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支前民工工资与国军共军军饷”谈“经济是挣钱 政治是分钱”
钱来自田赋税金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不仅无偿收公粮，还有打白条收军粮的
发帖者：只给收条 (
下沙村大约有900多人，1300亩土地，共划定9户地主、2户富农，还有几户上中农；他们大约拥有土地160-180亩，其余的土地都是'太公田’，也叫祖宗田。
在9家地主中拥有土地最多的，也只有20亩左右，少则十几亩，但因为他们都出租土地、雇工、只收取地租，自己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所以定了地主；所谓富农，自家也拥有几亩土地，自己参加劳动，也租给别人种一部分，收取一些地租；所谓上中农，也就是自家拥有极少量的土地，也租地主的地种，有时请一些临时帮工。
1952年的土改收回全村所有的土地，包括地主、富农的地，也包括'太公田’；按人均分配，地主、富农与其他农民分得的土地数量是一样的，但不一定是他们原来的土地。
解放前我租种5亩公田，每亩交45斤谷租。土改时我家两口人分到2.7亩地，每亩要上交约40斤公粮，每年要交公粮100斤左右。
1953年发了土地证。
苏皖九专署颁发《1948年秋季粮赋公草征收暂行条例》，规定了每亩征收标准。并分别作出了减免规定，征收面积451.6万亩，应征粮食8,278.8万斤，棉花1,279.5万斤，除减免数，实征粮食6，431.85万斤，棉花908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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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三千，这班人也绝对不满意，只说给你三千就到顶了-平时也是闲着没啥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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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战争即人民政治，人民政治即人民分财。这是土地革命战争-的本质-[0
人民政治即人民讲政治，即人民对切蛋糕有话语权有参与权-不再是任人宰割宰杀-[0
消灭蒋匪帮，保田保家乡！ 反蒋保田保饭碗-市场经济不保饭碗-[0
二等残废全年抚恤金为70斤猪肉，三等残废全年抚恤金35斤猪肉-支前民工多为民兵-[0
临时民工多采取义务轮流出工制，不计报酬 --- 征用民工-民力-[0
不计报酬不管饭 ---- 自干五-呵呵呵-[0
700多万人支前，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 4亿多斤粮食 -平均每人60斤-[0
郑介甫似乎是婊子养的，他说胡舒立年经大就不找鸭子
发帖者：这是托词证据吗 (
郑介甫似乎是婊子养的，他说胡舒立年纪大就不找鸭子，或者说，胡舒立年纪大就不能说她找鸭子，这是托词借口与反驳的证据
解放战争时期支前民工的工资抚恤金以及工作量（运输量）
发帖者：大渤海 (
老山前线，我军平均每一个战士需要14个后勤人员进行保障。后勤部门仅在一个仓库内便储存了47万枚手榴弹。每门152毫米炮按3个基数弹药保障。 1985年以后，由于使用直升机，我军重伤员从前线后送至师野战医院只需1个多小时，伤员死亡率下降到8%
由于中共把支部都建到村组一级，组织严密，很多支前的任务都是组织对村里下任务的。而国民党组织自由涣散，有点像美国的两党，所以根本做不到能组织人。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700多万人加入到支前行列，将4亿多公斤粮食及大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淮海战役不断注入血液。
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 万余名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
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
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
而象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和冀鲁豫分局全力组织支前工作。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日夜活跃在战场上。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共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 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8539只，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 万余名，有力地保障了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常备民工实行供给制标准，包括粮秣，被服、工具修理等。1946年以前的规定是，民工的粮食标准与部队同，菜金为部队标准的1/3。
1947年7月改为每人每日秋粮2斤8两或麦粮2斤10两，烧草3斤；民兵每人每日秋粮2斤3两或麦粮2斤6两，烧草3斤。
1948年9月，民工菜金提高到野战军标准的1/2，粮秣标准也略有增加。
仅济南、淮海和渡江、京沪战役期间，山东和华东支前委员会就支出民工粮食1亿多斤，草1.2亿多斤。
1947年7月的供给标准规定，在前线服务3～6个月者，由政府发鞋1双，服务6～9个月者，发鞋两双；
1948年规定，每两个月发鞋1双。
1949年1月规定，服务6个月以上者，冬季发棉衣1套，棉帽1顶，夏季发单衣1套，单帽1顶。
实际上，1948年冬季就开始对民工供应棉衣。
据1948年冬～1949年春的不完全统计，就供应民工鞋23万余双，棉衣4万余套，单衣5万余套。随着牲畜和车辆用于支前，还规定每天供应毛驴和骡马饲料4～8斤，饲草8～15斤，并规定了马掌、大小车辆和担架等运输工具的修理费标准，以及马车工人、汽车工人的津贴费标准。
供给标准还规定有，民工每月发黄烟4两，每个民工连发剃头刀1把等。民工的供给，在集结期间由当地政府负责，集中后由民管局负责，随军民工则由部队负责，最后由支前机关核销。临时民工多采取义务轮流出工制，不计报酬。运输有一定收发地点者，有的采用包运制，按每百斤百里发给工资粮12～20斤，常能收到多运快运的效果。供给提奖制，即超额完成规定的运输任务者，按每百斤百里提奖5～8％，是在供给制基础上为提高运输效率所采取的有效措施。
要求在民工行军路线上，每隔10～15公里设一休息站，供水供饭；每隔25～30公里设一宿营站，负责民工食宿；每隔50～60公里设一转运站，负责民工食宿和准备仓库，以存放民工转运之物资。要求每站配医生1～2人，负责民工医疗。山东军区、山东省政府也于同年10月发出指示，要求在运输线上设立民站，负责民兵、民工的生活供应。
1947年2月，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决定，省和行署、专区支前机构设民站部，县设中心民站，区设大站或小站；要求在民工行军路线上每隔15公里设一民站，每隔7.5公里设一茶水站。民站组成以地方为主，中心站站长由县民站部长兼任，大站站长由区干部担任，省支前委员会派出之干部只担任副职。
到1947年6月，全省民站达300余处，民站线纵横交错，星罗棋布，仅胶东地区的80余处民站即先后供应民工粮食472万余斤，木柴558万余斤，马料168万余斤，谷草347万余斤。济南战役期间，仅鲁中南地区就建立了4条民站线，总长515公里；各民站物资准备充足，服务细致周到，对保证民工胜利完成支前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蒙阴县刘官庄民站，组织周密，服务全面，20天接待民工4400余人，被誉为“民工之家”。
淮海战役前，为加强民站建设，华东支前委员会作出《关于民站的决定》。战役期间，建立了7条民站线，其中6条在山东境内，有170余处民站。据华东支前委员会对67个民站统计，共接待民工189万人，供应粮食904万余斤，烧柴207万余斤，谷草7.5万余斤，其中临沭县9个民站，10天就接待民工16万余人，解决住房3244间，铺草8364斤，草苫子3400个，治病77人，修理大、小车299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地区支前民站分布情况，
民兵、民工参战支前伤亡，早在1943年3月18日山东省战工会就规定，民兵参战负伤，免费治疗；
致残者，每年发给抚恤金100～300元，殉国者，发给公葬费200元和一次性发给善后抚恤金400元。
1946年5月26日，山东军区、山东省政府明令公布《关于民兵伤亡抚恤办法》，规定，一等残废全年抚恤金为120斤猪肉，由政府供给终身生活，其标准相当于地方保安部队；或拨公田3～4亩，由地方组织代耕以维持其个人终身生活为止。二等残废全年抚恤金为70斤猪肉，并由政府供给其全年生活费的一半，或拨公田2～3亩，以维持其生活。三等残废全年抚恤金35斤猪肉。牺牲者，由地方政府办理葬埋，其家属享受与军队烈属同等之待遇。支前民工多为民兵，事实上享受与民兵同样待遇。
1948年6月，冀鲁豫行署、冀鲁豫军区颁发的《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办法》规定，凡民兵、民工单独或配合部队作战、担负战场勤务而殉国者，均发给棺材1口或葬埋费小米400斤；一次性发给抚恤米150斤；其家属按烈属待遇，无劳力者，由本村全部或部分代耕，有劳力无土地者，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功绩显著者，可建立烈士祠、碑、塔、坊、匾等予以褒扬，并将其勋绩入传入志。负伤致残者，称荣誉民，享受荣誉军人同等优待，一等残废全年抚恤金小米300斤，二等180斤，三等120斤；不能从事劳动者，由政府为其本人或家属介绍适当职业；有土地者为其代耕；无土地者，分配适量土地。这些规定的颁布和施行，对于解除参战支前民兵、民工的后顾之忧，起了积极的作用。
渤海区是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省的几个大战略区之一，是1944年1月由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成立的。南以胶济铁路为边界，西靠津浦路，北抵天津，东部濒临渤海。除东部700余里的沿海地带外，其余三面都是国民党军重兵占领的铁路干线和城市。敌兵麇集，觊觎着解放区。因此，渤海区处于自卫反击战场的前线。特别是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以后，受敌三面包围的渤海区首当其冲。自卫反击战争以来，战斗频仍，从未间断。当时，渤海区辖40余县，近900万人口，30%以上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老根据地。区内平原宽广，盛产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是华东战场的可靠后方和战争物资供给地。
人民支前运动的发展过程
渤海区的支前工作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而逐渐发展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从1946年6月到1947年3月，是国民党全面进攻时期。国民党军先后向渤海区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处于内线防御作战地位，运动兵力，伺机歼敌，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的反击战：1946年7月，解放济阳，歼敌千余人；8月28日，在邹平县颜家桥、霍家坡一线阻击，歼敌1500余人；11月13日，解放齐东县城，歼敌1700余人；3次攻打邹平县城，歼敌千余。这些战役的支前、后勤供应工作，是根据需要临时就地动员、组织的。召之即来，完成任务即散。8月间，就曾动员桓台县民工4万人，于10日内将胶济铁路马尚至金陵镇段全部拆除，迟滞了敌人的进攻。
1947年3月以后，山东成为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主要地区之一，战争逐渐升级。国民党军和还乡团的残酷屠杀、抢掠，激起解放区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我军的节节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必胜信心。与此同时，渤海区党委、行署，领导全区人民一面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一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生产节约运动，肃清匪特，巩固了人民政权，为更大规模的支前工作创造了条件。
1947年2月，渤海区我军打出渤海区到外线作战，参加莱芜战役，在周村、张店一带歼敌3000余人。为支援莱芜战役，渤海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代表全区900万人民、20万民兵、220万自卫队员，致电陈毅司令员：“誓做后盾，全力支援鲁南会战，坚决打压蒋军进犯！”并建立了“渤海区支前司令部”。廖容标兼司令员，王卓如任政委。渤海区支援莱芜前线军粮400万斤，区党委机关、行署等单位，节约献金1400万元（北海币）支前。年底，渤海3专署又向鲁中运送小麦5000万斤。
渤海人民的子弟兵华野10纵，于1947年4月中旬参加泰蒙战役后，5月，又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渤海区地方部队也接连发动了晏城、沧县、青县等战役，取得辉煌的胜利。渤海人民更加踊跃地支前，提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那里”的口号，全区掀起参军和支前高潮。至1947年底，先后有38万人次民工支前，9万名青年参军，支前大车万辆，做军鞋40万双。利津县组织了1000辆马车，将10.3万斤面粉、3.2万斤蔬菜、62万斤柴草运往前线。桓台县筹集了420万斤粮食、480辆大车、百多匹马，支援了华野部队。广饶县组织了3个民工团，有1.5万人、3500辆小车参加支前。渤海区党委和行署机关的80多名青年、渤海公学的71名学生也报名参军上前线。
1948年10月以后，我军转入战略反攻，除继续保卫解放区之外，主要是在外线集中力量消灭山东之敌。2月，渤海区武委会代表20万民兵、230万自卫队员致电华野司令部，要求参军上前线。3月，我军攻克周村、张店，歼敌3000余人；4月，解放潍县，歼敌4500余人；9月24日，解放济南，歼灭敌人10万余人。在这些战役中，渤海区处于临战前沿，担负了大部分战勤民工和战争物资的供应任务。在潍县和周张战斗中，仅广饶县就组织支前民工17.4万多个工日，畜工4.5万多个，支援粮食450万斤，柴草138万斤。
随着战争的发展，支前工作已成为解放区的经常性任务。根据华东支前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济南战役前夕，建立了“渤海区支前委员会”，主任王卓如，副主任陈放，委员有傅健吾、张应举、李发、王其元、李文、顾准、王云生、王荑黎，政治处主任崔振华，粮食部部长张应举，副部长段忠诚，民力部部长傅健吾，副部长刘东涛，供应部部长赵子谦，运输部部长李宁，副部长郑克昌。
为支援济南战役，“渤海区支前委员会”组织了800名干部投入支前工作。一个月的时间就组织了25，738名民工（728591个工日）参战，供应粮食1743.5余万斤、柴草260.6余万斤。济南战役中有1.14万名民工立了功。
济南战役结束后，渤海区人民再接再厉，继续支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的战役，组成了常备民工团，随军南下，和解放军并肩作战，一直打到江、浙、赣各省，有些干部和民工就留在当地工作。特别是当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的关键时刻，渤海区奉命筹运粮食1亿斤，限令1个月内运到前线。全区党政军民立即紧急动员，连续奋战16昼夜，提前10天超额完成了缴粮任务。淮海战役期间，渤海区出随军常备民工52，833人，临时民工20.5万余人。出担架7450副，挑子35，002副，小推车19，543辆，大车70，960辆，牲口154，350头，船只1250艘，圆满完成了支前任务。
渤海区人民支前的丰功伟绩
1. 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求解放
渤海区党委、行署，在发动、组织人民支援战争的同时，自1946年初，就在根据地内实行了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和反奸反霸的斗争，组织群众发展生产。1946年5月，中央“五四”指示以后，又在全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摧垮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翻身农民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解放战争的胜败与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和生命安全紧密相连，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便没有农民的一切。因此，他们要坚决“消灭蒋匪帮，保田保家乡！”“反蒋保田保饭碗，争相上前线！”“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在土改运动的基础上，渤海区发动了4次大参军运动。第一次是自1946年7月至12月；第二次是1947年1月至年底；第三次是1948年1月至9月；第四次是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参军人数最多一年的是1947年，全区有9.42万人参军；1948年，全区有7.16万人参军。据不完全统计，渤海区共参军16.58万人，占全省参军人数（58.99万余人）的28%以上。渤海区的新兵，先后组成了两个野战纵队（4个师）、27个新兵团（1分区7个，2分区5个，3分区7个，4分区4个，军区部队4个），补充了华野部队和地方武装。
翻身农民对参军表现了极高的热情。上级布置广饶县征兵1200名，从农历正月十五到二十五短短10天内，就有3145人报名，实际参军达2662人，超额完成任务一倍以上。该县的周家村、商家村由村干部带队入伍，各组成一个新兵连，称周家连、商家连。该县至1947年初，有1.2万名青年参军。盐山县的孟村镇，在1947年和1948年两次大参军中，先后组建了两个回民新兵连参军。南皮县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就组织起3000名青年参军，仅王寺、潞灌两区就成立了一个1500人的子弟兵团开赴前线。34户人家的小郭村就有31人参军。参军的方法是政治动员和自愿报名相结合，事先进行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然后集中时间，从县到区、乡、村层层召开“动参”大会，迅速掀起高潮。
参军时间多在春节前后，当时，村村开大会，处处锣鼓响。一队队青年骑马挂红奔赴前线，拥军歌声、口号声随时可闻。参军光荣蔚然成风，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和动人事迹。1948年参军中，1分区送子参军的父母915人，送郎参军的妻子127人，兄弟争相参军者324人。南皮县王寺区农民韩景水夫妇双双参军。惠民县堤口郭村农民郭敬公把一个儿子、两个孙子一起送上前线。
由于有这种取之不尽的兵员补充，所以，我军越战越强。解放战争开始，渤海区我地方武装只有9个基干团，36个县大队，102个区队。战争进行一年半以后，到1947年底，我军发展到15个基干团，2268人。全国各地、解放军的各兵种中都有渤海区参军的儿女，有的已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2. 抬担架、送弹药，军民并肩战斗
1947年10月，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以后，作战形式从内线防御的运动战、游击战转变为现代化的阵地战。而我军的后勤供应仍然靠分散的农村物资，靠肩挑人抬、车推马拉的落后运输工具，和现代化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但我们发扬了人民战争的优势，调动了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克服了困难，保证了战争物资的供应。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先后有81.98万人次支前。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渤海人民组成了数以千计的“轮战营”、“常备担架团”随军战斗。据统计，解放战争中渤海区出担架25，679副，挑子1.54万副，大车652，352辆，小推车630，340辆，牲口97.8万头。运送粮食2亿多斤，柴草250万斤，煤800万斤。据档案资料记载，1947年3月，全省5个战略区组织了随军常备担架5961副，其中渤海区的有2270副，占全省总数的38.1%。全省组织随军挑夫16，249人（副），其中有渤海区的3404人（副），占总数的20%以上。
支前翻身农民把共产党看做大救星，要报答党的恩情，视解放军为亲人。他们离开家，随军征战，新区人民称他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靖远、吴桥的民工随军13个月，经冀、鲁、豫、皖、苏5个省200余县，善始善终地完成了支前任务。博兴县马家村支前民工连长马道元，在孟良崮战役中带领全连，火线抢救伤员50人。他本人7次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线，背下伤员7人。在南麻、临朐战役中全连往返7次浮水过九马河，抢运伤员72人，他来回凫水过河15次。潍县战役中，他随冲锋部队冲进城里后，敌众我寡，危急时刻，他拣起敌人的武器与敌人巷战肉搏，刺死、刺伤敌人各一名，俘敌15名。他带领的连队被评为“钢铁连”，1951年他被评为“民兵英雄”。
无棣县信阳乡郭打堡村民工排长郭风藻，冒着枪林弹雨从火线上背下一名伤员后，又从炸塌的瓦砾堆中扒出两名战士。行军中用手捧麻叶为伤员接大便，用自己的缸子为伤员按尿，节省下菜金为保管员买鸡蛋吃，被评为“特等功臣”，刚复员回家又送17岁的儿子再去支前。邹平县支前民工3营8连，在翻身农民傅玉柱（连长）、张立业（指导员）的带领下，全连192人，随华野25军74师后勤处行动，8个月中转战4省，战场抢救伤员300人。为追击敌人，连续10天行军1300里没一个人掉队，被25军政治处授予“打不烂、拖不垮的钢八连”称号。
支前民工在战场上是解放军的得力助手，在平时也和解放军一样，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新区群众宣传政策、帮助地方工作和群众生产。转移时做到“三不走”，房东院子不扫不走，水缸不满不走，借东西不还不走。他们把老区人民的传统和生产技术带到新区，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驻村群众把转移的战士和民工送村外，依依惜别。
3. 军粮、物资送前方，支援军队打胜仗
后勤支援是战争本身固有的组成部分，没有必要的后勤供应，部队是不能作战的。1948年12月31日，粟裕副司令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地方党政军民不顾任何困难与代价，以全力支援前线，这是战役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战争的后勤支援，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战斗力和战争的胜负，特别是粮食和弹药的支援，在某种意义上说，“粮食就是子弹”。淮海战役期间，被围困的国民党军，七八天分不到一斤粮食，到处剥树皮，挖麦苗、草根吃，连老百姓的鸡、狗、猫，甚至老鼠都吃光了。没烧的，就把枪托、汽车轮胎，甚至坟里的棺材、骨头挖出来当柴烧。为争夺空投食品，自相残杀。整班、整排的敌兵因饥饿难撑，逃奔我军投降。而我军“无论粮食供应和弹药接济与医药救济方面都没有困难……”直到淮海战役结束，我后勤机关还库存粮食1.4亿斤。
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时，渤海区奉命突击筹运1亿斤粮食至前线，务于1个月内完成。渤海区党政军民立即动员，昼夜工作，从1948年11月29日起至12月13日，只用了16个昼夜就完成了任务。
解放战争中渤海区共支援粮食2.3亿余斤（计莱芜400万斤，渤海3专署运往鲁中5000万斤，兖州战役5000万斤，济南战役1743.5万斤，淮海战役1.172亿斤）。全省从1947年1月至1948年8月，支援粮食3.067亿斤；淮海战役时又调运3.9亿斤，共6.967亿斤，渤海区占33.4%以上。
民以食为天。粮食一向被农民视为宝中之宝，但他们懂得战争的胜利比吃饭更为重要，因而慷慨地奉献出自己用劳动和汗水换来的果实。桓台县当时有384个村，26.7万人，仅在1947年支前中就支援白面100万斤，小米140万斤，粗粮1000万斤，平均每人贡献粮食47斤。为支援淮海战役,渤海2分区的群众边筹粮边加工、运送，全分区1.8万盘石碾昼夜不停，1.8万辆大车来往不断，半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临邑县宿安镇烈属袁镇芬，村里没派他碾米任务，他仍把自己的300斤谷子连夜碾成米，送到粮站，倒下就走，连秤也不过。他说：“支前人人有责任，哪分你的我的！”惠民县何坊区谷家安村是个80户人家的小村，其中有70户农民自动报名借粮支前。一位双目失明的翻身农民，拄着拐棍摸到会场，硬要献上100斤谷子。他说：“没有解放军在前方打仗，连宅子地都保不住，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得让前方同志们吃饱。”
当时，渤海区的大小城镇乡村，昼夜灯火通明，车水马龙，人欢马叫，一片加工、运粮的紧张热烈气氛。“吱咯吱，碾儿响，家家碾米忙。推的推来簸的簸，运的运来装的装。为了前方打胜仗，人人出力理应当”；“一串小车一条龙，吱油吱油向前游。一天走不断，一眼望不到头”；“碾磨一齐转，米面送前线。打倒蒋介石，粮食是子弹。”这些流行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筹运粮食支前的情景。
4. 华东战场的可靠后方
1947年7月，国民党像输红了眼的赌棍，孤注一掷，豁出血本，调集了6个整编师、22个旅，于8月3日向胶济路东段、渤海区大举进攻。渤海区黄河以南地区全被敌人侵占，在黄河南岸沿线陈兵，向黄河以北打炮、轰炸。我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率华野部分部队、两广纵队等从鲁南向渤海区转移，从蒲台县的道旭渡口北渡黄河，进驻阳信县、何家坊一带。华东局和军政机关1500余人，由张云逸、邓子恢、曾生、魏文伯、舒同等率领从利津县小街子北渡黄河，转移至惠民、阳信一带。从鲁中、鲁南撤退的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干部、群众，共计40.5万多人，都转移到渤海区黄河以北地区。张云逸、邓子恢等驻在阳信县商店北街，舒同等和政治部机关驻大韩、小韩村，华东局组织部驻黄巾寨，华东党校驻魏集村。邓子恢等领导同志至1948年2月才离开渤海区。华野部队俘虏的100多人的国民党尉官以上军官教导团，驻利津县左王区农村3个多月。
其时，适值寒冬季节，惠民、阳信等县的大小村庄都驻满了部队和干部、群众。如此众多的人员，吃、穿、住、烧、医药供应都需当地临时筹措。渤海区党政领导机关，集中全区的物力、财力，筹集粮食、衣物，千方百计保证这些人员的供应。并发动群众拥军、劳军，献粮献布匹、衣物，捐赠过春节的食品，使转移来的外地人员顺利休整，安全过冬。有的群众腾出房子、锅灶，把棉被、衣服中的棉絮拆出来给战士絮棉衣。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渤海区行署筹集到棉布54.7万余尺，做军衣19万套，军鞋16.52万多双，军袜8万双。因渤海区地域广阔，保存了一片从未被敌人占领过的巩固的根据地，所以，不管是急需的粮食、兵员、物资等，需要短期内突击完成的支前任务，多由渤海区承担，而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充分显示了华东战场可靠后方的作用。
对渤海区支前工作的几点认识
1. 人民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支援了战争
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是血与火的熔炉。渤海人民在支援战争的实践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严峻的锻炼。这种教育不仅是理论和说教，而是以解放军和党员、干部流血牺牲的实际行动为内容的；是以解放区和敌占区人民生活对比的现实和国民党军队的残暴屠杀做反面教材的。它提高了渤海区人民的政治觉悟，加深了对战争的正义性的理解，使支前变为自学的革命行动，从而爆发出无比高涨的支前热情，数以万计的民工立了功，涌现出无数个“黎玉运输连”、“陈毅担架团”、“支前模范”和“钢铁连队”。
解放军是座大学校，解放军的足迹遍及渤海区的大街小巷，80多万民工与部队共同生活、战斗、学习，军民一家，融为一体。战士们英勇战斗，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严守纪律、拥政爱民的模范行为，给人民群众以深刻的影响。民工们向解放军学习，为老区人民争光。据1948年底统计，渤海区我军伤亡5459人，其中3227人壮烈牺牲。民工们跪在烈士坟前痛哭流涕，发誓打不倒蒋介石，绝不回家！
寿光县“陈毅担架连”122人，随军征战26个县，行程1.7万里。在抢运伤员中摸索出在不同地形、对不同伤势的伤员抬、放方法，创造了床式、棚式、靠背式、升降式、推抬两用式等多种担架，减轻了伤员的痛苦。他们在担架上搭凉棚为伤员防暑，宁可自己挨淋、受寒，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伤员身上保暖。淮海战役时，1分区担架团提出：“这是建立新中国的最后一次支前，再不立功没了机会了。”民工马增任、庄连利抢救伤员，1小时40分钟抬担架走了23里，又快又稳。他们一勺一口地为伤员喂水喂饭，口对口地为伤员吸痰。他们说：“都是一样的解放区青年，人家能把命豁上，咱受点苦算啥！”该担架团2563人，随军8个月，行程万里，善始善终完成了支前任务。他们在支前中节约菜金60万元（北币），用节省下的钱给伤员买鸡蛋、买糖吃；在战争空隙，帮驻地群众锄地2300亩，砍高粱4800亩，抬粪4060次，种菜78亩，泥屋盘炕2700次，推磨1640次，打场1100次，修农具290件，打纺车59辆。全团评出一等功臣351名，发展新党员390人，培养积极分子177人，荣获各种奖旗65面。靖远县的民工在鄢陵一带驻村时，帮助40多个村建立了农会和村政权，他们学习解放军的榜样，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用一切机会，争相多作贡献。
渤海区的支前运动是战争年代空前广泛深入的、成功的群众运动。各行各业、男女老幼都自觉地行动起来了。后方的群众争相拥军支前，提出：“节约一尺布、一斤粮就是向山头前进一步！”“多献一元钱、一双鞋就是向敌人多射一颗子弹！”全区开展了增产节约，献粮献金支前运动。老年人献出积存多年的“箱子底”、“私房钱”，青年姑娘拿出准备做嫁妆的衣服、布料，儿童团拾粪、捡麦穗攒钱买日记本、毛巾慰问解放军。博兴县小营区牙店联防妇女主任郑秀兰，被选为拥军委员会主任后，和6个委员带领3个洗衣组、6个炊食组，一昼夜接待过往伤员700余人，洗衣服1600余件，煮面条1500斤。人力推磨，每盘磨一昼夜磨面粉240斤。为支援淮海战役，渤海区的妇女，10天内缝制粮袋92万多条。博兴县有的妇女，未等上级发下布来就先用自己的布把粮袋缝好。运粮中，民工们撕自己的衣服，缝补粮袋。渤海区妇女为淮海前线赶制棉被20万床，军袜60万双。博兴通滨区的妇女，昼夜赶制军鞋200多双。
国民党、还乡团的烧杀抢掠，敌占区人民的灾难，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激起人民更强烈的愤慨。国民党第八军侵占广饶后，两个月内残杀我积极分子、群众1500人。国民党潍县县长张哲对部下交代：凡是干八路的和八路联系的，可就地处决，不用呈报。他指使匪徒抓捕我干部、群众400余人，绑押到李家营村，用活埋、刀铡、开膛扒心、零刀割、大卸八块、割耳、剜眼、剪舌头等40多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将抓捕的人全部杀死。还乡团匪徒杨玉恩一人就杀死我群众50多人。李家村是个不到200户的村子，竟有45人被杀，其中9户被杀光了全家。北纸坊村翻身农民韩在林兄弟3家14口人全被活埋。这些血迹斑斑的兽行，激起人民的万丈怒火和不共戴天的仇恨。
潍县解放前，潍北县委代表全县人民向解放军9纵写公开信，控诉国民党军队的滔天罪行，要求解放军为亲人报仇。潍县人民说：“只要能打下潍县，解放军要啥有啥！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该县泊子区大湾口村群众听说解放军要来，4天之内就磨好了8000斤面粉，主动把大门摘下来，把箱子、桌子拆了送给部队修工事。张式村的群众，把祖茔里的几十颗百年松伐倒给解放军当烧柴。
2. 土地改革运动的成功，土改和生产、支前相结合，在政治上、经济上为支前奠定了基础
渤海区领导机关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和各项方针、政策。从1946年秋开始，至1947年底，基本完成了全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使200多万无地少地的农民满足了土地要求，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翻身农民从国民党进攻后地主还乡团的倒算复辟中，更加认清了国民党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打不倒蒋介石就保不住翻身胜利果实。吴桥县于集村一个党员农民，把仅有的一个17岁的孙子送去参军。他嘱咐孙子说：“没有共产党，就没咱这个家，打不垮蒋介石，你就别回来！”并把这段话写在纸上，让孙子带着，“几时想家就拿出来看看！”德平、商河、杨忠3个县的民工团3498人中，91%是翻身农民。滨县参军的1900名青年中有1520人是贫雇农青年。
土改运动中，全区培养出积极分子9.29万人，村干部3.74万人，建立了拥有78万会员的农救会和13万民兵的民兵组织。在土改中新发展党员5771人，建立起1709个党支部，提拔了4553名基层干部，改造乡、村政权7807个。各级党组织和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对发动和组织支前生产工作起了巨大作用。这些积极分子，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土改运动以前，渤海区的老根据地内就实行了减租减息、反奸反霸和雇工增资运动，组织农民生产互助。解放战争开始后，又坚决贯彻华东局提出的土改、支前、生产密切结合的方针，强调农民有地种、有粮吃才有支援战争的能力。1948年冬，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实施了“三大方案”，落实“生产节约、度过灾荒、节衣缩食、减轻人民负担”的10条要求和《八项禁令》，做到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各级党政干部纷纷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帮助土改和生产救灾，与群众同甘共苦，掀起生产自救，邻帮邻、亲帮亲，区、村互济的生产救灾运动。当时，惠民、阳信等地，各村都派出有工作团，工作组长都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对促进土改、生产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渤海区土地改革、生产等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但康生在1948年2月渤海土改整党会议上却诬蔑说：“渤海区的土改是打了败仗的”，是执行了“右倾”“富农路线”的，说渤海区的党员、干部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利益的代表，并据此错误处理了渤海区的大批领导干部（后平反），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诬陷。
3. 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教育，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科学的组织管理
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来实现的。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各方面的行政法规也极不完善，组织群众参战主要是靠我党我军的号召力和政治思想动员，尤其是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带头，要在战争实践中经受考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民工团、营、连、排、班的职务，多由县、区、乡、村的主要负责干部的党员、积极分子担任。如3分区的3400名民工中就有370名县、区干部，400多名党员，700多名积极分子。桓台县崔楼乡的粮库主任，白天过秤、收粮，晚上和民工一道装运粮食，连续4个昼夜没上床睡过觉。仍坚持工作。他说：“吃不了苦，负不了责；当干部带头，首先是带头吃苦。”党员张殿鳌带领的临淄运粮队，15天中行程1390里。走山路别人挑45斤，他挑110斤。晚上宿营，让出房子给别人睡，自己冒着严寒在院子中露宿。党员虽不公开，但从表现上就能猜个差不多。
1947年2月以后，支前委员会中就设立了政治部，各团、营、连、排都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干部，对民工、群众进行形势和阶级教育，利用诉苦、回忆、对比等形式，进行“为谁支前，为谁打仗”、“革命到底”的教育。“支前光荣，人人有责”，形成了社会风气，谁“逃亡”“开小差”，或躲避战勤任务，就人人责备，在群众中无法抬头，干部、党员就没法当。这种政治气氛、舆论力量，对巩固民工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在支前民工中开展创模立功运动，开展建党工作，把经过实际考验的积极分子给予立功，发展为党员。出征前组织欢送、挂花、披红，订计划表决心；执行任务中开展记功、评功活动。提出“五爱”条件：爱群众、爱伤员、爱粮食、爱担架、爱劳动。提出“谁英雄，谁好汉，相见在前线”；“模从劳中得，功从苦中生，支前是炼钢炉，看谁钢崩崩”等口号，展开竞赛。临淄民工营392名民工提前完成了7.2万多斤的挑粮任务，有229人立了功。渤海担架1团有党员694人，其中立特等功的6名，一等功的216名，二等功的146名，三等功的25名。惠民、阳信、无棣、沾化、滨县5县的“常备民工团”，评出功臣1703名，发展党员143人，为159名候补党员转了正，并培养出363名积极分子。民工复员回来后，层层召开庆功欢迎大会，鼓励他们保持荣誉，继续在农村工作中发挥作用。
坚定不移地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是完成支前任务必不可少的因素。首先，比较妥善地解决了支前结合生产的问题。每次支前任务告一段落，立即抓紧组织生产，并准备下一段的支前工作。民工出发后，其家庭的生产采取专人代耕、亲邻互助等办法包耕包种，实行支前工与后方生产工合理交换。根据省政府颁布的《人民出工条例》，按青壮年的身体状况，分别组织为常备民工、二线民工和临时民工三种层次的支前队伍，常备不懈，从法律上规定了人民的支前义务。
越是任务紧急、繁重，越要尽力照顾群众的利益，在人力和财物方面实行合理负担，按劳取酬。如运粮中规定，每个民工日工资粮4斤，每运百里百斤提成8%，水路提成5%。三套骡马车定额为每车载1200斤，日行60里；铁轮牛驴车，载量800斤，日行50里，超额完成任务部分提成5%。这不仅调动了群众的支前积极性，并促进了生产。一时间，饭店饮食业、牲口交易、车船制造，生意兴隆。有的群众为了承担运粮任务，自动集资买牲口、买大车、小车。桓台县原有大车700辆，小推车500辆，支前中发展到大车1400辆，小推车1700辆。支前民工既得到政治上的荣誉，经济上也得到应有的照顾，因而支前、生产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长盛不衰。
渤海人民支前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特别是人民群众那种听从党的号召、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党政领导、党员干部执行政策，关心群众、以身作则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我们应当永远继承的优良传统。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八十六个师，共约八十万人。解放军参战部队华野十六个纵队，中野七个纵队，连同华东、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六十万人。战役中共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其所指挥的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一个绥靖区，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555099人，约占其参战兵力的69%，其中俘虏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将领俘虏124人，击毙6人，投诚22人，起义8人。以上战果还不包括其溃散和逃亡人数。主要缴获有火炮4215门，轻重机枪14503挺，长短枪151045支，飞机6架，坦克装甲车215辆，汽车1747辆，马车6680辆，炮弹120128发，枪弹2015.1万发。
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敌我伤亡比为4.06：1。武器消耗有山炮、野炮、榴弹炮共34门，迫击炮、步兵炮共219门，掷弹筒26具，轻重机枪1884挺，长短枪14588支，各种炮弹679943发，各种枪弹2014.9万发，炸药（缺双堆集战场统计数字）97025斤。在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占大决战总伤亡的53.8%，各种武器的损耗和弹药的消耗也最大，其中火炮损耗占总损耗的48.6%；长短枪损耗占总损耗的69.4%，轻重机枪的损耗占总损耗的61.8%，炮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8.7%，子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2.7%，炸药的消耗占总消耗的57.4%。而歼敌总数最多，占总歼敌数的35.8%，缴获则最少，淮海战役的激烈可见一斑。
其中华野歼敌约44万，约占总歼敌数的80%；华野伤亡约9.1万，约占淮海战役解放军总伤亡人数的67%。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不仅无偿收粮粮，还有打白条收军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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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沙村大约有900多人，1300亩土地，共划定9户地主、2户富农，还有几户上中农；他们大约拥有土地160-180亩，其余的土地都是'太公田’，也叫祖宗田。
在9家地主中拥有土地最多的，也只有20亩左右，少则十几亩，但因为他们都出租土地、雇工、只收取地租，自己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所以定了地主；所谓富农，自家也拥有几亩土地，自己参加劳动，也租给别人种一部分，收取一些地租；所谓上中农，也就是自家拥有极少量的土地，也租地主的地种，有时请一些临时帮工。
1952年的土改收回全村所有的土地，包括地主、富农的地，也包括'太公田’；按人均分配，地主、富农与其他农民分得的土地数量是一样的，但不一定是他们原来的土地。
解放前我租种5亩公田，每亩交45斤谷租。土改时我家两口人分到2.7亩地，每亩要上交约40斤公粮，每年要交公粮100斤左右。
1953年发了土地证。
苏皖九专署颁发《1948年秋季粮赋公草征收暂行条例》，规定了每亩征收标准。并分别作出了减免规定，征收面积451.6万亩，应征粮食8,278.8万斤，棉花1,279.5万斤，除减免数，实征粮食6，431.85万斤，棉花908万斤。
129师的军粮收缴与储存
发帖者：田赋 (
129师到太行山，有一份该师1937年9月出征时的人员和装备详表：
人员：9307人
马匹：445匹
骡子：90匹
步枪：3412枝（弹43012发）
马枪：724枝
自来德枪：539枝（弹2872发）
手枪：93枝（弹6051发）
花机关枪：3挺
重机枪：29挺（弹23222发）
轻机枪：93挺（弹27361发）
手机枪：72把（弹310发）
迫击炮：6门（弹67发）
开始，由于国共合作，这9000多人的军饷和枪弹供应，由国民政府负担。粮食呢，则依靠阎锡山的地方政府。
后来，八路军在一些村、区里站住了脚跟，民选村长、区长，与当地原政府闹起了局部磨擦，自己掌控的田赋、税务、公粮统统留作自己使用。
偶有军粮接济不上，就向大户借用。正是乱世，不少富户、大户都希望在地方上寻找武装靠山。青塔村一个张姓地主，一下子借给1000多斤，129师供给部打了一个收条，还加盖了一个红章。张姓地主十分高兴，拿着红印章到处炫耀，声明粮食不要了，全部捐给八路军抗日。
国民党势力退出当地后，八路军全部改组了村、乡、县级机构，村设财政委员，区里设财政助理员，县里设财政科，层层丈量土地，测定产量，进行减租减息。每块土地，都按比例合理地交纳抗日军粮。
租种地主的佃户不交公粮，由地主交纳。
村村设有公粮库，放在山洞里，地窖里，下边用石头垫底，再铺上荆条和木头防潮，中间再用席子围住，一层一层，盖楼一样垒三层，这叫屯，也叫圈。屯里圈里填满后，抹平，由财粮主任亲自盖上印版。然后，锁门、封条，隔几天便来看一次。一旦发现印版混乱，便叫来部队的人，上下反复地察看，人偷的？鼠乱的？
当时规定，偷盗公粮，哪怕是一把米，立即枪毙。所以，公粮放在谁家，谁家老小都格外操心。风吹了，下雨了，把封条弄湿了，吹皱了，也赶紧跑到村公所找村长和粮秣委员，让重新贴。
倒是老鼠们，肆无忌惮地在里面饱食。
简陋的设施挡不住鼠辈，简陋的法律管不住鼠辈。
幸福的老鼠们，苦累的山民们。
……
什么是印板？
就是用一尺见方的木板，在上面雕刻几个凸出的方方正正的大字：“玉米”、“谷子”“小麦”等，盖在粮食上，明显地出现字样，以防偷粮和别人作乱。
玉米粒大一些，需另外特制一个大号的印版，笔划也需格外粗壮些。
或者，印版上直接刻上“抗日”两字，密密麻麻的，盖满了粮食的表面。
粮食们静静地睡在席圈里，一有召唤，马上出发，它们也是抗日的一个个积极分子呢。
刚开始，军粮一般放在较为可靠的贫雇农家的窑洞、地窖里，或者责成他们看管。后来发现不行，有些贫雇农家里穷，没粮吃，看着看着，有的人就觉悟低了，开始想着法揩油儿。
最典型的就是用笔帽偷。
那时毛笔的笔帽是铜质尖形的。把帽尖在石头上磨出一个小孔，插在小米囤的围席上，外面放一只粗碗，里面细小的谷粒便会陆陆续续地流出来，一夜能流一碗米，一碗米就是一斤。
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更有甚者，公开抢军粮。一次日军扫荡时，几个贫雇农趁夜潜回自家的藏粮处，进行抢劫，试图算到日本人的帐上，被暗中看护的八路军战士发现，当场打死。
后来，129师供给部作出决定，军粮尽量放在中农以上的富裕家庭中。这些人家里殷实，有吃的，有身份，不会偷军粮。
这以后，一些开明绅士便成了军粮的堡垒户。
……
据记载，1941年底，太行区785个存粮点共藏军粮110万石，统归129师供给部调运。不管部队走到哪里，都会有粮食供应。
贫穷的山窝窝里，处处是饱满的军粮，处处是秘密的子弹。
黄克诚算账
发帖者：一粒子弹12斤高粱米 (
1948年3月，黄克诚主持召开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无论是讲战场还是讲后方，无论是讲思想还是讲工作，都用算账的方式
他说：“我们造枪弹，一个山炮弹就要200斤高粱米，一个野炮弹，就要300斤高粱米。一个榴弹炮弹就要400斤高梁米。”说到这，黄克诚嗓音更高了，“在关里则更贵，每个炮弹平均要1500斤高粱米，因此打一炮就等于打掉一个中农全年的收入，打一千炮就是打掉一千个中农的收入”。
他大手一挥，振臂疾呼，同志们要想一想，现在群众负担已经到30％了。“负担再重，群众怎么办？”
针对一次战斗结束后，个别部队还是像打仗一样步枪机枪手榴弹乱来一气的现象，黄克诚给予严厉批评：“就不知道一粒子弹等于12斤高粱米，一个手榴弹是36斤高粱米。”
“我们军队对人民的痛苦是不够清楚的，俗语说：‘当兵三年不认亲’。
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发了多少军饷-共军收钱很爽快-[5262
嘎嘎嘎，郭文贵付得起饷就可以打一仗，所有大老板付得起钱，-都可以打一场-[0
有的时候，一场战役就让共匪灭亡。战斗总比蝴蝶效应要强得多-连锁反应至共匪灭亡-[0
共匪可以借口战争把所有中国老板与百姓的存款全部征用，贪更多-说敢说个不字-[0
共匪可以借口战争把所有中国官僚存款全部征用，名曰干部带头-支持国家-[0
中共从来只提国家，不提个人私人。恐怖统治，轻而易举-谁敢说不字？-[0
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的津贴 -零用钱-[7249
抗战准备时期，底层二等兵年收入，相当于拥地50亩之半自耕农-年净收入为103元-[3972
上将月入800元 中将月入500元 少将月入320元 下士月入14元-国军收入-[330
国军当官的吃空饷，收入可以翻几倍。但是，-比中共官员差太远-[0
蒋介石 一级陆军上将 工资800元-比当兵的多80倍-[0
1970年代中国大陆刚进厂的工人工资17元，毛泽东工资600元-相差只35倍-[0
国军抚恤金 与 共军抚恤金-大洋与法币-[2565
现在中国大陆工人工资3000元，习近平工资11000元-相差3.6倍-[0
习近平不用买车买房，医疗不用花钱。女儿可以留学美国-彭丽媛工资是多少-[0
习近平可以靠老婆鼓丽媛来养活嘛-唱一支歌收几十万元-[0
二等兵可以讨一个老婆的话，上将可以讨80个老婆-民国时期小老婆成群-[0
老蒋后来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其实是中国近现代军饷制度的惯例-湘军-[4254
上将月入800元 中将月入500元 少将月入320元 下士月入14元
发帖者：国军收入 (
国军收入
上将月入800元
中将月入500元
少将月入320元
上校月入240元
中校月入170元
少校月入135元
上尉月入80元
中尉月入60元
少尉月入42元
准尉月入32月
上士月入20元
中士月入16元
下士月入14元
上等兵月入12元
一等兵月入10.5元
二等兵月入10元
二等兵可以讨一个老婆的话，中尉就可以有财力讨六个老婆了。上将可以讨80个老婆
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的津贴
发帖者：零用钱 (
有关这个问题，我原来一直是想当然——中共军队没有军饷，只有生活少量津贴；军中大体实行供给制，也就是吃穿由部队统一解决。至于武装，则是靠缴获。这几天在网上查找有关资料，有点遗憾，没有第一手可靠确切的。有一篇《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早期的军人津贴》的文章，姑且看一看吧。下面是摘编。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工农革命军曾实行薪饷制，主要靠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和打土豪得来的财物，来维持其各项最低的开支。192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全面取消薪饷制，改行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即个人生活必需品由公家供应实物，另发零用钱。这个“零用钱”，就是我军最初的军人津贴。
中央这个指示下达后，各革命根据地纷纷贯彻执行。例如，在1930年3月25日公布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的法案之七——《优待士兵条例》中规定:“改良士兵生活，每月每名发伙食费至少大洋四元五角，零用至少两元，有钱多发，军衣军用品尽可能完备”。津贴费发放的多少则由各地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自行决定。“零用至少两元”应该就算津贴了（这里的“元”到底是什么钱？要是银元也是很值钱的）。
1935年12月17日（一方面军长征结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颁布了《关于技术人员技术津贴等级规定》的命令。命令中规定：应领津贴的技术人员为无线电技术、医务人员、电话技术人员和红军学校军事教育专家四类。津贴等级分为三等，一等每月12元，二等每月8元，三等每月4元。决定等级时，由各工作机关首长填造名单报告军团首长，再由军团首长汇报军委批准后施行。不属军团的部队，直接报告军委。新规定之津贴，自本年12月开始支付。1936年12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颁布的《关于建立严格的供给工作制度，统一各项费用标准的训令》中再次规定:卫生人员的津贴费分为六等，一等15元，二等12元，三等8元，四等6元，五等4元，六等2元，等级鉴定由军委卫生部决定通知。在未经总卫生部鉴定以前，暂由各军团及各军的首长依情形酌夺决定之。电务人员津贴分为五等，一等15元，二等12元，三等9元，四等5元，五等2元，由军委三局鉴定通知。在未得三局通知前，由各军团、军的首长斟酌决定之。
1936年4月24日，中央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发给部队、地方武装及机关人员津贴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为：原来只发鞋袜费、没有津贴的人员，原有鞋袜费应取消，每人改发津贴1元；以前已有津贴，又发鞋袜费的干部，应取消鞋袜费，加发津贴5角；以前已有津贴的学员、工人等，不另发鞋袜费（估计干部津贴多一些，士兵是每月大洋1元）。
………………………………………………………………………………
红军军费的主要来源是“打土豪”的钱，此外在苏区内部也征收一定份额的税金。当时中央苏区只有三百万人口，税源有限。广东中山大学九十年代办有《历史大观园》杂志（现已停刊），其中一期杂志介绍，红军用打土豪分来的银器融化，仿造袁大头。由于含银量高，（北洋政府造银元含银量规定为85％）颇受白区商人欢迎。
如此说来，中共军队在1927年至1937年间，军费来源于所谓缴获（绝大多数是靠“打土豪”和“没收”）。工农红军是没有军饷的。军队内部采用供给制，军官和士兵的区别不大。红军内部定期会付给全体军人一项补贴叫“伙食尾子”。顾名思义，就是用于伙食后尚剩余的经费。此项金额无论时间、数量都很不固定。
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按照4.6万人的标准给八路军发军饷被服，一直发到1941年4月左右的皖南事变宣布彻底停止。这个时候，其实国民政府还拖欠了八路军十几个月的军饷。
新四军的标准编制更少，好像按照5个团（1.5万人左右的标准）编制发军饷。发放时期同八路军一样（其实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人数远不止这些。部队1941年之后的津贴从何而出呢？粮食和服装的大部分只能从根据地老百姓供给）。
八路军的军响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的，爱国人士捐献的，根据地老百姓征集的；在一个是打仗缴获的。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全部要靠自己的了。总之，共产党军队生活十分简朴。周恩来在文件《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中提道“红军中废除军饷，只发零用钱与吃饭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应中共的要求开始向红军提供经费，他向红军提供的第一笔经费是50万元的善后款。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这个数字大体相当于红军每人每月军需5元（据各种资料介绍，后来八路军、新四军士兵的津贴大约每人每月五角，毛泽东、朱德为5元）。这大概包括食宿服装等等。毛泽东当时写信给周恩来：“此50万元是善后费，还是2月份经费要弄清楚，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前蒋介石既托杨虎城经手，我们应按数向杨要，不打土豪又不给钱是不能生活的。”
八路军：1937年度月发经费30万元（法币），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从1939年8月份起，每月加发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元。从1940年元月份起每月增发米津4.5万元，这样算起来，直到1941年2月每月实发70万元。
新四军：1938年1月核定四个支队每月各发经费1.5万元，军部6000元，共6.6万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共8.6万元。6月份以后，每月增至11万元。1939年全年度经费仍旧月发11万元，另发临战费2.2万元，共月发经费13.2万元。1940年度经费核定每月为11.536万元，加上临战费2.2万元，共月发13.736万元。
此外，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时国民政府还分别拨发了20万元和1万元的开拔费。应该说，当时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央军一个甲等野战师的军费每月约20万元。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待遇如果按照编制人数来算的话，与中央军相当。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给中共部队发放的军饷虽然紧张，但仍可勉强维持。不过，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迅速扩大，人员不断增加，再加上物价飞涨，这些费用越来越不够用了。以八路军为例，八路军1937年改编时只有4.6万人，到1940年已发展到40多万人。在这期间，中共领导人曾多次向国民政府要求扩大编制，增加军饷，但国民政府始终不予批准，军饷一直是按照4.6万人发放。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国民政府负责第18集团军（编制4.6万人）和新四军（编制1.5万人）的军饷。1941年以后，中共军队要靠自己解决军费问题。这个津贴的钱由哪儿来不甚清楚。抗战期间是不能“打土豪分田地”的。因此这笔钱再少，对于好几十万军队也是个大数。再说，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敌军围困，现金非常的缺乏。
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
解放战争中，一般解放军士兵一月有津贴3到5元，连排长是5元到8元，团长以上为10元到15元不等。各大野战军因为财力水平而不同。这些津贴一般是士兵买个人用品和衣物的花销。因为军队中吃饭是公摊的，所以每月大概还有数目不等的伙食尾子，分出来大概在5元以内。
解放军的军费主要以实物形式由解放区共产党地方政府筹集。资料显示，仅三大战役中，解放区出民工539万，出动牲畜1036300头，支援粮食95000万斤。尤其是在淮海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这样看起来，除军事装备和民工外，军粮和服装以及各种物资等就得靠中共在各个根据地的各级政府筹措。解放军官兵的津贴是以纸币形式发的，不过这些货币是各个解放区自己制造的。我在资料中看到：
根据地货币是在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情况下产生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中共政府就开展了统一货币的工作。如华中解放区发行统一的华中币，收回和统一原来新四军开辟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多种名称不同和市值不等的地方货币。其它解放区也采取了类似的统一货币的措施。但是，在各解放区统一货币工作尚未完成时内战爆发，统一各解放区货币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1947年夏，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各解放区之间贸易联系、物资交流日益发展。但是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货市比价不固定，成为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的重大障碍，给野战军的机动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为了统一解放区货币，经华北人民政府、山东人民政府、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人民政府会商决定，合并华北解放区的华北银行、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和西北解放区的西北农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
各个解放区里都有各自发行货币的银行。
抗战准备时期，底层二等兵年收入，相当于拥地50亩之半自耕农
发帖者：年净收入为103元 (
1944年，美国专家抽调国军1200名士兵进行体检，发现57%的士兵营养不良。
抗战14年，简略言之，可区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自1931年至1937年，乃“抗战准备时期”，期间虽有局部抗日战事，但当局的主要精力仍集中于交通、金融、赋税、军制改革、秘密国防线构筑等事务。第二阶段，自1937年至1945年，是谓“全面抗战时期”。
国军官兵抗战时的待遇，在这两个阶段，迥然不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蒋、汪、胡三派内斗正酣；1932年初，中央政府恢复运转，稍后即颁布“国难饷章”，薪饷较之平时，有所削减。具体数据如下（单位/元）①：
图注：平时及国难时期国民政府陆军薪饷比较表按：据学者陈志让统计，1931-1935年间，四川农村，占地100亩以上的地主，其平均年净收入为1068元；占地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其平均年净收入为103元。换言之，拿“国难薪饷”的中校及以上军官，其年收入，相当于拥地百亩以上之地主；最底层的二等兵，其年收入，也相当于拥地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②当局之所以制定如此优渥的官兵薪饷，乃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尽可能多的有文化且体格健壮的优秀兵源，以应付“国难”。
不过，因军阀割据及派系政治的影响，上述薪饷标准在不同背景的部队中，执行程度各异。譬如：宋子文财政部所属税警总团资金丰裕，不发放“国难薪饷”，仍发放“平时薪饷”；四川军阀刘湘穷兵黩武扩军不休，一度坐拥五十二团人马，但川中一隅税赋有限，故其部二等兵薪饷仅四元而已，远低于中央所定“国难薪饷”标准。③
图注：1942年，缅甸Pynmana，Seagrave医生急救医院里的中国远征军伤兵全面抗战时期，军饷受通胀冲击最为严重，过半国军士兵营养不良
及至1937年全面抗战启动，军费消耗庞大，物价迅速上升，官兵薪饷标准也屡次变更。主要变化有二：1、实施粮、饷分离，伙食费由公家统一安排，不再包含于薪饷之中。2、薪饷随通胀不断上调，但始终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1937年，上将薪饷240元，1945年上升至5万元，增涨208倍；1937年二等兵薪饷7元，1945年上升至900元，增长128倍。但同期物价已增涨了2100余倍。④
据1944年6月《四川经济季刊》的一份调查报告，自1937年至1943年，各行业“购买力指数”，大致变化情形如下（以1937年统一预设为100）⑤：
图注：全面抗战期间各行业人员购买力指数变化比较表毋庸讳言，以当时情形，该调查绝非完善，但亦已足以反映当时的通胀，对各行业所产生的冲击的巨大差异。相比农民、工人乃至雇工，士兵、公务员、教授所受通胀冲击为最大。具体而言，1943年重庆猪肉限价，定为每斤14元，同年，一位上校的月薪不过290元；至于底层士兵，状况自然要惨得多，中央军校17期毕业生谭继禹回忆，1940-1942年间，其每月薪饷，仅够买肥皂与草鞋。考虑到欠薪几乎是所有部队的通病，其生存状况之恶劣，可想而知。⑥
薪金之外，伙食亦严重营养不足。据统计，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为每人每天6磅；日本陆军为4磅，中国陆军则不足1.6磅，且这1.6磅，还只是文件层面的数字，具体拨发、运输过程中的贪污、损耗等，并未计入。伙食状况恶劣的直接后果是：1944年，美国专家抽调国军1200名士兵进行体检，发现57%的士兵营养不良。⑦
即便国军士兵困顿如此，军费开支仍远远超出了国民政府财政收入所能承受的范围。孔祥熙在一份1939年6月给蒋介石的“极密报告”里透露：全面抗战仅一年半，财政支出已高达“三十三万万元”，而这一年半里，财政收入仅“七万六千余万元”——“三十三万万元”财政支出中，军饷、军务、枪械购买经费，占到了70%。⑧
综上，自不难理解，何以抗战期间，国军官兵普遍走私，即便是待遇最好的云南远征军，据戴笠秘查，亦走私成灾；各部队普遍“吃空饷”，按陈诚估计，“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⑨——国府财政实际上陷入了一种致命的恶性循环：军费开支的庞大使得当局不敢提高部队官兵薪饷待遇，以免陷入更恶劣的通胀；官兵薪饷待遇恶劣，则刺激空饷、走私愈演愈烈，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再刺激通胀，官兵薪饷再缩水……及至抗战胜利，无论当局如何严申，亦无法阻止公务员及军队变“接收”为“劫收”。
①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史政编译局1981，P139-140。转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台）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1期。②陈志让：《军绅政权》，(台)谷风出版社1986，P169。转引自《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③（台）中研院：《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九州出版社2012，P25。④⑥⑦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⑤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6月，P262-265。转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⑧《孔祥熙关于1937-1939年财政实况的密报》（上、下），《民国档案》1992年第06期、1993年第01期。⑨《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东方出版社2011年，P162。
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发了多少军饷
发帖者：共军收钱很爽快 (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应中共的要求开始向红军提供经费，他向红军提供的第一笔经费是50万元的善后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杨的问题。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1937年2月1日，主持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顾祝同在西安向中共代表李克农表示：“第三者（中共）经费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2月2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50万送抵西安，2月4日再经杨虎城交送给周恩来，同时顾祝同还承诺以后每月给红军20万元。2月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此50万元是善后费，还是2月份经费要弄清楚，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前蒋介石既托杨虎城经手，我们应按数向杨要，不打土豪又不给钱是不能生活的。”
由此可知，红军从蒋介石那里领取的第一笔经费时间是1937年2月。在这以后，直到1937年8月，国民政府每月都向红军拨款30万元。6月，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陕北缺粮，需从外地调运，国民政府又额外加发了5万元运输费。此外，这年夏天，国民政府还发给红军夏季服装4.5万套。
红军得到这些经费后，首先用于买粮购衣，以解决温饱问题。也正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接济，才使红军得以休整，为全面抗战爆发后能迅速出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37年8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人数共4.5万人。而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游击支队共一万多人。改编后的两军军饷分别是：
八路军：1937年度月发经费30万元（法币），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从1939年8月份起，每月加发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元。从1940年元月份起每月增发米津4.5万元，这样算起来，直到1941年2月每月实发70万元。
新四军：1938年1月核定四个支队每月各发经费1.5万元，军部6000元，共6.6万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发经费2万元，共8.6万元。6月份以后，每月增至11万元。1939年全年度经费仍旧月发11万元，另发临战费2.2万元，共月发经费13.2万元。1940年度经费核定每月为11.536万元，加上临战费2.2万元，共月发13.736万元。
此外，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时国民政府还分别拨发了20万元和1万元的开拔费。应该说，当时国民政府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央军一个甲等野战师的军费每月约20万元。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待遇如果按照编制人数来算的话，与中央军相当。
据资料统计，国民政府从1937年2月开始，到1940年12月截止，共发给八路军经费25616627元。新四军从1938年1月开始到1941年1月为止，共领军饷1718877元。两军合计共得军饷27335504元。
抗战初期，蒋介石基本还是能够保证按时将军费发放给中共部队，即便是由于国共冲突国民政府扣发中共部队的军费，后来也都基本能够补齐。例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民政府就找借口停发了八路军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要求，国民党就又补发了所欠八路军军饷。
此外，除了军饷，蒋介石还根据中共要求和战争需要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和奖励，例如1939年4月30日叶挺要求蒋介石发放各种补助：“1，运输困难，恳赐发行动费2万元；2，请准予军司令部经费发给每月5600元；3，乞准设立医院一所每月经费1.3万元。”蒋批示：“照准。”1939年7月8日，萧劲光向国民政府电请增发河防经费10.5万元，也得到蒋的批准。此外，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作战飞机24架，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奖励了八路军大洋2万元。
抗战前期，蒋介石还给中共部队发放了不少军需物资。例如，1937年8月20日，叶剑英领取了七九弹30万发、七九机弹20万发、驳壳弹20万发、迫炮弹620枚、手榴弹1.5万颗，另有土工器具及爆火材料，卫生材料及被服通讯等材料。9月16日，阎锡山送八路军50万发七九子弹，中正子弹50万发，冲锋枪、机关枪200支。9月19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并转叶剑英等：“南京原发子弹50万发，后加20万发，阎锡山发50万发，黄绍竑发30万发，共150万发。一二0师带不完，准备留一二九师东来补充。”1937年8月26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速发第八路代表叶剑英防毒面具六千颗。”1938年6月28日，新四军叶挺向蒋介石要轻机枪100挺，重机枪20挺，蒋批示“交军政部核办并复”。1939年1月28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请求拨发六五子弹600万发，蒋批示：“交军政部核发并复。”
此外，在抗战初期中共部队还领到不少服装、面粉等生活必需品。例如1937年9月11日，南京方面发给八路军4.5万人的冬衣。9月13日，国民政府又批给皮大衣、皮帽共3万套，每套9.5元，折大洋28.5万元，日内即领。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按规定标准，每月供给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的面粉1万袋，大米3000包（每包165斤），以及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品等等。
抗战期间，国民党中的一些地方部队有时也会给中共部队一些援助。例如，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1938年4月访问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以后卫立煌向八路军批发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及八路军3个师的夏衣、大批医药用品和电话通讯器材。再如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傅作义将一时难以转移的大量军需弹药也送给了八路军。在抗战中，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给中共部队发放的军饷虽然紧张，但仍可勉强维持生活。不过，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迅速扩大，人员不断增加，再加上物价飞涨，这些费用越来越不够用了。以八路军为例，八路军1937年改编时只有4.5万人，到1940年已发展到40多万人。在这期间，中共领导人曾多次向国民政府要求扩大编制，增加军饷，但国民政府始终不予批准，军饷一直是按照4.5万人发放。
自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共两党间的摩擦不断加大。1940年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新四军的军费，是1941年1月以后停发的。因为这个月新四军领完最后一笔军饷和物资后，就爆发了皖南事变，国民政府宣布新四军是“叛军”，从此国民政府就不再给新四军发军饷了。此后，中共所有部队的给养都靠自己解决。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对中共的部队还算是能包容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想利用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另一方面他始终还存在收服中共部队的意图。但随着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日益壮大，他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打压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停发中共部队的军饷是他限共的一个重要措施。
老蒋后来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其实是中国近现代军饷制度的惯例
发帖者：湘军 (
关于老蒋停发八路军饷的问题一直是我党攻击蒋的一个重要理由，在网上也吵得很多，但都没有认真考虑一个现实： 1、从湘军建立起来后， 中央与军队之间始终存一个默契，那就是，有地盘的自己直接去收税养兵，没地盘的军饷才由中央发，或者说拿谁的钱听谁的话。湘军是这样的，淮军也是这样，北洋军建立之初是由中央发饷的，也正因为如此，老袁在1905年以后不得不将训练好的四镇交给了清廷中央，而只保持着影响力，而非直接控制力，以致于1908年后老袁回家养病，北洋军人根本就没闹什么事。而老袁成了临时大总统后，由于长期不在 关于老蒋停发八路军饷的问题一直是我党攻击蒋的一个重要理由，在网上也吵得很多，但都没有认真考虑一个现实：
1、从湘军建立起来后， 中央与军队之间始终存一个默契，那就是，有地盘的自己直接去收税养兵，没地盘的军饷才由中央发，或者说拿谁的钱听谁的话。湘军是这样的，淮军也是这样，北洋军建立之初是由清廷中央与北洋大臣分担发饷的，也正因为如此，老袁在1905年以后不得不将训练好的四镇交给了清廷中央，而只保持着影响力，而非直接控制力，以致于1908年后老袁回家养病，北洋大臣换成了别人，北洋军人根本就没闹什么事。而老袁成了临时大总统后，由于长期不在北洋军中，所以只好搞了一个善后大借款，其实就是借钱给北洋军发军饷，然后发动了对国民党的战争。而此后是一个大转折，在打败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冯国璋曹琨等开始不仅有兵权了而且有了地方政权，所以此后北洋军变成了部分中央直辖的军队由中央发饷，而占据地盘的军队由首领从地方税收中发饷。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事，就是冯国璋到北京当总统后，带了两个师的军队，他要求由中央发饷，而段其瑞不答应，认为冯在江苏的地盘，理应冯自己发饷。
2、在地方军队上，一般存在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完全没有地盘的，谁给发饷就给谁卖命，而老蒋也正凭借江浙的财力轻松控制了许多小军阀或将大军阀的军队给分化瓦解了；
第二种情况是有地盘的，如山西闫锡山、四川刘湘、云南龙云，除了少数被老蒋收买的军队外根本没用中央发军饷，如果老蒋真给他们发饷，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老蒋不怀好意；
第三种情况是虽然有地盘，但地盘经济条件很不好，比如说某地税收只够养一个团，但真实兵力可能是一个师，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协饷，就是自己解决一部分，中央或大军阀帮助解决一部分，比如云南贵州长期要由四川解决一部分军饷，西康刘文辉部军饷先由刘湘给一部分，后来又由老蒋直接发，东北军丢了东北后，老蒋也要给他们解决相当一部分军饷，也正从那时候开始老蒋可以以打败仗为理由裁掉东北军的115、120等师。在西安事变前，同在陕西的军队杨虎城部的军饷大部分是由自己筹集的，而东北军的军饷则主要由老蒋来发（由杨虎城控制的陕西省还要负担一部分东北军军饷）。
3、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以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贫困的地区，贫困的程度就是从1840到1937年那里除了地方保安团以及临时驻扎的军队似乎就没有设过一个团以上的正规军，有地盘等于没有地盘，所以八路军几万人根本不存在协饷的问题，直接发饷就行了，而新四军刚成立的时候连地盘都没有，所以军饷都由老蒋负责，老蒋也没有拖欠过，甚至还有因为打了几个胜仗，有大量的现金奖励。
4、1938年以后的一年时间，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敌后占领了大量地盘，建立了好几块包括几十个县的大根据地，但此时，中央军正被日本人追着打的时候，蒋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件事，所以蒋按4万五千人发饷，中共也是不要白不要；
5、1939年后，中共的快迅扩大引起了蒋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中央已经建立从土地面积上讲仅次于中央的大块根据地，蒋也曾经想派自己人去那里当官，但被赶了回来，而此时中共做了一件错事，就是以军队扩大为理由要求增加军饷，结果就是蒋不仅没增加中共的军饷，反而按对其他军阀的办法，直接停了八路军的军饷；
6、其实若蒋承认中共地盘的合法地位，就算停了八路军与新四军军饷，中共也未必会与蒋争执什么，关键是蒋没有公开承认中共根据地的地位，所以中共认为蒋既然没承认我这些地盘的合法地位，那就应该给我的军队发军饷，而蒋则认为，你的地盘都在自己手里了，就算我不承认我也无可奈何，我为什么要发军饷给你。
所以蒋停了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其实只是近代军队军饷制度的惯例，只不过这其中老蒋由于对中共地盘这件事是承认不好不承认也不好，所以老蒋有苦难言，让中共抓住了把柄，屡次作文章。
当然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当时对于出省抗战的军阀的军队的军饷，是分几种情况来发的，一种是部分军阀自己负担军饷，但这种情况很少，而大多数情况是离省军阀的军饷由国民政府承担的，如广西军队在广西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不用管他们的军饷，而只是负责发放在安徽河南等地抗战的军队军饷，而当李品仙担任了安徽省主席后，由于安徽在敌后，且大城市多被日军占领，所以国民政府给他们发全部军饷的，只是到了何应钦那里，他认为只应该发一部分，所以要求对方签字的时候签收到了全部军饷而实际上只收到了一部分军饷，李宗仁还告了一回。中共认为应该发军饷也有这个方面的理由，但是蒋认为中共占领的地盘足够负责4万5千人的军饷，至于增加的军队，蒋不承认，所以拒绝发军饷也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国军抚恤金 与 共军抚恤金
发帖者：大洋与法币 (
国军抚恤金
营长年薪400大洋，阵亡则一次性900大洋；
连长年薪360大洋，阵亡则一次性800大洋；
排长年薪320大洋，阵亡则一次性500大洋。
例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阵亡的连长 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五期毕业生
1939年开始着手对阵亡官兵实行抚恤。
1940年，国民政府批准了抚恤金，首次发放800元大洋，以后每年发放360元大洋。
1949年抚恤金停发了。
蒋介石在1945年下令给国民党战死的士兵发抚恤金，规定是240元法币每年，发20年
抗战八年间,有约46万士兵获得抚恤,只占全部伤亡人数的9.2%
1979年对越战争烈士，战士500元、干部800元，一次性发放抚恤金
解放战争中烈士抚恤金
标准是：
烈士，80个月工资；
因公牺牲，40个月工资；
病故，20个月工资。
月工资或者津贴低于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的，按照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
50年代，中国大陆规定，革命军人、革命工作人员牺牲、病故和参战民兵、民工牺牲，给予抚恤。
分牺牲、病故两种。
因战致残的革命残废军人因伤口复发死亡的，按革命烈士抚恤。
1955年以前，国家一次性抚恤只发给实物，主要是粮食，当时叫抚恤粮。
按牺牲、病故两大类分5个等级，标准很低。
1950年战士牺牲抚恤为600斤。1955年改发人民币，战士牺牲抚恤标准为180元。至1979年抚恤金的标准前后4次进行调整，每次调整时，抚恤金的标准都有适当的提高。
1979年战士牺牲抚恤标准500元。
1980年国务院发布《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按此条例，抚恤金改为3种，即革命烈士抚恤、因公牺牲抚恤和病故抚恤。
其中革命烈士抚恤标准，战士职级的为800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武装部队的军人)；参战民兵、民工；人民警察；革命工作人员。上述人员因战或因公致废致残者，按残废等级由民政部门给予抚恤。
1943年3月18日山东省战工会规定
民兵参战负伤，免费治疗；致残者，每年发给抚恤金100～300元
殉国者，发给公葬费200元和一次性发给善后抚恤金400元。
1946年5月26日，山东军区、山东省政府规定
一等残废全年抚恤金为120斤猪肉，由政府供给终身生活，其标准相当于地方保安部队；或拨公田3～4亩，由地方组织代耕以维持其个人终身生活为止。
二等残废全年抚恤金为70斤猪肉，并由政府供给其全年生活费的一半，或拨公田2～3亩，以维持其生活。
三等残废全年抚恤金35斤猪肉。牺牲者，由地方政府办理葬埋，其家属享受与军队烈属同等之待遇。
支前民工多为民兵，事实上享受与民兵同样待遇。
1948年6月，冀鲁豫行署、冀鲁豫军区规定
凡民兵、民工单独或配合部队作战、担负战场勤务而殉国者，均发给棺材1口或葬埋费小米400斤；一次性发给抚恤米150斤；其家属按烈属待遇，无劳力者，由本村全部或部分代耕，有劳力无土地者，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
功绩显著者，可建立烈士祠、碑、塔、坊、匾等予以褒扬，并将其勋绩入传入志。
负伤致残者，称荣誉民，享受荣誉军人同等优待
一等残废全年抚恤金小米300斤，二等180斤，三等120斤；不能从事劳动者，由政府为其本人或家属介绍适当职业；有土地者为其代耕；无土地者，分配适量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