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腐敗是讓古代當權者極為頭痛的問題，所以，歷朝都會制定一些規矩，或明文記錄，或不見於文案卻約定俗成，史書稱這種官員們默默守住的“標尺為舊制，或者故事、典故等。這些舊制，或許不如當時的律法一般，為人們所熟知、慄慄危懼，卻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約束官員的作用。

　　眼、耳、口、鼻，古人以為這“七竅”會消耗人的精力，尤其是“口”這一竅，是人們提升自我的最大的敵人。口腹之慾最是難調。所以，宋朝人有個規矩，即官員不得入酒肆。

　　宋朝堪稱中國歷史上在經濟最為繁盛的王朝，其商業之發達可想而知，而淋上汴京城作為全國政治、經濟中心，類似娛樂場所、酒館、賣場等“基礎”設施應是一應俱全，而這不入酒肆的規矩，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了，畢竟滿大街的館子不敢下，對“吃貨”之流的官員可絕對是一種折磨。

　　雖然這規矩看上去是磨人，但你恐怕很難在《宋史》等史料找到“吃貨”奮起反抗的事例，只因為官員一旦在酒館中端起了酒杯，受個紀律處分，就算你走運，被免去官職就是冤枉的事情。

　　宋朝真宗時，有大臣魯宗道着便裝領着客人混跡於士紳豪客之群，在仁和樓下了館子。不過他雖然行跡隱蔽，還是被人拿下把柄。此人與皇帝關係不差，宋真宗在得知其事後，便急召其面聖，劈頭就是一句“為何私入酒家”，又擔憂道，“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劾”。

　　魯宗道據實以對，說老家的客人來了，家裡準備不全，無奈才下了酒館。也虧得他與皇帝關係好，御史雖然直通通的可以到處得罪人，卻也不會把與皇帝的關係搞得太僵，如果沒有皇帝的面子在，他這官也就當到頭兒了。此事源於《歸田錄》記載，朝廷大員“以身試法”，仗着“皇帝撐腰”卻仍無法避開規則，可見這規矩的“含金量”。

　　宋朝時那些酒館的老闆恐怕會哭笑不得，畢竟能把飯館開得跟青樓一樣，只宋一朝而另無分號了。其實頗有幾分可笑，這個朝代與如今人們的價值觀是倒錯的，古時的官員只敢去青樓，今天的官員卻只能去酒店了。在古代，青樓是合法的，否則柳永也不敢“奉旨填詞”而“楊柳岸，曉風殘月”了。

　　宋朝官員不入酒肆的規矩，在如今看起來難免給人矯枉過正之感。不過這第二點，卻是更接近於實際了，即王公貴族不得取食於四方。這種“設定”，並非為了保護野生動物，卻是為了防止官員橫徵暴斂：若是國家官員總是向地方索要特產，或是乾脆要錢，那這個國家也就危險了。這是人之常情，並不足以令人訝異，這一點在當今執行得更是嚴密，無論官員索賄時要的是什麼，總會有反貪組織來查賬的。

　　不得橫徵暴斂，雖然是國家的“基礎要求”，並無新意，卻讓人吃驚於宋朝人對這規矩的執行力度。據《邵氏聞見錄》載，宋仁宗染恙，皇后欲以江淮特產糟白魚給皇帝將養，但這東西比較搶手，在京城賣斷了貨。皇后無奈，後來想起宰相呂夷簡的夫人是壽州（今屬安微壽縣）人，才從她手裡取得，“上好食糟淮白魚， 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 相公家壽州，當有之”。一條不算名貴的魚，皇后也只能鑽法則的空子才能弄到，而不能直接自江淮調入京都，可見“不得取食於四方”這規矩的執行力度。在那個特權化的時代，一條律例能夠得到全體官僚系統的尊重，能夠得到“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實施，其中的堅決和意志，令人嘆為觀止。

　　宋朝官員不敢入酒肆，還利益於他們的另一個原則，即宋太祖立國時的誓詞：“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句話照例有失偏頗，畢竟總會有些“出眾”的士大夫犯些個“出眾”的事兒，但總體上來說，還是有益處的，因為一個王朝，太需要開闊的言路了。

　　這規矩的確會成為一些有心人做亂的掩護，卻也為眾多的士大夫套上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安全帽”，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指責朝政，或許有很多意見有失偏頗，但他們為朝政這個“操作系統”上的“安全補丁”卻是看得見的。終宋一朝，少有對士大夫下手的“範例”，這條不是法規的法規，看起來更像是趙家的家訓，趙家後人忠實地對其予以執行。如宋神宗年間，蘇東坡反對改革，在別的朝代，這樣挑皇帝的刺必死無疑，蘇軾也的確置身於砍刀之下，但宋神宗竟然因為“祖訓”對他刀下留人，貶謫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