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辯證法來代替邏輯推理，是中國人愚昧的根源之一。由於形式邏輯不認可相互矛盾的命題或理論，祖先的理論的不足才被後人揭示，邏輯要求人們對先前的理論作出修改，理論創新和社會進步才有可能。中國人一直沒有發現邏輯，所以，中國就沒有科學，有的也只是一些經驗積累和實用技術。辯證法告訴人們：思維是有限的、矛盾的，理論和經驗本來就是矛盾的，無需修改先前的理論。正是因為中醫學辯證地看待問題，擯棄了不矛盾律，中醫數千年來沒有得到什麼發展，在原始的巫術思維的醬缸里沉淪。而信奉辯證法的社會主義陣營，幾十年來都沒有半點進步，最終在自相矛盾面前轟然倒塌。可見，辯證法是人類野蠻思維或叢林思維的根本，是思想進步的大敵。

邏輯學是當代文明世界的四門基礎學科之一，但在愚民的中國，所有的中學都不開設這門課程，而且大學也只有極少的專業有這門課程。無邏輯會造成自以為是的毛病，自以為是是人類的通病，但中國人表現得最明顯。中國人總是認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總是不斷地貶低別人文化，誇耀自己文化。中國文化很難接受批評，一批中國文化就會被罵為漢奸，這是無邏輯的必然。無邏輯必然思維混亂，就不會說理，不會說理就以打或罵表現自己，結果，2017年2月18日武昌火車站因吃麵而人頭落地。可見：無邏輯、不會說理只會加劇窩裡鬥，絕不會成就自由民主。所以，中國人內鬥厲害，成了互害民族。

一，以價值判斷混同於事實判斷的愚民術

邏輯要求，事實（實然）和價值（應然）要分開，不能把真假判斷混同於價值判斷。黑格爾的名言：存在（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現實）的；明顯地犯了把事實（真假）判斷與價值（善惡）判斷混同起來的錯誤。這就是辯證法的死穴。存在與否屬於事實（實然），合理與否屬於價值（應然），兩者不能混同。存在只是一種現象，它本身與合理無關。若以正義的價值觀來區分，有些存在是合理的；有些存在是不合理的。“存在就是合理”實際上是一種強盜流氓邏輯。整天把“存在就是合理"掛嘴邊一概而論的人，要麼是不懂何為正義的腦殘，要麼就是為一切惡行而辯護的黨棍。

一個民主派網友說：順着“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實現民主”這個邏輯推理下去，就必然是：1、不信基督教就不能實現民主；2、不信基督教就沒有資格享受民主；3、中國人不信基督教，所以中國人沒有資格享受民主……

這就是邏輯混亂。“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實現民主”，這句話是必要條件的假言判斷，屬於實然的事實（真假）判斷。也就是說，沒有基督教，就沒民主。大致合乎近代的歷史。當然不嚴密。嚴格地說，應該是：“沒理性思維，就沒民主。而理性，就是邏輯，中國人無邏輯，只會暴力奴役，所以無民主。”

至於是否該享有民主，那是應然判斷，屬於價值範疇，與立場有關，在邏輯上無真假值。把事實（實然）和價值（應然）兩者混為一談，糊塗。由此推出“剝奪了人參與民主、爭取民主的權利”，那更是無邏輯的中國內鬥夢。

二，“對立統一”的陰陽之道不成立

“辯證法”一詞出於古希臘，本意為“對話”，也就是“辯論法”，即對任何一個概念，都必須經過多方多次的辯論之後，才可能獲得相對準確的界定。古希臘辯證法的目的是要使概念明晰起來，着力防止概念的含糊不清。但黑格爾的辯證法卻要求人們把清晰的“概念”變得更“含糊”一些，要把它看成一個矛盾的統一體。這和中國人的含糊思維一致。譬如，“亂”，中國古人解釋為混亂，又解釋為有秩序即“治”。可見，“亂”就是“亂”與“治”的合一。

黑格爾的辯證法表現為：正、反、合的過程。首先是正題，由正題引出反題，最後將正題和反題合而為一，成為整體。例如，這是一隻貓，經過辯證了的“貓”的概念內在地含有“不是貓”這一內容，“是貓”和“不是貓”結合在一起，共同組成了“這隻貓”。同樣，張三是個正直的人，“正直”必定內在地含有“邪惡”的性質；姚明是高個子，“高個子”則內在地含有“矮個子”的傾向，如此等等。所有抽象概念都必須被看成“我”與“非我”、“是”與“不是”的矛盾統一體，這就是黑格爾的辯證方法。這樣一來，“一切事物”都是對立面統一的整體。事實上，這裡的“一切事物”指的是“一切連續性的概念”，比如高度、數量、面積、價值。拿高度來說，包含高和矮兩個方面，高矮對立，但沒有高就無所謂矮，沒有矮就無所謂高，而且隨着標準的變化，原來高的以後可能變成矮的，反之亦然，這就叫兩個方面的統一性。高矮、長短、左右、東西……不過是人的主觀認知而強加於客觀世界的。

客觀事物並不存在什麼對立面統一。“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或者“事物都是陰陽構成的”是錯的。中國古代的陰陽學說認為，萬物包括陰陽2個方面，陰陽合萬物生，陰陽散萬物亡。原子論認為，萬物由原子構成，與陰陽無關。原子由原子核和繞核運動的電子組成。原子核又由質子和中子構成。質子帶陽電、中子不帶電；原子核由陽粒子和中性粒子構成，陰陽構成規律不成立。中國文化講了“陰陽”的許多性質，無非是屬性（程度）上的區別罷了，“大小”是體積上的區別，“高低”是高度上的區別，“多少”是數量上區別，“強弱”是能量上的區別……只有日月和男女才是兩種實體而不是屬性，把日月、男女這種實體概念與陰陽、上下等屬性混為一談，其思維上的錯亂也只有原始人才鬧出來。忽略實體存在，專注屬性變化是中國“家”思唯的特色。“一陰一陽謂之道”，就是關注變化的關係學。陰陽之道首先就是男女合好。家人間都有血緣關係，只有睡在你旁邊的那個人與你無血緣。如果這個跟你無血緣的人與你相處好的話，整個家就好了。這就是中國人接受共產辯證法的原因。

一件事物往往涉及到許多方面，如果只從兩分法出發、只去考慮和把握其兩個方面，便必然陷入片面性或偏激，因而必然產生失誤。例如，與“歷史辯證法”密切相聯的“階級論”，就把人類社會一律簡單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認為“階級鬥爭必然是你死我活”，便造成了一系列的嚴重罪惡。大量的事實表明，客觀事物首先是由許多個子系統組成的複雜系統，是一種群集相互作用的狀態。比如社會系統，就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它至少有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子系統。

三，“對立統一”不過是偷換概念的產物

黑格爾的“絕對理念”最初為“存在（Being）”，就是“有”（正或陽）；這樣的“有”其實就等於沒有，所以就產生出了第二個概念——“無”（反或陰）。但是說“無”時也就意味着“有”了，至少“有”一個“無”吧。這樣從有到無，從無到有的來回倒，就是變。於是又產生了第三個概念——“變”（合）。回頭看看，最初的概念都潛存着它的對立面（“有”潛存着“無”），後面的概念都包含着前面的概念（“無”包含“有”，“變”包含了“有”和“無”）。絕對理念就這樣正、反、合（陰陽合一或天人合一）地向前發展。

黑格爾的說法太空洞，換一個例子來說。想象一個絕對的空間，裡面什麼都沒有，無光無聲無物質……慢着，那裡面還有空間。這就有點象黑格爾的“有”和“無”了，空間就象不包含任何“質”的“有”，它是存在的，可它裡面又沒有任何東西，因為沒有東西，可以說是“無”。所以，空間就可以說是“有”和“無”的對立統一。能這麼說嗎？說裡面沒有東西，那是沒把空間算作東西，說有“東西”，那是又把空間算是“東西”了。說它既是“有”又是“無”，指得不是一回事，偷換了概念，違背了同一律和不矛盾律。

根據不矛盾律，兩個相互矛盾的陳述絕不可能同時為真，必有一個為假。信奉對立統一規律的人當然反對。黑格爾是這樣證明對立統一的矛盾律：一方面，玫瑰花看來是紅的；但另一方面，玫瑰花又不能和紅劃等號，所以，玫瑰花既是紅的又不是紅的。所以，玫瑰花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

稍有邏輯知識的人，不難看出其論證的荒謬性。確實，玫瑰花是紅的，但這裡的“是”應理解成兩類集合的包含關係，即由所有玫瑰花所組成的集合包含在由所有紅的事物所組成的集合中。即：玫瑰花集合包含於紅集合，而且小於紅集合。從“包含於”關係看，玫瑰花集合是屬於紅集合的；從“小於”關係看，玫瑰花集合不是等於紅集合的。但在日常語言中，人們貪圖簡單——“大道至簡”，說出了“玫瑰花既是紅的又不是紅的”的話，以為是什麼“對立統一的”的辯證邏輯的必然。其實，“是”的多義性導致了思維的混亂，第一個“是”的意思是“屬於”， 第二個“是”的意思是“等於”，所以，“玫瑰花是（“屬於”）紅的又不是（“等於”）紅的”這句話是沒有任何矛盾的。但黑格爾沒認清這一點，這才使他看出了“矛盾”。黑格爾正是靠着這樣錯誤的論證，才得出他的矛盾無處不在的怪誕學說的。

辯證法說，一條線段的長度是有限的，而它又可分成無限小段。所以，無限可以轉化成有限，線段就是有限和無限的統一。可見，對立統一是客觀規律。

其實，這是偷換概念。說線段有限，指的是長度。說線段無限，指的可以無限分割。如果說：線段既是有限長的又是無限長的，這就自相矛盾了；如果說：線段既是可以無限分割的又是不可以無限分割的，這也自相矛盾。但說：線段是有限長的，又是可以無限分割的，這就沒有矛盾。而說線段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這句話含混不清；說無限轉化成有限，也含混不清；說無限的長度轉化成有限的長度，依然是在胡攪蠻纏；正確的說法是，無限的線段轉化成有限的長度（極限）。這種混亂，來自於日常語言的簡單化——“大道至簡”。這種愚民的戲法，邏輯學上叫做“四名詞”錯誤，即大前提和小前提共出現了四個不同的名詞，兩句話不存在同一概念，沒有相關性更無必然聯繫，卻“陰陽合一”地強行搭配在一起。它是“天人合一”的信仰者辯證思維的產物，與事物的變化過程本身無涉。

四，辯證法反生命科學的詭辯術

康德強調：不矛盾律是邏輯學的基本規律，思維不允許有自相矛盾的現象存在。黑格爾反對康德，認為矛盾是事物（包括思維）的內在的規律，並不是什麼錯誤，甚至認為不矛盾律不是思維（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

黑格爾說：這是一隻活貓，它存在着“活”與“死”的矛盾，矛盾的雙方共存於這隻貓中。在其存活期間，“活”的理念占上風，但“死”的理念也已經根植其中了。“活”的理念一直在不斷向着其對立面──“死”的理念轉化，隨着年齡的增長，通過量變到質變，“死”的理念最終占上風，活貓變成了死貓。但這死貓卻又內在地含有了“活”的理念，這個“活”的理念則體現在其下一代之中，其下一代“活”的理念又克服了“死”的理念，重新生氣勃勃。這樣，從一隻活貓到另一支活貓，事物實現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種“概念”的自我矛盾運動過程，被稱為“辯證邏輯的過程”。

一隻活貓到另一支活貓，是代際轉換；是兩隻貓，是兩個不同的生命，它們的DNA已經50%的相異，不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黑格爾不懂生命基因，搞出了反生命的辯證邏輯，不過是為專制詭辯而已。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更是反生命科學，在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都發起批判基因遺傳學的運動。

恩格斯用“麥粒——麥苗——麥粒”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成立。從麥粒到麥苗，是麥子的兩個階段，其基因並未變化，不過是同一生命的存在形式變化而已，這在生物學上叫個體的發育，並不是對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麥粒是新生命的開始，基因已發生了變化，是對上一代生命的否定。對於生命來說，有一次否定就夠了，焉用兩次？其錯實在太低級，他連“形式”與“實質”的區別都分不清：麥粒變成麥苗只是形式變化，實質沒變，而麥苗死亡則是生命結束，發生了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實質改變。可見，辯證法根本不成立！

五，辯證法視所有的荒謬為合理

波普爾說：黑格爾擯棄了不矛盾律，從而擯棄了邏輯推理的基礎。因為“如果一種理論含有矛盾，則它可以導出一切”；一切荒謬都被視為合理。有人曾嘲笑說，在黑格爾體系中，手套可以變成兔子。“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辯證法一旦成為一種世界模式論，它會使人道德上難有堅固的持守，甚至為道德相對主義、虛無主義開了門路。如果把辨證法作為人們信念信仰，則這種信念信仰是反智、反道德的，必然造成奴役專制內鬥混亂。

遙遠時期的人類同動物差不多，本是混沌一片，沒有什麼道德倫理可言，就如水天一色的汪洋大海，無邊無際，無分無別。道德律令如《聖經》“十誡”的出現，就像在這渾沌一片的汪洋中拋下了一個錨，依據這個錨點，人類發展出道德倫理、政治法律等社會生活秩序，從此世界有了是非善惡，人才“文明”起來了。若沒有上帝的絕對標準，人類生活就重歸混沌互害了。

辯證法的矛盾分析法就是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對任何事物、任何問題既要看到正的一面，也要看到反的一面；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壞的一面。善是同惡對比而言的，沒有善就沒有惡；沒有惡，善也就不成其為善了。所以，不但善有存在的合理性，惡也有存在的合理性。這樣，絕對的道德律令就被動搖了。十誡說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姦淫、不可作假證，但是，大家都不這麼做了，都“正義”了，就沒有了不義，正義何以顯出它正義？沒了不義，正義就不存在了。因而不義也是有必要的，也是合理的。貪污讓人痛恨，可貪污也是經濟的潤滑劑；強拆是慘烈，但沒有大拆大建哪來煥然一新的市容市貌……就這麼一“辯證”，原本假醜惡事情就可愛起來，甚至就是真善美了。

高級的辯證法認為不存在是非、善惡，混沌就是最大的“智慧”。他們認為既然對立的“兩個方面”有“統一性”，可以“相互轉化”，那麼“兩個方面”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亦是我、我亦是你”嗎？“兩個方面”根本就分不清嘛。明白了“分不清”這個糊塗“本質”，所以才“糊塗更難”啊。 辯證法是“糊塗”學。被譽為“中國古代辯證法”的老莊哲學，有不少這類說法：“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見《莊子・內篇・齊物論》）。在莊子看來，馬亦鹿也，鹿亦馬也，所謂“萬物一齊”也。於是知識分子們釋然了：你指鹿為馬，我難得糊塗，“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這種“辯證法”實乃詭辯術。

蘇格拉底力反這種相對主義的詭辯術，力圖在“一切皆流”的“意見”之上發現絕對真理，重新收拾混亂不堪的社會與人心。從晚期希臘到羅馬帝國，懷疑主義、道德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再度猖獗，羅馬公民道德一潰不可收拾，於是，基督教再以絕對主義的一神論重整道德。“十誡”強調：是非善惡有上帝的絕對標準。基督教的絕對道德與辨證法有很大的不同。辨證法的“靈活性”、“全面性”，使它成為踐踏道德底線的遁詞。馬恩吸收了黑格爾的“惡”是歷史發展動力的思想，明確指出“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類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而這樣的智慧、灼見，我國古已有之，王夫之就說過：“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候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這樣，“惡”被摘帽平反，不斷坐大，竟然大搖大擺成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於是魔鬼出籠了。現代諸多暴君都認為天在假他們的“私”以“行其大公”，殺人如麻、冤獄遍地只是為了促進歷史的發展，犧牲幾億人是為了人類全體赤化，犧牲當下是為了將來幸福，做壞事就理直氣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