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在寫。有人在寫。寫這深如黑洞的沉默。沉默地寫。也許這沉默永遠不會被聽見，但是那些選擇與痛苦相干的良心，從來不會沉默。

(1)

以色列妹子在北京時，每次聽我和出租車司機聊天提到“以色列”都特別敏感。

“穎！我聽到你們說‘以色列’了！你們在說什麼？”

我便把出租車司機的話翻譯給她聽。大多是司機從廣播裡聽到的有關以色列的新聞：“內塔尼亞胡很強勢”，“他們現在在跟哈馬斯幹仗，好像經常在打，也不知道是為什麼”，“照我看吶，以色列那個地方未來五十年估計都不會和平，跟這個姑娘說，讓她能走就早點走吧！”

以色列妹子特別高興能有機會向中國人講述以色列，聽完我的翻譯便迫不及待地開始向師傅澄清。澄清的內容無非是重申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合法性，打擊哈馬斯的必要性，和以色列人那種時刻擔心自己會被從地圖上抹去的焦慮。這些話我在以色列時已聽過千百遍，回到中國後自己也做過複讀機，所以對她總能口若懸河扯上半個小時的演講多少覺得無趣，但還是強忍下心中乏味揀重點給司機翻譯。

“她說，以色列再小再不安定，也是他們猶太人的祖國。就因為祖國經常處於炮彈襲擊的威脅之下，猶太人的堅守才更為重要。因為留在祖國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就移民，不是他們以色列人會做的事情。”

“喲，那她還真是挺愛國的哈！”司機手握方向盤目視前方，或許多少受到觸動，“不過巴勒斯坦人也夠慘的。”

我把話翻譯給妹子聽，她自然又是從2000年前開始講起，再講到今天恐怖分子給以色列帶來的傷害與恐慌。那些冗長的敘述和妹子連一個句號都插不進的急迫終於使同樣話癆的司機暗嘆了一口氣。到達目的地後，妹子的演講還遠未達到高潮。我一邊付錢，一邊對司機說：“總之她就想表達兩個意思：同情巴勒斯坦人，但他們也沒有媒體宣傳的那麼無辜。”妹子趁下車前匆匆結束了自己未完的演講：“這就是我想讓全世界都明白的事情！”

(2)

雖然我對以色列妹子那些陳詞濫調不復有最初的興趣，但她這種“代表以色列向全世界發聲”的心情，我卻非常理解。

五年前，我出發去羅馬參加世界青少年峰會時，內心也曾懷着同樣澎湃的所謂愛國主義熱情。我懷着這種熱情花了一整個下午在街上搜尋一枚印有中國國旗的徽章。我把這枚小小的五星紅旗別在書包上，興奮地踏上旅途。

我們四個中國青少年，分享着同一份“代表中國向世界發聲”的使命感。後來我們甚至半開玩笑地決定，如果日本代表的英語果真如傳說中那麼捉急的話，我們也不是不可以勉為其難地代表他們，順便代表亞洲。

在第一天各代表團自我介紹的環節，大家被要求用便利貼在世界地圖上標示自己來自哪裡。我們為了先發制人，消滅敵對勢力可能發起的任何無恥進攻，毅然決然地用便利貼覆蓋了台灣。可是隨後我們很快發現，那些倨傲的歐洲人關心西藏遠勝於其關注台灣。我為此一度後悔沒把便利貼拍在祖國的西南邊陲。

前面兩篇日誌中提到的法國朋友就是我在羅馬結識的。當時的他——用他自己五年後的話來說——痛恨中國政府，但他對中國特別感興趣，在中學已經學了兩年中文。吃飯、聽講座、外出活動，他都喜歡跟我們混在一起。我永遠記得他在清涼的早晨拉我坐在花園的石板上，興沖沖地說：“Vesper你來！我教你說法語。”說完就用石子在地上開始比劃。我也永遠記得他在昏暗的夜燈下對我陳詞為什麼西藏不屬於中國。白色燈光下他咄咄逼人的面孔可謂猙獰。

那時候，單是聽到“西藏不屬於中國”這句仿若來自魔鬼的毒咒就足以令我恐懼得渾身起滿雞皮疙瘩。

我問他：“你去過西藏嗎？”

我預設的辯護策略是這樣的：這些自己國內一攤破事管不過來還特別喜歡對中國內政指手畫腳的歐洲人不是最喜歡就他們一無所知的事情發表看法嗎？他那些口若懸河的論據我從來沒聽過，也聽不大懂，但親歷者永遠最有發言權不是嗎？法國人肯定會說自己沒去過西藏，那我就可以接着反駁——我自己雖然也沒去過西藏，但我從小在少數民族地區長大，比他一個遠隔千山萬水的外國人對中國的民族政策更有發言權。我今天能白白胖胖地到羅馬和他討論問題，不正是中國政府民族政策優越性的最好體現？讓他們西藏自己發展的話，他們到哪年哪月才能走出青藏高原？

結果法國人出乎我意料地回答：“去過。我爸爸四年前去西／藏考察時，我和他一起在西藏住了一個多月。雖然語言不是很通，不過我們也去了西藏不少地方。”接着他報出一連串西藏的地名，然後問我： “你呢？你去過西藏哪些地方？”

在失望地發現不能和我分享他的旅行樂趣後，法國人重新回到他的論證。那個夏日的夜晚，面對他那些排山倒海而來的地質學、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的論據，我搜腸刮肚，腦海里只有一句蒼白的“自古以來”。

他言之鑿鑿的神情有那麼一刻使我產生了輕微的動搖。後來我妥協說，我英語不好，知道得也不如你多，但是你願不願意把你剛才說的寫下來，我回去查證後發郵件答覆你？

法國人欣然應允，接過我遞去的紙筆，靠在路燈杆下，就着微暗的燈光洋洋灑灑寫滿了四大張紙。

那本筆記回國後我再沒有打開過，答應要寫給他的答覆郵件也從不曾發出。

(3)

在羅馬的整個活動的最高潮應該是與當年參加G8峰會的各國領導人見面。不過每個代表團只選一人。當時我的英語比現在還要糟糕。糟糕到什麼程度？面試時我想不起visit怎麼說，聽不懂“如果你是溫總理，面對西方國家指責中國高居世界前列的碳排放量加劇了溫室效應，導致了全球海平面上升的論調，會如何反駁？”中國代表團在出發前就定好了人選，但在見面會的前兩天還是象徵性地舉行了投票。

投票結果當然不是我。

那時候，政客在我心中還是很高大上的存在，而且可以一次性見到包括奧巴馬、默克爾、薩科齊在內的一共十四國領導人，在當時的我看來，還是很值得嚮往的事情。此外，我還感到自己有為我的高中帶回一張與這些領導人合影的“使命”。

投票結束後的那天晚上，我把自己關進浴室，坐在地板上咬緊嘴唇小心翼翼地流淚，因為不想讓加拿大室友聽到，進來對我說一堆我聽不懂的話。這些領袖在距我僅有兩小時車程的拉奎拉，而我因為自己英語不好辜負了那麼多人對我的期望。

我靠在冰涼的牆壁上，平生第一次感到了痛苦。

更痛苦的還在後頭。回國後，有一次我和美國代表團的一個男生在MSN上聊天，談到怎麼選拔參會代表。美國人說，他們四個名額向全國開放申請，申請人遞交申請材料，包括成績單、志願經歷、課外活動、個人陳述，還要針對當年G8峰會所討論的任一議題表述自己的看法。

然後他問，中國呢？

當時中國的四個名額，兩個給了北京，一個給了河南，還有一個給了我所在的城市。因為當時聯合國兒基會在這個城市有試點項目，而我是這個城市最好的高中里總考第一的學生。

這話說完我自己都覺得蠢。美國人看到我的回答後回復了一個意味深長的“Hmmm……”。

我問，怎麼了？

他說，沒什麼，我只是在想這是否公平？

是否公平？當然不公平。我相信當時如果向全國開放申請，光是外國語學校中就能找出好多英文比我好得多，眼界比我開闊得多，綜合素養比我高得多的學生。他們比我更應該得到這個機會，也能比我更好地“代表中國向世界發聲”。

在這之後的五年裡，我無數次問自己：憑什麼是你？就憑你來自GDP全國倒數第一的省份，就憑你是個從沒學過自己語言的少數民族，就憑你恰好還是個女生？這三樣東西中有哪一樣是你努力得來的？一樣沒有。那麼，憑什麼是你？

就這樣，我的第一次出國旅行成為自己最羞於向他人啟齒的私密。我覺得我不配，我可恥地占用了本應屬於別人的機會。我好害怕有一天什麼人衝到我面前質問，而我只能對以無恥的沉默。我拼命尋找可以證明自己的機會，那樣的機會——在當時的我想來——只有高考。我覺得只有我考了全省第一，才能證明我配得上這樣的機會，才能證明我不是一個對於不需努力就獲得的好運感到心安理得的人。

那時的我不知道自己要向誰證明，也不知道誰需要我的證明，更沒想過就算考了第一其實也無法證明。我只是一遍遍在心裡默念：你只能考第一才能證明自己。

後來我幾近精神崩潰地走進考場，在高考結束後的兩個月裡，我每天除了睡覺就是縮在沙發上抱腿哭泣。

(4)

我最終沒能證明自己，但當年一起在羅馬的朋友們，都在自己選定的人生道路上加速狂奔。那個問我“是否公平”的美國男生進了哈佛；和我一直保持聯繫的在加拿大念書的韓國人成立了自己的環保組織，並被邀請到聯合國總部參加全球公共衛生大會；法國人滿世界工作、旅行，一年的生命過得比我五年還長；當年發言被分到一組的俄羅斯男生，現在儼然成為俄羅斯的青年領袖，聽聞已是普京面前的紅人。而我們當年為其英語水平操心的日本代表，都是外交官和富商的子女，從小在美國接受教育。他們糾結的不是說不好英文，而是糾結自己“不夠日本”。這些日本代表曾為艾滋病患者募集到近二十萬元的善款，其中一名女生後來也進了哈佛。

我呢？我連自己的目標都還沒有。我在一所高中三年從沒想過要報考的大學，念一個不是自己選擇的專業，我每天一點睡，七點起，大學前兩年用結結巴巴的俄語討論紅菜湯、醃黃瓜，和“俄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

我很早就痛苦地感到中國東西部教育水平的差距，在羅馬更見識到我們和歐美同齡人的差距。最直觀的差距就是在語言上。那時我們四個的英文都沒有流利到可以和英語母語者唇槍舌劍的地步，更多時候我們從自己能聽懂的隻言片語中感到外國人似乎對中國有誤解。但那是怎樣的誤解？聽不明白。上去澄清這些誤解？說不出來。

後來我看到BBC在全球氣候變化大會期間錄製的一個視頻，請來了政要和專家，探討美國和中國的減排責任。台下有中國代表起來發言（原諒我忘了那位女士的名字），有理有據，有禮有節，駁倒了主持人頗有傾向性的論點，引發全場的掌聲與喝彩。

我覺得以後我也要做這樣的人。我那時覺得外國人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太多，主要都是因為我們英語不夠好，解釋不清造成的。就像當時在羅馬，中國領導人中途退會回國。消息傳到會場，大家都很激動，英國人義憤填膺地說：“中國因為不同意碳排方案退出峰會，推卸責任！”我衝上去搶過話筒，第一次流暢地當着那些母語者的面說：“退會跟碳排沒有關係，因為中國新疆發生了很不好的事情（我那時候還不知道“暴亂”用英文怎麼說），領導人要立刻回國處理。”會場頓時安靜許多，還響起了零星的掌聲。我由此對偏見的消除相當樂觀，覺得很多時候只是一句話的事情，解釋清了，有些誤解和偏見自然就沒了。

在羅馬因為英語不好，我深深地覺得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體系中總是沉默的一方。我痛恨這種沉默，立志要為消除這種沉默努力。五年後，在填哈佛國際關係論壇的申請表格時，有一欄問題是“你未來想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我寫下：讓沉默被聽見。

當然五年後，我所理解的“沉默”不僅僅是五年前的我所理解的被不公正偏見誤解的中國的沉默，我更感到在中國內部，被禁言的歷史的沉默，被掩蓋的真相的沉默，和虛無主義者的沉默。我想讓這沉默發聲，讓這沉默被聽到。

但五年前我更多感到的不是我們內部的沉默，而是我們面對這個世界時的沉默。不過即便在那時，我也模模糊糊地意識到，所謂西方對中國的偏見不僅僅在於我們有些內容未被正確傳達，我們與歐美同齡人的差距也不僅僅在語言。具體是什麼，我也說不好。他們有比我們更天真、更遠大、更烏托邦的幻想，但他們也遠比我們更有一步步實現自己想法的決心、勇氣和環境。他們比我們更明白自己是誰，也比我們更有勇氣堅持做自己。他們從小被鼓勵去發現和發展自己的天賦，而非像我們被早早投進流水線，框進千篇一律的模具，浪費人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不知道世界為何、沒有任何底線與標準，並以此為榮的虛無主義者。

朋友從德國交換回來，說起自己在德國聽過的一次中德兒童器樂大賽。中國孩子都是背譜的，但不論是兩人合奏，還是多人合奏，他們與自己的同伴彼此間沒有任何交流。德國的小朋友都需要看譜，但他們的眼睛總在樂譜和自己同伴之間快樂地來回穿梭。一位中國家長在台下說：“哎喲喲，這些德國小孩的眼睛像會演戲一樣！”

那個當年代表加拿大參會的韓國男生，在我認識他時就已經每天只睡三個小時了。我說不是據說加拿大高中生的學習任務比較輕鬆嗎？他說：“要及格很容易，要出類拔萃很難，而且除了學習之外，我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想做。”對我來說，吃辣是一種嗜好；對他而言，每天凌晨三點啃一隻辣椒，是為了保持頭腦清醒。

五年後在北京，我和法國人也談起教育的話題。雖然他同樣痛恨“軟弱的法國政府”，但很為法國的教育自豪。據說法國高中畢業生是全世界同齡人中綜合素養最高的。法國中學所授課程涉獵廣泛，教育的目的主要在於培養學生根據材料分析綜合，得出自己結論的能力，而非拋出一堆勒令你反覆記誦的“自古以來”，然後再用這些“自古以來”去論證那些“自古以來”就偉大光明正確的觀點。

從羅馬回來，我想出國念書的願望前所未有的強烈。

那時我想去劍橋。為什麼是劍橋？峰會期間有一名意大利志願者，幾年前他在倫敦代表意大利參會，現在回來給我們做組織工作。剛到羅馬的那個夜晚，他等在宿舍外迎接我們，問候時握手，手掌乾燥溫暖。那時他在劍橋念書，讀經濟和法律。我不用聽懂他說的每一句話也知道他非常聰明。他長得好看，戴墨鏡時尤其。他笑起來時鼻子發出輕輕的聲音，然後會用右手握拳遮住上揚的嘴角。就是這樣無論什麼方面都讓人覺得非常舒服的男生。

他是我人生中第一個“想成為”。我的願望非常單純——我想做他的校友。

後來我在網上查到，申請劍橋需要修A-Level課程，當時深圳有一家高中還接受想學習A-Level的學生。我媽有一次看到我在電腦桌旁的筆記，小心地問我：“你想去劍橋讀書？想去就好好努力，不管需要什麼媽媽都支持你。”但是我相信搞不清劍橋在英國還是在美國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想去劍橋念書的願望膨脹得如同一隻碩大的氣球，後來它慢慢泄氣，在我還沒意識到時悄悄癟成一團橫在我心裡的膠皮。

(5)

今年二月我去了哈佛。窮學生住不起酒店，向主辦方申請去蹭哈佛大一新生的宿舍。四個姑娘一個套間，裡面亂七八糟地堆滿襪子、外套、食物和書籍。她們一個原籍天津，5歲時隨父母移民加拿大，一個是出生在加拿大的台灣人，一個印度人，還有一個美國人。

美國姑娘把自己野外宿營的睡袋拿給我用，印度姑娘給我抱來自己練瑜伽的墊子，生在天津的小姑娘特別有靈氣，和我聊天到半夜。她已經不識漢字，我們聊天也用英文，但她用中文講“共產黨”，字正腔圓得嚇我一跳。我跟她說我身邊有朋友想出國，也有在美國念書最後回國的。小姑娘不以為然地撇撇嘴：“我可從不知道有什麼人想去中國生活。”美國姑娘去紐約參加芭蕾舞比賽，回到宿舍已是半夜十一點。她盤腿坐在地上，和天津小姑娘討論生物課作業，一定要做完後才搭爸媽的車回家。

台灣姑娘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門去接倫敦飛來的好友，兩人約好去跳水。我問睡眼惺忪的天津小姑娘現在學什麼專業，她說還沒確定，不過可能會是生物、化學這類方向。說到她居住的城市有個獲得諾獎的科學家的實驗室。她查對方簡歷，發現科學家居然也是哈佛校友。於是她發郵件問夏天能不能去他的實驗室實習，科學家欣然應允。小姑娘說起這事神采熠熠。

二月的波士頓寒冷刺骨。我縮進哈佛對面的一家餐廳吃早飯。鄰桌坐着一個背對我的身穿黑色大衣的男生。雖然沒有看到他的正面，但強烈的直覺告訴我，這就是當年那個問我“這是否公平？”的男生。

我坐在他身後，聽他和朋友聊球星，聊教授，聊班上的漂亮姑娘。五年過去了，當年那個面容清瘦的少年如今已略顯臃腫。他不知道他一句話我記了這麼多年，在好多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把這句話鍛成一柄劍，一刀一刀往自己心上刺。他那句話引發的一系列“憑什麼”，多年來如同箍在我心上的咒語，總在我意想不到的時刻收緊，勒出血痕。哪怕在我萬事順遂的以色列，這咒語也總是如影隨形。

我特別喜歡自己在以色列交換時的中東史教授。他是紐約人，年輕英俊，諷刺說得辛辣入骨，上課像演話劇，氣震山河。我對他又愛又怕。有時他上課提問，我自己在下面小聲嘀咕答案，這時候坐在我旁邊的阿拉伯女生，就會像我那些可愛的加拿大朋友一樣鼓勵我：“說大聲點！他聽不見！”當沒人回答，教授公布的答案恰好就是我說的答案時，她就向我投來“你看吧，叫你說你不說！”的可惜眼神。阿拉伯女生的父親是以色列派駐加拿大的外交官。她在加拿大念完高中，英文說得和我那些加拿大朋友一樣文雅溫柔。中東史教授特別喜歡她，因為她總有不同的創見。

後來寫期中論文，我拿了98，她拿了80。那個“憑什麼”的咒語又在我心上收緊。我說我要去跟教授講，我不配拿這麼高的分。她嚇了一跳，說你別去，這多莫名其妙。

下課後我已走到教學樓門口又折返回去，對教授說：“您不必因為我是班上僅有的兩個中國學生之一，就出於鼓勵給我這樣的分……”

教授略帶詫異地打斷我的話：“我的分數從來不是白給的。You deserve what you got.”

我匆匆向他道謝，剛轉身推開門眼淚就湧上來。

這麼多年，從來沒有人跟我說我配得上自己的運氣和機會，連我自己都覺得我不配。但是這位我那麼敬佩的教授斬釘截鐵地對我說：“You deserve what you got.”我在回宿舍的路上一邊走一邊掉眼淚，覺得終於有一雙手開始拔那些扎在我心上的針。鮮血從針眼裡汩汩湧出，那麼溫暖。

羅馬是我前二十年的生命中發生的最美好的事情，但是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裡，我把它當做一沉重的罪孽來接受。我漸漸明白，沒必要為不受自己控制的事情苛責自己。這世上誰不是被無常的命運推着走的？

美國人問我：“這是否公平？”

我在去羅馬前，從來沒有受過聽力和口語的訓練，也從來不知道它的必要。我的英語老師不知道什麼是托福。我沒有一個當外交官的父親可以送我到加拿大留學，也沒有什麼獲得諾獎的校友慷慨給予我學業上的指導。但是從來沒有人替我問過一句：“這是否公平？”就連我自己也從沒意識到有問這句話的必要。我在羅馬時看着那些歐洲和加拿大的孩子（美國人當時實在是太飛揚跋扈了，大家都不喜歡），我知道我不比他們笨，我知道我可以比他們更努力。可是我再聰明再努力，又能逃到哪裡去？加拿大朋友告訴我自己要跟隨政府觀察團去南蘇丹觀察獨立公投時，我掙扎在我高考考不了第一、證明不了自己的恐懼里，站在走廊上一道道刷那些歷史題，寒風呼呼地灌進領口。

我搖頭甩掉這些思緒，喝完最後一口熱湯，重新戴上耳罩，走進波士頓寒風凜冽的早晨。

在那天的全體大會上，哈佛的教學官／員前來致辭。提及哈佛已經製作了近百門視頻課程，放在Youtube上供全世界的學習者免費觀看。“不過，”這位繫着蝴蝶結領帶的先生說，“中國封／鎖Youtube，自己拒絕了哈佛的這一資源。”全場鬨笑。

後來見學者，聽講座，和與會者聊天，所有這些活動不免有水的一面，但在哈佛，我更強烈地體會到：不是中國英文說不好，是她確實沒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可說；也不是世界拒絕來自中國的聲音，世界一直在對中國說話，但是中國不要聽。

(6)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儘量避免去看五星紅旗，也越來越少使用“祖國”這個詞。

我在俄語系最敬重的教授，在我申請到去以色列的機會前猝然離世。我還來不及告訴他，我沒有被挫折和抑鬱吞沒，我努力念書考試，用力浪費生命向那些我看不起的人證明自己，終於爭取到一點做自己真心喜歡的事情的自由。

我在仍有重度抑鬱的大學第一學期就上他的俄羅斯概況課。他在課上一遍遍不厭其煩地對我們講自己在文革中那些荒謬的經歷；他對我那些軟弱怯懦給予最寬和的鼓勵，“勇敢一點！這算什麼挫折！”；他在給我的郵件里，勉勵我和他一起，像契訶夫說的那樣，“把奴性一點一點地從自己身上擠榨出去”；他坐在地鐵站入口的小餐館裡，對我說：“愛一個國家不等於愛那個政府”，他頓了頓，平息自己略有些顫抖的聲音，“更不等於愛一個政黨！”

在以色列，尤其在特拉維夫，像以色列妹子那樣無條件熱愛以色列所有一切的人，畢竟是少數。特拉維夫的人們以嘲諷內塔尼亞胡為樂，各黨派的領袖只要我問起的，他們都有好多惡毒的笑話要和我說。政客在我心中，也慢慢不再是那麼神聖的存在了。

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對這個國家的歸屬感，更多地是歸屬於那些天賦得不到自由發揮，才華得不到盡情施展，青春被無謂浪費，經歷了無數人倫慘劇的人們。我感到自己是他們的一分子。

我們都是受害者。

俄語系的老師曾說過一句讓我沉默良久的話：真相對不相干的人來說還是不知道的好。

但是哪些人會真的與真相無干呢？“好”又是什麼意義上的“好”？

我如高爾泰一般，“瞪着驚訝的眼睛，看世事如魔幻小說”。我看到在今天的中國，那種令人窒息的沉默。大多數人沉默，因為他們未經省察，無話可說。有的人沉默，是一種自覺的沉默。這些人自願選擇和真相相干，和被摧殘的生命相干，和被侮辱的尊嚴相干，和被踐踏的信仰相干。

和痛苦相干。

我知道有那麼一些人在等待着，或期待，或絕望。抑或他們根本已不在等待，他們無聲反抗的姿態本身已讓我感到沉重的莊嚴。

(7)

回國後上俄羅斯文學史。講白銀時代，那麼燦爛輝煌。然後講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阿赫瑪托娃被禁止創作。

古米廖夫，死。

曼德爾施塔姆，死。

茨維塔耶娃，死。

阿赫瑪托娃後來在《安魂曲》的序里寫：

在那令人擔驚受怕的葉若夫年代，有十七個月我是在排隊探監中度過的。一天，有人把我“認出來了”。排在我身後那個嘴唇毫無血色的女人，她雖然從未聽過我的名字，卻突然從我們大家特有的麻木狀態中甦醒過來，在我耳邊低聲問道（在那個地方人人都是悄聲說話的）:“您能把這些都寫出來嗎？”“能。”我說。於是，在她那曾經是一張臉的部分掠過一絲似乎是微笑的表情。

我知道我在寫。有人在寫。寫這深如黑洞的沉默。沉默地寫。也許這沉默永遠不會被聽見，但是那些選擇與痛苦相干的良心，從來不會沉默。

（原文鏈接：http://www.douban.com/note/425178926/）

2014/11/20 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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