奪人權、沒收民眾財產、禁止商品流通、拆散家庭、取消社會分工，廢除勞動報酬、全國“合作化”、土地充公、取締宗教、閉鎖國家、拆散一切正常的社會結構（包括交通、郵電、教育、醫療、文化等系統）、改變大眾生活方式、實行“紅色奴隸制”等一系列“社會重構”急速展開。柬埔寨的時空急速逆轉，變成一個“黑洞”型的“紅色烏托邦”。

正如當時的觀察家們所說:“柬埔寨的戰爭沒有結束，相反它只是開始，高棉人民變成了新敵人。”喬森潘也不知紅高棉的“革命”是如何突然變了方向，他寫道:“我不是柬共中央的成員，沒有參與過重大決策。我知道1975年在金邊解放之前，新版鈔票已經被（中國）印製了，也聽說這些鈔票已運到柬埔寨了。但是為什麼突然取消了貨幣，以及怎樣做出這個決定的，我就不知道了。”

紅高棉奪取金邊，並沒有中共那樣艱苦卓絕的鬥爭經歷，完全是靠着中共的外來支撐：從香煙、罐頭、膠鞋、方格圍巾（紅高棉成員的標誌，並不允許民眾搭頸使用）、黑衣、鈔票……到槍支、彈藥、火炮、地雷、汽車、燃油，再到外匯、輿論、外交和海外“革命”華人資源，都充足供給。紅高棉自然要把柬埔寨的“紅色烏托邦”展示給毛澤東看。在1975年6月21日毛澤東、波布、英薩利在北京會面時，毛很興奮，說“我贊成你們啊！你們很多經驗比我們的好。”

構建“紅色烏托邦”，紅高棉懷有怎樣的政治信念？從他們的言行，可察知他們在柬埔寨實驗，難說是起源於熱愛共產主義，相反表現出明顯的個人妄臆。一般來說，專制權力對人的丑噁心理有巨大的誘惑力，波布等人也不會例外。以非凡的“成就感”而表達自己是“偉人”的欲望，是一切“暴發戶”的普遍弱點，因為他們沒有足夠能力來抵抗那種不切實際的欲望，這可以從波布、英薩利、農謝、喬森潘、宋成等人多次的自詡中得到確認：

1975-1976年期間，紅高棉“黨中央”反覆宣稱柬埔寨“紅色烏托邦”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就。1975年8月的《桐樹》雜誌說:“我們敢於進行與世界上任何革命都完全不同的一個偉大鬥爭。” 1975年10月的紅高棉文件宣稱“從金邊撤空全部人口這樣的創舉，是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The expuls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Phnom Penh is a measure one will not find in any other country’s revolution）而“黨中央”更多的宣稱是:“我們沒通過土地改革或社會轉變的時期，我們從民主革命直接跳躍到共產主義，（與其它共產黨國家相比）差別不僅僅只是一步”； “全球的共產黨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 紅高棉的另一個著名口號是:“安卡勝過了列寧並且正在超過毛澤東”。 宋成也告訴西哈努克，“我們國家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將被確認。” 顯然，這些誇耀表明紅高棉“黨中央”認為自己干出了一件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創新性偉業，名垂歷史。

紅高棉以“種族滅絕”手段在柬埔寨推行“紅色烏托邦”，而共產黨政權所常用的欺騙宣傳、社會裹脅、恐嚇挾持等稍微複雜些的方式和策略，在紅高棉的“社會革命”里從未出現過。獸性殺戮方式是不需要政治智慧的。

現在，讀者可以看到：紅高棉在柬埔寨推行了一套妄想型的“社會革命”，導致了令人髮指的社會災難。長期以來，國際上研究“共產主義”的史學界對紅高棉的“社會革命”究竟是什麼性質有着不同認識，學者們爭論着紅高棉撤空城市的種種原因，爭論着紅高棉政體究竟是農民造反、暴民政治、民粹主義、波拿巴主義、共產主義、斯大林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事實上，這個面目可疑的紅高棉“社會革命”，從頭至尾沒有任何政治綱領，也不符合任何已知的“主義”。 這在世界任何地方、在人類史上也“從來沒有類似物”。 柬埔寨事實表明:“它系統地展現了如果在全球實行共產主義制度，整個人類將要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這使全球得到了明確的警告，也就破壞了共產主義的蠱惑性。”

“紅高棉”（Khmer Rouge）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共產黨組織，其胚胎形成於1950年10月初英薩利在巴黎創建的“馬克思主義小組”。1953-1956年這個“小組”以面目不清的芽孢形態來到柬埔寨，鑽入柬共“柬埔寨人民革命黨”。之後，它寄生在柬共內部，吸取共產黨的養育和鬥爭手段，逐漸積累了本錢。在50年代末，柬共因內訌而大受折損，使它乘隙在1960年鑽入柬共中樞；1963年柬共總書記杜薩木神秘遇害，它趁機篡取該黨權柄，從而開始了自己在柬共母體裡的成長，逐漸架空柬共。1970年西哈努克為一己之私而發動柬埔寨內戰，紅高棉意外受惠於北京的陰謀策劃，始登柬埔寨政治舞台。它接管了西哈努克的政治資源，藉助于越共的軍事力量和中共的傾力扶助，運勢大展，又恰逢越南戰爭所造成的種種巧合機會，終在1975年奪取了金邊政權。“柬共”是由越共扶植的柬埔寨本土的共產主義組織，“紅高棉”是被沙洛沙、英薩利及其親信把持的柬埔寨紅色幫會。“紅高棉”在柬共內部成長但與共產主義並沒有政治親緣關係。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柬埔寨華人狀況。

在柬埔寨，華人陷入了他們從不曾遇到的處境。柬埔寨華人為紅高棉“革命”提供過支持，因此華人有理由認為自己是“功臣”，現在“革命”勝利了，他們應該坐享“分羹”、至少會有社會的較高地位。但紅高棉並不這麼認為，消滅華人是紅高棉“黨中央”的內定方針。表面理由是：柬埔寨華人幾乎都從事過商業或服務業的經濟活動，因此被紅高棉斷定屬於“剝削階層”。而實質理由是：紅高棉一直認為華人是一群有異心、受外國共產黨指使的特殊群體。因此華人們統統被紅高棉標記為“要被消滅的階層”。在紅高棉執政期間，柬埔寨華人總數的三分之二被紅高棉殺害，這個比例遠遠超過了印尼華人被殺的比例。在這種情況下，對紅高棉革命“有功”的華人，連同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華人──都很自然地急切產生出“華人有難，祖國來救”的幻想。然而，他們無路可逃，性命難保。

紅高棉對華人的暴虐很可能得到了中國當局應允。紅高棉幹部反覆向華人宣稱一個著名理由是:“毛澤東是你們的父親吧，現在你們的父親（授權）讓我們隨便怎樣處置你們。”本文作者在訪問了在紅高棉統治時期生活於柬埔寨不同地區的幾百名華人倖存者，他們之間互不相識，但他們都能證實：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他們都分別聽到過紅高棉幹部宣布此說法，華人之間更是驚恐轉述，很多高棉人也證明當時在柬埔寨確實存在着這個說法。很清楚，這是紅高棉政體的組織系統的行為，而不是某些基層的自發創造，使得紅高棉認為虐待華人華僑是不必顧忌的。

一位還盼望“論功行賞”的華人說:“大批華人青年都是一腔熱血，為了爭取柬埔寨從美國手中獨立而戰鬥。但是，在波布執政以後，實行極左路線，執行階級鬥爭，大批華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或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人、蘇聯克格勃（KGB）的人、地主買辦分子等等。上至‘華運’領導者，下至華人平民，都遭到殘酷迫害。” 一位原“端華”學校的林姓學生說，1975年他的班主任響應中共地下黨的號召，帶領一些華人學生投奔叢林，參加了紅高棉游擊隊，後來在紅高棉勝利後執政時期那位班主任全家老少都被紅高棉殺掉了。

“華人大隊”也被撤銷了編制。在一份1976年1月份的紅高棉軍事系統關於分派大米生產任務的文件中，這個“華人大隊”已被代名為“中國同志”大隊，轉變為勞動單位，分派的大米生產任務是5,000擔（柬埔寨40擔=1噸）。參照紅高棉各師的人數和大米生產任務的比率，估計“華人大隊”現存人數約2,000名。據當年的華校學生們說，“華人大隊”成員多是他們的同學或朋友，在1976年以後他們再沒有見過那些“華人大隊”的同學和朋友，因此他們推測“華人大隊”可能也遭到清洗，基本上沒有倖存者在世。中國文章也提到“參加紅高棉的華人，後來幾乎都被紅高棉打成台灣特務，予以消滅。” 還有著述說:“在（柬埔寨）各地各部門的華裔幹部、黨員以至譯員，都一批批地失蹤和遇害。”

柬埔寨華人圈裡著名的“愛國”僑領陳某，自認為對中共來說很有“價值”，應該居功享有“勝利果實”。1975年4月他全家十幾口人也被紅高棉驅趕出金邊。在苦難的行程路上，他不斷地用石灰塊在路面、在路旁房子的牆上用中文大字寫下他的名字，並畫上他一家人被驅趕方向的標示箭頭。一路同行的黎先生對此不解，陳僑領告訴他:“現在柬埔寨大亂，我們遭遇大難，周恩來一定會專門派人來尋找我，來救我的命。如果中國派來的人看到我的名字和方向標示，就會找到我，救我一家去中國大陸。”但黎先生判斷這只是個無用的幻想，在眼前的死亡威脅下，最要緊的是設法保全自己性命。陳僑領不願聽，他說:“你們不懂。周恩來是一定會派人來救我的。”他固執地沿路無數次寫下自己名字。但是，奇蹟沒有出現，不久後陳僑領及其全家老小皆被紅高棉殺死了。

另一個華人僑領的遭遇是:“華人阿秀，她家是50年代柬埔寨著名的商家，在離開金邊家園的時候，家人身上攜帶了許多黃金。後來，當阿秀家把黃金換光，因為沒得吃，全家人餓死在一起。那天，我偷偷溜出來找阿秀，當我把門推開後，刺鼻的臭味撲面而來，一條條蛆在屍體上爬動，我拔腿就跑。”

高棉人馬迪生（Mardi Seng）的證詞是：在（合作社）集體飯堂角落裡的那些“新人”是華人，他們總是扎堆坐在一起。幾天以後，我注意到一些華人不見了。我問母親這些人去哪裡了，母親也不知道。第二天，我去以前常抓青蛙的一個土坑，想再抓幾隻青蛙，但那個土坑被填平，它已是一個墳場了，四周有可厭的氣味，有15-20個華人在那個土坑裡腐爛着，只因為他們是華人而已。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更多的華人在晚上消失了。每當晚上來臨，都是最可怕的恐怖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