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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需要邏輯與正義的啟蒙
送交者: 樊斤品 2017年04月25日13:03:2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http://mp.weixin.qq.com/s/hsDwEg2sUc5_k3TEcsSEow
    提要:邏輯是人腦的正義感區域使用同一標準認識世界的思維形式。邏輯的誕生意味着正義標準的確立。形式邏輯是思維的正義標準即思維正確的標準。同一律要求一視同仁地看待研究對象,這就避免了專制思維的雙重標準把戲。一視同仁地看待或對待,既是正義的精髓,也是人人平等的原則貫徹落實。中國人不會平等地講道理,只會以勢壓人;是因為他們不知邏輯規則。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錯誤加劇了專制統治的黑暗和社會的腐朽。所以,要過文明民主的生活,轉變中國人思維方式即進行邏輯與正義啟蒙最為重要、尤為迫切。

    一,邏輯與正義的誕生

    民主的雅典,辯論是社會風氣;因為只有通過辯論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古希臘人不像中國人不許辯論,誰權力最大誰說了算(強權邏輯的體現),所以,中國人思維能力和說話能力就較差。古希臘人思維能力和說話能力就強,並卻發現了思維的正確形式——形式邏輯。

    在梭倫(Solon前638年-前559年,在前594年任執政官)改革時期,一個叫安提豐Antiphon的雅典人因某種政治原因被驅除出鏡。他只好到克林斯自謀生路,在那裡開了一家“心理安慰”診所。他聲稱,他可以用言詞的力量,疏導甚至消除人們心中的痛苦。當時正值古希臘民主初興時期,希臘的法庭在審判之時,不允許有人代理訴訟或辯護。不管原告還是被告,每人都必須親自為自己辯護;誰要是口才欠佳,只好自認倒霉;而決定有罪無罪的陪審團是由普通民眾組成。儘管他們自認為對各種事物上的糾紛能作出正確判斷,而實際上,他們的決定往往受到糾紛雙方的雄辯演說的影響,而不是依據事實或證據。結果,常常是狡猾者善辯者無罪,口拙者受罰。眾多平民有冤無出申,便來到了“心理安慰”診所。安提豐就為受害者寫法庭辯護詞。他文筆好,心理診所顧客盈門。不久,他便以“辭章大師”享譽希臘。當時的農民多是文盲,安提豐除了為他們寫辯護詞之外,還得教他們背誦寫好的文章,這實際上是教人講話、演說的技巧,這就是修辭學課程的開端。這項訓練口才的業務使安提豐收入豐厚。於是,許多識文斷字的sophist(智者)紛紛效仿,蔚然成風。這些人就被稱為logoropher,即寫邏輯斯者。此事形成氣候之後,在大家的請求下,法庭不得不允許這些“寫邏輯斯”的人以親友的身分直接出庭為當事人辯護。後來,由他人出庭代為辯護的事屢屢發生,而且越來越頻繁,以至最後城邦立法機構不得不修改法規,以法律的形式承認了這種辯護形式。後來,sophist就專指那些授人寫作演說技巧為生的文人,他們是一批收費的最早的辯護律師。

    不久,智者們的業務範圍進一步擴大。不僅打官司的人上門求助,其他人也來向他們請教講話的藝術。有人請他們寫悼詞,有政治家請他們寫議會上的演說辭,或專門學習講演的藝術。許多人還花錢把孩子送到他們那裡學習。因為在民主體制中,能否在公民集會上令人信服地陳述自己的主張,是他能否在政府謀得職位的關鍵。政治家的主張能否在公民大會上通過,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政治家的演說是否成功。所以,許多想讓孩子從政的家長便送孩子到他們那裡,付費請他們教孩子演說技術,即修辭術。

    可有一些素質低下的智者卻放棄為他人提供服務的初衷,而是一味玩弄顛倒黑白之術,從服務於善事的必要的修辭手段中,把早期演講術中不自覺使用的有缺陷的技巧(如偷換概念、邏輯錯誤等)專門分離出來,當作他自己的一技之長,到處賣弄,騙錢糊口。

    柏拉圖曾經在對話錄中批判了這類智者。柏拉圖反對在理論研究中追求實用,反對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提倡在真理問題上必須徹底、不打折扣、不為任何人的私利而掩蓋真相。柏拉圖把智者的工作叫作奴隸式的工作,把哲學家的工作叫作自由人的工作。柏拉圖明確講,哲學家不屬於任何政治團體,不關心社交活動,不了解當前的各種政治議論和偏見,對別人的非難不聞不問。

    最初的邏輯產生於辯論中。“辯證法”一詞出於古希臘,本意為“對話”;原指通過爭辯進行推理論證。蘇格拉底反對利用“概念”的模糊性來偷梁換柱。亞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說,蘇格拉底最大的兩個貢獻就是“對話法”和“普遍定義”。在回答“什麼是美德”時,必須提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本質定義,也就是這個“什麼”必須是適用於美德的一切場合的概念,而不僅僅是美德的一個實例(“部分的美德”)。蘇格拉底引導着美諾一步步推導,先是撇開感性經驗的具體例子,然後剔除了那些僅僅構成美德概念的一部分的概念(正義、勇敢等),直到推出美德是一種“知識”。亞里士多德在蘇格拉底的基礎上,把定義的方法規定為“種差加屬”,即不但要知道美德是一種知識,還要知道它是一種“什麼”知識,而且這個“什麼”還必須是最近的種差。

    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為幫助人們正確辯論,在前人的基礎總結出來一系列的邏輯規律,在《工具論》中創立了形式邏輯學。亞里士多德和後人概括的四大邏輯公理或定律是:①同一律、②排中律、③非矛盾律和④充足理由律。

    形式邏輯為幾何學的成功奠定了邏輯基礎。形式邏輯與數學相伴生,是人類最早出現的學科,幾何學是形式邏輯學在數量上的表達。形式邏輯與數學都是人腦自由創造,不依賴外界而存在。其對錯根本就不可能用客觀手段去驗證,只能用思維的規律本身亦即邏輯學規律去驗證。人們可憑藉形式邏輯,從歐幾里得公理出發,一步步嚴格證明,諸如三角形內角和等於180度等許多定理和推論來;也可以從牛頓定律進行行星軌道計算和地面上的各種力學計算。事實上,無論是各門科學還是演說辯論,都得符合形式邏輯。

    二,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絕不會有邏輯

    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把刑書鑄在鐵鼎上,公諸於眾,打破了藏刑書於官府的慣例,開創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晉國叔向指責說“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叔向主張採取秘而不宣的刑法原則,使人民常處於“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恐怖狀態,以便官方隨心所欲地以言代法。

    鄭國人鄧析(前545~前501年)招收學生講解法律,“學訟者不可勝數”,他幫下層人寫辯護詞,擾亂了上層的壟斷利益。子產曾以不毀鄉校(相似於西單牆的大字報議論)獲得了民心,隨着老百姓的維權意識的覺醒,他深感恐懼,下令禁止了大字報。鄧析與子產持有不同的政見,經常發表反對意見,令子產不能容忍。公元前501年,鄧析起草了適應社會進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簡上,史稱竹刑。子產找了個“私造刑書”的罪名,把他殺了。鄧析被殺後,其所編的《竹刑》仍被官方使用。“私造刑書”罪就象如今的所謂的“非法出版物”罪一樣,隨官所欲。據史書記載,鄧析的言行確實給鄭國的統治者造成了威脅,尤其象鄧析這樣聲望和水平很高的訟師存在,無疑是司法專橫的障礙。而鄧析也成了中國古代最早的政治迫害犧牲品之一。無一例外的是,專制統治者亂殺無辜,尤其是殘害政治反對派,都會有欺世惑眾的冠冕堂皇的藉口。

    孔子說,“天何言哉”。天不說話,所以,人法天,儘量不說話。他要求“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提倡不爭。他把質疑 “三年之喪”的宰予污衊為“朽木糞土”,還殺了少正卯(?-前496)。少正卯和孔丘都開辦私學招收學生。少正卯的課堂多次把孔丘的學生都吸引過去聽講,只有顏回沒去。少正卯成為魯國的著名人物,被稱為“聞人”。魯定公十四年,孔丘任魯國大司寇,上任後七日就把少正卯殺死在兩觀的東觀之下,暴屍三日。子貢忍不住向孔丘提出自己的疑問,孔丘說:少正卯有着惑眾造反的五種罪惡能力,是最早的煽動顛覆罪。

    《老子》第73章說:“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白話為:自然大道不競爭而善於取勝,不說話而善於感應!也就是說,天道是不言不爭,應付自如。換言之,天道就像會做事的啞巴。人要效法啞巴,顯然老子反對言論自由!老子要民像水一樣“利萬物而不爭”。“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老子目的是:不許民爭論和爭吵。這顯然是反言論自由的。為達此目的,要求“民老死不相往來”,廢除文字,廢除商業。莊子更乾脆,計量工具砸了,象野鹿一樣最幸福,野鹿哪裡需要說話。

    諸子百家都反對言論自由。連代表平民的墨子也反對言論自由。他認為,“一人一義”是亂之源,所以,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天下服從聖王之“義”。

    一個反對言論自由、反對爭論的社會,一個動輒就殺反對者的社會,是不可能產生邏輯和正義的。許多人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言論自由,顯然是欺世惑眾。在短短的5年之間,鄧析、少正卯先後被殺,說明春秋戰國是一個野蠻的時代。鄧析、少正卯生活的年代比古希臘的梭倫時代晚了近百年,而且思維水平遠遠遜於希臘的智者。而孔子的出現,則徹底阻斷了中國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人才群的出現,實乃中國的悲哀。

    三,中國思維的兩大特色

    1.立場功利文化特色

    中國文化是強調“孝親”的立場文化,看任何事情都是從自我利益或自家利益的立場來看問題。幾千年的“以孝治天下”是強化了自家的功利主義特色,以至於今天的中國人句句不離利益。雖然儒家強調仁義道德,說“君子明白義,老百姓明白利”,但儒家的義是臣民的義務,是君主的利益之所在。孟子說得很清楚,沒有講義務的社會會把君主放在後面的(“讓領導先走、先享受”)。可見儒家就是為君主謀利。

    這與希臘人是不同的。希臘人強調,研究問題如研究天文、數學、語法、邏輯等各種問題最好擺脫利益的干擾,才能接近真理。而在中國從來沒有這樣的說法。中國研究天文,那可是天機,關繫着朝廷的興衰,所以,天機不可泄露,泄露者會被皇帝砍頭。由此形成了中國的傳統——祖傳秘方。臭豆腐、中醫都是祖傳秘方,傳子不傳女,一切都是為了私利而保守秘密,結果中國成了崇古的殭屍之國。愛因斯坦曾指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着驚奇的。”

    正因為只講立場利益,沒有邏輯和正義;所以,為了利益就不擇手段,不擇手段就更加遠離正義而陷入黑暗。於是就形成了陰謀與不擇手段的叢林思維。叢林思維在中國表現為專制思維。簡言之:你必須服從我,子曰“無違”。你得緊跟我,所謂的“站穩立場旗幟鮮明”!具體來說,就是掌權者唯我獨尊,不受監督,頤指氣使,膽大妄為,甚至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專制思維的泛濫,讓人失去安全感,讓人在權力面前沒有自我,沒有自信,沒有尊嚴,沒有人格;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了唯唯諾諾,習慣了點頭哈腰,習慣了滿臉諂媚,習慣了曲意奉迎……人性就扭曲為奴性或任性,因此離科學民主文明生活越來越遠。

    2巫術類比特色

    巫術思維的特點就是抓住事物相似進行類比推理,把毫不相幹的事物通過“天人感應”或者“天人合一”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圓地方,故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塊骨頭”;“地有12經水,人有12經脈”……就是把毫不相幹的事物通過“天人對應”的手法硬扯到一起。這種亂比思維又叫詩歌思維,其特點是跳躍式的聯想(如“疑是銀河落九天”)。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也就是說,“不學詩經的跳躍式聯想思維方法,就沒有悟性,就無法在社會上說話。”“天人合一”是中國式的哲學,被國人說成最高智慧。其實,“天人合一”表明中國人不會思維,不會觀察、分析具體的事物,當然不會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勢力)來壓服人。

    《周易》是本算命書,算命的“比”沒有任何原則約束,完全是天馬行空,像說相聲般的隨意。這一傳統為中醫所繼承。譬如:《本草綱目》記載,魚骨頭卡住了喉嚨,把漁網燒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漁網克魚,漁網灰克魚骨頭。又如:京城四大名醫之首的蕭友龍治療子宮脫垂的妙方,用鱉頭。顯然是因為活鱉頭易於回縮之故。但鱉頭煨焦後顯然無回縮之功了。中醫藥理,笑死人不償命。中毉認為:青蛙肚子大,一次能產那麼多仔,不孕的婦女生吞青蛙可懷孕。又如,知了聲音嘹亮,所以嗓音啞了,中醫讓病人吃蟬蛻。其實,知了無嗓門,那是腹部抖動發出的聲音,所以,吃了知了殼,也治不了病。整個中醫全是臆想,沒有任何邏輯依據。一個人或一個民族不能理性客觀的對待自己的身體,不了解皮膚肌肉骨骼細胞,而是陰陽五行八卦上火缺氣胡亂叫喚,如何能建立科學意識和正確的思維方式。

    四,中國最需要的是邏輯啟蒙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沒有語法學、邏輯學,都是19世紀引進的。連語法、邏輯都沒有的民族,就是非理性的感性民族。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連起碼的邏輯知識都沒有,平等的理性討論無從談起。

    由於沒有邏輯,大家聚集在一起開會,必然是亂轟轟的!這就是先秦諸子主張“定於一”搞獨裁的原因。一旦崇拜聖王情節主導一個民族,這個民族就與民主法治隔絕了。沒有邏輯,無法開會,這就是孫中山翻譯《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原因。然而,今天中國農村選村長依然不斷地爆發流血衝突,就不難理解宋教仁當年被暗殺了!這就反證:邏輯是理性的前提,也是正義、民主的前提!

    有一個北大的經濟學教授,剛引用阿馬蒂亞森的觀點,說美國限制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以維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來講到中國問題,就說中國現在還不能開放城市戶籍,否則大城市就會被搞得一團糟。這些人邏輯的混亂讓人駭然,違背了同一律要求。

    追求公平正義的民主,首先必須尊重形式邏輯的同一律才行!把先進的理念引入中國是可貴的思想啟蒙。但啟蒙不應止於此,更深入的啟蒙,是思維方式的啟蒙即邏輯啟蒙。殷海光指出:思想的引進並不是能背誦一整套言論那麼簡單,而是要真正認識以邏輯為基礎的理性精神,學會獨立思考才會具有自由精神。邏輯思維讓每個人都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智者,自己能鑑別和取捨真假,用理性構建自己的認識,不被情緒和衝動所裹挾,也不被煽動和誘惑而操縱。在邏輯水平高的社會裡,人們在思考問題時,依據的不是領導的個人權威或意志,更不是神、上帝、上天等超自然地精神意志,而是完全根據自己的邏輯判斷與推理,服從的只是邏輯地“必然得出”的結論。

    一個人人講究邏輯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經濟學諾獎得主森說:“民主制度是與公眾議事和互動說理密切相關的。” “民主即讓公眾講道理” 。而邏輯學能提供正確思維形式的規則和方法,有利於人們說理從而達成民主共識。正是西方人繼承了古希臘的邏輯知識,他們率先進入了民主社會。柏拉圖指出:政治家的首要素質就是要懂邏輯思維,邏輯思維是最基本的統治技術。在立法環節,要特別講邏輯。在司法領域,邏輯為法律工作提供分析工具。在執法與行政領域,系統、熟練地掌握邏輯方法,對提高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與行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助於推動依法行政。

    邏輯學在中國教育界根本沒有受到重視。直到今天,中國大陸的高校依然沒有普及邏輯教育。邏輯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相反,它是提高民族素質的利器。因為“邏輯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是人類及其文明進化的主因和動力源,是人類文明前進中清掃文化垃圾的‘鐵掃帚’和‘破冰船’”。翻開人類歷史,法語族(即以法語為母語的民族)、英語族、德語族之所以有資格成為人類的理論巨族,關鍵在於它們是邏輯強族,在它們之中都曾湧現出一大批對邏輯理論做出過巨大貢獻並且長期影響後來人類思維的偉大的思想家。同時,他們都是世界科學和經濟的強族。美國能夠在當今世界問鼎科學的高峰,得益於它比較成功地實施了邏輯教育。可以斷言:科學和經濟的強盛歸根結底取決於邏輯理論的繁榮。印度有七成國民是文盲,但其IT產業和生物製藥業卻處於世界先鋒地位。印度的藥物美價廉,已占有美國20%的市場份額,在IT產業和IT人才方面,它搶下了美國五成的高科技人才工作簽證。何以如此?有學者指出,印度國民中的受教育者由於深受其嚴格的邏輯思維訓練,故其抽象思維領域特別發達。

    所以,在國外,邏輯學被視作一門極其重要的課程。197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基礎科學目錄中,邏輯學位居第二。1970年代末,在《大英百科全書》目錄卷的科學分類欄目中,邏輯學位居各門自然科學之首。同理,中國人的素質提高與民族復興更需要加強邏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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