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金融市场与金融监管天生存在着某些对立情绪，监管与被监管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在中国金融市场，这种情绪好像更加突出，以至于监管往往得不到市场信任，效果也更难令人满意。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其原因是多重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市场不成熟的因素，还有监管者能力的问题。

与欧美等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历经数千年封建社会，从中摆脱才不过百多年历史，在传统思维中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还是管与被管的成分居多，这就造成在公共决策上，往往两者之间博弈思维重于协作思维。以金融领域为例，在大部分情况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变化之前会对市场做长时间充分的预期引导，大超预期的情况很少出现，而中国的政策预期引导做的就差强人意，远有印花税“半夜鸡叫”，近有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意外扩大，造成金融市场恐慌和资本外逃。

金融市场是一个预期的作用非常大的市场，如果监管者与市场无法有效的交换信息，政策效果往往会有意外出现。在中国，由于监管与监管者之间博弈思维更重，超预期的监管政策很可能加大市场恐慌，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中国金融脱离计划经济体制不到40年，开始迈入市场化不到30年，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发展，自然还有很多有待成熟的地方。一个不成熟的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对金融自由和创新具有天生的积极性。金融创新本是一件好事，但由于不够成熟，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的创新如果不受监管，就更容易造成金融极端自由化，埋下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主导的金融创新由于监管跟不上，银行系统、证券系统等都出现了极端自由化的情况，以至于巨大的隐患随处可见，之后也或主动或被动的爆发了。

监管滞后不仅会给这个不成熟的系统和市场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带来隐患，而且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在创新过程中，也会比较多的倾向于绕过和规避监管，游走在灰色地带，而不是进行有效的真正的金融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金融市场会有比较多的监管套利现象，以及监管机构开始着手打击套利，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监管不成熟的市场，对监管机构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然而在中国金融领域，监管者的能力是一直被质疑的，这一点在近两年并没有明显的改善。2015年股灾的发生，从根本上讲是因为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监管完全不到位，导致场外配资和场内融资杠杆都出现了大规模近乎无节制的发展，金融监管意识到风险后的事后监管则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其过程体现了银监系统和证监系统各自监管的不够协调。此外，2016年初中国证监会启动股市熔断机制，直接导致中国股市流动性丧失，而熔断机制在仅仅数日之后就被取消，这之后一度出现了“一行三会”合并构建金融大监管的呼声。

就在近期，针对银行委外和券商资管资金池的去杠杆监管又一次触动了市场神经，出现了股债双跌的状况。针对去杠杆防风险的监管大方向，市场并无太多异议，但就具体的措施则有不少争论。以至于中国证监会在针对券商资管资金池的监管措施上，事后还专门召集券商资管就监管内容进行阐述。这或也说明证监会此次政策变化，事先与券商资管似乎并无有效沟通，有简单粗暴式监管之嫌。

中国式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造就了中国式的金融生态，“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句话对此进行了精准描述。

（本文作者傅峙峰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您可以写信至Horatio.fu#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