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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逻辑是人脑的正义感区域使用同一标准认识世界的思维形式。逻辑的诞生意味着正义标准的确立。形式逻辑是思维的正义标准即思维正确的标准。同一律要求一视同仁地看待研究对象，这就避免了专制思维的双重标准把戏。一视同仁地看待或对待，既是正义的精髓，也是人人平等的原则贯彻落实。中国人不会平等地讲道理，只会以势压人；是因为他们不知逻辑规则。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错误加剧了专制统治的黑暗和社会的腐朽。所以，要过文明民主的生活，转变中国人思维方式即进行逻辑与正义启蒙最为重要、尤为迫切。
一，逻辑与正义的诞生
民主的雅典，辩论是社会风气；因为只有通过辩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古希腊人不像中国人不许辩论，谁权力最大谁说了算（强权逻辑的体现），所以，中国人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就较差。古希腊人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就强，并却发现了思维的正确形式——形式逻辑。
在梭伦(Solon前638年-前559年，在前594年任执政官)改革时期，一个叫安提丰Antiphon的雅典人因某种政治原因被驱除出镜。他只好到克林斯自谋生路，在那里开了一家“心理安慰”诊所。他声称，他可以用言词的力量，疏导甚至消除人们心中的痛苦。当时正值古希腊民主初兴时期，希腊的法庭在审判之时，不允许有人代理诉讼或辩护。不管原告还是被告，每人都必须亲自为自己辩护；谁要是口才欠佳，只好自认倒霉；而决定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是由普通民众组成。尽管他们自认为对各种事物上的纠纷能作出正确判断，而实际上，他们的决定往往受到纠纷双方的雄辩演说的影响，而不是依据事实或证据。结果，常常是狡猾者善辩者无罪，口拙者受罚。众多平民有冤无出申，便来到了“心理安慰”诊所。安提丰就为受害者写法庭辩护词。他文笔好，心理诊所顾客盈门。不久，他便以“辞章大师”享誉希腊。当时的农民多是文盲，安提丰除了为他们写辩护词之外，还得教他们背诵写好的文章，这实际上是教人讲话、演说的技巧，这就是修辞学课程的开端。这项训练口才的业务使安提丰收入丰厚。于是，许多识文断字的sophist（智者）纷纷效仿，蔚然成风。这些人就被称为logoropher，即写逻辑斯者。此事形成气候之后，在大家的请求下，法庭不得不允许这些“写逻辑斯”的人以亲友的身分直接出庭为当事人辩护。后来，由他人出庭代为辩护的事屡屡发生，而且越来越频繁，以至最后城邦立法机构不得不修改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这种辩护形式。后来，sophist就专指那些授人写作演说技巧为生的文人，他们是一批收费的最早的辩护律师。
不久，智者们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打官司的人上门求助，其他人也来向他们请教讲话的艺术。有人请他们写悼词，有政治家请他们写议会上的演说辞，或专门学习讲演的艺术。许多人还花钱把孩子送到他们那里学习。因为在民主体制中，能否在公民集会上令人信服地陈述自己的主张，是他能否在政府谋得职位的关键。政治家的主张能否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治家的演说是否成功。所以，许多想让孩子从政的家长便送孩子到他们那里，付费请他们教孩子演说技术，即修辞术。
可有一些素质低下的智者却放弃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初衷，而是一味玩弄颠倒黑白之术，从服务于善事的必要的修辞手段中，把早期演讲术中不自觉使用的有缺陷的技巧（如偷换概念、逻辑错误等）专门分离出来，当作他自己的一技之长，到处卖弄，骗钱糊口。
柏拉图曾经在对话录中批判了这类智者。柏拉图反对在理论研究中追求实用，反对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提倡在真理问题上必须彻底、不打折扣、不为任何人的私利而掩盖真相。柏拉图把智者的工作叫作奴隶式的工作，把哲学家的工作叫作自由人的工作。柏拉图明确讲，哲学家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不关心社交活动，不了解当前的各种政治议论和偏见，对别人的非难不闻不问。
最初的逻辑产生于辩论中。“辩证法”一词出于古希腊，本意为“对话”；原指通过争辩进行推理论证。苏格拉底反对利用“概念”的模糊性来偷梁换柱。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说，苏格拉底最大的两个贡献就是“对话法”和“普遍定义”。在回答“什么是美德”时，必须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本质定义，也就是这个“什么”必须是适用于美德的一切场合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美德的一个实例(“部分的美德”)。苏格拉底引导着美诺一步步推导，先是撇开感性经验的具体例子，然后剔除了那些仅仅构成美德概念的一部分的概念(正义、勇敢等)，直到推出美德是一种“知识”。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把定义的方法规定为“种差加属”，即不但要知道美德是一种知识，还要知道它是一种“什么”知识，而且这个“什么”还必须是最近的种差。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为帮助人们正确辩论，在前人的基础总结出来一系列的逻辑规律，在《工具论》中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和后人概括的四大逻辑公理或定律是：①同一律、②排中律、③非矛盾律和④充足理由律。
形式逻辑为几何学的成功奠定了逻辑基础。形式逻辑与数学相伴生，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学科，几何学是形式逻辑学在数量上的表达。形式逻辑与数学都是人脑自由创造，不依赖外界而存在。其对错根本就不可能用客观手段去验证，只能用思维的规律本身亦即逻辑学规律去验证。人们可凭借形式逻辑，从欧几里得公理出发，一步步严格证明，诸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等许多定理和推论来；也可以从牛顿定律进行行星轨道计算和地面上的各种力学计算。事实上，无论是各门科学还是演说辩论，都得符合形式逻辑。
二，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绝不会有逻辑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把刑书铸在铁鼎上，公诸于众，打破了藏刑书于官府的惯例，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晋国叔向指责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叔向主张采取秘而不宣的刑法原则，使人民常处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恐怖状态，以便官方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
郑国人邓析（前545～前501年）招收学生讲解法律，“学讼者不可胜数”，他帮下层人写辩护词，扰乱了上层的垄断利益。子产曾以不毁乡校（相似于西单墙的大字报议论）获得了民心，随着老百姓的维权意识的觉醒，他深感恐惧，下令禁止了大字报。邓析与子产持有不同的政见，经常发表反对意见，令子产不能容忍。公元前501年，邓析起草了适应社会进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子产找了个“私造刑书”的罪名，把他杀了。邓析被杀后，其所编的《竹刑》仍被官方使用。“私造刑书”罪就象如今的所谓的“非法出版物”罪一样，随官所欲。据史书记载，邓析的言行确实给郑国的统治者造成了威胁，尤其象邓析这样声望和水平很高的讼师存在，无疑是司法专横的障碍。而邓析也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政治迫害牺牲品之一。无一例外的是，专制统治者乱杀无辜，尤其是残害政治反对派，都会有欺世惑众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不说话，所以，人法天，尽量不说话。他要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提倡不争。他把质疑 “三年之丧”的宰予污蔑为“朽木粪土”，还杀了少正卯(?-前496)。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的课堂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只有颜回没去。少正卯成为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鲁定公十四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子贡忍不住向孔丘提出自己的疑问，孔丘说：少正卯有着惑众造反的五种罪恶能力，是最早的煽动颠覆罪。
《老子》第73章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白话为：自然大道不竞争而善于取胜，不说话而善于感应！也就是说，天道是不言不争，应付自如。换言之，天道就像会做事的哑巴。人要效法哑巴，显然老子反对言论自由！老子要民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目的是：不许民争论和争吵。这显然是反言论自由的。为达此目的，要求“民老死不相往来”，废除文字，废除商业。庄子更干脆，计量工具砸了，象野鹿一样最幸福，野鹿哪里需要说话。
诸子百家都反对言论自由。连代表平民的墨子也反对言论自由。他认为，“一人一义”是乱之源，所以，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天下服从圣王之“义”。
一个反对言论自由、反对争论的社会，一个动辄就杀反对者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逻辑和正义的。许多人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言论自由，显然是欺世惑众。在短短的5年之间，邓析、少正卯先后被杀，说明春秋战国是一个野蛮的时代。邓析、少正卯生活的年代比古希腊的梭伦时代晚了近百年，而且思维水平远远逊于希腊的智者。而孔子的出现，则彻底阻断了中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才群的出现，实乃中国的悲哀。
三，中国思维的两大特色
1.立场功利文化特色
中国文化是强调“孝亲”的立场文化，看任何事情都是从自我利益或自家利益的立场来看问题。几千年的“以孝治天下”是强化了自家的功利主义特色，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句句不离利益。虽然儒家强调仁义道德，说“君子明白义，老百姓明白利”，但儒家的义是臣民的义务，是君主的利益之所在。孟子说得很清楚，没有讲义务的社会会把君主放在后面的（“让领导先走、先享受”）。可见儒家就是为君主谋利。
这与希腊人是不同的。希腊人强调，研究问题如研究天文、数学、语法、逻辑等各种问题最好摆脱利益的干扰，才能接近真理。而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中国研究天文，那可是天机，关系着朝廷的兴衰，所以，天机不可泄露，泄露者会被皇帝砍头。由此形成了中国的传统——祖传秘方。臭豆腐、中医都是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一切都是为了私利而保守秘密，结果中国成了崇古的僵尸之国。爱因斯坦曾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
正因为只讲立场利益，没有逻辑和正义；所以，为了利益就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就更加远离正义而陷入黑暗。于是就形成了阴谋与不择手段的丛林思维。丛林思维在中国表现为专制思维。简言之：你必须服从我，子曰“无违”。你得紧跟我，所谓的“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具体来说，就是掌权者唯我独尊，不受监督，颐指气使，胆大妄为，甚至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专制思维的泛滥，让人失去安全感，让人在权力面前没有自我，没有自信，没有尊严，没有人格；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唯唯诺诺，习惯了点头哈腰，习惯了满脸谄媚，习惯了曲意奉迎……人性就扭曲为奴性或任性，因此离科学民主文明生活越来越远。
2巫术类比特色
巫术思维的特点就是抓住事物相似进行类比推理，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感应”或者“天人合一”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圆地方，故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块骨头”；“地有12经水，人有12经脉”……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对应”的手法硬扯到一起。这种乱比思维又叫诗歌思维，其特点是跳跃式的联想（如“疑是银河落九天”）。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不学诗经的跳跃式联想思维方法，就没有悟性，就无法在社会上说话。”“天人合一”是中国式的哲学，被国人说成最高智慧。其实，“天人合一”表明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当然不会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势力）来压服人。
《周易》是本算命书，算命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这一传统为中医所继承。譬如：《本草纲目》记载，鱼骨头卡住了喉咙，把渔网烧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渔网克鱼，渔网灰克鱼骨头。又如：京城四大名医之首的萧友龙治疗子宫脱垂的妙方，用鳖头。显然是因为活鳖头易于回缩之故。但鳖头煨焦后显然无回缩之功了。中医药理，笑死人不偿命。中毉认为：青蛙肚子大，一次能产那么多仔，不孕的妇女生吞青蛙可怀孕。又如，知了声音嘹亮，所以嗓音哑了，中医让病人吃蝉蜕。其实，知了无嗓门，那是腹部抖动发出的声音，所以，吃了知了壳，也治不了病。整个中医全是臆想，没有任何逻辑依据。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能理性客观的对待自己的身体，不了解皮肤肌肉骨骼细胞，而是阴阳五行八卦上火缺气胡乱叫唤，如何能建立科学意识和正确的思维方式。
四，中国最需要的是逻辑启蒙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没有语法学、逻辑学，都是19世纪引进的。连语法、逻辑都没有的民族，就是非理性的感性民族。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连起码的逻辑知识都没有，平等的理性讨论无从谈起。
由于没有逻辑，大家聚集在一起开会，必然是乱轰轰的！这就是先秦诸子主张“定于一”搞独裁的原因。一旦崇拜圣王情节主导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与民主法治隔绝了。没有逻辑，无法开会，这就是孙中山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原因。然而，今天中国农村选村长依然不断地爆发流血冲突，就不难理解宋教仁当年被暗杀了！这就反证：逻辑是理性的前提，也是正义、民主的前提！
有一个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刚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说美国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以维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来讲到中国问题，就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开放城市户籍，否则大城市就会被搞得一团糟。这些人逻辑的混乱让人骇然，违背了同一律要求。
追求公平正义的民主，首先必须尊重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才行！把先进的理念引入中国是可贵的思想启蒙。但启蒙不应止于此，更深入的启蒙，是思维方式的启蒙即逻辑启蒙。殷海光指出：思想的引进并不是能背诵一整套言论那么简单，而是要真正认识以逻辑为基础的理性精神，学会独立思考才会具有自由精神。逻辑思维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智者，自己能鉴别和取舍真假，用理性构建自己的认识，不被情绪和冲动所裹挟，也不被煽动和诱惑而操纵。在逻辑水平高的社会里，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依据的不是领导的个人权威或意志，更不是神、上帝、上天等超自然地精神意志，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逻辑判断与推理，服从的只是逻辑地“必然得出”的结论。
一个人人讲究逻辑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经济学诺奖得主森说：“民主制度是与公众议事和互动说理密切相关的。” “民主即让公众讲道理” 。而逻辑学能提供正确思维形式的规则和方法，有利于人们说理从而达成民主共识。正是西方人继承了古希腊的逻辑知识，他们率先进入了民主社会。柏拉图指出：政治家的首要素质就是要懂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最基本的统治技术。在立法环节，要特别讲逻辑。在司法领域，逻辑为法律工作提供分析工具。在执法与行政领域，系统、熟练地掌握逻辑方法，对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与行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推动依法行政。
逻辑学在中国教育界根本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依然没有普及逻辑教育。逻辑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利器。因为“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和动力源，是人类文明前进中清扫文化垃圾的‘铁扫帚’和‘破冰船’”。翻开人类历史，法语族（即以法语为母语的民族）、英语族、德语族之所以有资格成为人类的理论巨族，关键在于它们是逻辑强族，在它们之中都曾涌现出一大批对逻辑理论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且长期影响后来人类思维的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他们都是世界科学和经济的强族。美国能够在当今世界问鼎科学的高峰,得益于它比较成功地实施了逻辑教育。可以断言：科学和经济的强盛归根结底取决于逻辑理论的繁荣。印度有七成国民是文盲，但其IT产业和生物制药业却处于世界先锋地位。印度的药物美价廉，已占有美国20%的市场份额，在IT产业和IT人才方面，它抢下了美国五成的高科技人才工作签证。何以如此？有学者指出，印度国民中的受教育者由于深受其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故其抽象思维领域特别发达。
所以，在国外，逻辑学被视作一门极其重要的课程。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基础科学目录中，逻辑学位居第二。1970年代末，在《大英百科全书》目录卷的科学分类栏目中，逻辑学位居各门自然科学之首。同理，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与民族复兴更需要加强逻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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