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即將痛苦且毫無尊嚴地死去：責任該歸結誰

唐亦農

一
近前傳出瓊瑤交待後事的消息，而那份類似遺囑一樣的文字表明的就是“決不搶救、一切從簡”的意思，這不僅讓人聯想到20世紀法國的思想家、即那個在上世紀60年代拒絕接受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其諾貝爾獎的“存在主義”理論的代表者薩特。這個曾鄙視“黑格爾建立了富麗堂皇的理論大廈，自己卻甘願住在旁邊的破茅棚里”、並始終用笛卡兒的名言“重要的不是戰勝世界而是戰勝你自己”來鞭策自己的哲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也選擇了放棄。區別在於醫生接受了他的暗示，給他注入了足以致命劑量的藥物讓他走得很安詳。至於他是否有過“一切從簡”的交待已經無從考證了，但是他下葬的那天主動參加他葬禮的有數萬巴黎市民。
顯而易見，無論瓊瑤還是薩特，不希望搶救的意識裡面應該不包括經濟因素——他們不同於國內媒體近前報道的為不給家庭增加經濟壓力而黯然離家、最後只在山林里留下一堆白骨人——而是不希望遭受病痛的折磨（尚不知瓊瑤的病因、但薩特患的是癌症，並且死前已經切掉了整個下巴）、希望走得能有尊嚴。但囿於行為規範的限制，瓊瑤除等待死亡自然降臨之外，卻無法逃避病魔的蹂躪，儘管按她的經濟條件完全可以到西方接受“安樂死”。然而問題卻在於法學理論雖然依次從“流行”到“風俗”、再到“規章”」、到“道德”，把人的社會行為規範上升到最高位的“法律”，但核心指向卻無不以幸福、公正、社會安定為目的。特別對下層群眾而言，如果僅以尊重生命為由，堅持讓患者在醫療條件緊缺且全無治癒可能的情況下傾家蕩產直至油干燈滅，挑戰的只能是人間正義。其實“我的生命我作主”早就由羅點點提出來了，而起因自然也緣於其對長親死於絕症的痛苦體驗。點點是老人家的大警衛羅瑞卿的女兒，眼下只是一介普通國民，不過卻因她能率直地看待共和國前三十年，所以得到了輿論的好評。不難想象為自己的申張她會四處奔波，但結果就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安樂死”至今都沒有列入“兩會”的議程。
筆者所以對眼下“兩會”的代表提案特別關心，源於插隊期間的一位女生先是得了腦癌、最近又在肺里發現了腫塊，不過在把期待對身邊的一位友人作流露時，不想對方先是一句國罵緊接着還跳了起來：“什麼他媽兩會！連毒食品這麼重要的事都沒人提，哪兒還顧得上“安樂死”啊！”其實我對這位友人一談到國內問題就情緒激動已經習慣了，他憤恨政府的短視和不作為，不過出於對霧霾和毒食品至今沒得到有效控制的無奈，也曾把家人都在海外當作平復自己的根據，可通過這次罵娘卻凸現出他在意識中還是把自己和全國百姓放在了一起。我對他談起的這位女生是前幾個月得的腦瘤，因為她女兒把所有檢驗報告都做了篡改，所以她最初談到病情時還算樂觀。後來受腫塊壓迫她半個身體都無法行動了，直到不慎摔了一跤致使腫塊位移才又奇蹟般地正常了幾個星期。現在的情況是，人雖然渾身插滿了管子人也不能說話但卻還有意識，關鍵是癌症一事對她很難再瞞下去。其實最難的還是她的女兒，因為這個女生的弟弟和先生都是前些年因患肺癌去世的，女兒目睹了舅舅和父親被癌痛折磨，根本無法接受她母親即將面對的這個現實。“舅舅和爸爸疼的時候還可以呻吟、可以提出吃藥止痛的要求，可媽媽有意識卻不能說話，我根本不敢想這個罪她怎麼忍受。”
孩子的擔心我能理解，特別鑑於這位女生天生膽小，可以想見她會比常人承受更多的精神壓力。其實她在病情短暫穩定後又開始復發的時候人就已經崩潰了，儘管當時人還能動，卻整天躺在床上。為此孩子批評過她，甚至也和她吵過，可她就像邁進了人生盡頭那樣再也沒有表現出絲毫想活的勇氣。至此我開始有些怪怨這位女兒了，認為她一開始就不該隱瞞真相，亦即搶在她母親體力尚能坐飛機的時候哪怕由我陪伴也可為了死得輕鬆一點飛到歐洲去。可能是陷得太深的緣故，在退出視屏之前，我和她女兒一直在討論安樂死，我談到當年負傷被送上手術台麻醉後任憑醫生開膛破肚也毫無痛楚感，甚至描繪說麻藥注射到手臂之後感覺就像順着血管有一顆很冷的滾動的冰球，因整個胳膊脈絡都有被打通的感覺，所以在被完全麻醉之前甚至覺得很愜意。那孩子聽得很投入，也提到為了輸液降低腦壓媽媽的胳膊已經被針頭扎爛了，她提出過可否不輸液了，但被醫生拒絕說“這可不能聽你的”，理由是腦壓降不下來人會因為腦血管破裂而死，但在話題涉及到可否把媽媽接回家來用這樣方法死去的時候孩子突然哭了，還一邊使勁地搖着腦袋。至於錯過到國外“尋死”的機會，她只辯解說醫生曾經告訴她腦部的癌症從不轉移。緊接着對方就像在為剛才的講法作懺悔那樣抽泣着解釋說，她所以會繼續這個話題全在於她曾有過這樣的比照，就是媽媽如果患的是腦中風哪怕天天躺在床上，但下班回家的她推開門能見到媽媽也會很知足很滿意。
為幫親朋逃避癌痛竟想到“殺人”，這看似很荒唐，但更荒唐的該是空站“兩會”席位的那好幾千人。例如高房價是老問題但至今仍沒得到解決；毒食品危害極大但居然沒有立法來遏制；筆者也很反感到了國外就像掃蕩一樣席捲洋貨的做法，甚至在台灣看到喜氣洋洋地拎着像行李箱一樣裝滿鳳梨酥的大媽們也恨不得衝過去罵上一句，但反過來這一切卻可還原到當局為何不設法從提高國貨質量去解決問題！有報道說國家早就着手產品升級的工作了，但聯繫到對偽冒產品的打擊力度，卻又總覺得情況就像盜賣幼嬰一樣雖然國家也在嚴打，但疑問也集中到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為何不把買嬰的信息也收入到數據庫，以求堵住源頭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二
對有着共同插隊經歷的故人何以如此義重情深，可能對於較為流行的“下一代遠不會如此”的認識是一個帶着世代括號的點綴，但事實上我和這個女生的關係上並不那麼一帆風順。可以說，我與早在農村時的那位初戀能夠起步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她的幫忙，但在最終分手的問題上也是她在其中起了作用。儘管我不能掌握到其中的細節，但透過她平時的作派也能想象出她如何繪聲繪色地把我和當時的那位區分成兩種不同的人。這和當時那個時代女生對男生的品味標準有很大關聯，而最具特徵的就是在他們眼裡凡在上山下鄉之前有過惹是生非經歷的男生近乎就是流氓。特別是對於那些更兇悍一些或有些名氣的人，通常還要在那個極具侮辱的慣稱前面再加上個“大”字。然而情況卻是我比她入團要早得多，直至我入黨她才剛成為一名團員。不過具體到她對男生的理解應該也包括了另一面，例如返城之後她被分配在一個證章廠當工人，但工作環境可成全她們一邊聊天一邊往金屬證章上塗油漆。在談到我們這些下鄉之前在北京專以打鬥為能事的男生時，那些對此曾有耳聞同事也會問道和這些人一起插隊會否有害怕的感覺，而從她每逢這時總是趾高氣揚地回答說“我們不收拾他們就算好事”來看，卻又證明她把生活中曾有我們這樣的男生出現既看作驕傲又當成了人生中的一個經歷。
具體到我和她在插隊期間並不融洽的個人關係，該是有一次天突然要下雨，正好青年點裡的人都下地去了，為把晾曬柴火趕緊垛起來我便請正輪值做飯的她來幫忙。結果就是我汗流浹背地拼命把草甩從地面拋上不斷加高的草垛，而在垛頂負責把草踩實的她卻很輕鬆地唱着歌。柴草總算垛好了，但我還在下面整理，剛又跑到宿舍喝水的她這時卻從慌不擇路地從房間裡跑了出來，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姿態對我說“對不起，我媽剛給我寄來的那雙拖鞋讓我沒留神踩到草垛里去了。”聽她這麼一說我人都差點爆炸，但那時正處於入黨之前的最後考察期，所還是選擇了忍耐，但我卻是硬憋着淚水開始拆除剛剛完工的柴火垛的。我知道她很珍愛那雙雪青色的塑料拖鞋，這在北京後來確實流行過一段陣，而她也幾乎是穿上這種款式的第一批，但我不能接受她這樣漫不經心，也非常看不慣她穿着它在垛頂上連唱帶蹦地瞎嘚瑟。結果兩個多小時才垛起來的草垛沒有幾分鐘就讓我攤開了，可這時再次從宿舍里跑出來的她卻用比剛才還要低出很多的姿態對我表示說：“哎吆、你別找了，是我忘了剛才喝水的時候把它放在宿舍里了。”不過這在後來成了我們一旦見面便不可少的話題，只是在她這次復發之前儘管我有意地做了提及，但卻無論如何也沒喚醒已經在她那海里沉睡的這段記憶。
同樣在一起插隊，後也沒轉換成親情的情況也很普遍，而和她的友誼所以能保持下來，與我下鄉後就一直飄泊在外有關，也就是說一旦回到北京總少不了要看望故舊，雖然具體到她也關繫到了那位初戀。情況是後者和我分手了但作為插隊期間的友人關係還保持了很久，因不想再驚動她的家人所以一般都是由這個女生當信使，一直到對方有了男友才不再繼續。對方有男友的事也是這位女生告訴我的，她們在大街上不期而遇，地點就在王府井，對方全家好像才從飯莊裡出來，雖然她們也駐足寒暄，但其家人卻沒停下來，而匆匆走開的也包括了對方的男友。關鍵是我們這位女生當時表現出的也是佯裝無視的樣子，按她解釋情況就簡單到她突然覺得在關係上自然而然地站在了我這一邊，而內心的掙扎恰似我和對方還沒分手。其實這個女生的先生和我曾是一個中學的，比我高一屆，因為我轉插到他們那裡的時候他已經被抽到油田當工人了，所以基於親疏程度在他們女兒出生後我執意堅持讓孩子叫我“舅舅”。和這家人的關係主要體現在只要我回京就肯定去看他們，直到30年前的那場“六.四”發生才徹底失去了聯繫。只是隱隱聽說她先生後來也調回了北京，還擔當了一個國營企業的廠長，一家人不僅買了車也很早就置了房。大致七年前因為要參加一個在外地召開的兩岸討論會我順便回了一趟北京，我是憑着記憶找到她位居沙灘一帶的娘家的，但卻被院裡一位年紀大得已經不能再大的老媽媽顫顫巍巍的一聲“小凱死了”嚇了一跳。小凱是她的弟弟，活到現在差不多也該四、五十歲，只是印象里的他至今仍停留在十七、八歲的年紀。我是按照那位老人給的電話打過去的，接通後從兩聲“餵、餵”中我立刻辨別出是她，但此時卻對方的聲音足可以可用蒼二字來形容。在弄清是我打來的電話後她先叫了一聲我的小名，緊跟着就是一句“我可想你了！”
都已經這般年紀了，說誰想誰一般都不會被想歪了，何況我已經知道了他弟弟的消息，不過她接下來的告訴我的卻是“寶成沒了。”“不是小凱嗎、怎麼會是寶成了？”我還是被驚呆了，因為寶成是她丈夫而不是他的弟弟。“小凱走了好幾年了，寶成去年才走。”是她的告白讓我感悟到人生讓她遭遇了怎樣的難題。那次回國正趕上她女兒要辦婚事，因為事先安排好我在接下來的會議上發言，所以我自然麼辦法參加，而她當時那種遺憾樣子至今都從我眼前揮之不去。然而兩年後從她那裡得的竟是孩子離婚的消息，按她的講法孩子等於是被人家騙了：對方是消防部隊的一個小官，為轉業後能把戶口留在北京所以才拼命追到在中石油任職的閨女。“還不是欺負我們家沒人嘛，要是她爸爸活着，一邊抽煙一邊翹着二郎腿，那小子敢嗎？”直到這時，我才更深一層理解到她“可想我”的含義，幾乎是關掉視屏後我便打電話給同在一個公社插過隊的哥們，他們當中不乏成功者，甚至從有能力保護她們母女來講也遠比馮曉剛飾演的“老炮”牛氣。大家很配合，在後來的聚會也都邀請她參加，但出席了兩次她還是退了出來，這早不是什麼男女有別的原因了，而是深深刻上了我們那個時代烙印的男和女在愛好和調整心態方面還是走不到一塊去！
三
回過頭來，在了解到那個閨女要忙着上班，白天的時間只能把母親託付給一位保姆照顧時，我問過一句“保姆盡力嗎？”這句話其實很多餘，不過孩子的回答卻是“還可以，阿姨剛從河南過來就到我們家了，沒時間接觸在北京打工的老鄉，所以還沒學壞。”說到這裡，視屏里的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其實孩子思想很純，她揭示出的該是國內當下以價值認同為體現的社會風氣。這和“兩會”有多大關聯無需贅述了，只是具體到責任卻不能不涉及到理論上的這些有權者，雖然按所謂資產階級政治學的定義障礙要歸結到市民政治參加的渠道和環境，但部分國人的社會存在依筆者看來卻是相當消極的，這一結論直接來自月前陪我那位回國過春節期間的切身體驗，並且是在飛抵大連後再次接受電子掃描檢查時開始的。也就是說，如果再檢查是出於反恐需要，那麼這批旅客是下機而不是即將登機；是查毒，運毒品到價位比日本低的國內則不符常理。事實是行李在出關時已經在日本接受了嚴格檢查，入關時還讓疲憊的旅客重新排起長隊在全世界也是個“創舉”。不清楚這種情形在全國是否很普遍，但早前在大連市內乘輕軌時也有相同處遇。反恐到草木皆兵的程度，是否必要關鍵要看領導怎麼認為，但群眾並不理解，在輕軌入口服務的一位老者就抱怨說“一天到晚機器就這麼嘩啦嘩啦地轉悠得費多少電！”出於同感，輪到我把行李放進機場掃描器時就因抱怨了一句，招致的竟是本來還在談笑風聲的檢查人員警惕。“你是幹什麼的先不管，現在必須接受檢查！”一個看似頭目的中年人把我帶到了邊上，一頓翻騰的結果就是我那位事先規整得很滿的箱子無論如何也關不上了，放不進去的東西只好用手拿，所以雖然很快被放行了，但還是被搞得相當狼狽。
接下來就是意外受到一位早前在法學研究科讀書的同窗邀請，但情況是老同學的餘熱還在，談到社會弊端的問題時還是爭得面紅耳赤：針對這位身居要職的同窗“應該再給我們一些時間”的講法，筆者用“人民已經給過你們七十年”來反駁確實有些生硬，不過面對他僅讚揚中央反腐但卻閉口不談起因，筆者還是堅持把“上訪”和“城管”的出現指作執政者的無能和制度上的敗筆。因為我堅持要喝豆漿的，他便帶我到“永和豆漿”去解饞，其間我注意到有人在櫃檯前面磨蹭了十多分鐘還沒定下來買什麼，而排在對方身後的十餘人居然像木頭一樣杵在那裡，便走過去用“我是要說句話了”作為開場白，先指責那位顧客轉而也批評了那個服務員沒有盡職。不過能注意到的僅是隊列里一名知識型中年婦女用微笑表示贊同外，其他人都類似習慣了那樣顯得很無動於衷。相比之下真正坐不住的還是我的那位同窗，他幾乎是失魂落魄地把我拉回坐位上的，可嘴裡還不停地抱怨：“你是在國外呆太久了！這種事你也想管？你就不怕他們有人跑過來給你一刀子！”
從機場安檢聯想到到輕軌服務處的老頭，再到當官的同窗和豆漿店的那個買主、以及售貨員和那些木納地排着長隊的群眾，臉譜不一但標示出的卻是國內社會拼出市民版圖的部分種類的人群。當然體驗還遠未結束，只是接下來最先登場的是我那位，現象上也是她要求我一道陪她母親去看病，因為老人眼角上長出一個癤子並且發炎了，只是到了醫院走進的卻是中醫門診。我被強按在椅子上接受醫生號脈時才知道這都是她事先安排好的，而理由也是“您可得好好給他看看，他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的，誰能受得了呀！”我本想作些解釋但被她很強制地制止了，“宋大夫您可什麼也別聽他的，他在家裡就這樣！一天到晚就是寫呀，根本不像人家兩口子有說有笑的。等到他想跟你說話了，還得讓你看着他，張口閉口就是毛澤東，不把話說完乾脆就不讓你走呀！”總算輪到我發言的時候，我對醫生坦承自己是搞專題研究的，也表示因為對課題比較投入所以在無解的情況下也有控制不住情緒的時候。但也反問醫生“個性難道有也藥可醫嗎？”
這看似很失禮，卻得到了對方的理解，特別聽我表示在一個當官的貪錢、老百姓貪利，且完全沒有公心、公信的社會裡，我們面對的將是整體沉淪時，醫生居然用比我還亢進的語氣說：“還將是啥呀？早就沉淪了！做啥的絕對不吃自己做的，連菜都是用藥催出來的，樣子沒變可早就沒有原味兒了，這不是沉淪是啥嗎？”到這時，我那位的態度才有些緩和。她爸爸就有個不吃韭菜的怪毛病，前兩天包餃子也是另給他包的酸菜餡，後來在大家的規勸下很不情願地嘗了嘗，但接下去卻一連吃了好幾個，原因就是根本沒吃出韭菜味。“那算啥呀、不就是用激素催催嘛！”我話音剛落老中醫就接上來了。“東北這邊的苞米，不是轉基因的你就別想了。糧倒是多打了，結果賣又成了問題。農民也聰明，賣不出去就拿來燒酒。結果鼓搗到今天除去那些不想活的、不要命的，正經人是沒人敢喝。為啥？小窖燒出來的酒度數不夠，就兌敵敵畏，你說這人，為了私利不是連最基本的道德都不講了嗎？！”得益於談話還算投機，醫生不僅沒按我那位事先講好的要求給我開藥，分手的時候還堅持送我到診室門口。
條例的執行者、樸實的老人、代表了國內穩定勢力的官吏、類似我那位那樣對執著和公益感或很麻木或乾脆看成是神經病的市民，當然還有像那位醫生一樣有觀點但卻被排除在政治參加之外的群眾，以及或於他之外或者也包括了他在內的圍繞着“毛”而在意識上形成最尖銳對立的兩大政治族群。其實，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兩會”本應通過提案或立法以實際作為來提高這些基本型的素質才是當務之急。否則依然用形式主義來敷衍，拖延的自然也是中國夢的實現。也就是說，如果“兩會”只是用來粉飾政治體制的裝飾，倒不如按中紀委那樣成立一個深入實際的立法科或立法處，只需要他深入基層能做到想群眾之想即可，甚至不需要位階附帶任何形式的權威。筆者無法推論這種情況真會出現，但卻可斷言“兩會”在現體制下以這樣龐大的代表規模、如此的人員結構和原本必備的從政素質、以及如此急促的工作方式很難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成為主導和動力。這樣講不完全是情緒化，雖然國內問題是多種原因構成的，但囿於“安樂死”沒被立法致使那個女生只有活活疼死，筆者只能把目光緊盯住“兩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