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17讲座

我们所谓的波兰，不是今天地图上的波兰，而是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大波兰」，粗略地说，就是包括今天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这个广大的区域，或者说是叫「大波兰」。这个历史区域，从它刚刚开始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是许多零碎的小线头；直到十五世纪，这些线头引出的众多线索才结合在一起，变成一束线索；到十九世纪，这些线索才正式理清，变成现在的国家体系。如果说来自地中海东岸的两希文明是一个核心线索向四面八方扩展、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支线的话，那么「大波兰」的历史就恰好相反，是由众多支线慢慢地聚合起来，最后才形成一条主线的。

波兰的实质历史要从毁灭罗马帝国的蛮族大迁徙以后才开始，尤其是在奥托大帝和日耳曼的诸王朝开始跟阿尔卑斯山以南的罗马教廷建立常规关系以后。在那以前，大波兰地区的历史是零零星星的。罗马人的史家和日耳曼的传教士、骑士留下了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录，基本上跟塔西陀时代的日耳曼部落没有什么明显差别。在这以后，来自日耳曼的秩序输出开始影响到东方，沿着波罗的海沿岸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格局。最常见、最主要的格局就是，在狮子亨利时代，在东方，大波兰、小波兰、东西波美拉尼亚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些类似神圣罗马帝国的公国，这些公国和那些日耳曼化程度比较浅、仍然由盖特曼 — — 也就是部落头人 — — 统治的部落逐步拉开了差距。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在日耳曼的影响进入维斯杜拉河流域以前，这些地方的部落民主要还是由他们的头人统治着，组织也是比较松散的；后来在接触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人以后，有些比较强大或者是学习能力比较强、互动比较多的部落，开始把他们自己的酋长称之为「大公」，把他们的部落结构改造成为类似日耳曼式的封建主义结构。

封建主义结构一开始就是边疆性、殖民性很强的结构。无论在日耳曼人入侵罗马以后还是周人入侵东土以后，他们分封制度的基本前提就是军事贵族阶级和殖民主义边疆精神相结合。日本开拓东土武藏野、关东的过程，也是武士道精神产生的源泉。就欧洲的情况来说，日耳曼人入侵过去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郡县制地区，例如勃艮第和意大利，和他向东方开拓，也就是自查理曼大帝征服萨克森人以后，直到狮子亨利开拓东土，这两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前一个过程当中，日耳曼人和原来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顺民必须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形成两种法律共用的情况；在开拓东方的过程中间，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封建主义，因为他没有原先罗马制度下的郡县制国家和官僚机器可以接管。开拓的主体就是为数甚少的贵族骑士，形成的体制比较分散化，中间留下的余地更大。同时，开拓过程中的军事殖民性质也更强，因为它不像意大利或勃艮第那样有本来就有定居人口的连绵地带，它形成的是类似十九世纪美国西部那种断断续续的开拓地带。

在各个开拓地带中，尽管现代地图学家往往会把这些地方划成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但是东部的神圣罗马帝国跟莱茵河沿岸的神圣罗马帝国是非常不同的地方。莱茵河沿线是罗马帝国过去开拓过的地方，沿着科隆直到阿尔卑斯山有连绵的城市和农耕地带；但是在东方易北河一带甚至易北河以东，理论上的国界线实际上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居民点。封邑在这些居民点上建立，对孤立的居民实施保护，但是各个不同的封邑之间隔着相当长的距离。各诸侯要把他们的边界连接起来，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在最初的时候，各诸侯也像是周天子封的东方各诸侯一样，他们要么是面对无人区，要么是面对蛮族地区，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比较缺少因为边界而形成的争议。他们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一支探险队和另一支探险队在荒野上的冲突，冲突过去以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据点上，而荒野仍然是荒野。

波兰最初的几位公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这四、五个公国彼此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它们跟波希米亚和德国诸公国的联系紧密。同时，它们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开疆拓土、相互竞争，或者是跟德国各诸侯相互竞争，倒不如说是引进和学习对于它们来说是比较先进的日耳曼封建结构，把自己的组织完善起来。这种输入秩序的紧迫性比较接近于西非和马来的伊斯兰教苏丹国，它们必须不断地向伊斯兰核心地带去取经，去培训人员，尽可能地把自己原来比较松散的社会组织改造成与文明中心地带比较相近的、组织比较完善的国家。跟这个紧迫需求相比起来的话，它们彼此之间的斗争还是比较次要的。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斗争，都是在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已经非常严密、内部的统治已经没有问题以后，它们才相互竞争的，但是，最初产生的诸公国实际上还带着过去酋长领地的浓厚痕迹，它们自身的组织还不完善。因此对于这些公爵来说，他们最核心的目的就是加强他们跟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联系，把他们自己的贵族子弟送到日耳曼，甚至送到意大利去游学，去学习那里比较复杂的统治方式，然后他们回来，经过几代人以后，原先的酋长领地就会变得更像是封建公国了。

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些公国也就变成了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这种附庸不是征服性质的，而是学习性质的。因为你要到神圣罗马帝国去学习它的封建体制，或者要接受基督教传教士作为你自己的教师，对于你来说，自然而然的手段就是象征性地承认皇帝和教皇的权威。这种权威不需要你付出什么，因为你所居住的地方和开拓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荒野，承认皇帝和教皇的权威，皇帝和教皇也不会当真来统治你或者收你的税。但是你既然在理论上来讲已经加入基督教世界了，那你就可以打通一条比较稳定和畅通的输入渠道了，可以不断地向他们学习，不断地流通。学习和流通基本上是不平衡的，是边区输入得比较多，对边区来说这个流通曲线更加重要。这些公国当中有几个势力比较大的，甚至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国王的称号，但是他们的后裔并不能保证继承国王的称号。往往是，一位比较雄才大略的大王获得了波兰国王的称号，然后接下来他的几代后裔又重新变成了波兰公爵或者马索维亚公爵之类的；有一位雄才大略的国王把几个领地粘合在一起，但他死以后，他的几个儿子或者是亲属又重新把这些领地分开了；或者是，贵族会议选立新的大公，又把原先的所谓的王国给拆解了。这在早期法兰克王国也是很常见的现象，大波兰、小波兰、马索维亚和波美拉尼亚在最初几个世纪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

再往东北方向移动，就是普鲁士 — — 波罗的海地区以格但斯克为中心的这块地方。普鲁士人最初跟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是相近的，也是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他们的地位跟波兰不同：波兰基本上是接近于内地，它联姻和交涉的对象是德国中部、南部的各诸侯以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人；而波罗的海沿岸是海运比较畅通的地方，所以它接触的秩序输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骑士团，一个是汉萨同盟。汉萨同盟沿着今天瑞典东海岸、芬兰南海岸、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海岸直到波兰北海岸 — — 今天的波兰北海岸就是最初的普鲁士异教徒居民居住的地方，汉萨同盟在这条线上建立了一系列城市国家，最大的就是但泽，再往东方是里加，再往北方是今天属于瑞典的维斯瓦。但无论今天这些地方属于哪里，当时这些汉萨城邦都是日耳曼系居民建立的城市国家。它们在理论上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藩属，但是实际上是享有高度自治、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的独立政治实体。它们把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罗塞尼亚 — — 也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广大内地的出产物运到这些港口，然后转手经营，运到西欧去，这是它们主要的经济命脉。而内地的各大国、各部落基本上是没有经营能力的。

第二个就是骑士团。骑士团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好几种，从立窝尼亚骑士团到宝剑骑士团。骑士团的组成人员是骑士加僧侣，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一般的骑士，而是负有传教士职责的特殊骑士，是教廷和帝国联合向异教徒地区传教的一个推手。骑士团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再加上他们的虔诚程度，都比异教徒的部落要强得多，所以尽管他们的人数极少，却能够绥服相当广阔的地方，也就是说沿着今天波兰和德国的西部边界 — — 奥得河一线、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东岸拉脱维亚一线的地方。这些地方，通常一个骑士团的小组 — — 少的只有一个人，多的也只有几十个人 — — 就可以维持一个城堡，打通城堡和城堡之间的连线，构成一个沿着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岸分布的骑士网络。

骑士团的产生对于立陶宛来说特别重要，对于波兰来说不太重要，因为最初的波兰基本上是在内地发展，最初的波兰几位公爵主要是跟波希米亚人和匈牙利人联姻，但是立陶宛作为东欧最大的和最后的异教徒国家，特别强烈地感受到了骑士团的压力。最初的立陶宛人在人种上跟最初的波兰人略微有一点差异：波兰人跟与他们接触的波希米亚人和萨克森人差别不大，而立陶宛人则跟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 — 当时称之为罗塞尼亚人 — — 的关系比较紧密，他们在语言上更多地受东斯拉夫人的影响，而不是像波兰人那样主要属于西斯拉夫系，跟大摩拉维亚公国、波希米亚王国关系密切。同时立陶宛地理比较接近海路，它的多神教文化受北欧影响比较多，它的多神教文化有很多神祇跟北欧奥丁系的神话是非常相似的，闪电之神、雷电之神和战争女神在北欧神话系统中间都可以找到类似物；而波兰最初的多神教文化留下的痕迹就比较少或者说是比较模糊；芬兰人留下来的最早的神话，则具有更多的亚洲特色。立陶宛原先的多神教神话比较完善，因此围绕着多神教形成的骑士组织和国家组织比较完善，也就是说，它是东欧各异教徒文明当中唯一有能力抵抗基督教扩张、而且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这种形势也跟北方的奥丁文明抵抗基督教文明的形势比较接近。

立陶宛最初的几个异教君主能够很有效地形成一种跟早期希腊罗马相似的骑士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在波罗的海沿岸才会形成骑士团制度的原因。传教的基督教世界在进入波兰各公国的时候，没有感到有使用武力的很大必要。这种情况比较像是传教士进入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情况，一般来说，波兰各地的原有部族酋长对基督教传教士是比较欢迎的，他们自己原有的理论跟基督教的解释体系相比不那么完善，而且接受了基督教、打开了流通渠道以后，对于酋长完善他们自己的国家体制又很有帮助，因此他们大体上表示欢迎的态度，他们接受基督教甚早，而且接受得比较完善。但是传教士进入普鲁士人、史姆德人(Samogitians)、立陶宛人的地区的时候，遭遇的抵抗就比较强大，这也像他们进入挪威人、丹麦人和其他奥丁神教信奉者的地方的情况差不多，也主要就是因为原有的异教徒的国家体制和骑士体制已经比较完善了，对新来的体制的排斥性比较强。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传教士如果仅仅是传教士的话，自身很可能会站不住脚，因此和平的传教士在这种环境下就变成了武装的传教团，传教士和骑士结合在一起。因为立陶宛人是不尊重怯懦的、像唐僧一样哭哭啼啼、只讲爱和仁慈的传教士的，但是如果这些传教士像日耳曼骑士团那样，既是披袈裟的传教士，又是拿着武器的骑士，能够跟他们作战的话，他们反倒会对这样的传教士比较尊重。

在波兰和立陶宛最初的酋长国开始演变成为大公国的时代，蒙古人的势力从东方侵入，首先毁灭了伏尔加河流域的钦察人，然后在第聂伯河上粉碎了基辅罗斯的核心。他们的偏师进入到波兰和匈牙利的边境，跟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十字军打了一仗，然后撤出了。蒙古人对罗塞尼亚人的影响和对波兰、匈牙利的影响不一样：波兰和匈牙利虽然在跟蒙古人打仗的时候损失了很多骑士，但是蒙古人只是闪电式地来了一下又走了，没有影响到波兰诸公国原有的体制，反而激发出了他们的好胜心；但是对于东方基辅罗斯诸公国来说，蒙古人造成了较大的破坏，把最核心的几个公国给打散了，扶植和产生了东方化的莫斯科公国，使西部的各公国，例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公国和残存的基辅公国，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他们要么是依附于东方的蒙古人，要么就是向西方求援，而向西方，最接近的力量就是立陶宛大公国。在蒙古入侵以后的几个世纪，立陶宛人开始向第聂伯河沿岸扩张，最后打通了通向黑海的路线，把包括基辅公国、斯摩棱斯克、罗斯托夫在内的今天属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俄罗斯西部的大多数公国，都纳入了立陶宛大公国的统治之下。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原因是由于莫斯科的东方性质比较明显。在金帐汗国势力开始衰退的过程中，像潮水退去以后，过去被潮水遮掩的那些礁石，过去在潮水之下，像是在海面下的东西，潮水稍微退一点的话，原有的礁石就会露出海面，变成小岛一样，莫斯科以西的各公国就是这样，在蒙古撤退的过程中间逐步露出了水面。

他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归属，主要是看哪一方能够给他们较多的自治权，而立陶宛人在给予他们宗教和政治上的自治权方面都比较慷慨。这跟立陶宛自身的性质有关系。我们刚才提到，立陶宛长期以来是基督教欧洲最后一个异教徒大国，在雅盖洛大公最后改信基督教 — — 这件事我们后面再提，现在先不管 — — 以后，他国内仍然有大量的异教徒居民，他在基督教世界里面相当孤立，感觉到自己是容易被排斥的、不那么正宗的人，所以他是最早、最热衷于宗教宽容的。立陶宛大公国的宪法首先就强调宗教宽容，在立陶宛内部，他的各个贵族世家是可以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这种自由在法兰西和德意志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雅盖洛大公本人通过跟波兰联姻改信基督教以后，立陶宛仍然有很多世家大族并不信奉基督教，或者是名义上信奉基督教，但实际上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异教信仰。

在这种情况下，立陶宛人开拓罗塞尼亚 — — 这主要是在雅盖洛大公以后的事情，很容易接受罗塞尼亚各诸侯提出的要求。这些诸侯的要求，主要说起来也就是要保证他们自己城市的自治权，要保证他们原有的宪法结构，要保全他们原有的东正教信仰和语言，这对于立陶宛来说都不成问题。立陶宛跟波兰和匈牙利不一样：波兰和匈牙利自从改信基督教以后，它们的国语都变成了拉丁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只是他们的方言；而立陶宛却愿意用罗塞尼亚的语言做他们的国语。莫斯科人所谓的「立陶宛语」，照立陶宛人自己的叫法就叫罗塞尼亚语，它与其说是属于立陶宛的，不如说是属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尤其重要的是，立陶宛不仅保留各城邦的自治权，而且愿意保存他们的宗教信仰，这样，雅盖洛大公以后的立陶宛变成了一个宗教上的百纳被。因为它把宗教宽容列入了立陶宛宪法的核心部分，结果受到宽容的人也就不仅是东正教徒或者是传统的多神教徒，而且还包括犹太人和穆斯林。这样一来，立陶宛的核心城市维尔纳和格罗德诺变成了高度多元化的地方。在立陶宛大公、大统领和主要领主的保护之下，各种在欧洲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获得宽容的宗教信徒都能够在立陶宛立足。而波兰的情况不一样，波兰自从接受天主教以后，它原有的异教文化本来就不像立陶宛异教文化那么强势，像是阳光下的冰块一样迅速地走向消融。波兰的各诸侯接受基督教是比较虔诚的，波兰宪法当中虽然保留了各诸侯和贵族的权利，但是没有保存除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的信仰自由。这是波兰和立陶宛发展路径最早的差异。

在波兰皮亚斯特王朝由于自然的原因绝嗣以后，波兰贵族决定选择匈牙利的安茹王室做他们的国王。安茹王朝在当时的地位很像是后来的哈布斯堡王朝，通过联姻的关系把他们的种子撒向全欧洲。无论是英格兰王国、法兰西王国、那不勒斯王国、匈牙利王国和波希米亚王国，要么就是由安茹家族的王子在做他们的国王，要么就是由安茹家族的公主在做他们的王后。对于波兰贵族来说，在本土的王室绝嗣以后迎接安茹王室做自己的国王，是进一步融入欧洲、加入欧洲封建体系的措施，他们也实现了这个目的。安茹王朝来到波兰，最主要的结果就是使波兰各公国原先比较模糊的习惯法稳固下来。因为原先的波兰各公国的国王跟最初波兰各部落的酋长是没有很大差别的，他们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结果就是没有建立契约的迫切需要；但是等到他们绝嗣以后，外国君主来做了波兰国王，波兰本土的贵族和外国君主就感到有必要把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比较明确的形式规定下来。这就是波兰宪法的起源。波兰最初的宪法是波兰贵族阶级和外国王室之间的契约，很像是诺曼王室和英国贵族之间的契约。但是有一点不同：诺曼王室在英国的贵族其实也是诺曼人，撒克逊原有的贵族已经消失了；但是波兰的贵族和波兰的王室，他们的起源是不一样的，波兰贵族是波兰本地人，而波兰的王室则是波兰贵族引进的外邦人。这个起始路线的差别，是波兰贵族权力格外强大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在以后的几百年之中是很容易不断放大升级的。

安茹王室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全欧洲的王室，它把它自己的公主嫁给法兰西的路易十世当王后，它自己的亲王在那不勒斯当权，同时也是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对于它来说，波兰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所以它像后来的瓦卢瓦家族一样，觉得给波兰贵族多一些让步，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安茹家族在克拉科夫加冕登基的誓言就是，首先要保证波兰贵族的自由和特权，同时也要承认波兰贵族作为一个阶级的平等性。波兰贵族即使犯罪，不经过同侪审判 — — 也就是由波兰贵族构成的陪审团的审判，他们的财产不得没收，人身不得侵犯；未经波兰贵族的同意，安茹家族的国王不能向波兰人征税，不能组织常备军。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条件跟英国贵族在大宪章时代强迫约翰王接受的条件是非常相似的。但波兰贵族比英国贵族还得到了一个更多的条件，就是平等的条件。这个条件在英国封建制度下是没有的，英国贵族是不平等的，贵族和贵族的附庸之间是有一系列个别和具有差等性的契约的，但是波兰贵族在安茹家族国王的面前是一个像兄弟会一样的组织。

波兰宪法的基本精神就是贵族和贵族的平等。贵族之间，无论是大贵族还是只有极少数土地、穷困程度跟普通农民差不多的小贵族，他们在精神上和法律上都是一律平等的，大贵族不能够在小贵族面前以领主自居，小贵族面对大贵族，有权利像最穷困的罗马公民对待最富有的罗马寡头一样，保持高度的自豪感和爱国精神。这种具有波兰特色的爱国主义是以后几个世纪波兰战斗力的根源。大贵族无论多么强大，至少象征性地在小贵族面前必须保证说我们是平等的。而大贵族和小贵族之间则不仅接受了基督教文化，还从意大利罗马的古典文化中间接受了他们最喜欢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把罗马人的「公民和公民之间，无论贫富贵贱都是高度平等的，在罗马爱国精神的熏陶之下团结起来」，改造成为「波兰贵族无论大小都是高度平等的，在波兰爱国主义的精神之下团结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的话，具有波兰特色的共识政治 — — 后来演化成为正式的自由否决制 — — 是不可能执行的。也就是说，波兰贵族和波兰贵族之间都是心连心的一个阶级，是高度团结的，而且他们出于爱国主义的公心，是不会为了私利而破坏波兰贵族会议的正常举行的。因此波兰贵族会议的原则不是多数表决，而是全体一致。这是波兰宪法跟封建欧洲其他各邦国宪法不同的第一个重要差异。

波兰贵族还有第二个英国贵族和德国贵族所没有的特殊权利，那就是，波兰贵族在跟盖特曼 — — 也就是非基督教和没有加入封建制度的各部落酋长进行交涉的时候，无权转让他们自己的封建领地和教区，但是反过来就可以。换句话说，这样的条款实际上是说，一个地方如果已经变成了基督教区和日耳曼封建体制笼罩的地区，当地的领主和牧师是没有权利把这些地方重新交给异教部落的酋长的，但是反过来就可以。异教部落酋长可以皈依基督教，基督教的领主可以购买异教部落的土地，然后在当地传教，但是反过来的过程就不行。这样的条款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在安茹王朝统治波兰的时候，波兰实际上还是一个基督教文明和异教文明相互错杂的地方，只不过历史学家多半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或者修道士，或者是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贵族，他们在记录的时候是只记录基督教一边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的记录，就好像是波兰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基督教国家了。实际上，在比较醒目的基督教领地之间还穿插着很多异教徒的部落，这些部落在今后可能还要经过几百年时间才不动声色地被基督教的领地吸收，因为到十五世纪以后，至少在大波兰和小波兰，你是看不到有盖特曼这个词的出现，也就是说当地已经不再有部落组织了，但是在东方，波兰人所谓的「新边疆」，这种交互错杂的情况是仍然存在的。这里所谓的「新边疆」，从构词法来讲就是「新疆」的意思，性质上来讲有一半像美国西部，有一半像是英格兰撒克逊诸王国的威尔士和苏格兰边区，大多数是属于立陶宛大公国的土地。

波兰在它的早期历史中，主要是跟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联姻，跟日耳曼人发生关系。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在东部是没有边界的，像十九世纪的美国西部一样。美国在东部跟英属加拿大有明确边界，但是在西部跟英属哥伦比亚之间就没有明确边界，因为那是一片荒野。从理论上讲，波兰的诸公国和诸王国实际上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藩属，只是宗藩关系比较松弛而已。神圣罗马帝国在东部没有明确的边界，最初的波兰公国和王国也乐于利用这一点给自己提供外交上的方便。但是安茹家族在波兰加冕以后，波兰就变成了正式的王国，它像匈牙利王国一样，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各公国，例如波希米亚之间，就划出了一条比较明显的边界。波兰的国王尽管在此后的几百年内仍然跟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特别友好，但是他们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了，也不再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的国会和皇帝的选举了。同时，波兰人开始跟东北方向的立陶宛人、东南方向的摩尔达维亚人发生边境冲突，这两个大邦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都是边界不明确、非常有开放性的大邦，因此有极大的开拓余地，因为领地的关系产生了众多的纠纷。

对于波兰贵族来说，他们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外交路线上的选择。如果他们继续他们祖先的路线，加强跟波希米亚人和萨克森人的联系、跟日耳曼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话，他们就会渐渐地被引向西方，引向欧洲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文明程度比较高，钱也比较多，但是开疆拓土的余地基本上没有。这个道理就像是鲁国和齐国没有什么开疆拓土的余地，但是燕国、赵国、秦国和楚国却能够开疆拓土一样，也就是说，波兰如果顺着这个方向发展，它将失去它的边疆性，新边疆将不会属于它。同时，由于波兰更加德国化了，它跟东方的摩尔达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的关系必然会恶化。这两个邦国很可能会异教化，很可能会东正教化或穆斯林化，或者保留原有的异教文化。总之，这样是不利于整个基督教文明向东方扩张的。

这两条路线的冲突最后在雅德维加一朝得出了结论。雅德维加是安茹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的小女儿。最初国王驾崩的时候，应该是由大女儿玛丽亚当国王的，但是大女儿跟基督教欧洲的亲王西吉斯蒙德早已订婚，而且已经成年，她日后的人生道路将会主要跟她丈夫联系在一起，所以波兰贵族对他们感到不满意，另外立了只有十二岁的小女儿雅德维加做波兰国王。雅德维加跟她姐姐相比的主要好处是：第一是她的年龄很小，她当波兰的女王，实际上就是波兰贵族全面专政，把国王给撇到一边了；第二呢，她还没有长大到对婚姻问题能够产生一个明确见识的地步，所以波兰贵族可以解除她原先跟奥地利的威廉亲王的婚约关系，给她另外找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就是立陶宛的雅盖洛大公，他在跟波兰贵族谈判的时候还是一个异教徒，为了得到雅德维加的婚约他才承诺改信基督教的。

从波兰贵族的角度来看，波兰贵族的权力和财富比起立陶宛的异教贵族来说要大得多，他们的文明程度要高得多。波兰贵族完全有能力驾驭波兰的王室，而立陶宛异教贵族跟立陶宛异教大公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缺乏规范性。如果立陶宛大公娶了波兰的女王，自己搬到克拉科夫来住，就会产生两种后果：第一，波兰和立陶宛的边境冲突就此消失了，波兰在东北方向获得了一块巨大的新边疆，基督教在这个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另一方面就是，立陶宛大公得到波兰国王这个头衔以后，可以极大地加强他在立陶宛国内的地位。随着他到达立陶宛的基督教传教士和波兰文化，对于立陶宛的基督教化和立陶宛宪法的正规化会有极大的帮助。

波兰贵族和立陶宛大公签署的联姻条约，是后来波兰和立陶宛宪法的第一个核心基础。它包括的内容就是以下几条：第一，立陶宛大公应该出钱补偿威廉亲王，因为威廉亲王失去了雅德维加这个未婚妻；第二，立陶宛大公必须保证尊重波兰贵族的传统特权，未经波兰贵族允许，不得对他们征税、征集常备军，不得干涉波兰贵族对波兰贵族进行的同侪审判；第三，立陶宛必须解决跟波兰之间的领地纠纷和边疆问题，把立陶宛东南部的某些领地转交给波兰。从这些条约的内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波兰贵族，第一个部分是按照以前对付安茹家族的方式来对付雅盖洛王室的，是保全波兰原有的宪法结构和贵族阶级统治的完整性；第二部分是外交性质的，波兰和立陶宛联姻等于是提高了立陶宛的文明程度，因此波兰要索取一定的报酬，这些报酬主要就是设东方的领地、为波兰打开新边疆这方面的。

波兰和立陶宛通过联姻的方式构成联邦，但是在雅盖洛王朝还在的时候，这个联邦是不稳定的。雅盖洛本人和雅德维加过了十三年的夫妻生活以后，雅德维加生了一个小女儿，就很快去世了，去世以后没过几天，这个小女儿也去世了。于是雅盖洛一度心灰意懒，想要返回立陶宛。因为他和波兰之间的关系是依靠雅德维加个人来维持的，雅德维加一死，他作为一个根基并不深厚的天主教徒，在波兰贵族当中没有根基，感到很难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波兰贵族不希望失去东方的新领土，劝说他一直留下来，把他跟其他几个妻子生的孩子立为将来的波兰国王。但是，雅盖洛家族在波兰虽然稳住了根基，在立陶宛的根基却不那么稳定。立陶宛的贵族不愿意让波兰的国王继续做立陶宛的大公，尽管这个波兰国王也是他们的大公雅盖洛的后裔，他们宁愿迎立雅盖洛的另外一个儿子做立陶宛的大公。尽管波兰和立陶宛的联盟关系仍然存在，他们之间的王室和大公都是雅盖洛家族的人，但是立陶宛人很警惕地尽可能避免让担任波兰国王的同一个亲王到立陶宛来当大公，因此他们的联邦仍然是不完善的。

同时，立陶宛在东方开拓方面仍然走得比波兰人更远，在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方面并不分享波兰的宪法。波兰和立陶宛有各自的司法机构，有各自不同的军队，有各自不同的经济体系，他们使用的货币不一样，军事制度也不一样。波兰的军事制度跟匈牙利和德国的军事制度基本相同，是典型的欧洲封建特质：国王没有或者很少有常备军，他在需要发动战争的时候要召集贵族会议，由各级贵族率领自己的扈从来参战，王师的统领通常也就是国王本人。在立陶宛，大公和大统领 — — 王师的统领 — — 是不同的人。大统领或者是盖特曼是一个罗塞尼亚的词，这个词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更多的是指军事民主制之下成立的一个军事团体，在立陶宛变成了立陶宛大公的武装力量。但是这个武装力量的统治是有名无实的，能够担任盖特曼或者是大统领的立陶宛贵族，实际上享有跟王室平起平坐的权利。立陶宛大公在立陶宛大公国当中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甚至也做不了像波兰国王这样的权力象征，而是几个不稳定的权力中心之一。立陶宛的军事统领享有的权力，比波兰贵族将领享有的权力要大得多。

波兰和立陶宛的第一次联邦，最主要的后果就是产生了Sejm，也就是联邦王国或者Commonwealth（共和国）的国会。Commonwealth这个词，可以把它翻译成「联邦王国」，像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那样的联邦，也可以翻译成为「共和国」。现代的波兰历史学家出于法统的需要，一般把Commonwealth称为「第一共和国」，跟后来毕苏斯基的第二共和国相对应，作为波兰法统的来源。这个第一共和国的宪法是双重的。一方面，波兰和立陶宛各有自己的宪法。波兰宪法比较单纯，它跟封建欧洲的各等级共治宪法是一样的；立陶宛的宪法本身就是多元的，它是立陶宛本土的宪法、立陶宛人跟罗塞尼亚诸公国之间达成的各种特殊条约、立陶宛跟波兰达成的各种特殊条约的一个大杂烩。同时，在这两个王国或大公国之上成立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底下是王国或大公国，在上层却是共和国。共和国的国会由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阶级选举产生。因为波兰人口比较多，文明程度也比较高，在联邦王国或者共和国的国会中间占有了大概七成的议席。这个国会是Commonwealth唯一的权力机关，然而在底层，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贵族会议都不是王国或大公国的唯一权力机关。

雅盖洛王室和波兰进行了第一次联邦以后，立陶宛和波兰在这种松散的联盟之下又走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金帐汗国的势力完全衰退了，莫斯科大公国日益强大，最后吞并了诺夫哥罗德，开始跟立陶宛大公国争夺第聂伯河沿岸的罗斯诸公国的土地。这使立陶宛大公国感到，他们要么必须争取瑞典人的援助，要么就必须争取波兰人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卢布林的第二次联合。卢布林的第二次联合以后，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国王就必须由同一个人担任了，新形成的波兰国会变成了一个常设性的机构。卢布林联合条约是后期联邦王国或者共和国宪法的核心。它要求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必须是一个人，由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国会选举产生；国会有了正式的制度，规定国王兼大公至少两年必须召开一次国会，国会每次议事至少要有六个星期；国会由两院组成 — — 上议院和下议院，下议院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贵族阶级通过他们自己建立的审议会间接选举产生，代表王国和大公国贵族的兄弟之情，上议院由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通过在王国宗教界的元老和贵族界的元老中选择德高望重的人，推荐他们担任上议院的议员；国王兼大公、上议院的议员和下议院的议员联合开会构成的这个Sejm或者叫做国会，就是联合王国或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这种宪法理论跟伊丽莎白时代「国王在国会之中」的理论是非常相似的，国王兼大公不能够脱离上下两院而单独行动，他在离开上下两院之后什么也不是。国王去世以后，新任的国王不再由原先国王的后裔担任，而是由新的国会选举产生。如果国王去世的时候，两年一届召开的国会还没有到新国会召开的时间，也必须产生一届新国会，专门作为选举国王的选举团会议。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以前的国王和大公实际上也是由贵族阶级选举的，在特殊情况下也是贵族可以罢免的；但是一般来说，前任国王如果还有儿子或者女儿的话，贵族一般会乐于选举前任国王的后裔担任自己的新国王，而选举会议也是不太正规的。卢布林联合以后，选举会议变得正规了。尽管雅盖洛王朝的最后几位君主和后来瓦萨王朝的几位君主都是有后裔的，也有相当大的机会在国会选举中间获得胜利，但是国会选举变得更加正规化了，国王变成了共和国的一位官员，而不大像是封建欧洲的其他君主。

雅盖洛王朝在过了几代人以后，也像以前的皮亚斯特王朝一样绝嗣。这时，波兰国会选举出了当时的瑞典国王 — — 瓦萨王朝的西吉斯蒙德国王，当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国王。这次选举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把波兰作为东欧大国进一步扩张。波兰和立陶宛联合以后，处于主导地位的波兰贵族很想沿用他们在雅德维加时代的做法，通过联姻来扩大国境，最主要的候选人就是两个国王，一个是北方的瑞典国王，一个是南方的匈牙利国王。波兰国会在不同的时期，曾经选举匈牙利国王，例如斯特凡·巴托里，兼任波兰的国王，这样就可以把波兰和匈牙利的力量联合起来对付东方莫斯科的大公「恐怖伊万」。巴托里果然不负所托，依靠这个联合的力量收复了普斯科夫，打败了莫斯科人的扩张。瓦萨王朝入主波兰，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只不过这一次是通向北方的联盟。

但是这个联盟后来出了问题，因为宗教改革来到了波兰和整个大东欧、大北欧地区，使波兰和瑞典的王室联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瑞典走上了新教的道路，而波兰继续坚持天主教的路线，结果信奉新教的瑞典贵族不愿意让瓦萨王朝的后几代君主继续兼任瑞典国王，而信奉天主教的波兰贵族则鄙视改信新教的瑞典人，甚至企图把他们的瓦萨家族的亲王再重新送回瑞典去。结果，这次联合的结果不但没有使瑞典和波兰联合起来，反倒使瑞典和波兰反目成仇。因为后期瓦萨王朝的国王，尽管他们的主要阵地是在波兰，但是仍然像英格兰国王自称法兰西国王一样，说我的祖先就是瑞典国王，瑞典国王的正统继承人仍然是我，现在当瑞典国王的这个我们的新教徒表亲是篡位者。这样一来，瑞典和波兰的关系就没法好起来了，不但没有办法形成联盟，而且为了争夺瑞典王位的缘故，双方是经常要兵戎相见的。

宗教改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尽管立陶宛的宗教宽容或宗教自由最初不是针对新教徒的，但是新教改革一旦来临的话，欧洲唯一一个在宪法上正式承认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的大国 — — 立陶宛大公国，就变成了新教徒的重要避难所，尤其是德国新教徒的重要避难所。他们在德国混不下去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跑到跟他们非常邻近的立陶宛大公国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教区组织。而立陶宛的大贵族也看到，德国的新教徒，无论是加尔文教还是路德教徒，就文化水平来说，比起异教色彩还很浓厚的立陶宛贵族，文化水平要高得多。他们接受来自德国的新教，可以极大地提高自己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尤其是著名的拉齐维乌家族，就在这个阶段改信了加尔文教，变成了欧洲新教徒的一个重大的保护者。

雅盖洛王室实现波兰和立陶宛联合以后的主要一个外交收获就是，把条顿骑士团原先控制的土地变成了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或共和国的藩属。划分为两个部分：西部是王室普鲁士，东部是普鲁士公国。这个普鲁士公国后来在宗教改革以后首先接受了新教。它的地理位置插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之间，又隔着波罗的海跟瑞典王国相望，变成了新教向东方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同时也就成了波兰天主教徒的心腹之患。立陶宛残留的异教徒要比波兰要多得多，这些异教徒在这个时候看到，既然基督教已经变成大势所趋了，他们也得改信基督教，但是他们出于对波兰人的竞争意识或者说是嫉妒，就宁愿选择从波罗的海德语居民那里传来的新教，而不愿意选择波兰人特别喜欢的天主教。这个逻辑跟伊斯兰教在中东传播的时候，伊朗人出于嫉妒阿拉伯人，宁愿选择什叶派而不选择逊尼派的动机，是很有相似之处的。同时，汉萨同盟从海路向立陶宛输出，比起向波兰输出更容易得多，而汉萨同盟跟瑞典、挪威、丹麦王国是有特殊关系的。在北欧各王国普遍皈依路德教以后，汉萨同盟的各港口，尤其是波罗的海东岸的里加港和库尔兰公国，也变成了向立陶宛大公国输出新教的一个大本营。

这样一来，到了十六世纪中期，立陶宛贵族当中，新教的势力就超过了天主教的势力。在「黝黑的」拉齐维乌(Mikołaj “the Black” Radziwiłł)当议员的时代，立陶宛大公国的国会或贵族会议当中，除了两个天主教的大主教以外，天主教议员的份额还不到新教议员的三分之一。这时候立陶宛在宪法上讲仍然是宗教自由的国家，但是已经差不多变成了新教徒的国家。这样一来，就严重地危及到它跟波兰的联盟关系，导致了波兰和立陶宛自联合以来最大的一次宪法危机，就是大洪水时期的立陶宛和瑞典结盟的阴谋。这次阴谋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著名的拉齐维乌家族。在这里我得顺便提一下拉齐维乌家族。拉齐维乌家族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是欧洲最富有的贵族家族之一。拉齐维乌家族的公爵通常也担任立陶宛大公国的大统领，拥有自己的私家军队。他的私家军队人数之多，跟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王师差不多。他是加尔文教的主要保护人，同时也是罗塞尼亚东正教徒的主要保护人，是耶稣会士最主要的政敌。拉齐维乌公爵把他们的子弟送到荷兰和德国去读大学，在英国当兵，参加德国的宗教战争，是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最国际化的贵族家族。只要有他们在，东欧的新教势力就显得很有希望。

波兰王室为了跟他们对抗，不得不引进了耶稣会的势力。因为原先的波兰天主教的组织跟这个升级版的新教改革的组织相比，在文化水平和传教热情方面都已经远远不足了。反宗教改革的主力是耶稣会，也只有耶稣会在教育质量方面能够跟新教徒相比。欧洲整体上的现象是，大体上讲，在新教徒的改革以前，欧洲的大学是比较少的，关注教育的程度也不太高；新教改革以后，新教徒在最初时期关注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传教热情也比天主教徒高，因此他们最初占了上风。而天主教反攻的方式之一就是耶稣会，耶稣会建立了很多大学，至少在教育这一个领域把过去新教徒占据的优势给扳回来了。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是瓦萨家族的后代，他对抗拉齐维乌家族的方式就是把耶稣会引进到波兰和立陶宛。现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大学，就是新教和天主教在王国进行教育竞争的产物。立陶宛的新教徒和拉齐维乌家族给扬·卡齐米日起了一个侮辱性的绰号，叫做「耶稣会的国王」，或者叫做「僧侣国王」，意思就是说，他太虔诚了，只关心宗教事务，不关心行政事务和军事事务，尤其是波兰-立陶宛王国自古以来最强调的军事美德，在这位文弱的国王身上体现不出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和尚或者是僧侣，只配去做祈祷或者写文章，没有资格做尚武的贵族的领袖。

当然，国王本人是不是这样的人，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主要是新教徒和拉齐维乌公爵方面的宣传。这个宣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立陶宛从波兰联合王国中分离出来，重新归到瑞典人这方面去。由于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是新教徒方面的主力，在战争结束以后，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之下已经在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岸获得了很多领地，跟立陶宛大公国密迩。尤其是立陶宛的出口渠道基本上都要通过瑞典国王的领地，尤其是里加这个大港，所以立陶宛跟瑞典国王联合，在经济上是有莫大好处的。同时，这个时候正好是乌克兰哥萨克大叛乱的时代，乌克兰人投靠了莫斯科人，构成了一个压迫立陶宛和波兰东部边境的东正教大联合，立陶宛人迫切需要军事上强有力的支持。而瑞典军队在三十年战争当中打遍德国，跟强大的西班牙步兵团打仗，屡次取得胜利，在欧洲积累了极好的军事声誉。在位的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又是个文弱的、不尚武的、一心抓教育抓宗教的人，看样子，这样的一个波兰国王能够给立陶宛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而尚武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古斯塔夫能征惯战，似乎可以给立陶宛人提供很大的支援，可以帮助立陶宛人在东方战线上跟莫斯科人作对。

这几个动机加在一起，所以立陶宛人的贵族就动摇了。他们在亚努什·拉齐维乌公爵(Janusz Radziwiłł)和博古斯瓦夫·拉齐维乌公爵(Bogusław Radziwiłł)的游说之下动摇了，跟瑞典的卡尔国王达成联盟。这个联盟条约跟立陶宛大公国以前跟波兰达成的联盟条约基本相似，就是，瑞典国王要尊重立陶宛贵族的传统权利，只是瑞典国王兼任立陶宛大公国的大公，同时在外交上瑞典和立陶宛结成联盟，但是立陶宛的内政仍然是属于立陶宛人的。从立陶宛爱国者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条约加强了立陶宛的国际地位，挫败了波兰人利用文化和经济优势逐步把立陶宛吸收为波兰一部分的阴谋。但是从波兰的角度来讲，这是最卑鄙的背叛。在波兰人正在因为乌克兰叛乱的缘故跟俄罗斯人缠斗，快要民穷财尽，处境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立陶宛人和瑞典人联合，突然从背后插上这一刀，这是极为卑鄙的背叛行动。同时尤其不可原谅的是，你们竟敢改信异教 — — 因为自从雅德维加王后死的时候把自己的宝石、衣服和财富都捐给克拉科夫大学的学者以后，天主教文化和波兰的爱国主义是密不可分、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爱波兰跟热爱天主教文化是分不开的，立陶宛倒向新教这一方，在宗教比国家重要的十六世纪，对波兰人来说尤其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伤害。

但是无论如何，立陶宛和瑞典已经联盟了，而「耶稣会的国王」扬·卡齐米日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王国，波兰和瑞典陷入战争之中，这就是波兰人所谓的「大洪水」。大洪水结束了波兰王国的黄金时代，使波兰走上了没落的道路，所以波兰爱国者直到显克微支时代仍然对此耿耿于怀，用尽一切方法，通过文学作品来黑立陶宛人，尤其是黑万恶的拉齐维乌家族。《洪流》这本书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曾经出过一个译本，当时是中国最反苏的时代，出版波兰的文学作品可能是反苏外交的一部分。但是他没有正确理解显克微支的原意，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来解读：显克微支的那本小说，英译本应该叫做The Deluge，就是「洪水」的意思；而中国译者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词译成「洪流」。什么叫做洪流呢？就是人民抗战的洪流，波兰的广大人民在瑞典人和莫斯科人的侵略战争之下团结一致，像中国人民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时代一样，形成了抗战的伟大洪流，因此这部小说叫做《洪流》。其实这是胡说八道了，波兰人用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大洪水，大洪水就是圣经上的大洪水。因为波兰人悲哀地发现，这场战争尽管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经过瑞典人和莫斯科人洗荡以后，波兰全国都变成了战场，经济生活彻底雕敝，以前的波兰是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荒凉的、只剩下狼在嚎叫的地方，变成了欧洲的主要战场之一，以后就不可逆地走向了衰落，直到十九世纪。这是他们使用「大洪水」的原意。中文译者既不了解圣经文化，也不了解波兰历史，就用中国抗战时期和革命时期的政治宣传口号，于是把大洪水变成了人民抗战的洪流。

在这部小说中间，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发明家显克微支发挥了一个文人能够掌握的最高级别的诽谤艺术，把新教徒的卓越领袖和立陶宛人的民族英雄亚努什公爵和博古斯瓦夫公爵丑化为卑鄙的阴谋家。按照他上面的描绘，这两位公爵是通过欺骗手段才使立陶宛贵族背叛波兰的，他们打着爱国的幌子，使立陶宛人背叛了长期的同盟。他们在公开场合大谈立陶宛的爱国主义，而在私下场合则厚颜无耻地说：「我就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你能拿我怎么样？什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都是拿来骗人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私人利益。现在瑞典国王这么强大，我们把立陶宛卖给瑞典国王，对我们家族有很大好处，这对我们就已经足够了，我们还在乎那些干什么？我们在外面的贵族会议发表演讲说的那些话你千万别当真，那是我们骗你的话，我们实际上可聪明了，才不会上这种当。」按照小说的描绘，博古斯瓦夫公爵在自己的密室中对他的宠儿克密达(Andrzej Kmicic, a fictional character)发表这些演说以后，吓坏了克密达，以至于克密达没法忍受这种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又叛逃回扬·卡齐米日那一边去了。当然这个故事纯粹是捏造的，克密达和他的女朋友作为波兰爱国者的典范具有的这种性格特征和爱国主义人格，按说应该是十九世纪在波兰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瓜分以后才会出现的，在当时封建时代和宗教改革时代是不会出现的。

尤其重要的就是，博古斯瓦夫公爵和他的表兄亚努什公爵都不是他描绘的这种人。从新教徒的角度来讲，这两位公爵都是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人，非但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反倒是毁家纾难，为了立陶宛的事业和新教的事业把自己的家财拿出来保护新教的教堂和学校，为了立陶宛大公国的事业甘愿使自己冒极大的风险和牺牲的人。他们因为支持新教的事业，受到卡齐米日王室极不公正的迫害，甚至连参议院都没有进去。我们上次提到，联合王国或共和国的规矩是两院制，下议院是普通贵族通过审议会间接选举产生，上议院则是国王推荐。原则上讲，国王应该把王国和大公国最有影响力的大贵族和宗教长老都放进上议院里去，这样上议院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然而，拉齐维乌公爵家族尽管是立陶宛最大的贵族和立陶宛的大统领，却变成了立陶宛大贵族当中唯一没有享有上议院身份的人。从立陶宛人的角度来看，卡齐米日的做法是极不公正，他把很多天主教的暴发户都送进了上议院，而这个源远流长、最高贵、最古老、最强大的家族却没有资格进上议院，这很明显是卡齐米日国王在滥用他自己的王室特权，企图用掺沙子的方法把上议院变成王室的工具，逐步地使波兰人和天主教徒在议会中占优势，排挤立陶宛人和新教徒的举措。

这个推定其实是不错的。波兰国王没有什么大的权力，他所有权力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第一，就是通过国王作为军事领袖的英明和勇武，像斯特凡·巴托里国王和后来的索别斯基国王一样，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利用率领贵族打仗的这个机会，在贵族当中树立自己作为英明统帅的威望，从而获得一种非正式权力；第二，就是运用他提名上议院议员的权力，对上议院施加影响。卡齐米日国王，如前所述，是个不能打仗的国王，因为不能打仗，不仅受到立陶宛贵族的鄙视，在波兰贵族当中也不是很得人心，所以他唯一的力量就是上议院议员的提名权。而他淋漓尽致地使用了这个权力，拉齐维乌家族是他主要的受害者。而由于拉齐维乌家族在欧洲新教界的地位，这种行为明显是针对新教徒的敌对行为。同时，因为宗教宽容法案是立陶宛宪法的核心，同时也是立陶宛统治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东正教地区的主要依据，没有这条宪法，那么立陶宛就是一个小小的大公国，有了这条宪法，立陶宛就是兼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东欧大国，所以，这条宪法不仅是立陶宛内政的一部分，而且是立陶宛国家利益和外交利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波兰王室卡齐米日国王对立陶宛宪法的这种进攻，本身就是对立陶宛国家利益和未来前途的重大威胁。所以从立陶宛历史发明家的角度来看，拉齐维乌公爵不但不是什么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和卖国者，恰好是立陶宛民族的大英雄，最慷慨最无私的利他主义者。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民族发明学的妙用。民族发明学必须处理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像波兰和立陶宛这样曾经是同一个国家的历史，对于民族发明家来说就必须做双重处理了。同一个人物，同一件事情，在波兰爱国者和民族发明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必须坚决谴责的反面教材，但是在立陶宛民族发明家和立陶宛爱国者的角度来看，则是伟大的立陶宛人的英雄事迹，是广大立陶宛中学生必须认真学习、无限崇拜的对象。

无论如何，立陶宛人的倒戈给波兰人制造了极大的麻烦。从卡齐米日国王后来的表现来看，这位国王大概没有像显克微支描写的那样伟光正，而是确实是像当时欧洲新教徒嘲笑的那样非常不好战，因为瑞典人一旦兵临城下，不仅立陶宛人倒戈了，波兰人的很多贵族，像大波兰的欧帕灵斯基这些人也跟着倒戈了。他们倒戈的理由就不是宗教方面了，因为他们既不是立陶宛人，也没有东正教的臣民，也没有打算改信路德教或加尔文教，他们即使在倒向瑞典国王以后，仍然是忠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们背叛波兰国王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一位波兰国王实在是太不能打仗了，而波兰贵族是最尊重、甚至可以说是只尊重英明的军事统帅的。瑞典的卡尔国王是一位能征惯战的统帅，他能够给追随他的贵族带来军事荣誉和战利品；而可怜的「耶稣会国王」扬·卡齐米日只能给他们念经，带着他们去写书，波兰贵族对这样一种前途实在是很不感冒。于是瑞典人在大洪水的高潮席卷了整个波兰王国，卡齐米日国王带着他的耶稣会的会士一股脑地逃到神圣罗马帝国去了。

但是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卡齐米日国王得不到军事贵族的支持，却能够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天主教会非常清楚，这位国王是为了保护天主教、对天主教太虔诚的缘故才被他自己的贵族所抛弃的。所以，瑞典人尽管席卷了整个波兰，但是在天主教的圣地 — — 光明山修道院(Jasna Góra)面前却碰了钉子。修道院利用宗教虔诚召集了大量的波兰民兵，一定不准瑞典人进来，而瑞典人一定要进来，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全欧洲都惊讶地看到，能征惯战的瑞典军队在德国和荷兰把最善战的西班牙步兵团打得落花流水，唯独到了波兰，居然打不过一帮连贵族身份都没有的乡巴佬组成的民兵。这些民兵的统帅也就是新教贵族嘲笑的那些只会念经的僧侣，而这些民兵的成员则是一帮平时只会用斧子、连刀剑都不会用的农奴乡巴佬，而这样一支可笑的民兵，居然能够让能征惯战的瑞典贵族连续啃了几个月啃不下来。这一次失败严重损害了瑞典人的军事声誉，结果使本来已经倒向瑞典国王卡尔的许多波兰贵族又重新回到了扬·卡齐米日一边。尤其重要的是，他把瑞典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战争变成了一场宗教战争，天主教徒一边倒地重新回到卡齐米日这一边。这时，出于军事荣誉方面的需求，愿意支持瑞典国王的波兰贵族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卡齐米日国王虽然很不能打，但他毕竟是天主教徒，而他们麾下的天主教臣民不愿意接受异教徒的君主。

结果，瑞典和波兰的战争变成一场破坏性极强的拉锯战。瑞典人虽然没有能够攻下光明山修道院，但是他们仍然在每一次战役中都能打败扬·卡齐米日。卡齐米日尽管在天主教徒的支持下重新回到了波兰，而且召集起了比瑞典入侵者要大五、六倍的军队，但他在每一次战争中都是失败的。他回到华沙，瑞典国王像后来的卡尔十二世打彼得大帝一样，率领着几千名瑞典偏师来打他，而波兰国王率领的几万大军在瑞典几千人的打击之下溃不成军，又一次的把波兰丢给了卡尔。但是，由于波兰人口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扬·卡齐米日尽管是屡战屡败，但是每一次失败以后，他总可以逃到利沃夫或其他边远地区，重新召集全国的天主教徒勤王，很快又能召集起几万人的大军，然后再去打瑞典人。再一次碰到战场上的时候，一般来说他又要打一次大败仗，把这些召集起来的民兵重新打散，然后他又必须做再一次的逃跑，逃跑以后再一次召集新的军队来打瑞典人。结果，瑞典人的处境很像是皮洛士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一样：从战役上来看，瑞典人每战必胜，但是每次胜利以后他们的精锐部队都要受一次损耗；而波兰人尽管每一次都要失败，但失败以后他们总可以组织一支跟原来差不多的大军，回过头来打瑞典人。最后瑞典人终于丧失了耐心，决定放弃波兰，回到那些比较欢迎瑞典人的德国新教诸侯当中去。在德国新教诸侯当中，瑞典人能够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能够获得大量的给养；而在被战争严重蹂躏过的波兰，获得给养很困难，而人民也是敌对的。

最后瑞典人主动退出了战争，扬·卡齐米日回到了国王的宝座上。但是他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即使回到国王的宝座上，他跟波兰贵族的关系仍然搞不好，于是他变成了波兰历史上很少有的几个辞职的国王。大多数国王都是在自己寿终正寝以后，波兰国会才选举一个新国王的，只有卡齐米日，是自己的身体还没有出现问题，就借口宗教虔诚的缘故宣布他要退休了，要全心全意的为自己灵魂的福利着想，放弃了王国的政务。实际上他是厌倦了。他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企图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变成天主教在欧洲最坚强的阵地，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但是却搞得吃力不讨好，所以自己也感到很厌倦。卡齐米日的瓦萨家族和拉齐维乌家族在宗教改革的问题上基本上收到了两败俱伤的后果，谁都没有达到目的，而波兰的社会经济，经过他们这一场折腾以后基本上彻底毁灭，造成的严重后果跟三十年战争对德国造成的后果差不多。乌克兰叛乱只影响了波兰和立陶宛的边疆地区，而「大洪水」则把波兰最精华的地区变成了一片荒芜。

波兰宪法，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跟英国宪法相比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波兰下议院是没有自由城市的代表的。英国下议院是骑士和市民的代表，而波兰下议院则只有骑士，没有市民。市民阶级在波兰宪法结构中原有的地位就比西欧要低得多，经过这场大洪水的洗荡以后，波兰原有的市民阶级基本上是彻底破产了。瑞典和波兰变成敌对势力，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波兰和立陶宛通向波罗的海的出海口都被封闭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各个城邦和封建领地基本上都是新教徒，不是普鲁士人就是瑞典人，总之是跟德国的新教诸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经过这次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战争，他们跟波兰天主教徒已经变成了仇敌。波兰的市民阶级在本国的宪法中得不到地位，在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失去了波罗的海的航运之利，在未来的一百多年内迅速地走向破产。破产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波兰王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就是外国人了。他们要么就是德国人，要么就是犹太人，真正的波兰人和天主教徒不是农民就是贵族。这是以后一百多年波兰经济走向破产、国家财政全面崩溃的基本原因。

在波兰本土遭到宗教战争蹂躏的同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遭到哥萨克叛乱的蹂躏。历史发明家显克微支在他的另一部小说《火与剑》当中，也作了跟《洪流》当中差不多的污蔑性的描写，把乌克兰民族发明家心目中的大英雄、哥萨克人的领袖、扎波罗热人最崇拜的赫梅尔尼茨基丑化成为波兰的卖国贼。但从乌克兰人的角度来看，自从立陶宛和波兰王国合并以后，他们的日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臣属于立陶宛大公国的时候，因为立陶宛宪法规定宗教自由，它们原有的东正教的体制是不受干扰的。但是联合王国成立以后，立陶宛把自己东南部的四个公国(Volhynia, Kiev, Braclaw (eastern Podolia), Podlachia)转交给了波兰王国，这四个公国就包含了今天乌克兰的核心地带，而波兰的宪法是不承认宗教自由的，波兰人的爱国主义体现在天主教信仰上面。因此，立陶宛人不积极要求乌克兰人改信天主教，而波兰人则十分积极地派来了很多传教士，尤其是波兰人跟耶稣会发展关系以后，敦促乌克兰人改信天主教的进程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样一来，就把原有的那些不愿意改信天主教的东正教徒全都得罪了。他们原先很讨厌莫斯科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开始打新的主意了。赫梅尔尼茨基和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叛乱就是这些人的政治代表，他们首先在黄水战役(Żółte Wody)中间打败了波兰骑兵，然后把莫斯科人引进了乌克兰，形成了东正教的联盟。莫斯科人一旦参战，波兰人镇压这次内部叛乱的企图就完全没指望了，国内的叛乱变成了国际性的战争。

在赫梅尔尼茨基还没有把莫斯科人引进来的时候，波兰的大臣一度还设计过一个三元君主国方案，也就是把原先的二元君主制 — —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联合形成的共和国 — — 变成三元结构，把立陶宛统治下的白俄罗斯和波兰统治下的乌克兰划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罗斯大公国」，然后在以后的三元君主国当中，波兰国王兼任立陶宛大公和罗斯大公，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和罗斯大公国在内政上彼此独立，但是在共和国这个层面上由共同的国王联结起来。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形成的话，莫斯科人大概就没有机会进入东欧了，后来彼得大帝的改革也变得不可能了，十九世纪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大概都不可能产生了。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主要是由于波兰天主教贵族一方面歧视东正教徒，一方面瞧不起乌克兰乡巴佬，他们尊重立陶宛尚武的贵族，但是不尊重乌克兰哥萨克，不愿意让乌克兰人获得跟立陶宛人平起平坐的地位，而立陶宛人在这方面倒还是比较开明的。

罗斯大公国没有成立，于是整个乌克兰的粮食产区就变成了波兰人和莫斯科人搞拉锯战的战场。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落入莫斯科人的手中，第聂伯河以西的乌克兰落入波兰人的手中。哥萨克团体一分为二，分别效力于莫斯科人和波兰人。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像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时代，西乌克兰向着欧洲、东乌克兰向着莫斯科那种局面，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撕裂的乌克兰民族把乌克兰变成了战场，乌克兰由欧洲的粮仓变成了一个只听见狼在嚎叫的荒野，也是在这个时代。于是，Commonwealth的整个疆土，从北方的波罗的海一直到南方的黑海都变成了战场，陷入全面雕敝之中，波兰的黄金时代也就到此为止了。

随着瓦萨家族的结束，波兰王位变成了外国君主猎取的对象。波兰国会的贵族很可能觉得，他们在瓦萨家族绝嗣以后选举萨克森人或者法国人当他们的国王，会像是以前选举匈牙利国王和瑞典国王当他们的国王一样，加强波兰的外交势力。但是以前这种策略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波兰自身还有很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所以外国来的国王大体上来讲是给波兰增加了一个外交上的助力；但是在波兰本国的经济完全雕敝以后，兼任波兰国王的萨克森君主就不再把波兰当作自己的核心了。瓦卢瓦家族的亨利三世当了波兰国王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哪一天等他的哥哥查理九世死了以后，他可以以闪电的速度逃回法国去竞争法国的王位，波兰本身的利益如何，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待在华沙的日子是非常无聊的，一天到晚翘首以待，等待巴黎的消息，对波兰本地的事业基本上是无所建树。后来萨克森家族的国王在波兰也是这个样子，他们虽然兼任波兰国王，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萨克森度过，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德国的诸侯政治当中，把波兰人抛在一边不管。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贵族的离心力更加扩大，自由否决权逐步战胜了原有的波兰贵族阶级的兄弟情谊和爱国主义。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尽管波兰宪法原则上仍然是推行共识政治的，但是参加国会的贵族仍然能够做到基本上达成协议。一个贵族议员投票反对、整个国会议事就进行不下去这种事件，是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才有的，也就是大洪水时代才有的。它的触发点也是宗教战争。第一位因为他自己不赞成国会多数派的意见导致国会议事搞不下去的议员，就是拉齐维乌家族。所以波兰人那么恨拉齐维乌家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拉齐维乌家族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在国会70%以上的议员是波兰人和天主教徒的情况下，他如果不行使少数派的否决权的话，是保障不了立陶宛人和新教徒的利益的。但是经过他这样开了头以后，自由否决权就渐渐成了风气，任何一个议员只要不高兴的话，就会让整个国会的会议开不下去。最初拉齐维乌家族使用否决权的时候，他还是出于比较大的理由，也就是要么是出于立陶宛的国家方面的理由，要么就是出于新教徒这个宗教方面的理由，并不像是后来诽谤者说的那样是为了拉齐维乌家族的私利，但是过了一百多年以后，后来搞自由否决权的贵族就真的是为了自己家族的私利了。波兰贵族的兄弟情谊和爱国主义逐渐瓦解，国会变成了各个贵族家族为自己私人利益争夺的场所。每一次某一个大家族的私人利益得不到满意的时候，他的代表就可以站起来行使自由否决权，让国会的会议开不下去。于是，联合王国或共和国唯一的核心机构 — — 国会，在大洪水时代以后完全陷入瘫痪。

贵族的党羽失去了共和国全体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后，边疆的防御也就变成了几个大家族和大统领私人的事情了，大统领渐渐变成了几个大家族的私人军队。除了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拥有大量田庄的、有个人和家族利益的几个大家族以外，谁也不关心东方边境的事情。于是，立陶宛人和波兰人跟莫斯科人的战争就不再是联合王国跟俄罗斯帝国的战争了，而变成拉齐维乌家族和几个大家族跟莫斯科人的战争。这几个大家族，从封建主义角度来讲是相当强大的，因为他们动员他们自己的附庸，多的时候能够集结一万多人的军队，少的时候也能集结几千人的军队，比起大多数贵族已经强得多了。但是在俄罗斯帝国动不动就能够召集起来的几万大军甚至几十万大军面前，他们的军队总是处在一种以卵击石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值得奇怪的不是为什么立陶宛人和波兰人输给了俄罗斯人，而是他们在最终失败的情况下居然还能够连续打很多胜仗。

立陶宛人和波兰人打俄罗斯人的情况，很像是瑞典人打波兰人的情况，只是这下双方的角色颠倒了，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东方战争当中扮演了瑞典人的角色，而俄罗斯人在东方战争中变成了波兰人的角色。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总是以敌人十分之一或者八分之一的军队投入战场，但是在大多数战役中间，他们能够击败十倍于自己的敌军。但是每一次胜利都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敌人总可以像是打不死的小强一样，经过几个月或者是几年以后，又带着跟上次一样多甚至更多的几万或几十万大军投入战场，而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仍然是只有几千人、顶多上万人的军队。每一次胜利，都使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下一次战役中处在比原来更糟糕的地位；而每一次失败，都使俄罗斯帝国下一次带领着更多的士兵投入战场。最后的结果是，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打赢了绝大多数的战役，却输掉了所有的战争，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东部领土逐步地被俄罗斯人所征服。

与此同时，华沙的中央国会正在忙着搞派系斗争。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联合国外的势力，例如法国人、俄国人或者是普鲁士人，把亲近自己的外国君主推上波兰的王位。大洪水时代以后，国会选举出来的波兰君主多半都是外国人了，要么就是法国人支持的莱什琴斯基家族，要么就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支持的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国王。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依靠外国君主的津贴收买波兰的大贵族，然后利用这些波兰大贵族的派系在国会中成立自己的党派，利用这样的党派把自己推上国王的宝座。而在国会下一次召集的时候，很可能是敌对派系上台，例如上一次国会开会的时候是法国人给的钱比较多，于是选上了法国候选人，但是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又是俄国人给的钱比较多，于是又选出了俄国的候选人。同一个时期往往有两个波兰国王在位，随着法国和俄国在欧洲国际政治天平上的此起彼伏，今天你把我赶出华沙，明天我把你赶出华沙。经过这样反复的折腾以后，波兰的国力一天不如一天，由大国变成了小国。最后，等到路易十五国王在英法七年战争中元气大伤、法国人再也拿不出钱来支持法国候选人，而叶卡捷琳娜女皇打败了土耳其、使俄国的地位极大上升以后，俄国候选人在俄国军队的护送之下开进了华沙，强迫波兰国会的议员选举他们的候选人当波兰的国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波兰王国就变成俄罗斯帝国的附庸了。法国候选人逃到洛林，接受了法国王室的支持，变成了洛林的一个小诸侯。

俄国候选人来到波兰以后，波兰宪法问题再一次以宗教战争的方式体现出来。传统的波兰贵族讨厌俄国东正教徒的傀儡，于是他们的爱国主义再一次以天主教的形式体现出来。他们在波兰国会中间成立了天主教联盟，提出「一个真正的波兰人必须是真正的天主教徒」；而亲俄派则提出「宗教信仰自由宣言」，要求非天主教徒，比如说东正教徒和路德教徒，在波兰王国当中享有跟天主教徒同样的特权。天主教党派的后台是法国人和波兰民族主义，宗教自由派的后台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当时欧洲的启蒙知识界是反对法国和波旁王室、支持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像伏尔泰和狄德罗这些人，他们就经常接受普鲁士人和俄罗斯人的津贴，在法国境内跟法兰西王室唱反调。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普鲁士人和俄罗斯人瓜分波兰是保卫宗教自由的一次措施。伏尔泰就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瓜分波兰的时候反复说：这次行动不是侵略，而是三位英雄所见略同。他们认为，波兰爱国者代表的天主教势力是跟波旁王室一鼻子出气的，代表了启蒙思想家最憎恶的耶稣会和天主教徒的势力，跟他们所提倡的启蒙运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而叶卡捷琳娜大帝作为东正教徒的代表，腓特烈大帝作为新教徒的代表，跑到顽固的天主教保守主义的大本营波兰去，是替他们弘扬宗教信仰自由的事业，替他们出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在法国是经常受天主教会的气的，看到天主教会在波兰倒霉，他们兴高采烈。

波兰王国最后的灭亡，就是在天主教党派和宗教信仰自由党派的斗争当中发生的。在波兰国会当中，天主教党派仍然占优势，他们在波兰民族的最后垂死挣扎中，宣布新教徒没有资格享有跟天主教徒同等的公民权；而宗教自由联盟就毫不犹豫地投靠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把俄国人和普鲁士人的军队拉进来维持平衡。他们在外国军队的支持下最后实现了波兰的宗教自由，也就是说，最后实现了波兰王国的灭亡。波兰王国的宗教自由是在外国干涉者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对于波兰民族主义和民族发明家来说，宗教自由跟国耻是一回事。在英格兰和荷兰，宗教自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是民族发明学家最珍爱的王冠宝石；但是在波兰和立陶宛恰好相反，宗教自由的实现，是联合王国的灭亡和古老光荣的最后毁灭。波兰不用说，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忠实的天主教徒；立陶宛原本是一个新教徒、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混杂的地区，居然也在被瓜分的最后时代彻底皈依了天主教，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他们的俄罗斯征服者。

瓜分波兰的结果，是形成了俄罗斯的波兰行省、普鲁士的波兰行省和奥地利人的克拉科夫自由市。经过拿破仑战争，拿破仑把普鲁士人占据的那一部分波兰从普鲁士人的嘴里面挖出来，划归了拿破仑保护的华沙大公国。这个华沙大公国，就是近代波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最珍爱的对象。他们把法国人看成是波兰民族独立的保护者，把华沙大公国的成立看成是波兰复国运动的先声。华沙大公国成立的波兰军团有一首军歌叫做《波兰没有灭亡》，后来就变成了波兰国歌。在拿破仑东征俄国的战役当中，波兰军团为拿破仑效死，创造了他们的民族神话。维也纳会议把拿破仑的华沙大公国变成了「波兰会议王国」，由大公国变成王国，由俄国沙皇兼任王国的国王，沙皇本人继续住在圣彼得堡，派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大公到华沙来做它的总督。按照会议体系的要求，俄罗斯帝国应当是一个复合制的国家：沙皇在俄罗斯本土是一个专制君主，但是在芬兰大公国是立宪君主，在波兰王国也是立宪君主。波兰王国不包括所有的波兰领土，克拉科夫作为一个自由市，是由神圣同盟担保、主要由奥地利人保护的，由奥地利人控制的那一部分上西里西亚的波兰贵族仍然是当地的主人，但是普鲁士人控制的波美拉尼亚就不再是了。

1863年波兰起义以后，俄国人镇压了波兰起义，把波兰王国的建制也废除了。于是，波兰的特殊体制被消灭，维也纳会议规定的那个波兰王国完全并入了俄罗斯本土。这是波兰历史上的最低谷。康拉德流亡英国，在这个时候就相信波兰王国是永远不可能复国了，因为它的传统领土同时被三个相敌对的势力控制。如果德国人占了上风，也许华沙会获得解放，但是克拉科夫就不可能获得解放；如果俄国人占了上风，也许奥地利会失去克拉科夫，德国人会失去波兹南，但是俄国人同样不会让波兰独立的。波兰独立的前提条件是，德国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同时失败，但是这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俄国人如果失败了，那就会是德国人胜利；德国人如果失败了，那就会是俄国人胜利。他没有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缘故，这样的情况居然当真发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波兰王国来说是一次最好的机会，因为交战双方都希望利用波兰的势力为自己服务。德奥双方在最初的几次胜利以后占领了华沙，于是在华沙成立了摄政国。由于大战造成的兵员不足，他们成立了波兰军团，波兰军团的首领就是后来的毕苏斯基将军。与此同时，波兰流亡者，尤其是国家民主党，在巴黎成立了波兰流亡者委员会，争取老朋友法国人的支持，要求法国人在战后为波兰成立民族国家。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波兰人实际上划分成了两个阵营：协约国的阵营主要由波兰过去的自由主义者组成，他们的主要政党是国家民主党，国家民主党是在巴黎的波兰流亡者委员会的核心主力，他们站在协约国一边，把波兰流亡者组织起来为协约国战斗；而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占据的大部分波兰领土上，主要势力是社会党和毕苏斯基的波兰军团，他们站在同盟国一边，从同盟国那里得到了许多资源，如果同盟国占领了俄国，又把俄国控制的那部分波兰解放出来，就能建立波兰王国了。这两支力量，一个站在协约国一边，一个站在同盟国一边，各自搞自己的外交活动。国家民主党从法国人那里取得了波兰复国的许诺，而毕苏斯基和社会党则从德国人那里取得了波兰复国的许诺。只有俄国人始终坚持波兰不能复国，但他们能够坚持的时间不久了。

二月革命爆发以后，临时政府表示愿意尊重波兰人的民族权利，但是还是希望自由的波兰和自由的俄罗斯能够形成联邦，同时临时政府不愿意让乌克兰独立，认为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族，而不是不同民族。这时候，俄罗斯最坚定的解体论者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也不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有布尔什维克坚持，俄罗斯帝国不仅可以解体，而且理应解体。他们宣布，任何人如果不承认波兰的独立，不承认乌克兰人有追求独立的权利，他就没有资格作为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和白军的生死搏斗当中，布尔什维克最主要的同盟者就是争取独立的乌克兰人和高加索人。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政变以后控制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核心城市，而白军或志愿军，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控制了南方乌克兰的土地。列宁天才地看出，白军的致命弱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地区有太多的少数民族，如果布尔什维克把少数民族争取过来，那就可以瓦解白军的大后方。而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本身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朋友，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瓦解了沙俄帝国，才使像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德国人的带路党和解体论者占了上风。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统一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他们愿意让这个统一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废除沙皇，变成一个共和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统一的俄罗斯解体成为一系列小国。因此，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彼得留拉和拉达的角度来看，乌克兰人的死敌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邓尼金。波兰人的看法也与此非常相似。

在白军和红军做生死搏斗的时候，彼得留拉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跟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在后方狠狠地戳了邓尼金一刀。而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团按兵不动，等待双方最后打出一个结果来。毕苏斯基本人就表示，如果白军胜利了，他们大概不会容忍波兰独立的，如果红军胜利了，尽管他们理论上能够容忍波兰独立，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卑鄙的俄罗斯人，所以他们一定会玩弄花招，把他们理论上承认的东西用实际手段取回去的。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毕苏斯基这个看法实在是太英明了，这正是后来历史发展的结局。红军利用少数民族的势力消灭了白军以后，很快就把他们在革命当时许诺的各民族自决权给收回去了。列宁同志是这样解释的：「是的，我们是说过各民族都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你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是无产阶级国家，我们的意思是，波兰无产阶级完全可以独立，但是波兰的地主资产阶级不能独立，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独立，但是乌克兰的资产阶级绝对不能独立，等到红军把乌克兰和波兰的资产阶级消灭了以后，乌克兰的无产阶级自然而然地就会按照莫斯科的旨意，自愿地、自觉自发地加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 — —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不是俄罗斯人的国家，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家。」这样一来，列宁的理论就一点漏洞都没有，任何人无论嘴再伶俐，都不可能说他不正确了，但是毕苏斯基的担心也就会很快成为现实。

毕苏斯基是波兰第二共和国真正的国父和创始人，没有他，第二共和国是很难建立起来的。他的特点主要不是在军事方面 — — 尽管他也是军人 — — 而是在政治上拿捏分寸的能力。例如，在德国人搞布列斯特和约、席卷东欧的时候，他坚持压住波兰民族主义者，坚持不跟协约国发生关系，不肯提前行动，因为那时候德国军队仍然很强大，幼弱的波兰军团大概不是德国人的对手。过了一年，德国本土发生革命，于是德国人派驻东欧的军团在一夜之间瓦解了，这时候他突然翻脸反对德国，从克拉科夫进军华沙。一年前仍然是所向披靡的德国军团，这时候急于回国去参加革命，轻而易举地把波兰和东欧的领土留给了波兰军团。他兵不血刃地统一了克拉科夫和华沙，建立了独立的波兰。

这时候，他又一次表现出良好的政治感觉。他跟巴黎的国家民主党和亲协约国的波兰人达成一个协议，把克拉科夫的波兰人和华沙的波兰人、社会党的波兰人和自由主义的波兰人、站在协约国一边的波兰人和站在同盟国一边的波兰人重新组合起来，建立了波兰第二共和国。这个任务的艰难，比起他后来跟苏联打仗要困难得多。这个困难的程度，就相当于像是抗战结束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能够顺利地建立联合政府一样。如果国民党也能有这样的政治美德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发明就会成功了，但是我们知道国民党在这方面干的是什么事情，你也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发明的条件和波兰民族发明的条件差别多么远。各个党派、站在各方的波兰人，在关键时刻能够重新焕发出中世纪那种爱国主义和波兰全民一致的精神，忘掉他们过去的分裂和仇恨，把波兰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抛弃他们过去的德国和俄国保护人，建立新的波兰第二共和国，这样一种看上去非常不可能的奇迹居然能够发生，就说明波兰民族发明实际上是已经成功了；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始终合不来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从侧面表明，中华民族的发明遭到了很悲惨的失败。

第二共和国在华沙成立，从宪法角度来讲，它是一个高度民主的议会制国家，一切权力都归于议会。这个很自然，因为第一共和国的法统就建立在国会之上，一切权力是归于国会的。第二共和国和第一共和国的主要区别就是，它没有国王，主要的权力归于摄政内阁。但是这只是纸上的宪法，实际上的宪法、活的宪法跟纸上宪法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毕苏斯基的统帅部和华沙的国会之间的关系。华沙的国会首先是由各党派的协商会议成立的，社会党和国家民主党是其中的主要大党，国会所建立的波兰内阁首先是在巴黎成立的，他们选举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当波兰的总理。这个内阁主要的任务不是治理国内，而是搞外交，也就是在巴黎和会当中为波兰人争取利益。

这个内阁的主要成就，就是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划定了波兰人和德国人的边境。英法两国对波兰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英国人认为，波兰内阁为未来的波兰提出的边界要求太过分了，把很多德国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居住地也划进了波兰境内，这样一个太大的波兰本身是无法稳定的，如果协约国不得不承担义务保护这个大波兰的话，它将来就会没完没了地跟德国人和俄国人打仗，而大英帝国的利益在海上，很不愿意卷入中欧的政局，所以他们不愿意在和会上支持波兰代表团的要求；而法国人则恰好相反，法国人一方面希望尽可能地削弱德国，另一方面希望在东欧制造一条防止布尔什维主义扩张的免疫线，所以他们支持波兰人的要求，希望尽可能地把波兰疆土划得大一些。最后巴黎和会划定了波兰的西部边境，规定，根据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波兰人和德国人交错居住的地方划分为一小块一小块，由协约国派出的国际观察团监督，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他们自己的家乡是属于德意志还是属于波兰。但是东部边境，由于苏联代表团没有参加巴黎和会，和会没有办法为波兰划出东部边境，东部边境最终仍然要依靠毕苏斯基和波苏战争来解决。

国会和内阁完成了凡尔赛和约的外交，而毕苏斯基和他的参谋总部作为一个平行政府，完成了波兰东部边境和波苏战争的工作。这种宪法模式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是非常古怪的，如果放在拉丁美洲那就很可能是军事专政的体现了，但是在波兰却是其来有自。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联合形成的波兰第一共和国宪法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外交权是分割的：波兰王国负责面对欧洲的外交，在跟法国人或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打交道的时候，波兰大使宣称，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立陶宛人跟波兰人的关系就像威尔士人跟英格兰王国的关系一样；但是在东方针对莫斯科人和乌克兰人的外交当中，一向是由立陶宛大公国做主的，在面对东方的外交当中立陶宛人的外交官会说，波兰和立陶宛虽然是联盟，但还是两个国家，它们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政策，我们跟波兰人的政策不一样，我们愿意保护东正教徒，尽管东正教徒在波兰是没有利益的。

第一共和国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它的二元性质和双元外交，这个特点也被毕苏斯基的第二共和国继承了。国家民主党和自由主义者是比较接近西欧的，国会当中他们的议席相当多，在波兰政府门面上的文官当中也是他们占上风，所以他们负责凡尔赛巴黎和会和针对西欧的外交；而毕苏斯基的总部基本是由一战时期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扶植起来的波兰军团构成的，他们构成了波兰的战争主力，但是在议会和文官政府当中地位显得不显眼。但是针对苏联的交涉主要不是由华沙的国会和波兰的外交代表进行的，而是由毕苏斯基和波兰统帅部进行的。毕苏斯基做这种事情有个理论依据，他说，俄罗斯人无论是保皇党还是布尔什维克，都是卑鄙的、背信弃义的，他们的外交像废纸一样不值钱，波兰无论跟他们达成什么协定都要看到，他们只有在软弱的时候才会遵守协定，强大的时候就会撕毁协定，所以保障波兰东部边境不能靠外交，只能靠统帅部。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他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最后波兰东部边境还是依靠华沙战役打出来的。

关于这方面的军事和外交活动，因为跟主题没有太大关系，就不详细提了。整个进程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列宁出于国际主义的理由和欺骗性的理由表示说，只要波兰人愿意站在俄国人这一边，就可以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部分领土全部划给它，比1772年瓜分波兰以前的边界还要大，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苏维埃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契切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争的自己领土。他跟德国人谈判的时候，愿意把大片俄罗斯土地送给德国人；跟波兰人谈判的时候，他愿意给波兰人的边疆，比波兰人自己提出的边界条件还要更优惠、更有利。但是涉及内政问题，他就很阴险地要求在波兰宪法内部插入几个特洛伊木马。在波兰人最初在军事上占上风、一路打到基辅的时候，他要求波兰人在自己境内保证「立陶宛人」的权利，甚至他都没有提俄罗斯人的权利，但是「立陶宛人」的权利是什么呢？是苏维埃立陶宛人的权利。因为共产党在立陶宛的第五纵队比在波兰的第五纵队要强大得多，他要求波兰人在宪法内部给这些人留一个位置，这就是等于说他要在波兰成立一个克伦斯基内阁，这个内阁当中要有几个共产党的代理人，为将来的世界革命做准备。波兰人拒绝接受这个要求，于是谈判破裂，红军一度打到华沙城下。

在红军快要打到华沙城下的时候，契切林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要求把波兰军队作大幅度裁减，波兰正规军裁减到只有一万人，波兰民兵裁减到只有五万人，而波兰民兵要由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这就是意味着他要把未来的波兰政府变成一个软弱的、毫无能力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之下，就像是克伦斯基控制不了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样，这个未来的波兰政府只有一万人马，控制不住由工农委员会控制的五万民兵。为了保险起见，假定波兰贵族地主是能征善战的，说不定这五万无产阶级民兵会打不过一万贵族地主的正规军，波兰还要跟俄罗斯达成军事协议，把波兰的大部分军用物资转交给苏维埃俄罗斯，同时禁止波兰人从海外进口武器或者从海外输入军官，因为波兰在海外的流亡者势力是相当强大的。这样一来，万一五万无产阶级民兵斗不过一万名贵族地主的正规军，苏维埃俄罗斯还可以随时随地支持这五万民兵。这样的条件实际上就是亡国的条件。这样一个「独立」的波兰，尽管在领土问题上会得到苏联的极大优惠，但是实际上是注定要变成苏联的傀儡国的。波兰人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毕苏斯基打了著名的华沙战役，然后又打了涅曼河战役，把大部分进入波兰境内的苏维埃军队要么是俘虏了，要么是赶到德国境内去了，他们在德国境内也被德国人解除了武装。到1921年冬天，列宁和托洛茨基发现苏联的经济形势已经不足以支持进一步的战争，于是同意跟波兰签署里加和约。

里加和约以后，波兰的二元体制变得更加突出。毕苏斯基变成了波兰的民族英雄，但他的党派在国会并没有占据优势。国会政权实际上号令不了统帅部，而且内阁也很不稳定。最初几年的波兰第二共和国很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各政党之间形成的联合政府极不稳定，因为极小的原因就会倒戈。最后的结果是导致1926年的政变。从1926年以后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个波兰第二共和国实际上是在统帅部监护之下的。在这个时期，波兰的国家元首由统帅部推举出来的「波兰元帅」担任。「波兰元帅」这个词不是个简单的军衔，是在毕苏斯基打败了苏联以后由波兰国会授予他的一个荣誉称号。以后，具有这个荣誉称号的人实际上就变成了波兰真正的国家元首，议会和政府是在波兰统帅部和波兰元首监护之下的一个次要机构。后来二战爆发、苏联和德国再次瓜分波兰以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就是这种波兰人称为萨纳奇体制(Sanacja)的继承者。

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在卢布林成立了一个傀儡的波兰政府，然后把这个政府安置到华沙。而波兰流亡政府的武力在华沙起义中基本消耗殆尽，已经不是苏联傀儡政府的对手了。美国人跟苏联达成的协议要求在东欧各国成立联合政府和自由选举，但是苏联用共产党常用的那种办法，轻而易举地操纵了联合政府和自由选举，在选举之前把波兰农民党和主要代表都逮捕起来，于是成功地建立起来了后来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就是共产党的波兰。在这个体制当中还留有几个政协式的傀儡党，包括波兰农民党，但他们在国会中的议席是固定的，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动性。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组成的联盟迫使雅鲁泽尔斯基做出让步。而雅鲁泽尔斯基做出让步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戈尔巴乔夫不愿意再为统治波兰付出更高的成本。雅鲁泽尔斯基本人是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位军事独裁者，但是他自己的父母都是死在科雷马的苏联集中营里面，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他在苏联势力占上风的时候表面上装得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一样，但是实际上对俄罗斯的共产党人和苏联本身不可能是一点意见都没有。

波兰开放的第一次选举使共产党人丢人现眼，他们在所有的自由选举席位中间只得到了两个议席。于是波兰很快就建立了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为了进一步地侮辱苏联，否定了共产党波兰的合法性，把共产党的波兰当成是瓜分波兰时期的普鲁士人和俄罗斯人一样的外国侵略者的傀儡。第三共和国的代表飞到伦敦去，从第二共和国流亡政府的代表手里接受了波兰国家的象征物，宣布第三共和国的法统是从第二共和国直接继承下来的。第三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的主要不同在于，它没有毕苏斯基，因为它不是通过战争建立的，所以就没有毕苏斯基和统帅部的特殊势力。但是较之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尽管第三共和国也是议会制的国家，总统在第三共和国当中却享有比较大的象征性和荣誉性的权力。

总统往往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比议会和内阁更加倾向于天主教。波兰现在是天主教保守党执政的地方。议会和政府往往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派的联合政府，或者是自由派的政府。他们根据波兰加入欧盟时期的承诺，要把波兰搞成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但是波兰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仍然是天主教会的保护者，对天主教会负有特殊义务。第三共和国的宪法规定，天主教和波兰民族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这种不可分割性体现于总统和教会的关系；但是在议会和内阁这个层面，波兰仍然是一个经典的议会制国家。所以可以说，波兰从联合王国时代和第二共和国时代就延续下来的这种看似矛盾、但实则是相辅相成的二元性质，在今天的第三共和国当中仍然能够体现出来。这种二元性质的体现最近一次爆发，就是波兰政府最近宣布的耶稣基督加冕为波兰王国国王这件事情了。尽管波兰在宪法上面是议会制的共和国，而且是只有总统而没有国王的，但是这次加冕事件是强调了波兰的天主教性质和欧洲性质，把波兰作为天主教会最忠实的追随者和保护者、作为欧洲文明边疆守卫者的性质，通过宗教和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可以说，现在波兰有一部成文宪法和一部活宪法，成文宪法是那部议会制的宪法，活宪法是一部天主教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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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问

问：波兰的天主教传统与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入侵时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今后的波兰凭它的宗教传统，是不是抵御欧洲伊斯兰化入侵最坚实的堡垒和未来的种子？

刘仲敬：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波兰人在戒严时期，其他的社会组织都转入地下或者基本停止活动了，只有教会是波兰一直没有被制服的。斯大林直到自己临死的时候，最大的遗憾仍然是他没有能够制服波兰人的教会，同时也没有能够在波兰建立集体农庄。他预感到波兰留下的这个缺口会是将来苏联统治东欧的一个破口，未来苏联的统治会在这一点上发生问题。但是即使是斯大林，对这一点也是无可奈何的。后来，斯大林以后的历届苏联统治者的政策也就越来越倾向于绥靖、越来越缺乏强力镇压的能力了。在八十年代的戒严时期，只要有教会在，团结工会和知识分子自由派的领袖就有了一个庇护所，波兰政府出于外交方面的理由不敢对教会斩尽杀绝，同时里根政府把波兰人的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对波兰提供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的欧洲，也就是波兰和匈牙利两个国家是天主教保守主义的堡垒。跟匈牙利相比，波兰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势力。这种情况很像是回到十五、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时的局面。在那个时代，匈牙利王国和波兰王国是欧洲的主要堡垒，他们跟奥斯曼人和伊斯兰教徒作战，是为了全欧洲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波兰人的民族利益。像索别斯基的维也纳之役拯救了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对波兰本身却没有多大好处。现在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天主教会也是欧洲天主教会中间唯一理直气壮要维护基督教文明正统性的教会，而西欧的教会要么是萎靡不振，要么是在多元文化面前缺少伸张自己正义的自信心。

问：波兰地区的社民党与北欧的社民党在清除布尔什维克党部、街头动员的过程中有没有严密的组织？严密的组织需要的资金和人员靠民众的捐助够用吗？对德国来说，元首为何可以通过演讲募集资金，而卢布党却不行？

刘仲敬：波兰和立陶宛在一战以后情况不一样。立陶宛的情况跟芬兰差不多，就是布尔什维克一度军事占领立陶宛，在当地播下了很多种子，最后立陶宛人清除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跟芬兰白卫军是差不多的。但是波兰不一样，波兰一开始就没有布尔什维克的种子，所以它不存在瑞典、芬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都出现过的那种社会民主党的武装团体和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团体在街头打仗的情况。波兰一开始就没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武装，苏波战争更强化了波兰人的民族情绪。波兰的社会主义党派在苏波战争爆发的时候一边倒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以至于在波兰境内根本就没有成建制、能够强大到足够搞成街头械斗的共产主义组织。列宁和托洛茨基就公开承认这是他们最大的失败，他们把红军派到波兰去本来是想席卷法国和德国、点燃整个欧洲的革命的，当时匈牙利和巴伐利亚都已经出现了苏维埃政权，波兰本身在战前是社会民主党势力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这样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当中竟然产生不出一个亲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红军就是因为在波兰这个壁垒上碰了壁，才没有能够在德国和匈牙利燃起共产主义更大火焰的。可以说，波兰是全民反对布尔什维克、全民反共，波兰的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不容许布尔什维克的出现，也就没有发展到后来德国那种布尔什维克已经出现以后才必须用武力清除他们的情况。波兰早期的社会党人在毕苏斯基组织军队的时候，留在本土的社会党人大多数都已经加入了这支军队，所以即使苏联真的在波兰成立了工农民兵，也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支工农民兵也会像波兰正规军一样是反苏反共的。

波兰军队、军官团最初是由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扶植起来的，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撤退以后，他们的资金问题一度是相当困难。在波兰独立政府成立的第一年，波兰政府依靠海外汇款超过依靠国内收入。当时波兰的出海口还没有打开，国内能够得到的主要也就是粮食和民兵；而国外，美国和法国的波兰侨民给它的汇款，帮助毕苏斯基的波兰军团和华沙的波兰国会度过了第一年最艰难的时期。但是在凡尔赛和约签署，波兰获得了维斯杜拉河在但泽的这个出海口，后来又建立格丁尼亚港以后，波兰的财政状态就迅速好转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初的十几年，波兰经济发展的情况实际上是比德国更好的。

问：如果1920年图哈切夫斯基攻占华沙的话，将会对当时的波兰及整个东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仲敬：图哈切夫斯基如果攻占华沙，他肯定会在华沙成立一个波兰苏维埃政权，然后马不停蹄地直奔易北河去支援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这时候协约国将会不得不直接跟布尔什维克开战。波兰人即使失去了华沙以后，他们仍然会退到各地去，像是1945年和1947年那种情况，通过各种地方性的反抗来骚扰苏联进攻的。但是苏联人按照托洛茨基和列宁制定的计划，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波兰本身，他们不会停下来跟波兰人拼死缠斗，而是会越过易北河直接深入中欧，把世界革命带到德国去。共产国际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把自己的总部从莫斯科迁到柏林或者是慕尼黑，很可能是慕尼黑。布尔什维克在大俄罗斯主义者看来，根本上就是德国间谍、犹太人和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入侵机构，是对大俄罗斯民族利益惨无人道的迫害。列宁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完全清楚大俄罗斯人恨布尔什维克的程度，不亚于波兰人恨布尔什维克和大俄罗斯人的程度，而德国人和中欧人左倾的程度和支持革命的程度反而可能比较多一些。这样一来等于是实现了列宁最美好的设想，可能布尔什维克最主要的干部都会迁到德国去，德国这个卡尔·马克思的故乡会变成世界革命的真正家园。而波兰和俄罗斯很可能会变成白卫军蜂起的地方，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力一旦撤到德国以后，很可能就会失去对波兰和俄国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控制。他们多半还能控制华沙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铁路地区，但是比较偏远的地区，像克里米亚、西里西亚、加利西亚这些地区，就会变成波兰白军和俄罗斯白军打游击战的地方。这些白军自然而然地会向英法和协约国要求援助，于是新的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爆发了。

问：有一种说法认为，波兰在二战初期的覆灭，自身的内政外交决断是负有很大责任的，您怎么解读第二共和国的灭亡？

刘仲敬：第二共和国即使换一种外交政策，恐怕也没有办法顶得住。设想一下，像贝奈斯的政策就是非常合作的，他把苏台德区完全让给了德国，让斯洛伐克独立了，把捷欣地区也让出来了，但是最后德国还是没有放过他。波兰如果要换另一种外交政策的话，它能够怎样？是依靠德国去反对苏联，还是依靠苏联去反对德国？无论选择哪一种政策，希特勒和斯大林都不会放过它，得到第一阶段的好处以后，第二阶段还是会下手的。

如果采取合作政策的话，波兰将会失去它自己的史诗，也就是说，波兰人会像是德国人一样，在投降以后再被俄国人和德国人宰割的，它将会失去民族神话，失去大国的自尊。1990年以后的东欧，波兰仍然以大国自居，而捷克却不再以大国自居了，或者说捷克或波西米亚王国从来就不以大国自居的，而波兰则是一向以大国自居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同时，这样做波兰的损失可能会少一些。波兰在二战时期人口损失比例之大，比苏联和欧洲所有国家都要大得多。如果它选择了捷克式的道路的话，至少在德国占领区的人口损失会少一些，但是在苏联占领区会不会少一些则是很可怀疑的。为了这一点点好处，是不是值得牺牲波兰人的民族神话和军事传统，那是非常可疑的，因为毕苏斯基创立起来的这支军队是有军事传统的，中世纪的波兰第一共和国是欧洲基督教军队最光荣的体现，是骑士精神的载体，是土耳其人和莫斯科人的克星，很难想象波兰爱国者愿意牺牲这个伟大的传统，去换取少死一点人这种微不足道的利益。

问：波兰裔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是最早看出马克思主义是胡说八道的作家，请您评价一下他的作品。他的略微保守的思想是否胜于文学内容本身？

刘仲敬：这个说法应该很有问题吧。看出马克思主义是胡说八道的人是非常之多的。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可以够得上这个条件的德国人、法国人就已经有一群了。英国人倒是很少，因为英国人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直到马克思死还不大知道他的存在。康拉德确实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也很难说他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思想家。他主要是文学家，而且即使在文学作品方面，他也很难被称之为波兰的民族发明家。有很多流亡作家尽管一辈子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踏上过波兰的土地，仍然可以纳入波兰文学史，但约瑟夫·康拉德更多的是属于英语文学史，他的大多数作品是用英语写成的，针对的读者也是英语。像《吉姆爷》、《阴影线》这些小说，基本上就是英国式的航海小说，跟波兰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很难说他是一位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家，或者说是复兴波兰民族的思想家。

问：国内对波兰文学的译介不多，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些能充分体现波兰的民族精神和文明气质的文学作品。

刘仲敬：国内对波兰文学的介绍一开始就是高度政治性的，从鲁迅那个时代就是介绍所谓东欧被压迫国家的著作。他们主要是引进那些十九世纪的诗人和短篇小说家，这些诗人和短篇小说家的灵感主要就是1812年拿破仑的东征和被俄罗斯人毁灭的华沙大公国。他们是够格的民族发明家，他们把已经毁灭的第一个波兰共和国或者联邦王国的历史以浪漫的方式重新展现出来。从欧洲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是民族发明家最好的朋友。第二波波兰文学的引进是在共产主义时期，作为引进苏联俄罗斯文学的一部分，也相应地引进了东欧各苏联卫星国的文学。但是这一批引进的文学家基本上是傀儡作家，在波兰文学史上没有什么地位。八十年代以后做了以反苏为目的第三批引进，也就是说引进了像显克微支这些强烈反俄的波兰民族发明家的作品。

这三部分的引进构成一个零零碎碎的图景，但都是不完整的，因为波兰是欧洲的文学大国，它除了属于民族发明家这一系列的文学以外，还有很多本身是体现天主教博爱精神和欧洲历史文化的作品，这些作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引进。现在引进的这两个系列中比较够格的作品，像莱蒙特的《农民》或者是显克微支的那些作品，在波兰文学史上只能算是半壁江山。但是较之汉语世界引进东欧其他国家或者引进以色列文学作品更加偏颇的局面来说的话，汉语世界对波兰文学的了解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全面的。

问：如何理解波兰、大东欧以及斯拉夫人对法兰西文化的推崇？

刘仲敬：斯拉夫人并不都推崇法国文化，但波兰人确实是推崇法国文化。但推崇法国文化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晚一些，基本上就是十九世纪的现象。第一共和国时代的波兰在文化上是很多元的，受德国的影响比受法国的影响要大得多。当时波兰的居民当中有大量的日耳曼系居民和犹太人，讲德语和意第绪语的人口非常之多，而且代表了波兰文化水平最高的居民。波兰文化受法国影响是在十九世纪波兰几次起义以后，大量的波兰流亡者逃到法国，而法国在外交上多次支持波兰，波兰流亡者又在法国国会和政界赢得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地位，为波兰复国打下了基础以后才有的事情。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肖邦的波兰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它诞生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晚得多，而且也代表不了波兰以外的其他斯拉夫人。匈牙利人不是斯拉夫人，但也出于类似的原因是强烈亲法的。乌克兰人是更加典型的斯拉夫人，但他们亲德的程度是超过亲法的程度的。

问：如果把满洲和北方勒拿河以东都给波兰统治，能不能成为保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主要力量？对亚洲有哪些积极作用？

刘仲敬：波兰人基本上不可能深入亚洲的。对于波兰人来说，所谓的边疆就是乌克兰，是通向黑海的海道，是连接哥萨克人和土耳其人的那个边疆。波兰人的野心最大也就是到东乌克兰，把东乌克兰文明化，建立起天主教波兰贵族保护下的农业，把第聂伯河的水道打开，打通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贸易线，使乌克兰的粮食进入欧洲市场，用波兰天主教文化把乌克兰文明化，这就是波兰人的最大野心了。波兰人对亚洲是没有野心的，相反，他们非常珍视自己作为欧洲人的身份认同，要把作为亚洲人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奥斯曼人和莫斯科人排异出去，他们的边界意识是极其强烈的。

问：请您评价一下瓦文萨。

刘仲敬：瓦文萨就是波兰的红脖了。共产主义像一个割草机一样，降低了留在波兰的波兰人所能达到的天花板，所以瓦文萨个人作为波兰的红脖来说，他在波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天主教知识分子的眼中并不是一个很有学问或者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能够沟通波兰的最基层选民和民众，可以说他就相当于在光明山修道院民众起来反抗瑞典军队的时候那些平时只会用斧头、连宝剑都不会用的天主教乡巴佬，他能够动员群众，而且他有朴素的波兰爱国主义和天主教的感情。他在担任波兰总统任内，议会中绝大部分党派是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跟他不合。而他维护自己权力的手段是强调他自己作为天主教徒的身份认同和作为波兰三军总司令的角色，也就是说他要把自己塑造成毕苏斯基传统的继承人，这一点是体现在波兰的活宪法当中的。

问：扬·卡齐米日的失败应该如何归因？他应该选择什么策略规避最后的惨淡下场？

刘仲敬：他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求仁得仁。他如果变成波兰贵族所热爱的那种军事领袖的话，那么他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和资金去支持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教育事业了。他如果选择了这条路，也许他不会被迫辞职，也许他能够打很多胜仗，在波兰历史上留下英名，但是这样一来，将来还会不会有我们现在这个波兰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中世纪早期的天主教化是比较肤浅的，是走王公贵族路线，大多数人民还是文盲，没有文化，这样一来，无论天主教的根基还是波兰民族主义的根基都扎得不太深。很可能是少数讲拉丁语的上层人士信奉天主教，下层人士在波兰上层人士被征服以后就会背叛，忘记自己是波兰人和天主教徒，很容易地皈依新教和东正教。特别是很容易皈依新教，因为新教抓教育这件事情比早期天主教徒要厉害的多。卡齐米日虽然牺牲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但他跟耶稣会的合作，为波兰天主教基层民众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巩固了他们的波兰认同。尤其重要的是，他虽然得罪了拉齐维乌家族和立陶宛贵族，但是他成功地建立了立陶宛现在的教育制度，把大多数立陶宛的基层民众变成了天主教徒，今天的立陶宛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是新教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天主教的教育体制如果没有搞起来的话，后来的波兰人和立陶宛人还能不能存在，民族认同还能不能形成，还有没有复国的希望，这是非常可疑的。但是教育的功效是细水长流、是慢工出细活的，从事教育的人不得不在短期和现实的政治上付出很大的牺牲，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说这是一个求仁得仁的问题，你总共只有那么多资源，用在东面就顾不了西面，用在西面就顾不了东面。从波兰民族的长期利益来看，卡齐米日牺牲他自己和波兰王国的短期利益其实并没有做错。显克微支和十九世纪的波兰民族发明家把卡齐米日描绘成为圣洁的好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从波兰民族发明的角度来看是相当有道理的。

问：如何看待波兰和德国的「大中欧计划」？

刘仲敬：严格意义上的大中欧计划是德国的计划，它跟现在的欧盟有点相似，而且更好一些，因为它把现在所谓的欧洲四国给踢了出去，只保留日耳曼系的各国和东欧各国。如果当初这个计划得以实现的话，这样形成的一个欧洲，至少是在经济上讲比现在的欧盟有活力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大中欧计划跟波兰的大中欧计划是不一样的。波兰的大中欧计划实际上是以波兰人为核心，保护波罗的海各国，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扩张主义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不包括德国的，是以波兰为核心，恢复波兰第一共和国时期笼罩整个东欧的大国地位的一个计划。现在的波兰还有一个小的联盟，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小协约国和中世纪的大波兰联合王国。但是乌克兰是这个大中欧计划的主要考验，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够维持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个交通线的话，它的意义就不大了。只有在所谓的波兰走廊或波兰地峡 — — 也就是连接两海的通道能够完整打开、乌克兰能够拥有黑海出海口而且建立起亲波兰政权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才能真正实现。在将来欧盟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单凭波兰和东欧国家的力量，有没有充分的能力维持这个大中欧计划，目前犹在未定之中。这个大中欧计划搞得好，可以像波兰第一共和国最强势的时候一样，把匈牙利人和摩尔达维亚人也包括进来。

问：未来的俄罗斯有没有可能解体，波兰重新主导东斯拉夫？

刘仲敬：俄罗斯在任何时候都有解体的危险，但是俄罗斯会不会解体，这还是主要取决于俄罗斯精英的选择。合理的推断就是，普京政权在强化中央集权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也消耗了俄罗斯太多的资源，他很可能使俄罗斯走向传统的周期性循环道路，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强势的中央集权，榨干了地方的活力，然后在这个中央集权政府倒台的短时间的窗口期，突然出现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局面。这种情况在莫斯科公国的大空位时期、二月革命以后造成的短暂窗口期和叶利钦时代的窗口期都曾经出现过，那时，西伯利亚人和喀山人、亚洲各小公国曾经一度企图独立。将来的普京政权以及普京的继承者所维持的这个中央集权式的、继承沙皇传统的俄罗斯政权，早晚也免不了经历类似的窗口期。在那个窗口期俄罗斯的精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现在是无法预见的。

问：作为陆上的英格兰，波兰有没有过当年在科技上领先世界的可能性？

刘仲敬：有的，就是十六世纪波兰所谓的「黄金时代」，产生出哥白尼的那个时代。我们都知道，伟大的学者只是一个花园中间最美丽的那一朵花，他们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从来没有哪一朵美丽的花是在沙漠中成长起来的，总是在你的花圃已经有了很多不起眼的草还有很多很平庸的花，当中才会产生一朵非常艳丽的花。哥白尼就是十六世纪波兰最繁荣时代的产物。那时候的波兰，由于波兰跟立陶宛的联合的缘故，在宗教上是开明的，在德国和意大利受不了宗教迫害的文人学者往往会投奔波兰。几种知识分子色彩最强烈的异端，例如像布鲁诺所代表的那种异端，也是在波兰产生和繁荣的。当时的格罗德诺和维也纳是极其繁荣的新教城市，有大量的人口，有犹太人和新教徒的社区，波兰有很多强大的领主都以新教徒和犹太人的保护者自居。在所谓「黄金时代」的一百年当中，波兰的思想自由是比德国的很多地方都要更强的，产生出来的文人学者也更多。对于波兰来说，主要的转折点就是刚才说过的大洪水。大洪水以后，波兰的上层经济生活雕敝了，只有天主教会才能维持比较基层的、底层的文化生活，但是以后，波兰就不再是享誉全欧洲的文人学者和思想家的主要产地了，直到十九世纪。

问：未来的欧洲被绿化的可能性大还是右翼排外势力成为主流的可能性大？如果是后者的话，波兰具体会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刘仲敬：现在看来显然是右翼抬头的可能性较大。右翼抬头的一个侧面反映就是，欧盟可能会实质解体 — — 不一定会正式解体，但是很可能会像后期的神圣罗马帝国那样，上层的架构仍然维持，但是变成了一大批高级律师玩弄辞藻和文献的场所，实质性的政治要通过欧盟底下那些比较小的联盟，包括波兰领导那个小东欧联盟来进行。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波兰的大中欧计划是很有实现的希望的。

问：对于川普的当选，波兰是什么样的态度？

刘仲敬：波兰和东欧国家传统上讲是亲民主党的，因为民主党在美国是移民的主要政党，共和党是比较本土的。民主党发挥的作用就是，新移民到美国以后、在完全同化以前，以民主党为中转站，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都是这样的。波兰人对克林顿家族尤其有感情。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克林顿时期主管美国的外交，对波兰和东欧国家在1999年加入北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波兰的政治传统和波兰在美国的院外集团都是属于民主党一系的。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对川普当选有什么看法，但是至少在今年以前的几十年，他们跟民主党的关系都比跟共和党的关系更密切。

问：请您评价若望·保禄二世，他对日后的波兰有何深远的影响？

刘仲敬：这个影响，可能是因为我们离他的距离比较近，所以容易夸大。我们知道，波兰人历来是天主教会最忠实的女儿，在反宗教改革当中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来维持天主教会。若望·保禄虽然是强化了波兰的天主教认同，对冷战以后波兰第三共和国的活宪法的天主教性质有着极大的贡献，但是还真不能说在波兰的天主教传统中间他是一个格外特殊的人，只能说是在英雄辈出的波兰天主教思想家当中他是一个重要角色，是一个承前启后、守先待后的重要角色。但比起以前的那些人来说，如果再过五百年来看的话，他可能也只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而并不是一个一览众山小的绝顶高峰。

问：在您看来，波兰的塑造可以给如今出现的民族发明家怎样的启示？

刘仲敬：波兰的发明是民族发明最成功的典范，最成功的典范当然是最值得模仿的。你只要能够达到它十分之一的成就，在亚洲就足以傲视群雄了。波兰的教训，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讲主要是：第一，独特的民族教会对于培养民族传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贵族地主作为民族精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东亚可以体现为土豪；第三，在塑造知识分子传统的时候排挤左派势力，或者通过民族主义统战左派，使左派和右派的力量都汇集到民族发明的事业上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波兰提供的教训主要就是这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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