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重慶晨報上游新聞

（原標題：瀘縣事件，一堂值得深思的公開課）

今天是4月8日，春暖花開的一天。

如果不是刻意提起，大家似乎很難在這個舒適的周末再想起瀘縣事件。

4月1日以來，持續一周的輿論熱議、捕風捉影的網絡謠言、亢奮澎湃的網絡情緒、信息公開的民眾呼籲、集中罕見的媒體批評、飽受爭議的政府態度……似乎戛然而止，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輿情，就是這麼弔詭。

塵埃落定之際，也是反思之時。當關切、追問、質疑、謠言統統退場後，瀘縣事件仿佛一堂糅雜多重元素的輿情公開課，值得認真總結。

危機

這原本只是個普通的安全事件。

4月1日6時20分，瀘州市瀘縣公安局太伏鎮派出所接到報案稱：太伏鎮太伏中學男生宿舍樓外發現一男子俯臥在水泥地上沒有動靜。經查證，死者趙某，是四川省瀘縣太伏中學八年級（初二）4班學生。

花季歲月，男孩怎麼會突然死去？一時間，邊遠小城的寂靜被打破了。

答案在一天后揭曉。4月2日，“瀘縣發布”公布：“經公安機關現場勘驗、屍表檢驗和調查走訪，趙某損傷符合高墜傷特徵，現有證據排除他人加害死亡，具體死亡原因需依法按程序待家屬同意後屍體檢驗確認。”

或許是回復太快，或許是結論生硬，或許是不夠詳實，人們對這樣的解釋並不滿意。

網上流傳的視頻證實，孩子母親衝進殯儀館，剪開孩子衣衫，孩子後背有大面積青紫，手部肘部有傷痕。旁人一邊搖頭嘆息，一邊拍照上傳。

幾乎就在同時。有人在微信圈中轉發，說趙姓男孩是被學校5個校霸活活把人打死，校霸向趙某勒索1萬元後無果，把人打死扔下樓。後爺爺奶奶報警，但派出所的人登記了就沒管。更有傳言指出，欺凌趙某的5名校霸學生，有縣長的兒子、鎮長的兒子、校長的兒子和鎮派出所領導的子女。為了息事寧人，校霸家長一家願意賠償20萬，總計100萬來平息事件……

一時間，網民對官方的質疑此起彼伏，“排除他殺”的官方結論更沒有被廣泛認可。

線下問題，頓時成為線上熱點，把無數人圈到瀘州事件的輿論場中。

網民的舉動，恰如魯迅先生所言，“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謠言

謠言，是瀘州事件突破地域限制，成為全民熱議話題的重要推手。

“瀘縣發布”4月3日專門公告：“個別網民不經查證，肆意通過互聯網、QQ群、微信公眾號等平台，編造發布‘五名學生打死同學，其中一人已自殺’、‘孩子已經離開，全身被打得淤青死血，手腳被打斷’等等不實信息，造謠生事，煽動群眾聚集滋事，嚴重擾亂了社會治安秩序。目前查實唐某、李某、姚某、鄭某等人網上造謠、傳謠的違法事實，公安機關將對上述人員依法進行處罰。”

這個發布，沒有公布事實細節，也沒有澄清事實真相，卻以懲治謠言為目標，激發了新一輪熱議。網絡謠言也應聲而起，比如，有打人的學生因為害怕追責而自殺，拍攝現場狀況的婚紗店老邊被黑社會追打，而當地為了封鎖消息，讓群眾簽字領封口費，死者的爺爺奶奶則被關進了警局……

冷靜下來看，幾乎所有“有鼻子有眼”的謠言都經不起仔細的推敲。比如最關鍵的打人細節，校長有一個女兒在學校讀初一，跟趙某不認識，沒有關係。瀘縣縣長、太伏鎮鎮長、派出所領導的孩子也沒有在學校讀書。所長的女兒在大學讀研究生，副所長的女兒才兩歲。

謠言這個古老的文化現象，幾乎與人類歷史同齡，也被稱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傳媒。古今中外，都有謠言的身影。西方繪畫中，還有一個“謠言女神”的形象，她手握兩支小號，一支散布謊言，一支傳播事實。

謠言可惡，卻是真相遲到後的產物。“真話不說，謠言登場；大道不暢，小道必猖”。一方面是大家翹首以待及時準確的信息公開和權威可信的屍檢結果，一方面是瀘縣方面自說自話無法形成有效的交流溝通。

這樣的情形，公安部原新聞發言人武和平先生曾作出闡述，“為什麼會產生謠言，誰的責任？當然是造謠者，他是直接責任。但是為什麼會出現謠言呢？我在想，會不會我們掌握信息的一方，不說話，或說得太少，和老百姓公眾這種信息需求產生了供求上的矛盾。對於一個消息，掌握信息的人越封堵，越不告知，謠言就越盛行。”

情緒

情緒，是一種難以量化的主觀反映。

家長失控的情緒，是瀘縣事件的導火索。從現場的錄音來看，面對兒子的突然離去，孩子的父母並沒有耐心去理解警方的結論，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從危機公關角度來說，激憤之時，官方的解釋很多時候是蒼白的，甚至會欲蓋彌彰。這就要求當地政府在處理問題時表現出更多的耐心和關心，這是法定義務，也是公務人員的職業倫理。

家屬的情緒，引燃了網絡。

有學者做過研究，一旦有公共事件發生，情緒會呈現出不同樣貌。尤其事件是負面的話，比如災害、事故，受訪者的情緒，以幸福、滿足、安穩為主要特徵的社會情緒，很快會被集體喚醒，轉向憤怒、驚恐、焦慮和悲傷。其中，憤怒的情緒最常見，也最容易在網上傳遞。

對權力干預的擔憂，不止來自網民的直覺，也來自國家級通訊社的“切身之痛”。

新華社記者在採訪瀘縣事件過程中，嚴密防範讓記者感覺到無形壓力，所到之處都有人“陪同”。當記者提出採訪死者母親時，縣政法委書記李盛春表示找不到人，問手機問地址皆不知。記者好不容易突破制約跑了20多公里村道前去採訪死者的爺爺奶奶和同學時，被跟隨的鎮村幹部各種暗示威脅干擾，迫使採訪對象不敢說真話。而當地的種種電話騷擾則更讓記者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憤怒之中，新華社發文，《三問四川校園死亡事件：拿出事實需要多久》，文章質問，孩子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究竟有沒有霸凌現象？當地政府究竟在緊張什麼？

政府的緊張，實際上是政府焦慮情緒的表現，也是政府輿情回應機制失靈帶來的被動後果。

機制

事件的轉機，直到4月6日下午才出現。

當天的新聞通氣會上，瀘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長毛漢東首次披露了意外發生前的過程，其中包括，3月27日晚自習後，趙某翻牆出校，後被校方通報家長，接到父親電話後，情緒一度低落；趙某3月28日起感冒，31日起病情加重並開始發燒；當天夜裡趙某睡覺時曾發生夢魘，叫喊聲驚動了同宿舍同學；4月1日凌晨，生活老師曾探望過趙某。

發布會還通報了關於趙某是否受到保護費威脅的調查。通報說，通過對趙某三位同學的調查，沒有發現趙某被欺凌的問題；其爺爺奶奶也表示，沒有聽說趙某被收保護費的情況。

輿論初步平息。

此時，時間已經過去了6天。早已錯過了回應的最佳時機。

瀘縣事件，與此前的甕安事件、石首事件，差不多走上了同樣的錯誤路徑。即一旦輿情回應滯後或者失當，網絡輿論多次疊加後，往往能夠形成高度共振，最終給事件系上一個死結。

新媒體時代，在一種法治思維和開放心態的邏輯下，瀘縣趙姓學生的死亡，無論是屬於意外，還是刑事案件，除非出於正當的偵查秘密，不僅當事者家屬有知情權，社會公眾也有知情權。推諉責任、漠視網絡、搪塞真相甚至提防記者的官僚做派，是錯誤的，也可能是違法的。

去年的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學網、懂網、用網。2013年以來，李克強總理也多次在政務公開的要求中強調，要主動運用政務公開來釋疑解惑，回應人民群眾關切的問題。

2016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61號文件《關於在政務公開工作中進一步做好政務輿情回應的通知》。同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關於全面推開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實施細則》。文件明確要求，“對公眾不了解情況、存在模糊認識的，要主動發布權威信息，解疑釋惑，澄清事實。”

遺憾的是，“瀘縣發布”的信息，從一開始就缺乏回應技巧。只是一味強調“死亡均為高墜傷、無其他暴力加害”的結論，沒有對死亡給出科學詳實的證據解釋，也沒有針對性地回答網民提出的各種疑問。照搬結論的簡單回應，缺乏說服力，難以打消公眾心中的疑惑，也給謠言四起提供了滋生空間。

考驗

回顧過去，突然死亡、家屬不服、公眾質疑、記者受阻、公信危機的教訓並不鮮見。瀘縣事件中，政府面對中學生意外身亡時採取的傳統官僚維穩措施，已經完全跟不上信息時代的步伐，也遠遠滿足不了人民群眾的需求。一次次慘痛的經歷後可以發現，各級政府和官員的媒介素養提升已是大勢所趨，時不我待。

否則，受傷的是逝者家屬，被動的是地方政府，被騙的是社會公眾，解構的是政府公信。這是誰也不想看見的多輸局面。

（原標題：【解局】瀘縣事件，一堂值得深思的公開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