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中的“我們”如此愛國，香港人作何感想？中國間諜案風雲再起，台灣如何應對？

台灣上報發表評論《川普（特朗普）的不確定性為兩岸平添變局》，作者曾建元認為，特朗普深刻地看出美國在克林頓時代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監察和貿易最惠國待遇脫勾的做法，對美國和世界遺患無窮。如果要扭轉美國經濟的頹勢，他的第一步，就是自保停損，思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公平貿易行徑展開反制。“一旦中美發生貿易衝突，深嵌於國際貿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成就將迅速倒退，經濟危機則將證明習近平核心領導的失敗，習近平難保不獲究責，則其政權還能坐得穩嗎？”

曾建元說，正因如此，台美貿易談判宜儘速展開，藉此拉緊台美關係，使台灣更加融入美國市場。緩和兩岸關係，改以戰略清晰的以憲法各表一中的兩岸憲政共識取代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並以民主化路線宣示追求社會、民族、兩岸和解和全球合作，是避免政權危機，重建統治正當性的良方。“直言之，接受蔡英文領導的中華民國，對兩岸現狀賦以制度性的架構，擁抱憲政主義普世價值，正是扭轉乾坤的活眼”。

香港特首候選人政綱的“我們”

香港《端傳媒》發表文章《“我們”是誰？——特首候選人政綱的“我們”理念》，作者魏子林認為，從曾俊華的宣言可見，以在國際都會成長、中產為主的愛國愛港成年人，仍然是“我們”香港人身份論述的軸心。在曾俊華的政綱表述中，“香港人”應該是愛國的中華民族一分子，是在國際都會成長、追求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的，亦是反對港獨的成年人。

魏子林說，三名候選人政綱中的經濟部分都較多使用“我們”，這亦呼應在宏大的論述中，經濟發展被普遍認為是香港核心價值的關鍵因素之一。但是，“我們”應該是香港中小企、打工仔，抑或作為經濟體配合國家和全球發展？還是，“我們”應該強調謹守既有的制度和保障自由？這樣比較之下，更清楚誰可帶給我們重視的願景。不過，在建制政策理念中對於香港的想像，何時才能夠超越“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是“我們”的香港，我們又是誰？

英國國籍只是旅遊證件？

林鄭月娥自我表白：雖然本人已放棄了居英權，但老公和兒子都仍擁有英國籍，她認為沒有問題，只當是多一本旅遊證件。香港《蘋果日報》發表陶傑專欄文章《家屬英籍沒有錯》，認為林鄭家屬仍保有英國籍，符合正常人性，總比林鄭一心為了當特首，強迫老公和兒子去中國駐倫敦大使館宣誓入黨好。唯一可議者，是持有一國護照，怎可以只視之為“旅遊證件”而不承認其國民身份和效忠對象？以此邏輯，香港年輕人個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護照，亦可視之為可以免簽證方便去一百多國的“旅遊證件”，不必承認此一中國特區護照代表的“中國人”身份了。

陶傑說，在中國做生意發財或做官，流行都將家屬和財產轉移西方文明國家，以避風險，這是共產黨官場的主流。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中都有親英崇美的基因，包括跳紅舞的廣場大媽。“我們寫專欄的人面向市場，每講到英國怎樣好，總是點擊率最高，在大陸流傳最廣。我有一個卑微的願望：中國人可不可以有一天不要太戀英，讓我也講一講中國各方面的好？”

台灣媒體呼籲針對中國間諜案立法

台灣《自由時報》發表社論《針對中國大舉滲透應積極立法》指出，在台灣，中國間諜案頻傳，早已不是新聞，但這一陣子似乎又更密集。共諜不僅針對台灣軍事機構，還滲透其非軍事部門，以致官員、學者、商人也有為其賣力者。

社論認為，台灣處在這種情境，必須對中國的諜報滲透工作加強反制，以確保國家生存與社會安定。從而，最近包括行政、立法部門打算進行保防立法，事屬必要。誠然，台灣過去有假借“保密防諜”遂行威權統治的教訓，“人二”安全單位的濫權也令人反感，但時代不一樣了，如今在國會、媒體強力監督之下，保防及反滲透的法制化此其時矣。參考先進國家立法經驗，加上國會設立情報委員會的監督機制，在透明化的情況，人權也較能獲得保障。國家安全不能輕忽，人權也要積極保障，主政者在這一立法工作之路要虛心周到，但不能敷衍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