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復交以來，兩國關係經歷了20年的“蜜月期”和10多年的調整期。潮起潮落，皆有其深刻的國際環境和中日相互作用變化的背景。

潮起：天時、地利、人和

1971年7月15日下午7時（美國加利福尼亞時間），尼克松總統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將在1972年5月以前訪問中國。中美跨越太平洋的“越頂外交”，對執行“隨美反華”政策的日本來說猶如一個“晴天霹靂”，就連佐藤榮作首相也是在三分鐘前才得知了這一消息。日本各界驚呼遭到了“尼克松衝擊”，被美國出賣的失落感瀰漫着日本列島。中國長期推動的“以民促官”、“漸進積累”的對日方針，此刻在日本匯成了強勁的潮流——各界人士和新聞輿論紛紛要求政府一定要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國恢復邦交。

田中角榮正是乘着日中復交輿論的上升氣流而當選首相的。田中1972年7月6日當選首相後發表談話稱：“要儘快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9日晚，周恩來總理借歡迎也門代表團的機會做出回應：“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

日本是否與台灣“斷交”以及是否就侵華歷史進行反省，成為中日能否復交的關鍵。在歷史問題上，新中國領導人一貫主張“把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和廣大的日本人民區分開來，日本人民也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並從“不給日本人民增添負擔”的立場出發制定了“放棄戰爭賠償”的方針。在田中訪華之際，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訪華的內部宣傳提綱》，就推動中日復交的意義向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了解釋和宣傳。

田中首相曾說：“日中問題在日本，與其說是外交問題，不如說是國內問題。……日中問題解決了，國內爭鬥的三分之二就可消除。”自民黨內的友好人士以及在野的和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都為推動中日復交做出了貢獻。田中首相推動日中復交的方針得到了各界和輿論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右翼和親台勢力的阻撓。曾有許多日本右翼分子打電話威脅田中不要去中國進行復交談判，否則會有生命危險。那次出訪，田中破例拒絕女兒真紀子陪伴同行，並對她說：“萬一我被刺殺丟了性命的話，你千萬不要驚慌，要鎮定地辦理後事。我此行的目的是極為重大的，是為了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的、日本的普通國民能夠自由來往。”準備隨訪的官房長官二階堂進也受到了電話威脅，外相大平正芳也做好了承擔生命風險的心理準備。

經過一系列事前磋商，田中一行終於在1972年9月25日踏上了訪華的旅程。經過數日的高層談判，中日兩國於9月29日共同發表《中日聯合聲明》恢復了邦交。日本就侵華戰爭進行“反省”、宣布與台灣“斷交”，是中日得以復交的基本前提。另外，兩國還就在釣魚島爭端上採取“擱置爭議”的態度達成了共識。

潮滿：歷史上最好的“蜜月期”

中日復交後，“和平友好”、“永不再戰”成為兩國的最大共識。中日關係從“以民促官”發展到“官民並舉”、“以官帶民”。

1978年底中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路線，中日經貿關係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共同發展”上升為兩國間的主要議程。在這一時期，中國進口能力的不足制約着中日貿易的發展。日中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經團聯會長土光敏夫等人士向中國領導人建議引進日元貸款。進入1979年後，大平正芳首相及其閣僚們都對提供對華日元貸款採取了積極姿態。日本媒體上經常出現閣僚、政要和經濟界人士的如下言論：“日中恢復邦交時中國放棄了對日戰爭賠償。如今中國進入了現代化建設時期，日本提供優惠的日元貸款進行協助是理所當然的。”1979年12月5日大平首相訪華，向中方表明了提供對華日元貸款的決定。以日元貸款為主體的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在中國的交通、能源、通訊等眾多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世紀80年代，中日經貿關係迅速發展。日本把中國視為能源進口的重要來源和產品出口的重要市場，中國則把日本視為吸收資金、技術與管理經驗的重要對象。如中日貿易1972年為11億美元，1988年已超過了190億美元，教育與文化交流也有了長足發展。

“世代友好”是中國領導人對日方針的立足點。鄧小平在1982年和1984年會見日本領導人時曾說：“中日關係有很多話要說，但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們黨的十二大強調這一點，說明是中國長期的國策。”“我們兩國領導人在東京作出了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決策，就是把中日關係放在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展。第一步放到21世紀，還要發展到22世紀、23世紀，要永遠友好下去。這件事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

在中日共同努力下，兩國政治關係得到了良好的發展。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中日政府成員會議（1980年起）、中日外交事務當局定期協商（1980年起）、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1984年起）、中日民間人士會議（1982年起）等官方、半官方及民間的協商機制不斷完善。

中日友好的關鍵是人民之間的友好，而青少年之間的友好又是保證世代友好的關鍵。1984年，應胡耀邦總書記的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在9月底到10月初，對中國進行了半個月的訪問。成員來自日本47個都、道、府，其中年齡最小的是日本電視劇《阿信》中的小演員小林綾子。如今，當年到中國訪問的青年已經成為日本朝野對華友好的重要力量。在一些日本民間團體的努力下，500名中國青年在1985年乘坐“中日友好之船”回訪了日本。1987年起，日本政府每年邀請100名中國青年到日本參觀訪問。1998年，江澤民訪問日本時表示，中方將在5年內每年邀請100日本青年來華訪問，後來又延長了這一計劃。

對於80年代的中國人來說，《追捕》、《阿信》、《生死戀》等日本影視作品和三洋錄音機、索尼電視、豐田汽車等工業產品成為了解世界經濟與文化發展潮流的重要窗口。高倉健、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等影視明星更是成了一代中國人的偶像。探討日本現代化成功經驗的動機，激發了年輕學子研究日本的熱情，中國掀起了新一論留學日本的熱潮。

但應該指出的是，“蜜月期”的中日關係也並不是風平浪靜的，時而也泛起了陣陣波瀾。“修改教科書”、“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閣僚失言”、“光華寮判決”、“釣魚島爭端”等圍繞歷史、台灣、領土的政治摩擦時有發生。但中日兩國及時進行政治對話，對這些摩擦進行了有效的控制、管理和緩解。對“寶鋼合同糾紛”等經濟合作中發生的摩擦，兩國政府更是及時採取了積極措施加以解決。

上世紀80年代，日本進一步提高了對華關係的地位，把它稱之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風波”，歐美各國對中國發動了制裁。6月7日，宇野首相在眾議院會議上說：“應當知道日中關係與美中關係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有着以往與中國處在戰爭關係的過去，如今在中國發生混亂時應避免發表黑白論式的言論。”翌日他又在參議院會議上說：“採取制裁措施，是對鄰國的失禮。”在7月中旬召開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日本主張把“避免中國的孤立化”的內容寫入責難中國的宣言中。海部俊樹於8月9日出任首相後，繼承了宇野內閣的對華方針，採取了一系列恢復對華正常來往的措施。

90年代初，日本開始使用“日中關係與日美關係同等重要”的提法。1992年是中日復交20周年。4月6日至10日江澤民總書記成功訪日。10月23日至28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明仁天皇在中方宴會上致辭道：“在兩國關係悠久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我國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不幸時期，我對此深感痛心。戰爭結束後，我國國民基於不再重演這種戰爭的深刻反省，下定決心，一定要走和平國家的道路。”這個表態使日本對侵華戰爭的反省前進了一步。中日兩國高層互訪，把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紀念活動推向了高潮。

潮落：調整期的“政冷經熱”

冷戰結束後，中日關係開始進入新的調整期，出現了政治摩擦頻頻發生、經貿往來卻快速發展的“政冷經熱”局面。

在“聯華制蘇”時代，美國曾默許和歡迎中日和好。但在蘇聯解體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美國力圖尋找一個新的敵人，逐漸把中國視為下一個潛在對手，加大了“扶日抑中”的力度。日本也隨之逐漸背離對華友好政策軌道，而開始轉向防範和圍堵中國的戰略。

在日本國內，社會黨在成為聯合執政黨的誘惑下放棄了其左翼政策的核心部分，日本政界出現了“總體保守化”趨勢。在此背景下，右傾、鷹派勢力得勢，中日關於歷史、台灣和領土問題政治共識底線不斷受到了這股政治勢力的衝擊。

中日關係進入調整期，也與中日相互條件的變化具有密切聯繫。中日經濟發展勢頭出現“中盛日衰”之勢，兩國對外戰略出現了“中穩日急”之差，中日“兩強競爭”局面初露輪廓。2002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的諮詢機構“對外關係工作組”提交了一份題為《21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的政策報告。報告認為，如今日本遇到了“如何對待鴉片戰爭以來150年間未曾出現的‘強大的中國’這一新問題”，“如何應對中國，是21世紀初日本對外關係中的最重要課題”。中日關係經過2000年的“中強日弱”、150年的“日強中弱”、復交以來的“中日友好”、近年來的“政冷經熱”以及輿論和民眾感情惡化等因素的合力，促使中日關係在理性與情感、歷史與現實之間震盪和搖擺。

1972年以來形成的以“國家領導人的決斷”、“各界人士的作用”、“友好關係渠道”等途徑來解決分歧的機制與手法都日益難以應對兩國關係新局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兩國傳媒和輿論的相互影響日趨密切化、複雜化、敏感化。上世紀90年代前期，先是日本“戰後新生代”開始掀起對中國說“不”的輿論。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一代”、“因特網一代”又開始對日本的強硬姿態說起了“不”。2005年，中國的因特網用戶數已達9000萬，手機用戶達3億，各種新聞媒體也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日本對華政策的右傾化、強硬化在中國民眾中激起了強烈反應，通過因特網和手機的傳播渠道形成了反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強大輿論。中國民眾的對日“好感度”和日本民眾的對華“好感度”都在持續滑坡。這一情況使得中日“政冷”局面變得更加複雜，改善起來也更難。

潮低：十字路口的中日關係

2001年4月上台的小泉內閣的對華政策，集中代表了欲修正1972年以來對華政策軌道的強硬派路線。

在歷史問題上，小泉首相自2001年4月上台以來連續四年參拜了供奉着二戰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首腦互訪中斷。日本政界、各路精英及主流媒體中，出現了一股否認侵略歷史的逆流。

在台灣問題上，日本政界的“台灣幫”正在推動日台關係升格化進程，對“台獨”勢力給予鼓舞、聲援和協作。今年2月19日，日美外長和防長“2+2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竟把“台灣問題”作為共同關心事項，其干預台灣問題的手法開始由以往的“模糊化”轉向“清晰化”。

在安全問題上，日本自去年以來加大了鼓吹“中國威脅論”的力度。如發表“中國攻擊日本的三種可能性”，一再阻撓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在新《防衛計劃大綱》裡寫入“中國威脅論”。

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從過去打“民間牌”、縱容右翼團體登島製造“實效控制”的既成事實，轉到由政府直接出面“租用”島嶼、把右翼團體建造的燈塔“收歸國有”，以此進一步強化“實效控制”。

在東海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上，日本對中國在本國海域進行的天然氣開發活動橫加指責，並揚言將在其單方面主張的“中間線”以東的海域進行能源勘探。

在其他能源領域，日本以橫插一槓的方式攪亂了中俄醞釀近10年的“安大線”輸油管建設項目，並在世界各地區對中國處處攔截，爭奪着能源開發權和進口來源。

在對華日元貸款領域，日本把這一經濟合作問題日益“政治化”，把它作為向中國施壓的手段，並已確定了繼續削減乃至在未來數年內停止提供的方針。

在周邊關係領域，日本以經濟、政治、安全、文化手段多管齊下，試圖拉攏韓國、東南亞各國、印度、中亞各國、蒙古、俄羅斯等國形成圍堵中國之勢。

目前，中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正處在一個經濟高速發展期。日本則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就已完成了對歐美的“經濟趕超”，而把工作重點轉向旨在改變“經濟巨人，政治侏儒”形象的“政治大國”戰略。

2005年4月23日，胡錦濤主席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出席亞非會議期間，在下榻的賓館會見了小泉首相。胡錦濤向日方提出了“嚴格遵守中日間三個基本文件”、“以史為鑑，面向未來”、“正確處理台灣問題”、“協商解決分歧”、“擴大民間交往”等五點主張。

最近，小泉首相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含糊其詞，在亞非會議上表示要對殖民統治和侵略的歷史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聽其言，還要觀其行。日本決策層應把口頭承諾真正落實到行動上。

中日關係正處在走向惡化、還是走向改善的十字路口。經歷了一個回合的潮起和潮落，下一個高潮將在何時到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