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葉豈能知嚴冬--周錫瑞《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
2017-4-11 RFA
周錫瑞《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
《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是當今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最有成就的學者周錫瑞的代表作。周錫瑞曾獲得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兩個最高獎——費正清獎和列文森獎。《葉》這本書在學術價值上不一定趕得上作者研究義和團、辛亥革命和軍閥政治的專著，卻更多融入作者本人的生命與情感：《葉》寫的是作者的岳父葉篤莊的家族在中國晚近一個多世紀歷史中的悲歡離合，宛如一部盪氣迴腸的史詩。
葉家人經歷了所有決定現代中國走向的重大事件：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太平天國、義和團等大規模的破壞性叛亂，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的建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共產黨擊敗國民黨建立新的黨國，反右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滅頂之災，最後是所謂“改革開放”時代葉家終於重振雄風。周錫瑞在序言中指出：“這些葉姓族人的不平凡生活，試圖以此分析造就現代中國的內亂、入侵、戰爭和革命在每個人身上的真實展現，以此勾勒歷史演進的人性化層面。”
故事始於“安慶葉家”， 那是晚清內憂外患並起的時代，葉坤厚、葉伯英父子是接受傳統儒家教育的士大夫，靠平定捻軍和洪楊之亂積累起政治資本。他們的成就遠不及曾國藩、李鴻章等“中興名臣”，但他們擁有的地方大員的官銜足以蔭蔽子孫。葉家後人即便科舉不中，依然可以靠捐官等途徑走上仕途。從晚清到民國，葉伯英之孫葉崇質曾任袁世凱護衛、直隸清河道、巡警道等職。親歷民初的暗殺政治之後，他棄官從商，加入北洋系的周學熙財團，成為一位銀行家。葉崇質選中北方金融中心天津作為基地，在天津新建了可以跟大觀園媲美的宅邸和園林。於是，“安慶葉家”搖身變成“天津葉家”。
本書的第二組中心人物——葉崇質的子女們——都是在天津長大的，他們的童年過着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望塵莫及的、物質條件優越的、中西合璧的生活。其中，後來頗有公共知名度的是“葉氏五兄弟”：葉篤義（法學家、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葉篤莊（農業史專家、《物種起源》和《達爾文全集》的譯者）、葉篤正（中國現代氣象學奠基人之一）、葉篤廉（後改名葉方，曾任中央黨校理論部主任）、葉篤成（後改名方實，曾任新華社機關黨委書記）。然而，他們沒有一個人逃過中共政權建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他們的“階級出身”使他們始終得不到共產黨的全然信任。在文革結束之後，葉氏兄弟大都定居於政治中心北京，“天津葉家”再次轉型為“北京葉家”。
為什麽西式菁英學校培養出左派學生？
銀行家的家世，使得葉崇質的兒子們可以接受當時中國最好的西式菁英學校的教育，五個兒字都上了聲譽卓着的南開中學，被人譽為“南開五兄弟”。後來，他們又進入清華大學、燕京大學、金陵大學等頂級的大學讀書，甚至還留學日本和美國。然而，這群接受西式菁英教育的知識分子，全都成為左派，加入或支持共產黨，葉家沒有一個人跟隨國民黨去台灣。為什麽五四運動之後幾代中國青年飛蛾撲火般地擁抱左派思想？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在“南開五兄弟”中，有兩人加入共產黨。葉篤廉（葉方）在清華讀書時就已是共產黨員，後來加入新四軍，再隨共產黨軍隊進入東北，當時中共黨內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幹部奇缺，葉方深受重用，擔任整個東北地區黨校系統教研處負責人。葉篤成（方實），在學生時代即參與“天津學生救亡隊”，再參加八路軍，一度在解放區的肅反運動中被捕、被刑訊逼供乃至險些被殺。後來，方實到新華社工作，在延安與毛澤東有過接觸，毛親自修改新華社的稿件，甚至向方實口授文稿。
而葉篤義和葉篤莊兩兄弟，當時雖未加入共產黨，卻成為政治立場左傾的“民盟”的活躍分子。葉篤義在回憶錄《雖九死其猶未悔》中說，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學的專業是政治，卻是個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的“好學生”，他崇尚英美的那套政治制度。後來，他目睹日本一步步對中國鯨吞蠶食，國民黨軟弱無力，受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宣傳的影響，越發左傾。他是司徒雷登看重的一名學生，在國共內戰前夕、美國出面調停時，他擔任過司徒雷登的翻譯。但他很快與司徒雷登決裂：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間，國統區學生舉行大規模反美示威活動，司徒雷登發表一份聲明，稱學生們要「自食惡果」。葉篤義對該聲明極為不滿，在上海的刊物《展望》上以筆名「陳光」發表了《不要打破溫度計——警告司徒雷登先生》一文。多年以後，他在秦城監獄飽受折磨之際，不知是否回想起恩師當年發出的「自食惡果」的預言？
一九四九年，在美國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師從相關領域學術權威的葉篤正，毅然放棄在美國收入豐厚的工作和前途無量的職業，回到中國，希望爲新中國的建設效力。這不是葉篤正一個人孤立的人生選擇，“在葉篤正和他的妻子所乘的船上擠滿了像他一樣的年輕人，吸引他們回國的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愛國主義，他們渴望找到機會爲國效勞，並且使它再一次變得強大”。當這群“海歸”在香港跨過羅湖橋回到祖國時，大橋這邊舉行了盛大的儀式，像歡迎英雄歸來。“葉篤正被官方組織的歡迎會感動了，眼裡滿含了淚水。”日後，他會不會流下更多的、後悔的淚水呢？
葉篤正歸國的這一幕場景，讓人想起翻譯家巫寧坤在回憶錄《一滴淚》中記載的那個更加戲劇化的細節。當年，巫寧坤和李政道、楊振寧、穆旦等人在美國成立“研究中國問題小組”，巫寧坤、穆旦主張回國，楊振寧、李政道反對。若干年後，楊、李二人成為學術泰斗，榮歸故里。巫寧坤被整得九死一生，窮困潦倒；穆旦則成為 “歷史反革命分子”，放棄詩歌寫作，五十九歲便以一介罪人的身份告別人世。巫寧坤在書中回憶了一九五一年的那個歷史性告別：臨行前，李政道幫巫寧坤整頓行裝，還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地寫上“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幾個大字。巫寧坤問李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國去為建設新中國出力呢？”李政道 “臉上帶着一絲會心的微笑”，回答說：“我可不想回去讓別人給我洗腦。”
葉篤正和巫寧坤沒有李政道的智慧。然而，事後諸葛亮般地批評他們“自投羅網”，無助於透視中國曲折、複雜的現代化進程。原本是資本家子弟、應當是國民黨支持者的葉家兄弟，最後居然全部成為共產黨或共產黨之友，從這個家庭的選擇即能以管窺豹地發現，當年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絕非偶然。單單歸罪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失誤或共產黨善於欺騙民眾，不足以解釋全部的真相。
遺憾的是，本書未能對此問題作出更深入的分析。就這個缺憾而言，同樣也是葉家後人、任教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葉維麗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當日富家子，為何革命？”如果針對中國的現實，則可以再加一句：“今日世家子，意欲何為？”當然是保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如果參照齊邦媛的回憶錄《巨流河》，王鼎鈞的回憶錄《關山奪路》即可發現，當年共產黨如何挑動、控制和操縱學生運動，天真的學生不由自主地成為共產黨奪取權力的棋盤上的棋子。由此，可剝繭抽絲般地找出一些歷史線索：無論是南開中學還是清華大學、燕京大學，這些按照英美模式和價值建立的菁英學校，本來傳授的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但在中國動盪的社會現實面前，尤其是日本的軍事侵略，使得自由主義不足以快刀斬亂麻式地幫助中國解決當下的困境。於是，同樣是來自於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尤其是用民族主義包裹的共產主義），迅速取代了自由主義成為青年學生擁戴的主流思想。
為什麽葉家子弟躲不開中共的政治運動？
葉家兄弟不會料到，他們隨後都成為中共政治運動打擊的對象。
在反右運動中率先落馬的是葉篤義。他參加“六教授會議”，應中共的號召提意見，結果成為“陽謀”的犧牲品。一九六八年，他被造反派實行「革命專政」，拘留審查，然後被關進秦城監獄。葉篤義在獄中受到嚴刑逼供，被迫捏造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向司徒雷登遞送情報。但每次審訊完後，他又感到良心不安，於是不斷翻供，隨之而來的是新一輪嚴刑逼供。如此反覆，他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四年半時間，一度被奪去外衣和被子，差點飢寒交迫而死。
命運更悲慘的是葉篤莊。一九五七年，農業科學院研究員葉篤莊與三哥葉篤義一起被劃為右派，次年以“美國特務”的罪名被捕入獄。在羈縻於草嵐子監獄、功德林監獄、自新路看守所的五年間，他翻譯了達爾文的着作《人類的由來》（他當然沒有探究達爾文的進化論與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當下的暴政之關係）。沒有稿紙，他把譯文寫在日譯本的字裡行間。
剛剛釋放回家不久，葉篤莊二度被捕，判刑十年，移送秦城監獄。他當然不知道比他“革命”的三哥也被關押於此。為了孩子的前途，妻子被迫簽字與他離婚。十年刑期期滿之後，他仍然沒有自由，在安徽勞改農場、漁場被“強制就業”長達八年之久，長期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三個女兒先後來探望，歷史學家章開沅在爲本書所作的序言中寫道：“父女在破舊且靠豬圈的茅屋裡團聚，其場景催人淚下，這不是一個家族的苦難，是整個民族的苦難。”
更荒誕的是，直到一九七五年，爲了改善和台灣的關係，中共宣佈特赦“國民黨縣團級”囚犯，葉篤莊驚異地發現自己也在特赦之列。他在被釋放時感嘆說：“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我一生反對國民黨，最後竟沾了國民黨的光被釋放。”一九八零年代，他又被落實政策成“紅軍老幹部”。
“歸家女長大，老妻成故人”，葉篤莊《獄中記》中記載：一九七九年春節，他在安徽登上一列駛向北京的空蕩蕩的列車。第二天一大早到站，他叫了輛三輪車，到了葉靚（葉篤莊長女）住處，喚醒了三個還在睡覺的女兒。在他多年前油漆過的那張床的床頭，放着妻子的骨灰盒，“目睹此，葉篤莊不禁老淚縱橫”。在其踏進家門之前四年，他從高中時開始苦苦追求的妻子孫竦已患肝癌離世。
而葉方和方實這兩名共產黨高級幹部——他們爲自己取的新名字，跟共產黨的黨文化一樣，如此粗鄙不堪，他們放棄了有家族排行的、雅致的名字，是刻意跟自己的家族劃清界限嗎？——雖然一直謹小慎微，但在文革的暴風驟雨中，也遭受了數不盡的批鬥和凌辱。葉家兄弟的罪狀，除了出身資本家家庭之外，就是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無論是共產黨員還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只要你受過良好的教育，只要你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你就保不定被黨當作異端對待。
命運的無常讓人嗟歎不已。基本上躲過歷次政治運動的，偏偏是那個被視為敗家子的小弟葉利中。葉利中從小喜歡藝人生活，不愛讀書，被家人逐出家門。抗戰期間，他流落到四川，在茶館中當評書藝人，後來一直說相聲，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人生舞台。他在相聲界輩分極高，多年來卻羞於與家人聯繫。直到一九八四年，兄弟們才第一次相聚，“這位久違的兄弟性格奔放，而且有時會開一些粗俗的玩笑，這讓他跟幾位較為克制的知識分子兄弟有所不同”。葉利中生活在庶民社會，反倒保存了幾分自由直率的天性，而兄長們早已被政治運動打磨得光滑如卵石。
倖存者已是精神的殘疾人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遭遇的多半是無妄之災。“四海無家一滴淚，萬里回鄉半步橋”，這是巫寧坤在贈送給友人的書上的題詩。其中，半步橋是指北京半步橋勞教所。巫寧坤在回憶錄中說，他第一次受難的時候，還力圖搞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厄運之間的關係。但是，後來苦難一次次地迎面撲來，他終於發現，那世道本來就是荒謬透頂的，根本無法解釋。“我終於明白，關鍵的問題並不是活下去還是不活，也不是該不該‘忍氣吞聲來容受狂暴的命運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樣才能無愧於自己的受難。”
由於《葉》這本書是女婿寫岳父及岳父的弟兄姊妹們的故事，作者儘管是受西方史學訓練的歷史學家，但畢竟無法徹底擺脫華人文化中“爲親者隱”的傳統。書中對文革結束後、劫後歸來甚至晚年享受官方優待的葉家兄弟們究竟有多少自我反省以及對中國的發展之路有怎樣的反思，語焉不詳。如果用稍稍嚴厲的眼光來看，葉家兄弟似乎未能讓自己無愧於他們所經歷的苦難。
特別是葉篤義。一九八一年，葉篤義患結腸癌後，認為自己時日無多，乃再次向中共黨組織提出加入黨請求。但中共中央統戰部慮及葉篤義擔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批准加入共產黨有許多不便，便未同意。此後，葉篤義活了下來，並完成回憶錄《雖九死其猶未悔》——這個屈原式的書名，似乎顯示他仍是一名忠君的士大夫，而不是具備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八十歲時，葉篤義再次強烈提出入黨要求，終於獲中共黨組織批准。一九九三年，葉篤義加入中國共產黨。而此時的中國，籠罩在六四屠殺之後的肅殺氛圍之中。這個昔日支持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的知識分子，這個在國民黨流氓攻擊民主人士的“下關慘桉”中遭到毆打的受害者，如何解釋中共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的六四事件呢？六四屠殺對於青年時代積極參與學生運動的葉家兄弟，究竟造成了怎樣的思想衝擊？這一段本該是書中最精彩的部分，卻留下不該有的空白。
二零零六年，葉篤正被授予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親自向其頒獎。作為中國氣象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葉篤正的思考並不限於專業領域。晚年，他很愛看九弟方實操持的《炎黃春秋》，也跟黨內改革派元老李銳常常往來。而方實退休之後，在一九九一年到二零零五年間，出任凝聚體制內改革派、開明派的雜誌《炎黃春秋》的副社長。女兒葉維麗回憶，直至八十八歲被中風擊倒之前，方實在編務方面一直親力親為。二零一六年，《炎黃春秋》遭到當局赤裸裸地搶奪，接收人員不顧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攔阻，強行進駐，並將雜誌改造得面目全非。方實若地下有知，不知當作何感想？他能像李慎之、趙紫陽、胡績偉那樣，徹底否定自己投身一輩子的“革命事業”嗎？
而葉篤莊晚年在美國撰寫回憶錄《一片冰心在玉壺》，臨終前寫給七弟的話是“人生有何罪”，葉家兄弟中命運最為坎坷的他，靈魂深處的反省也更為深切。
葉家兄弟的下一代子女共二十五人，大多數移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孫輩大都是“土生土長”的“外國人”，包括周錫瑞與妻子葉娃的孩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葉家雖然沒有出一名旗幟鮮明的政治反對派，但其家族成員“用腳投票”的事實，或許將帶來“北京葉家”變成“美國葉家”的又一次轉折。而父輩、祖輩的愛國主義理想與激情，到了子輩、孫輩那裡，已然轉化成無拘無束的“世界人”的自我身份認同。下一篇的葉家故事，必定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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