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任職以來，抗議不斷，說明他面對的內部分裂程度可能更甚於奧巴馬（圖源：VCG）
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後，對一系列鷹派將領、內閣高官的任命，讓世界輿論普遍擔心，美國以對外戰爭轉嫁國內危機的可能或將上升。在筆者看來，這並非杞人憂天。原因很簡單：美國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而考諸歷史與現實，特朗普手裡可供使用的改革手段非常有限，而訴諸戰爭恐怕是為數不多的“得心應手”的工具之一。
當然，“可能性提高”不等於“必然”，其前提是整個國際社會需要團結起來，對美國戰略的新動向提高警惕並採取切實措施，未雨綢繆。
五毒攻心 美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毫不誇張地說，現在的美國已經“五毒俱全”--五種不同類型的矛盾交織在一起，競相爆發。首先是階級矛盾。曾幾何時，中產階級是美國夢的核心，是美國社會結構的中堅。而更讓社會學家們津津樂道、被視為美國之所以不會出現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因的“橄欖形”社會結構，現在已經被拉成了“擀麵杖”。
也就是說，美國社會不再是過去那種兩頭小、中間大的穩定結構；其中產階級也不再如過去那樣龐大、富有且具社會影響力。於是，這些失落的中產階級成為了“雙反”的排頭兵：一面高舉民粹的大旗反精英、反頂層，一面聲嘶力竭喊着排外的口號針對各色移民。
其次是區域矛盾。過去中國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無比艷羨美國區域間認同的相對平衡與協調。過去，美國固然也存在地區發展的差異，但尚不足以影響到不同區域人們的美國認同。同時，美國似乎更不存在類似疆獨、藏獨、台獨的國內分離主義問題。然而，
美國的紅州、藍州早已固化，兩黨所爭奪者，無非所謂“搖擺州”而已。“鐵鏽帶”為特朗普勝選助了一臂之力。除了紐約州，其他全部倒向特朗普。然而，大選結果出來後，倍感失落的東西海岸發達州選民更是怒不可遏地走上街頭抗議特朗普“不是我們的總統”；在富可敵國的加州更有人索性打出獨立的旗號。這些表象的背後實際上是美國不同區域利益取向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再次，美國的族裔矛盾嚴重複雜化。它已經從過去相對簡單的黑白對抗演變為白－棕（拉美）矛盾，並進一步發展到現在更為複雜的多族裔矛盾，可謂剪不斷，理還亂。第四則是代際矛盾。嬰兒潮的一代已經變成老年人，而他們的價值觀念與時下的年輕人似乎格格不入。最後則是性別矛盾，即美國人時常掛在嘴邊的LGBT（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議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問題在美國的存在由來已久。但是在美國四年一屆的總統制中，這些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無可避免地被政治人物所“規避”。這並不難理解，作為理性的“經濟人”，當選總統也會趨利避害，與其去冒着開罪於種種盤根錯節利益集團的危險，去觸碰這些根深蒂固且緩解無望的死結，不如玩擊鼓傳花來得輕鬆。
然而，毒瘤終究會有癌變的一天，終究會奪走病人的性命。如今，美國人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張維為院長早在數年前就指出，美國社會內部早已分為三個世界，居於頂端的是以華爾街為首的金融大老和東西海岸的科學、知識精英們，第二世界是中西部。而鐵鏽帶的實際經濟發展、社會治安、治理水平則早已向第三世界看齊。
於是我們看到，一場金融大海嘯襲來，人人都知道是華爾街那幫貪婪者所引致，可到頭來那些精英階層並沒有遭受太大的損失，反而是廣大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為寶塔尖的為富不仁者埋單。他們終於認識到即便是再發起幾場“占領華爾街”也無濟於事，於是開始集體走向“反建制”的另一端。具體需要什麼才能讓美國重新偉大，讓社會重歸正義，他們或許尚並不清楚；但幾乎所有人都已經清醒認識到：美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擊鼓傳花延誤改革
都知道非改不可，可是，究竟該如何改呢？以史為鏡，回顧美國歷史上的重大改革，或許能夠為我們預判特朗普可能的改革提供參照。美國的第一次系統性變革當屬美利堅革命，國父們發表了獨立宣言，打跑了大英帝國，建立了合眾國，制定了聯邦憲法。
第二次變革則是19世紀末興起的進步運動，在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威爾遜（Thomas Wilson）治下，美國不僅國內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實現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同時在國際上也從內斂走向開放，從韜光養晦變為奮發有為，從孤立主義變成國際化，從自由競爭到壟斷資本主義。
第三次是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憑藉“新政”與二戰的東風，成功實現美國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型。第3.5次是里根（Ronald Reagan）的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復興運動，相對於前者，這只能算是半次大變革。
冷戰後，雖然還不能說維繫了整個全球秩序的雅爾塔體系（Yalta System）正式終結，但支撐這個體系的美蘇兩強結構已然瓦解，變為美國一超獨霸。而與之相應的是美國國內改革的缺位以及對其空前絕後全球優勢地位的濫用。前者的直接後果是，美國國內矛盾積重難返，歷屆政府擊鼓傳花、拍腿走人；後者則嚴重透支了美國的國力和國際信用，不僅四處樹敵，而且動搖了自己與鐵杆盟友間的戰略默契。
克林頓（Bill Clinton）挾冷戰勝利之餘威，把和平紅利的好處發揮到極致，創造了至今令美國中產階級懷念不已的經濟“盛世”。然而，錦上添花畢竟不能代替雪中送炭，塗脂抹粉也不能取代刮骨療毒--克林頓只是用盛世的表象成功地遮掩住他未能對美國社會體制進行深度變革的事實。
此後，小布什（George Bush）上任。他並非沒有認識到美國的問題，上任伊始也承諾要在教育、醫療、產業升級等一系列關乎民生和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重大議題上取得成績，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9·11”一聲炮響，兩場反恐戰爭把“戰爭總統”的“桂冠”死死地扣在他的腦袋上。
八年前，奧巴馬（Barack Obama）靠着不斷重複一個關鍵詞“change”走馬上任。八年後的今天，美人遲暮，兩鬢霜白，然而並沒有什麼用。此刻，美國的命運被交到特朗普的手裡，他又將何去何從？
特朗普的改革工具非常有限
特朗普喊着和奧巴馬一樣的口號走馬上任，尚未“登基”就已經鋒芒畢露，上任後更是動作頻頻。可是伶牙俐齒、推特（Twitter）狂舞也難掩其實際上改革手段非常有限的窘迫局面。
政治學家通常總結改革所需的前提是：第一，改革需要強人。特朗普是“強人”，可惜強得不在地方。第二，改革需要團結。可是特朗普所面對的內部分裂程度更甚於奧巴馬。第三，改革有時需要外力促進，外部危機和敵人往往成為內部改革的動力。而這一點或許將成為特朗普式改革的“突破口”。
首先，推動改革需要強人。特朗普是強人嗎？當然是，但可惜他似乎強得不是地方。在國際上，特朗普可以一意孤行，挑戰美國朝野上下奉行40餘年的“一個中國”原則，以至於民主黨、共和黨、政界學界對他進行“再教育”，告知其何為“一個中國原則”，何為中美關係的基石。特朗普可以大言不慚、朝令夕改，公開說謊還面不改色，但這樣的“強硬”對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而言，只能是自毀信譽，使盟友離心離德。
而面對昔日敵人，特朗普可以一面和俄羅斯普京（Vladimir Putin）在推特上眉來眼去，卻又暗度陳倉，加緊在東歐部署北約軍力，與此同時繼續開罪中國、阿拉伯世界、拉美世界，多面樹敵，卻“毫無懼色”，可這樣的“孤膽英雄”究竟能給美國國家利益帶來什麼，還有待於時間檢驗。
在國內問題上，特朗普信誓旦旦要驅趕非法移民，可是“排移”談何容易？如果是幾十萬、一百萬或許還有轉圜的餘地，可如今保守估計美國數十年積累下來的非法移民不低於一千萬，這相當於一個中小國家的規模。
其次，改革需要團結。可是特朗普所面對的內部分裂程度更甚於奧巴馬。美國競選歷史上，兩黨更迭後，即將下台的老總統即便不滿足於新當選總統，多少也會保持起碼的“禮貌”和克制，最多是“做點手腳”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產”。譬如，自民主黨人卡特（Jimmy Carter）任總統時起，不少美國總統會在任期最後時刻推出所謂“子夜法例”和行政令，以確保自己的政績不被繼任者輕易推翻。
這本不奇怪，可是與前任總統着眼內政遺產不同的是，奧巴馬此次在外交政策上也接連向特朗普出招。譬如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美日關係乃至最敏感的美俄關繫上，奧巴馬利用最後的“跛腳期”頻頻出手，給特朗普埋雷。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在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職後，奧巴馬以及民主黨人的反撲姿態不僅沒有偃旗息鼓，反而更加強烈。既然特朗普以推特起家，於是他們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樣在推特上向特朗普勐烈開火。
沖在最前列的有奧巴馬前高級顧問丹-法伊弗（Dan Pfeiffer）、白宮前演說撰稿主任費儒（Jon Favreau）、國家安全委員會前發言人維特爾（Tommy Vietor）、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羅茲（Ben Rhodes）等，幾乎每天都要聚精會神、鬥志昂揚地對新總統的言行進行多次事實“清查”，發表批評。以至於坊間有人戲稱是“退休老幹部組團干政”。在這種輿論氛圍下，傳統上新總統上任便迅速彌合兩黨因選戰而產生裂痕的和諧場面將被仇恨與拉鋸戰所取代。
最後，藉助外力轉嫁風險。他與奧巴馬主張多元、巧實力不同，而是依靠商人和軍人——觀其內閣成員名單可見一斑。所以難怪外界會擔心特朗普通過貿易戰和軍事熱戰來轉嫁危機。特朗普新內閣是二戰後民主國家罕見的“軍閥—財閥內閣”，與軍國主義日本戰前政治生態頗為類似，這似乎也預示着特朗普很可能在經濟領域或者依靠全世界一超獨霸的軍事力量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
通過挑起一場區域級別的軍事衝突，轉移國內視線，同時藉助軍工復興美國工業。戰場不在美國而在對方，可以嚇跑國際投資，逼迫國際資金回流到美國。軍事熱戰與金融冷戰相配合，從而完成打擊崛起國，復興美國的使命。對此，全世界需要警醒起來，採取切實措施，未雨綢繆。 （作者王鵬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