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支前民工工資與國軍共軍軍餉”談“經濟是掙錢 政治是分錢”
錢來自田賦稅金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不僅無償收公糧，還有打白條收軍糧的
發帖者：只給收條 (
下沙村大約有900多人，1300畝土地，共劃定9戶地主、2戶富農，還有幾戶上中農；他們大約擁有土地160-180畝，其餘的土地都是'太公田’，也叫祖宗田。
在9家地主中擁有土地最多的，也只有20畝左右，少則十幾畝，但因為他們都出租土地、僱工、只收取地租，自己不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所以定了地主；所謂富農，自家也擁有幾畝土地，自己參加勞動，也租給別人種一部分，收取一些地租；所謂上中農，也就是自家擁有極少量的土地，也租地主的地種，有時請一些臨時幫工。
1952年的土改收回全村所有的土地，包括地主、富農的地，也包括'太公田’；按人均分配，地主、富農與其他農民分得的土地數量是一樣的，但不一定是他們原來的土地。
解放前我租種5畝公田，每畝交45斤谷租。土改時我家兩口人分到2.7畝地，每畝要上交約40斤公糧，每年要交公糧100斤左右。
1953年發了土地證。
蘇皖九專署頒發《1948年秋季糧賦公草徵收暫行條例》，規定了每畝徵收標準。並分別作出了減免規定，徵收面積451.6萬畝，應徵糧食8,278.8萬斤，棉花1,279.5萬斤，除減免數，實征糧食6，431.85萬斤，棉花908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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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三千，這班人也絕對不滿意，只說給你三千就到頂了-平時也是閒着沒啥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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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時期支前民工的工資撫恤金以及工作量（運輸量）-大渤海-[2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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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戰爭即人民政治，人民政治即人民分財。這是土地革命戰爭-的本質-[0
人民政治即人民講政治，即人民對切蛋糕有話語權有參與權-不再是任人宰割宰殺-[0
消滅蔣匪幫，保田保家鄉！ 反蔣保田保飯碗-市場經濟不保飯碗-[0
二等殘廢全年撫恤金為70斤豬肉，三等殘廢全年撫恤金35斤豬肉-支前民工多為民兵-[0
臨時民工多採取義務輪流出工制，不計報酬 --- 徵用民工-民力-[0
不計報酬不管飯 ---- 自乾五-呵呵呵-[0
700多萬人支前，向前線運送彈藥1460萬斤 4億多斤糧食 -平均每人60斤-[0
鄭介甫似乎是婊子養的，他說胡舒立年經大就不找鴨子
發帖者：這是託詞證據嗎 (
鄭介甫似乎是婊子養的，他說胡舒立年紀大就不找鴨子，或者說，胡舒立年紀大就不能說她找鴨子，這是託詞藉口與反駁的證據
解放戰爭時期支前民工的工資撫恤金以及工作量（運輸量）
發帖者：大渤海 (
老山前線，我軍平均每一個戰士需要14個後勤人員進行保障。後勤部門僅在一個倉庫內便儲存了47萬枚手榴彈。每門152毫米炮按3個基數彈藥保障。 1985年以後，由於使用直升機，我軍重傷員從前線後送至師野戰醫院只需1個多小時，傷員死亡率下降到8%
由於中共把支部都建到村組一級，組織嚴密，很多支前的任務都是組織對村里下任務的。而國民黨組織自由渙散，有點像美國的兩黨，所以根本做不到能組織人。
在三年解放戰爭中，山東人民有700多萬人加入到支前行列，將4億多公斤糧食及大量的作戰物資運達前方，保證了“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為淮海戰役不斷注入血液。
在戰役期間，江蘇、山東、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極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戰爭。這四省共出動民工543萬人，其中隨軍常備民工22萬人，二線民工130萬人，後方臨時民工391萬人；擔架20.6萬副，大小車輛88萬輛，挑子30.5萬副，牲畜76.7萬頭，船隻8539艘；籌集糧食9.6億斤，運送到前線的糧食4.34億斤。汽車257輛，向前線運送彈藥1460萬斤、向後方轉運傷員11 萬餘名
民工的支前是戰役中最動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戰役的第三階段，參戰兵力與支前民工的比例高達1：9。
這種空前浩大的人力動員，解放區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負擔最重的魯中南區，以第六分區的統計為例，該區共出動49萬民工（常備民工17萬，臨時民工32萬，許多臨時勤務尚未計算在內）占其總人口300萬的16%以上。
按慣例，人民負擔戰爭的人力一般不能超過總人口的12%，即八個人中抽一個民工，除去老弱婦孺，幾乎是動員了全部的青壯年男性，而此次動員的民工高達總人口的16%，可以說超出了最高的負擔界限。
而象永城、夏邑、宿縣幾乎是全民動員。人民提出的口號是“傾家蕩產，支援前線，忍受一切艱難，克服一切困苦，爭取戰役的勝利。”
戰役期間，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原局和冀魯豫分局全力組織支前工作。浩浩蕩蕩的支前大軍日夜活躍在戰場上。支前民工（包括隨軍民工、二線轉運民工和後方臨時民工）共543萬人，擔架20.6萬副，大小車輛 88.1萬輛，挑子30.5萬副，牲畜76.7萬頭，船8539隻，汽車257輛，向前線運送彈藥1460萬斤、籌運糧食9.6億斤，向後方轉運傷員11 萬餘名，有力地保障了大規模作戰的需要。
常備民工實行供給制標準，包括糧秣，被服、工具修理等。1946年以前的規定是，民工的糧食標準與部隊同，菜金為部隊標準的1/3。
1947年7月改為每人每日秋糧2斤8兩或麥糧2斤10兩，燒草3斤；民兵每人每日秋糧2斤3兩或麥糧2斤6兩，燒草3斤。
1948年9月，民工菜金提高到野戰軍標準的1/2，糧秣標準也略有增加。
僅濟南、淮海和渡江、京滬戰役期間，山東和華東支前委員會就支出民工糧食1億多斤，草1.2億多斤。
1947年7月的供給標準規定，在前線服務3～6個月者，由政府發鞋1雙，服務6～9個月者，發鞋兩雙；
1948年規定，每兩個月發鞋1雙。
1949年1月規定，服務6個月以上者，冬季發棉衣1套，棉帽1頂，夏季發單衣1套，單帽1頂。
實際上，1948年冬季就開始對民工供應棉衣。
據1948年冬～1949年春的不完全統計，就供應民工鞋23萬餘雙，棉衣4萬餘套，單衣5萬餘套。隨着牲畜和車輛用於支前，還規定每天供應毛驢和騾馬飼料4～8斤，飼草8～15斤，並規定了馬掌、大小車輛和擔架等運輸工具的修理費標準，以及馬車工人、汽車工人的津貼費標準。
供給標準還規定有，民工每月發黃煙4兩，每個民工連發剃頭刀1把等。民工的供給，在集結期間由當地政府負責，集中後由民管局負責，隨軍民工則由部隊負責，最後由支前機關核銷。臨時民工多採取義務輪流出工制，不計報酬。運輸有一定收發地點者，有的採用包運制，按每百斤百里發給工資糧12～20斤，常能收到多運快運的效果。供給提獎制，即超額完成規定的運輸任務者，按每百斤百里提獎5～8％，是在供給制基礎上為提高運輸效率所採取的有效措施。
要求在民工行軍路線上，每隔10～15公里設一休息站，供水供飯；每隔25～30公里設一宿營站，負責民工食宿；每隔50～60公里設一轉運站，負責民工食宿和準備倉庫，以存放民工轉運之物資。要求每站配醫生1～2人，負責民工醫療。山東軍區、山東省政府也於同年10月發出指示，要求在運輸線上設立民站，負責民兵、民工的生活供應。
1947年2月，山東省支前委員會決定，省和行署、專區支前機構設民站部，縣設中心民站，區設大站或小站；要求在民工行軍路線上每隔15公里設一民站，每隔7.5公里設一茶水站。民站組成以地方為主，中心站站長由縣民站部長兼任，大站站長由區幹部擔任，省支前委員會派出之幹部只擔任副職。
到1947年6月，全省民站達300餘處，民站線縱橫交錯，星羅棋布，僅膠東地區的80餘處民站即先後供應民工糧食472萬餘斤，木柴558萬餘斤，馬料168萬餘斤，穀草347萬餘斤。濟南戰役期間，僅魯中南地區就建立了4條民站線，總長515公里；各民站物資準備充足，服務細緻周到，對保證民工勝利完成支前任務起了重要作用
特別是蒙陰縣劉官莊民站，組織周密，服務全面，20天接待民工4400餘人，被譽為“民工之家”。
淮海戰役前，為加強民站建設，華東支前委員會作出《關於民站的決定》。戰役期間，建立了7條民站線，其中6條在山東境內，有170餘處民站。據華東支前委員會對67個民站統計，共接待民工189萬人，供應糧食904萬餘斤，燒柴207萬餘斤，穀草7.5萬餘斤，其中臨沭縣9個民站，10天就接待民工16萬餘人，解決住房3244間，鋪草8364斤，草苫子3400個，治病77人，修理大、小車299輛。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山東地區支前民站分布情況，
民兵、民工參戰支前傷亡，早在1943年3月18日山東省戰工會就規定，民兵參戰負傷，免費治療；
致殘者，每年發給撫恤金100～300元，殉國者，發給公葬費200元和一次性發給善後撫恤金400元。
1946年5月26日，山東軍區、山東省政府明令公布《關於民兵傷亡撫恤辦法》，規定，一等殘廢全年撫恤金為120斤豬肉，由政府供給終身生活，其標準相當於地方保安部隊；或撥公田3～4畝，由地方組織代耕以維持其個人終身生活為止。二等殘廢全年撫恤金為70斤豬肉，並由政府供給其全年生活費的一半，或撥公田2～3畝，以維持其生活。三等殘廢全年撫恤金35斤豬肉。犧牲者，由地方政府辦理葬埋，其家屬享受與軍隊烈屬同等之待遇。支前民工多為民兵，事實上享受與民兵同樣待遇。
1948年6月，冀魯豫行署、冀魯豫軍區頒發的《民兵、民工傷亡撫恤暫行辦法》規定，凡民兵、民工單獨或配合部隊作戰、擔負戰場勤務而殉國者，均發給棺材1口或葬埋費小米400斤；一次性發給撫恤米150斤；其家屬按烈屬待遇，無勞力者，由本村全部或部分代耕，有勞力無土地者，分配一定數量的土地；功績顯著者，可建立烈士祠、碑、塔、坊、匾等予以褒揚，並將其勳績入傳入志。負傷致殘者，稱榮譽民，享受榮譽軍人同等優待，一等殘廢全年撫恤金小米300斤，二等180斤，三等120斤；不能從事勞動者，由政府為其本人或家屬介紹適當職業；有土地者為其代耕；無土地者，分配適量土地。這些規定的頒布和施行，對於解除參戰支前民兵、民工的後顧之憂，起了積極的作用。
渤海區是抗日戰爭後期、解放戰爭時期，山東省的幾個大戰略區之一，是1944年1月由清河區和冀魯邊區合併成立的。南以膠濟鐵路為邊界，西靠津浦路，北抵天津，東部瀕臨渤海。除東部700餘里的沿海地帶外，其餘三面都是國民黨軍重兵占領的鐵路幹線和城市。敵兵麇集，覬覦着解放區。因此，渤海區處於自衛反擊戰場的前線。特別是1947年3月，國民黨軍對山東發動“重點進攻”以後，受敵三面包圍的渤海區首當其衝。自衛反擊戰爭以來，戰鬥頻仍，從未間斷。當時，渤海區轄40餘縣，近900萬人口，30%以上地區是抗日戰爭時期建立的老根據地。區內平原寬廣，盛產糧食、棉花等農副產品，是華東戰場的可靠後方和戰爭物資供給地。
人民支前運動的發展過程
渤海區的支前工作是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而逐漸發展為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的。從1946年6月到1947年3月，是國民黨全面進攻時期。國民黨軍先後向渤海區發動了3次大規模的進攻。我軍處於內線防禦作戰地位，運動兵力，伺機殲敵，先後進行了4次較大的反擊戰：1946年7月，解放濟陽，殲敵千餘人；8月28日，在鄒平縣顏家橋、霍家坡一線阻擊，殲敵1500餘人；11月13日，解放齊東縣城，殲敵1700餘人；3次攻打鄒平縣城，殲敵千餘。這些戰役的支前、後勤供應工作，是根據需要臨時就地動員、組織的。召之即來，完成任務即散。8月間，就曾動員桓台縣民工4萬人，於10日內將膠濟鐵路馬尚至金陵鎮段全部拆除，遲滯了敵人的進攻。
1947年3月以後，山東成為國民黨軍重點進攻的主要地區之一，戰爭逐漸升級。國民黨軍和還鄉團的殘酷屠殺、搶掠，激起解放區人民更加強烈的反抗。我軍的節節勝利，大大鼓舞了群眾的必勝信心。與此同時，渤海區黨委、行署，領導全區人民一面反擊國民黨軍的進攻，一面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生產節約運動，肅清匪特，鞏固了人民政權，為更大規模的支前工作創造了條件。
1947年2月，渤海區我軍打出渤海區到外線作戰，參加萊蕪戰役，在周村、張店一帶殲敵3000餘人。為支援萊蕪戰役，渤海區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代表全區900萬人民、20萬民兵、220萬自衛隊員，致電陳毅司令員：“誓做後盾，全力支援魯南會戰，堅決打壓蔣軍進犯！”並建立了“渤海區支前司令部”。廖容標兼司令員，王卓如任政委。渤海區支援萊蕪前線軍糧400萬斤，區黨委機關、行署等單位，節約獻金1400萬元（北海幣）支前。年底，渤海3專署又向魯中運送小麥5000萬斤。
渤海人民的子弟兵華野10縱，於1947年4月中旬參加泰蒙戰役後，5月，又參加了孟良崮戰役。渤海區地方部隊也接連發動了晏城、滄縣、青縣等戰役，取得輝煌的勝利。渤海人民更加踴躍地支前，提出“要糧有糧，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解放軍打到哪裡，我們就支援到那裡”的口號，全區掀起參軍和支前高潮。至1947年底，先後有38萬人次民工支前，9萬名青年參軍，支前大車萬輛，做軍鞋40萬雙。利津縣組織了1000輛馬車，將10.3萬斤麵粉、3.2萬斤蔬菜、62萬斤柴草運往前線。桓台縣籌集了420萬斤糧食、480輛大車、百多匹馬，支援了華野部隊。廣饒縣組織了3個民工團，有1.5萬人、3500輛小車參加支前。渤海區黨委和行署機關的80多名青年、渤海公學的71名學生也報名參軍上前線。
1948年10月以後，我軍轉入戰略反攻，除繼續保衛解放區之外，主要是在外線集中力量消滅山東之敵。2月，渤海區武委會代表20萬民兵、230萬自衛隊員致電華野司令部，要求參軍上前線。3月，我軍攻克周村、張店，殲敵3000餘人；4月，解放濰縣，殲敵4500餘人；9月24日，解放濟南，殲滅敵人10萬餘人。在這些戰役中，渤海區處於臨戰前沿，擔負了大部分戰勤民工和戰爭物資的供應任務。在濰縣和周張戰鬥中，僅廣饒縣就組織支前民工17.4萬多個工日，畜工4.5萬多個，支援糧食450萬斤，柴草138萬斤。
隨着戰爭的發展，支前工作已成為解放區的經常性任務。根據華東支前委員會的統一部署，濟南戰役前夕，建立了“渤海區支前委員會”，主任王卓如，副主任陳放，委員有傅健吾、張應舉、李發、王其元、李文、顧准、王雲生、王荑黎，政治處主任崔振華，糧食部部長張應舉，副部長段忠誠，民力部部長傅健吾，副部長劉東濤，供應部部長趙子謙，運輸部部長李寧，副部長鄭克昌。
為支援濟南戰役，“渤海區支前委員會”組織了800名幹部投入支前工作。一個月的時間就組織了25，738名民工（728591個工日）參戰，供應糧食1743.5餘萬斤、柴草260.6餘萬斤。濟南戰役中有1.14萬名民工立了功。
濟南戰役結束後，渤海區人民再接再厲，繼續支援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的戰役，組成了常備民工團，隨軍南下，和解放軍並肩作戰，一直打到江、浙、贛各省，有些幹部和民工就留在當地工作。特別是當淮海戰役進行到第二階段的關鍵時刻，渤海區奉命籌運糧食1億斤，限令1個月內運到前線。全區黨政軍民立即緊急動員，連續奮戰16晝夜，提前10天超額完成了繳糧任務。淮海戰役期間，渤海區出隨軍常備民工52，833人，臨時民工20.5萬餘人。出擔架7450副，挑子35，002副，小推車19，543輛，大車70，960輛，牲口154，350頭，船隻1250艘，圓滿完成了支前任務。
渤海區人民支前的豐功偉績
1. 翻身農民踴躍參軍，保衛勝利果實求解放
渤海區黨委、行署，在發動、組織人民支援戰爭的同時，自1946年初，就在根據地內實行了減租減息、僱工增資和反奸反霸的鬥爭，組織群眾發展生產。1946年5月，中央“五四”指示以後，又在全區開展了廣泛深入的土地改革運動，從根本上摧垮了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統治。廣大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徹底翻了身。翻身農民從實踐中深刻認識到，解放戰爭的勝敗與保衛他們的勝利果實和生命安全緊密相連，沒有解放戰爭的勝利，便沒有農民的一切。因此，他們要堅決“消滅蔣匪幫，保田保家鄉！”“反蔣保田保飯碗，爭相上前線！”“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
在土改運動的基礎上，渤海區發動了4次大參軍運動。第一次是自1946年7月至12月；第二次是1947年1月至年底；第三次是1948年1月至9月；第四次是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參軍人數最多一年的是1947年，全區有9.42萬人參軍；1948年，全區有7.16萬人參軍。據不完全統計，渤海區共參軍16.58萬人，占全省參軍人數（58.99萬餘人）的28%以上。渤海區的新兵，先後組成了兩個野戰縱隊（4個師）、27個新兵團（1分區7個，2分區5個，3分區7個，4分區4個，軍區部隊4個），補充了華野部隊和地方武裝。
翻身農民對參軍表現了極高的熱情。上級布置廣饒縣徵兵1200名，從農曆正月十五到二十五短短10天內，就有3145人報名，實際參軍達2662人，超額完成任務一倍以上。該縣的周家村、商家村由村幹部帶隊入伍，各組成一個新兵連，稱周家連、商家連。該縣至1947年初，有1.2萬名青年參軍。鹽山縣的孟村鎮，在1947年和1948年兩次大參軍中，先後組建了兩個回民新兵連參軍。南皮縣在半個月的時間內，就組織起3000名青年參軍，僅王寺、潞灌兩區就成立了一個1500人的子弟兵團開赴前線。34戶人家的小郭村就有31人參軍。參軍的方法是政治動員和自願報名相結合，事先進行形勢教育和階級教育，然後集中時間，從縣到區、鄉、村層層召開“動參”大會，迅速掀起高潮。
參軍時間多在春節前後，當時，村村開大會，處處鑼鼓響。一隊隊青年騎馬掛紅奔赴前線，擁軍歌聲、口號聲隨時可聞。參軍光榮蔚然成風，湧現出一大批先進模範人物和動人事跡。1948年參軍中，1分區送子參軍的父母915人，送郎參軍的妻子127人，兄弟爭相參軍者324人。南皮縣王寺區農民韓景水夫婦雙雙參軍。惠民縣堤口郭村農民郭敬公把一個兒子、兩個孫子一起送上前線。
由於有這種取之不盡的兵員補充，所以，我軍越戰越強。解放戰爭開始，渤海區我地方武裝只有9個基幹團，36個縣大隊，102個區隊。戰爭進行一年半以後，到1947年底，我軍發展到15個基幹團，2268人。全國各地、解放軍的各兵種中都有渤海區參軍的兒女，有的已成為我軍的高級將領。
2. 抬擔架、送彈藥，軍民並肩戰鬥
1947年10月，我軍轉入戰略反攻以後，作戰形式從內線防禦的運動戰、游擊戰轉變為現代化的陣地戰。而我軍的後勤供應仍然靠分散的農村物資，靠肩挑人抬、車推馬拉的落後運輸工具，和現代化戰爭的要求不相適應。但我們發揚了人民戰爭的優勢，調動了千百萬群眾的積極性，從而克服了困難，保證了戰爭物資的供應。解放戰爭時期，渤海區先後有81.98萬人次支前。在“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下，渤海人民組成了數以千計的“輪戰營”、“常備擔架團”隨軍戰鬥。據統計，解放戰爭中渤海區出擔架25，679副，挑子1.54萬副，大車652，352輛，小推車630，340輛，牲口97.8萬頭。運送糧食2億多斤，柴草250萬斤，煤800萬斤。據檔案資料記載，1947年3月，全省5個戰略區組織了隨軍常備擔架5961副，其中渤海區的有2270副，占全省總數的38.1%。全省組織隨軍挑夫16，249人（副），其中有渤海區的3404人（副），占總數的20%以上。
支前翻身農民把共產黨看做大救星，要報答黨的恩情，視解放軍為親人。他們離開家，隨軍征戰，新區人民稱他們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靖遠、吳橋的民工隨軍13個月，經冀、魯、豫、皖、蘇5個省200餘縣，善始善終地完成了支前任務。博興縣馬家村支前民工連長馬道元，在孟良崮戰役中帶領全連，火線搶救傷員50人。他本人7次衝過敵人的火力封鎖線，背下傷員7人。在南麻、臨朐戰役中全連往返7次浮水過九馬河，搶運傷員72人，他來回鳧水過河15次。濰縣戰役中，他隨衝鋒部隊衝進城裡後，敵眾我寡，危急時刻，他揀起敵人的武器與敵人巷戰肉搏，刺死、刺傷敵人各一名，俘敵15名。他帶領的連隊被評為“鋼鐵連”，1951年他被評為“民兵英雄”。
無棣縣信陽鄉郭打堡村民工排長郭風藻，冒着槍林彈雨從火線上背下一名傷員後，又從炸塌的瓦礫堆中扒出兩名戰士。行軍中用手捧麻葉為傷員接大便，用自己的缸子為傷員按尿，節省下菜金為保管員買雞蛋吃，被評為“特等功臣”，剛復員回家又送17歲的兒子再去支前。鄒平縣支前民工3營8連，在翻身農民傅玉柱（連長）、張立業（指導員）的帶領下，全連192人，隨華野25軍74師後勤處行動，8個月中轉戰4省，戰場搶救傷員300人。為追擊敵人，連續10天行軍1300里沒一個人掉隊，被25軍政治處授予“打不爛、拖不垮的鋼八連”稱號。
支前民工在戰場上是解放軍的得力助手，在平時也和解放軍一樣，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向新區群眾宣傳政策、幫助地方工作和群眾生產。轉移時做到“三不走”，房東院子不掃不走，水缸不滿不走，借東西不還不走。他們把老區人民的傳統和生產技術帶到新區，擴大了我黨我軍的影響。駐村群眾把轉移的戰士和民工送村外，依依惜別。
3. 軍糧、物資送前方，支援軍隊打勝仗
後勤支援是戰爭本身固有的組成部分，沒有必要的後勤供應，部隊是不能作戰的。1948年12月31日，粟裕副司令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地方黨政軍民不顧任何困難與代價，以全力支援前線，這是戰役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戰爭的後勤支援，直接影響着軍隊的戰鬥力和戰爭的勝負，特別是糧食和彈藥的支援，在某種意義上說，“糧食就是子彈”。淮海戰役期間，被圍困的國民黨軍，七八天分不到一斤糧食，到處剝樹皮，挖麥苗、草根吃，連老百姓的雞、狗、貓，甚至老鼠都吃光了。沒燒的，就把槍托、汽車輪胎，甚至墳里的棺材、骨頭挖出來當柴燒。為爭奪空投食品，自相殘殺。整班、整排的敵兵因飢餓難撐，逃奔我軍投降。而我軍“無論糧食供應和彈藥接濟與醫藥救濟方面都沒有困難……”直到淮海戰役結束，我後勤機關還庫存糧食1.4億斤。
淮海戰役進入第二階段時，渤海區奉命突擊籌運1億斤糧食至前線，務於1個月內完成。渤海區黨政軍民立即動員，晝夜工作，從1948年11月29日起至12月13日，只用了16個晝夜就完成了任務。
解放戰爭中渤海區共支援糧食2.3億餘斤（計萊蕪400萬斤，渤海3專署運往魯中5000萬斤，兗州戰役5000萬斤，濟南戰役1743.5萬斤，淮海戰役1.172億斤）。全省從1947年1月至1948年8月，支援糧食3.067億斤；淮海戰役時又調運3.9億斤，共6.967億斤，渤海區占33.4%以上。
民以食為天。糧食一向被農民視為寶中之寶，但他們懂得戰爭的勝利比吃飯更為重要，因而慷慨地奉獻出自己用勞動和汗水換來的果實。桓台縣當時有384個村，26.7萬人，僅在1947年支前中就支援白面100萬斤，小米140萬斤，粗糧1000萬斤，平均每人貢獻糧食47斤。為支援淮海戰役,渤海2分區的群眾邊籌糧邊加工、運送，全分區1.8萬盤石碾晝夜不停，1.8萬輛大車來往不斷，半個月就完成了任務。臨邑縣宿安鎮烈屬袁鎮芬，村里沒派他碾米任務，他仍把自己的300斤穀子連夜碾成米，送到糧站，倒下就走，連秤也不過。他說：“支前人人有責任，哪分你的我的！”惠民縣何坊區谷家安村是個80戶人家的小村，其中有70戶農民自動報名借糧支前。一位雙目失明的翻身農民，拄着拐棍摸到會場，硬要獻上100斤穀子。他說：“沒有解放軍在前方打仗，連宅子地都保不住，寧可自己吃糠咽菜，也得讓前方同志們吃飽。”
當時，渤海區的大小城鎮鄉村，晝夜燈火通明，車水馬龍，人歡馬叫，一片加工、運糧的緊張熱烈氣氛。“吱咯吱，碾兒響，家家碾米忙。推的推來簸的簸，運的運來裝的裝。為了前方打勝仗，人人出力理應當”；“一串小車一條龍，吱油吱油向前游。一天走不斷，一眼望不到頭”；“碾磨一齊轉，米麵送前線。打倒蔣介石，糧食是子彈。”這些流行歌謠，生動地反映了籌運糧食支前的情景。
4. 華東戰場的可靠後方
1947年7月，國民黨像輸紅了眼的賭棍，孤注一擲，豁出血本，調集了6個整編師、22個旅，於8月3日向膠濟路東段、渤海區大舉進攻。渤海區黃河以南地區全被敵人侵占，在黃河南岸沿線陳兵，向黃河以北打炮、轟炸。我陳毅司令員、粟裕副司令員，率華野部分部隊、兩廣縱隊等從魯南向渤海區轉移，從蒲台縣的道旭渡口北渡黃河，進駐陽信縣、何家坊一帶。華東局和軍政機關1500餘人，由張雲逸、鄧子恢、曾生、魏文伯、舒同等率領從利津縣小街子北渡黃河，轉移至惠民、陽信一帶。從魯中、魯南撤退的黨政機關、學校、醫院、工廠、幹部、群眾，共計40.5萬多人，都轉移到渤海區黃河以北地區。張雲逸、鄧子恢等駐在陽信縣商店北街，舒同等和政治部機關駐大韓、小韓村，華東局組織部駐黃巾寨，華東黨校駐魏集村。鄧子恢等領導同志至1948年2月才離開渤海區。華野部隊俘虜的100多人的國民黨尉官以上軍官教導團，駐利津縣左王區農村3個多月。
其時，適值寒冬季節，惠民、陽信等縣的大小村莊都駐滿了部隊和幹部、群眾。如此眾多的人員，吃、穿、住、燒、醫藥供應都需當地臨時籌措。渤海區黨政領導機關，集中全區的物力、財力，籌集糧食、衣物，千方百計保證這些人員的供應。並發動群眾擁軍、勞軍，獻糧獻布匹、衣物，捐贈過春節的食品，使轉移來的外地人員順利休整，安全過冬。有的群眾騰出房子、鍋灶，把棉被、衣服中的棉絮拆出來給戰士絮棉衣。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渤海區行署籌集到棉布54.7萬餘尺，做軍衣19萬套，軍鞋16.52萬多雙，軍襪8萬雙。因渤海區地域廣闊，保存了一片從未被敵人占領過的鞏固的根據地，所以，不管是急需的糧食、兵員、物資等，需要短期內突擊完成的支前任務，多由渤海區承擔，而每次都能圓滿完成任務，充分顯示了華東戰場可靠後方的作用。
對渤海區支前工作的幾點認識
1. 人民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支援了戰爭
戰爭是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是血與火的熔爐。渤海人民在支援戰爭的實踐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嚴峻的鍛煉。這種教育不僅是理論和說教，而是以解放軍和黨員、幹部流血犧牲的實際行動為內容的；是以解放區和敵占區人民生活對比的現實和國民黨軍隊的殘暴屠殺做反面教材的。它提高了渤海區人民的政治覺悟，加深了對戰爭的正義性的理解，使支前變為自學的革命行動，從而爆發出無比高漲的支前熱情，數以萬計的民工立了功，湧現出無數個“黎玉運輸連”、“陳毅擔架團”、“支前模範”和“鋼鐵連隊”。
解放軍是座大學校，解放軍的足跡遍及渤海區的大街小巷，80多萬民工與部隊共同生活、戰鬥、學習，軍民一家，融為一體。戰士們英勇戰鬥，不怕吃苦、不怕犧牲的精神，嚴守紀律、擁政愛民的模範行為，給人民群眾以深刻的影響。民工們向解放軍學習，為老區人民爭光。據1948年底統計，渤海區我軍傷亡5459人，其中3227人壯烈犧牲。民工們跪在烈士墳前痛哭流涕，發誓打不倒蔣介石，絕不回家！
壽光縣“陳毅擔架連”122人，隨軍征戰26個縣，行程1.7萬里。在搶運傷員中摸索出在不同地形、對不同傷勢的傷員抬、放方法，創造了床式、棚式、靠背式、升降式、推抬兩用式等多種擔架，減輕了傷員的痛苦。他們在擔架上搭涼棚為傷員防暑，寧可自己挨淋、受寒，脫下自己的衣服蓋在傷員身上保暖。淮海戰役時，1分區擔架團提出：“這是建立新中國的最後一次支前，再不立功沒了機會了。”民工馬增任、莊連利搶救傷員，1小時40分鐘抬擔架走了23里，又快又穩。他們一勺一口地為傷員餵水餵飯，口對口地為傷員吸痰。他們說：“都是一樣的解放區青年，人家能把命豁上，咱受點苦算啥！”該擔架團2563人，隨軍8個月，行程萬里，善始善終完成了支前任務。他們在支前中節約菜金60萬元（北幣），用節省下的錢給傷員買雞蛋、買糖吃；在戰爭空隙，幫駐地群眾鋤地2300畝，砍高粱4800畝，抬糞4060次，種菜78畝，泥屋盤炕2700次，推磨1640次，打場1100次，修農具290件，打紡車59輛。全團評出一等功臣351名，發展新黨員390人，培養積極分子177人，榮獲各種獎旗65面。靖遠縣的民工在鄢陵一帶駐村時，幫助40多個村建立了農會和村政權，他們學習解放軍的榜樣，既是工作隊又是戰鬥隊，用一切機會，爭相多作貢獻。
渤海區的支前運動是戰爭年代空前廣泛深入的、成功的群眾運動。各行各業、男女老幼都自覺地行動起來了。後方的群眾爭相擁軍支前，提出：“節約一尺布、一斤糧就是向山頭前進一步！”“多獻一元錢、一雙鞋就是向敵人多射一顆子彈！”全區開展了增產節約，獻糧獻金支前運動。老年人獻出積存多年的“箱子底”、“私房錢”，青年姑娘拿出準備做嫁妝的衣服、布料，兒童團拾糞、撿麥穗攢錢買日記本、毛巾慰問解放軍。博興縣小營區牙店聯防婦女主任鄭秀蘭，被選為擁軍委員會主任後，和6個委員帶領3個洗衣組、6個炊食組，一晝夜接待過往傷員700餘人，洗衣服1600餘件，煮麵條1500斤。人力推磨，每盤磨一晝夜磨麵粉240斤。為支援淮海戰役，渤海區的婦女，10天內縫製糧袋92萬多條。博興縣有的婦女，未等上級發下布來就先用自己的布把糧袋縫好。運糧中，民工們撕自己的衣服，縫補糧袋。渤海區婦女為淮海前線趕製棉被20萬床，軍襪60萬雙。博興通濱區的婦女，晝夜趕製軍鞋200多雙。
國民黨、還鄉團的燒殺搶掠，敵占區人民的災難，從反面教育了人民，激起人民更強烈的憤慨。國民黨第八軍侵占廣饒後，兩個月內殘殺我積極分子、群眾1500人。國民黨濰縣縣長張哲對部下交代：凡是干八路的和八路聯繫的，可就地處決，不用呈報。他指使匪徒抓捕我幹部、群眾400餘人，綁押到李家營村，用活埋、刀鍘、開膛扒心、零刀割、大卸八塊、割耳、剜眼、剪舌頭等40多種慘無人道的手段，將抓捕的人全部殺死。還鄉團匪徒楊玉恩一人就殺死我群眾50多人。李家村是個不到200戶的村子，竟有45人被殺，其中9戶被殺光了全家。北紙坊村翻身農民韓在林兄弟3家14口人全被活埋。這些血跡斑斑的獸行，激起人民的萬丈怒火和不共戴天的仇恨。
濰縣解放前，濰北縣委代表全縣人民向解放軍9縱寫公開信，控訴國民黨軍隊的滔天罪行，要求解放軍為親人報仇。濰縣人民說：“只要能打下濰縣，解放軍要啥有啥！赴湯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辭。”該縣泊子區大灣口村群眾聽說解放軍要來，4天之內就磨好了8000斤麵粉，主動把大門摘下來，把箱子、桌子拆了送給部隊修工事。張式村的群眾，把祖塋里的幾十顆百年松伐倒給解放軍當燒柴。
2. 土地改革運動的成功，土改和生產、支前相結合，在政治上、經濟上為支前奠定了基礎
渤海區領導機關堅決執行了黨中央和華東局的指示和各項方針、政策。從1946年秋開始，至1947年底，基本完成了全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使200多萬無地少地的農民滿足了土地要求，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翻身農民從國民党進攻後地主還鄉團的倒算復辟中，更加認清了國民黨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打不倒蔣介石就保不住翻身勝利果實。吳橋縣於集村一個黨員農民，把僅有的一個17歲的孫子送去參軍。他囑咐孫子說：“沒有共產黨，就沒咱這個家，打不垮蔣介石，你就別回來！”並把這段話寫在紙上，讓孫子帶着，“幾時想家就拿出來看看！”德平、商河、楊忠3個縣的民工團3498人中，91%是翻身農民。濱縣參軍的1900名青年中有1520人是貧僱農青年。
土改運動中，全區培養出積極分子9.29萬人，村幹部3.74萬人，建立了擁有78萬會員的農救會和13萬民兵的民兵組織。在土改中新發展黨員5771人，建立起1709個黨支部，提拔了4553名基層幹部，改造鄉、村政權7807個。各級黨組織和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壯大，對發動和組織支前生產工作起了巨大作用。這些積極分子，成長為各條戰線上的骨幹。
土改運動以前，渤海區的老根據地內就實行了減租減息、反奸反霸和僱工增資運動，組織農民生產互助。解放戰爭開始後，又堅決貫徹華東局提出的土改、支前、生產密切結合的方針，強調農民有地種、有糧吃才有支援戰爭的能力。1948年冬，在各級黨政機關中實施了“三大方案”，落實“生產節約、度過災荒、節衣縮食、減輕人民負擔”的10條要求和《八項禁令》，做到不荒一畝地，不餓死一個人。各級黨政幹部紛紛組成工作隊，深入農村幫助土改和生產救災，與群眾同甘共苦，掀起生產自救，鄰幫鄰、親幫親，區、村互濟的生產救災運動。當時，惠民、陽信等地，各村都派出有工作團，工作組長都是縣團以上領導幹部，對促進土改、生產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渤海區土地改革、生產等工作，成績是顯著的，但康生在1948年2月渤海土改整黨會議上卻誣衊說：“渤海區的土改是打了敗仗的”，是執行了“右傾”“富農路線”的，說渤海區的黨員、幹部大部分是地主富農利益的代表，並據此錯誤處理了渤海區的大批領導幹部（後平反），完全是毫無事實根據的誣陷。
3. 加強黨的領導和政治思想教育，實行正確的政策和科學的組織管理
黨的領導是通過黨員幹部的先鋒模範作用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來實現的。當時黨組織處於秘密狀態，各方面的行政法規也極不完善，組織群眾參戰主要是靠我黨我軍的號召力和政治思想動員，尤其是特別強調黨員、幹部帶頭，要在戰爭實踐中經受考驗，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民工團、營、連、排、班的職務，多由縣、區、鄉、村的主要負責幹部的黨員、積極分子擔任。如3分區的3400名民工中就有370名縣、區幹部，400多名黨員，700多名積極分子。桓台縣崔樓鄉的糧庫主任，白天過秤、收糧，晚上和民工一道裝運糧食，連續4個晝夜沒上床睡過覺。仍堅持工作。他說：“吃不了苦，負不了責；當幹部帶頭，首先是帶頭吃苦。”黨員張殿鰲帶領的臨淄運糧隊，15天中行程1390里。走山路別人挑45斤，他挑110斤。晚上宿營，讓出房子給別人睡，自己冒着嚴寒在院子中露宿。黨員雖不公開，但從表現上就能猜個差不多。
1947年2月以後，支前委員會中就設立了政治部，各團、營、連、排都有堅強的政治工作幹部，對民工、群眾進行形勢和階級教育，利用訴苦、回憶、對比等形式，進行“為誰支前，為誰打仗”、“革命到底”的教育。“支前光榮，人人有責”，形成了社會風氣，誰“逃亡”“開小差”，或躲避戰勤任務，就人人責備，在群眾中無法抬頭，幹部、黨員就沒法當。這種政治氣氛、輿論力量，對鞏固民工隊伍起了重要作用。
在支前民工中開展創模立功運動，開展建黨工作，把經過實際考驗的積極分子給予立功，發展為黨員。出征前組織歡送、掛花、披紅，訂計劃表決心；執行任務中開展記功、評功活動。提出“五愛”條件：愛群眾、愛傷員、愛糧食、愛擔架、愛勞動。提出“誰英雄，誰好漢，相見在前線”；“模從勞中得，功從苦中生，支前是煉鋼爐，看誰鋼崩崩”等口號，展開競賽。臨淄民工營392名民工提前完成了7.2萬多斤的挑糧任務，有229人立了功。渤海擔架1團有黨員694人，其中立特等功的6名，一等功的216名，二等功的146名，三等功的25名。惠民、陽信、無棣、霑化、濱縣5縣的“常備民工團”，評出功臣1703名，發展黨員143人，為159名候補黨員轉了正，並培養出363名積極分子。民工復員回來後，層層召開慶功歡迎大會，鼓勵他們保持榮譽，繼續在農村工作中發揮作用。
堅定不移地實行正確的政策和科學的組織管理，是完成支前任務必不可少的因素。首先，比較妥善地解決了支前結合生產的問題。每次支前任務告一段落，立即抓緊組織生產，並準備下一段的支前工作。民工出發後，其家庭的生產採取專人代耕、親鄰互助等辦法包耕包種，實行支前工與後方生產工合理交換。根據省政府頒布的《人民出工條例》，按青壯年的身體狀況，分別組織為常備民工、二線民工和臨時民工三種層次的支前隊伍，常備不懈，從法律上規定了人民的支前義務。
越是任務緊急、繁重，越要盡力照顧群眾的利益，在人力和財物方面實行合理負擔，按勞取酬。如運糧中規定，每個民工日工資糧4斤，每運百里百斤提成8%，水路提成5%。三套騾馬車定額為每車載1200斤，日行60里；鐵輪牛驢車，載量800斤，日行50里，超額完成任務部分提成5%。這不僅調動了群眾的支前積極性，並促進了生產。一時間，飯店飲食業、牲口交易、車船製造，生意興隆。有的群眾為了承擔運糧任務，自動集資買牲口、買大車、小車。桓台縣原有大車700輛，小推車500輛，支前中發展到大車1400輛，小推車1700輛。支前民工既得到政治上的榮譽，經濟上也得到應有的照顧，因而支前、生產相互促進，形成良性循環，長盛不衰。
渤海人民支前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特別是人民群眾那種聽從黨的號召、顧全大局、無私奉獻的精神；黨政領導、黨員幹部執行政策，關心群眾、以身作則的先鋒模範作用，是我們應當永遠繼承的優良傳統。
淮海戰役是解放戰爭戰略決戰的三大戰役中規模最大的戰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歷時六十六天。國民黨軍先後投入七個兵團、兩個綏靖區，三十四個軍，八十六個師，共約八十萬人。解放軍參戰部隊華野十六個縱隊，中野七個縱隊，連同華東、中原軍區地方部隊共約六十萬人。戰役中共消滅國民黨軍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及其所指揮的五個兵團部，二十二個軍部，五十六個師、一個綏靖區，正規軍連同其他部隊共555099人，約占其參戰兵力的69%，其中俘虜320355人，斃傷171151人，投誠35093人，起義改編28500人。國民黨少將以上高級將領俘虜124人，擊斃6人，投誠22人，起義8人。以上戰果還不包括其潰散和逃亡人數。主要繳獲有火炮4215門，輕重機槍14503挺，長短槍151045支，飛機6架，坦克裝甲車215輛，汽車1747輛，馬車6680輛，炮彈120128發，槍彈2015.1萬發。
解放軍陣亡25954人，傷98818人，失蹤11752人，合計136524人。敵我傷亡比為4.06：1。武器消耗有山炮、野炮、榴彈炮共34門，迫擊炮、步兵炮共219門，擲彈筒26具，輕重機槍1884挺，長短槍14588支，各種炮彈679943發，各種槍彈2014.9萬發，炸藥（缺雙堆集戰場統計數字）97025斤。在大決戰的三大戰役中，淮海戰役解放軍的傷亡最大，超過其他兩次戰役傷亡的總和，占大決戰總傷亡的53.8%，各種武器的損耗和彈藥的消耗也最大，其中火炮損耗占總損耗的48.6%；長短槍損耗占總損耗的69.4%，輕重機槍的損耗占總損耗的61.8%，炮彈的消耗占總消耗的68.7%，子彈的消耗占總消耗的62.7%，炸藥的消耗占總消耗的57.4%。而殲敵總數最多，占總殲敵數的35.8%，繳獲則最少，淮海戰役的激烈可見一斑。
其中華野殲敵約44萬，約占總殲敵數的80%；華野傷亡約9.1萬，約占淮海戰役解放軍總傷亡人數的67%。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不僅無償收糧糧，還有打白條收軍糧的
發帖者：只給收條 (
下沙村大約有900多人，1300畝土地，共劃定9戶地主、2戶富農，還有幾戶上中農；他們大約擁有土地160-180畝，其餘的土地都是'太公田’，也叫祖宗田。
在9家地主中擁有土地最多的，也只有20畝左右，少則十幾畝，但因為他們都出租土地、僱工、只收取地租，自己不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所以定了地主；所謂富農，自家也擁有幾畝土地，自己參加勞動，也租給別人種一部分，收取一些地租；所謂上中農，也就是自家擁有極少量的土地，也租地主的地種，有時請一些臨時幫工。
1952年的土改收回全村所有的土地，包括地主、富農的地，也包括'太公田’；按人均分配，地主、富農與其他農民分得的土地數量是一樣的，但不一定是他們原來的土地。
解放前我租種5畝公田，每畝交45斤谷租。土改時我家兩口人分到2.7畝地，每畝要上交約40斤公糧，每年要交公糧100斤左右。
1953年發了土地證。
蘇皖九專署頒發《1948年秋季糧賦公草徵收暫行條例》，規定了每畝徵收標準。並分別作出了減免規定，徵收面積451.6萬畝，應徵糧食8,278.8萬斤，棉花1,279.5萬斤，除減免數，實征糧食6，431.85萬斤，棉花908萬斤。
129師的軍糧收繳與儲存
發帖者：田賦 (
129師到太行山，有一份該師1937年9月出征時的人員和裝備詳表：
人員：9307人
馬匹：445匹
騾子：90匹
步槍：3412枝（彈43012發）
馬槍：724枝
自來德槍：539枝（彈2872發）
手槍：93枝（彈6051發）
花機關槍：3挺
重機槍：29挺（彈23222發）
輕機槍：93挺（彈27361發）
手機槍：72把（彈310發）
迫擊炮：6門（彈67發）
開始，由於國共合作，這9000多人的軍餉和槍彈供應，由國民政府負擔。糧食呢，則依靠閻錫山的地方政府。
後來，八路軍在一些村、區里站住了腳跟，民選村長、區長，與當地原政府鬧起了局部磨擦，自己掌控的田賦、稅務、公糧統統留作自己使用。
偶有軍糧接濟不上，就向大戶借用。正是亂世，不少富戶、大戶都希望在地方上尋找武裝靠山。青塔村一個張姓地主，一下子借給1000多斤，129師供給部打了一個收條，還加蓋了一個紅章。張姓地主十分高興，拿着紅印章到處炫耀，聲明糧食不要了，全部捐給八路軍抗日。
國民黨勢力退出當地後，八路軍全部改組了村、鄉、縣級機構，村設財政委員，區里設財政助理員，縣裡設財政科，層層丈量土地，測定產量，進行減租減息。每塊土地，都按比例合理地交納抗日軍糧。
租種地主的佃戶不交公糧，由地主交納。
村村設有公糧庫，放在山洞裡，地窖里，下邊用石頭墊底，再鋪上荊條和木頭防潮，中間再用蓆子圍住，一層一層，蓋樓一樣壘三層，這叫屯，也叫圈。屯裡圈裡填滿後，抹平，由財糧主任親自蓋上印版。然後，鎖門、封條，隔幾天便來看一次。一旦發現印版混亂，便叫來部隊的人，上下反覆地察看，人偷的？鼠亂的？
當時規定，偷盜公糧，哪怕是一把米，立即槍斃。所以，公糧放在誰家，誰家老小都格外操心。風吹了，下雨了，把封條弄濕了，吹皺了，也趕緊跑到村公所找村長和糧秣委員，讓重新貼。
倒是老鼠們，肆無忌憚地在裡面飽食。
簡陋的設施擋不住鼠輩，簡陋的法律管不住鼠輩。
幸福的老鼠們，苦累的山民們。
……
什麼是印板？
就是用一尺見方的木板，在上面雕刻幾個凸出的方方正正的大字：“玉米”、“穀子”“小麥”等，蓋在糧食上，明顯地出現字樣，以防偷糧和別人作亂。
玉米粒大一些，需另外特製一個大號的印版，筆劃也需格外粗壯些。
或者，印版上直接刻上“抗日”兩字，密密麻麻的，蓋滿了糧食的表面。
糧食們靜靜地睡在席圈裡，一有召喚，馬上出發，它們也是抗日的一個個積極分子呢。
剛開始，軍糧一般放在較為可靠的貧僱農家的窯洞、地窖里，或者責成他們看管。後來發現不行，有些貧僱農家裡窮，沒糧吃，看着看着，有的人就覺悟低了，開始想着法揩油兒。
最典型的就是用筆帽偷。
那時毛筆的筆帽是銅質尖形的。把帽尖在石頭上磨出一個小孔，插在小米囤的圍席上，外面放一隻粗碗，裡面細小的穀粒便會陸陸續續地流出來，一夜能流一碗米，一碗米就是一斤。
這幾乎成了一個公開的秘密。
更有甚者，公開搶軍糧。一次日軍掃蕩時，幾個貧僱農趁夜潛回自家的藏糧處，進行搶劫，試圖算到日本人的帳上，被暗中看護的八路軍戰士發現，當場打死。
後來，129師供給部作出決定，軍糧儘量放在中農以上的富裕家庭中。這些人家裡殷實，有吃的，有身份，不會偷軍糧。
這以後，一些開明紳士便成了軍糧的堡壘戶。
……
據記載，1941年底，太行區785個存糧點共藏軍糧110萬石，統歸129師供給部調運。不管部隊走到哪裡，都會有糧食供應。
貧窮的山窩窩裡，處處是飽滿的軍糧，處處是秘密的子彈。
黃克誠算賬
發帖者：一粒子彈12斤高粱米 (
1948年3月，黃克誠主持召開一次後勤工作會議。他在會上，無論是講戰場還是講後方，無論是講思想還是講工作，都用算賬的方式
他說：“我們造槍彈，一個山炮彈就要200斤高粱米，一個野炮彈，就要300斤高粱米。一個榴彈炮彈就要400斤高梁米。”說到這，黃克誠嗓音更高了，“在關里則更貴，每個炮彈平均要1500斤高粱米，因此打一炮就等於打掉一個中農全年的收入，打一千炮就是打掉一千個中農的收入”。
他大手一揮，振臂疾呼，同志們要想一想，現在群眾負擔已經到30％了。“負擔再重，群眾怎麼辦？”
針對一次戰鬥結束後，個別部隊還是像打仗一樣步槍機槍手榴彈亂來一氣的現象，黃克誠給予嚴厲批評：“就不知道一粒子彈等於12斤高粱米，一個手榴彈是36斤高粱米。”
“我們軍隊對人民的痛苦是不夠清楚的，俗語說：‘當兵三年不認親’。
蔣介石給中共軍隊發了多少軍餉-共軍收錢很爽快-[5262
嘎嘎嘎，郭文貴付得起餉就可以打一仗，所有大老闆付得起錢，-都可以打一場-[0
有的時候，一場戰役就讓共匪滅亡。戰鬥總比蝴蝶效應要強得多-連鎖反應至共匪滅亡-[0
共匪可以藉口戰爭把所有中國老闆與百姓的存款全部徵用，貪更多-說敢說個不字-[0
共匪可以藉口戰爭把所有中國官僚存款全部徵用，名曰幹部帶頭-支持國家-[0
中共從來只提國家，不提個人私人。恐怖統治，輕而易舉-誰敢說不字？-[0
戰爭時期中共軍隊的津貼 -零用錢-[7249
抗戰準備時期，底層二等兵年收入，相當於擁地50畝之半自耕農-年淨收入為103元-[3972
上將月入800元 中將月入500元 少將月入320元 下士月入14元-國軍收入-[330
國軍當官的吃空餉，收入可以翻幾倍。但是，-比中共官員差太遠-[0
蔣介石 一級陸軍上將 工資800元-比當兵的多80倍-[0
1970年代中國大陸剛進廠的工人工資17元，毛澤東工資600元-相差只35倍-[0
國軍撫恤金 與 共軍撫恤金-大洋與法幣-[2565
現在中國大陸工人工資3000元，習近平工資11000元-相差3.6倍-[0
習近平不用買車買房，醫療不用花錢。女兒可以留學美國-彭麗媛工資是多少-[0
習近平可以靠老婆鼓麗媛來養活嘛-唱一支歌收幾十萬元-[0
二等兵可以討一個老婆的話，上將可以討80個老婆-民國時期小老婆成群-[0
老蔣後來停發八路軍的軍餉，其實是中國近現代軍餉制度的慣例-湘軍-[4254
上將月入800元 中將月入500元 少將月入320元 下士月入14元
發帖者：國軍收入 (
國軍收入
上將月入800元
中將月入500元
少將月入320元
上校月入240元
中校月入170元
少校月入135元
上尉月入80元
中尉月入60元
少尉月入42元
准尉月入32月
上士月入20元
中士月入16元
下士月入14元
上等兵月入12元
一等兵月入10.5元
二等兵月入10元
二等兵可以討一個老婆的話，中尉就可以有財力討六個老婆了。上將可以討80個老婆
戰爭時期中共軍隊的津貼
發帖者：零用錢 (
有關這個問題，我原來一直是想當然——中共軍隊沒有軍餉，只有生活少量津貼；軍中大體實行供給制，也就是吃穿由部隊統一解決。至於武裝，則是靠繳獲。這幾天在網上查找有關資料，有點遺憾，沒有第一手可靠確切的。有一篇《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早期的軍人津貼》的文章，姑且看一看吧。下面是摘編。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中國工農革命軍曾實行薪餉制，主要靠繳獲敵軍的戰利品和打土豪得來的財物，來維持其各項最低的開支。192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全面取消薪餉制，改行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即個人生活必需品由公家供應實物，另發零用錢。這個“零用錢”，就是我軍最初的軍人津貼。
中央這個指示下達後，各革命根據地紛紛貫徹執行。例如，在1930年3月25日公布的《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的法案之七——《優待士兵條例》中規定:“改良士兵生活，每月每名發伙食費至少大洋四元五角，零用至少兩元，有錢多發，軍衣軍用品儘可能完備”。津貼費發放的多少則由各地根據當時的經濟狀況來自行決定。“零用至少兩元”應該就算津貼了（這裡的“元”到底是什麼錢？要是銀元也是很值錢的）。
1935年12月17日（一方面軍長徵結束），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頒布了《關於技術人員技術津貼等級規定》的命令。命令中規定：應領津貼的技術人員為無線電技術、醫務人員、電話技術人員和紅軍學校軍事教育專家四類。津貼等級分為三等，一等每月12元，二等每月8元，三等每月4元。決定等級時，由各工作機關首長填造名單報告軍團首長，再由軍團首長匯報軍委批准後施行。不屬軍團的部隊，直接報告軍委。新規定之津貼，自本年12月開始支付。1936年12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頒布的《關於建立嚴格的供給工作制度，統一各項費用標準的訓令》中再次規定:衛生人員的津貼費分為六等，一等15元，二等12元，三等8元，四等6元，五等4元，六等2元，等級鑑定由軍委衛生部決定通知。在未經總衛生部鑑定以前，暫由各軍團及各軍的首長依情形酌奪決定之。電務人員津貼分為五等，一等15元，二等12元，三等9元，四等5元，五等2元，由軍委三局鑑定通知。在未得三局通知前，由各軍團、軍的首長斟酌決定之。
1936年4月24日，中央財政部下發了《關於發給部隊、地方武裝及機關人員津貼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內容為：原來只發鞋襪費、沒有津貼的人員，原有鞋襪費應取消，每人改發津貼1元；以前已有津貼，又發鞋襪費的幹部，應取消鞋襪費，加發津貼5角；以前已有津貼的學員、工人等，不另發鞋襪費（估計幹部津貼多一些，士兵是每月大洋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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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軍費的主要來源是“打土豪”的錢，此外在蘇區內部也徵收一定份額的稅金。當時中央蘇區只有三百萬人口，稅源有限。廣東中山大學九十年代辦有《歷史大觀園》雜誌（現已停刊），其中一期雜誌介紹，紅軍用打土豪分來的銀器融化，仿造袁大頭。由於含銀量高，（北洋政府造銀元含銀量規定為85％）頗受白區商人歡迎。
如此說來，中共軍隊在1927年至1937年間，軍費來源於所謂繳獲（絕大多數是靠“打土豪”和“沒收”）。工農紅軍是沒有軍餉的。軍隊內部採用供給制，軍官和士兵的區別不大。紅軍內部定期會付給全體軍人一項補貼叫“伙食尾子”。顧名思義，就是用於伙食後尚剩餘的經費。此項金額無論時間、數量都很不固定。
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按照4.6萬人的標準給八路軍發軍餉被服，一直發到1941年4月左右的皖南事變宣布徹底停止。這個時候，其實國民政府還拖欠了八路軍十幾個月的軍餉。
新四軍的標準編制更少，好像按照5個團（1.5萬人左右的標準）編製發軍餉。發放時期同八路軍一樣（其實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人數遠不止這些。部隊1941年之後的津貼從何而出呢？糧食和服裝的大部分只能從根據地老百姓供給）。
八路軍的軍響一部分是國民政府給的，愛國人士捐獻的，根據地老百姓徵集的；在一個是打仗繳獲的。而在解放戰爭時期全部要靠自己的了。總之，共產黨軍隊生活十分簡樸。周恩來在文件《紅軍給養與經濟問題》中提道“紅軍中廢除軍餉，只發零用錢與吃飯錢”。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應中共的要求開始向紅軍提供經費，他向紅軍提供的第一筆經費是50萬元的善後款。1937年1月31日，蔣介石指示顧祝同：“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萬元軍費，由楊虎城間接領發。”這個數字大體相當於紅軍每人每月軍需5元（據各種資料介紹，後來八路軍、新四軍士兵的津貼大約每人每月五角，毛澤東、朱德為5元）。這大概包括食宿服裝等等。毛澤東當時寫信給周恩來：“此50萬元是善後費，還是2月份經費要弄清楚，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以前蔣介石既托楊虎城經手，我們應按數向楊要，不打土豪又不給錢是不能生活的。”
八路軍：1937年度月發經費30萬元（法幣），戰務費20萬元，補助費5萬元，醫藥補加費1萬元，米津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合計月發63萬元。從1939年8月份起，每月加發兵站臨時補助費2.5萬元。從1940年元月份起每月增發米津4.5萬元，這樣算起來，直到1941年2月每月實發70萬元。
新四軍：1938年1月核定四個支隊每月各發經費1.5萬元，軍部6000元，共6.6萬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發經費2萬元，共8.6萬元。6月份以後，每月增至11萬元。1939年全年度經費仍舊月發11萬元，另發臨戰費2.2萬元，共月發經費13.2萬元。1940年度經費核定每月為11.536萬元，加上臨戰費2.2萬元，共月發13.736萬元。
此外，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日戰場時國民政府還分別撥發了20萬元和1萬元的開拔費。應該說，當時國民政府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待遇還是不錯的，按照當時的規定，中央軍一個甲等野戰師的軍費每月約20萬元。因此，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待遇如果按照編制人數來算的話，與中央軍相當。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給中共部隊發放的軍餉雖然緊張，但仍可勉強維持。不過，隨着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戰中迅速擴大，人員不斷增加，再加上物價飛漲，這些費用越來越不夠用了。以八路軍為例，八路軍1937年改編時只有4.6萬人，到1940年已發展到40多萬人。在這期間，中共領導人曾多次向國民政府要求擴大編制，增加軍餉，但國民政府始終不予批准，軍餉一直是按照4.6萬人發放。
抗戰期間國共合作，國民政府負責第18集團軍（編制4.6萬人）和新四軍（編制1.5萬人）的軍餉。1941年以後，中共軍隊要靠自己解決軍費問題。這個津貼的錢由哪兒來不甚清楚。抗戰期間是不能“打土豪分田地”的。因此這筆錢再少，對於好幾十萬軍隊也是個大數。再說，敵後抗日根據地由於敵軍圍困，現金非常的缺乏。
在抗戰時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的軍餉，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和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邊區財政收入約50％到85％。
解放戰爭中，一般解放軍士兵一月有津貼3到5元，連排長是5元到8元，團長以上為10元到15元不等。各大野戰軍因為財力水平而不同。這些津貼一般是士兵買個人用品和衣物的花銷。因為軍隊中吃飯是公攤的，所以每月大概還有數目不等的伙食尾子，分出來大概在5元以內。
解放軍的軍費主要以實物形式由解放區共產黨地方政府籌集。資料顯示，僅三大戰役中，解放區出民工539萬，出動牲畜1036300頭，支援糧食95000萬斤。尤其是在淮海戰役期間，江蘇、山東、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極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戰爭。這四省共出動民工543萬人，其中隨軍常備民工22萬人，二線民工130萬人，後方臨時民工391萬人；擔架20.6萬副，大小車輛88萬輛，挑子30.5萬副，牲畜76.7萬頭，船隻8539艘；籌集糧食9.6億斤，運送到前線的糧食4.34億斤。
這樣看起來，除軍事裝備和民工外，軍糧和服裝以及各種物資等就得靠中共在各個根據地的各級政府籌措。解放軍官兵的津貼是以紙幣形式發的，不過這些貨幣是各個解放區自己製造的。我在資料中看到：
根據地貨幣是在戰爭時期各根據地被敵人分割封鎖的情況下產生的。抗日戰爭勝利後，各解放區中共政府就開展了統一貨幣的工作。如華中解放區發行統一的華中幣，收回和統一原來新四軍開闢的各個抗日根據地發行的多種名稱不同和市值不等的地方貨幣。其它解放區也採取了類似的統一貨幣的措施。但是，在各解放區統一貨幣工作尚未完成時內戰爆發，統一各解放區貨幣工作不得不暫時停止。1947年夏，華北、西北、華東解放區逐步連成一片，各解放區之間貿易聯繫、物資交流日益發展。但是各解放區貨幣不統一，貨市比價不固定，成為經濟發展和貿易往來的重大障礙，給野戰軍的機動作戰帶來很大困難。
為了統一解放區貨幣，經華北人民政府、山東人民政府、陝甘寧和晉綏兩邊區人民政府會商決定，合併華北解放區的華北銀行、山東解放區的北海銀行和西北解放區的西北農民銀行，於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成立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統一的人民幣，這是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後發行的第一套人民幣。
各個解放區里都有各自發行貨幣的銀行。
抗戰準備時期，底層二等兵年收入，相當於擁地50畝之半自耕農
發帖者：年淨收入為103元 (
1944年，美國專家抽調國軍1200名士兵進行體檢，發現57%的士兵營養不良。
抗戰14年，簡略言之，可區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自1931年至1937年，乃“抗戰準備時期”，期間雖有局部抗日戰事，但當局的主要精力仍集中於交通、金融、賦稅、軍制改革、秘密國防線構築等事務。第二階段，自1937年至1945年，是謂“全面抗戰時期”。
國軍官兵抗戰時的待遇，在這兩個階段，迥然不同。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國民政府蔣、汪、胡三派內鬥正酣；1932年初，中央政府恢復運轉，稍後即頒布“國難餉章”，薪餉較之平時，有所削減。具體數據如下（單位/元）①：
圖註：平時及國難時期國民政府陸軍薪餉比較表按：據學者陳志讓統計，1931-1935年間，四川農村，占地100畝以上的地主，其平均年淨收入為1068元；占地50畝以上的半自耕農，其平均年淨收入為103元。換言之，拿“國難薪餉”的中校及以上軍官，其年收入，相當於擁地百畝以上之地主；最底層的二等兵，其年收入，也相當於擁地50畝以上的半自耕農。②當局之所以制定如此優渥的官兵薪餉，乃是希望能夠吸引到儘可能多的有文化且體格健壯的優秀兵源，以應付“國難”。
不過，因軍閥割據及派系政治的影響，上述薪餉標準在不同背景的部隊中，執行程度各異。譬如：宋子文財政部所屬稅警總團資金豐裕，不發放“國難薪餉”，仍發放“平時薪餉”；四川軍閥劉湘窮兵黷武擴軍不休，一度坐擁五十二團人馬，但川中一隅稅賦有限，故其部二等兵薪餉僅四元而已，遠低於中央所定“國難薪餉”標準。③
圖註：1942年，緬甸Pynmana，Seagrave醫生急救醫院裡的中國遠征軍傷兵全面抗戰時期，軍餉受通脹衝擊最為嚴重，過半國軍士兵營養不良
及至1937年全面抗戰啟動，軍費消耗龐大，物價迅速上升，官兵薪餉標準也屢次變更。主要變化有二：1、實施糧、餉分離，伙食費由公家統一安排，不再包含於薪餉之中。2、薪餉隨通脹不斷上調，但始終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1937年，上將薪餉240元，1945年上升至5萬元，增漲208倍；1937年二等兵薪餉7元，1945年上升至900元，增長128倍。但同期物價已增漲了2100餘倍。④
據1944年6月《四川經濟季刊》的一份調查報告，自1937年至1943年，各行業“購買力指數”，大致變化情形如下（以1937年統一預設為100）⑤：
圖註：全面抗戰期間各行業人員購買力指數變化比較表毋庸諱言，以當時情形，該調查絕非完善，但亦已足以反映當時的通脹，對各行業所產生的衝擊的巨大差異。相比農民、工人乃至僱工，士兵、公務員、教授所受通脹衝擊為最大。具體而言，1943年重慶豬肉限價，定為每斤14元，同年，一位上校的月薪不過290元；至於底層士兵，狀況自然要慘得多，中央軍校17期畢業生譚繼禹回憶，1940-1942年間，其每月薪餉，僅夠買肥皂與草鞋。考慮到欠薪幾乎是所有部隊的通病，其生存狀況之惡劣，可想而知。⑥
薪金之外，伙食亦嚴重營養不足。據統計，二戰期間，美國陸軍戰地口糧，為每人每天6磅；日本陸軍為4磅，中國陸軍則不足1.6磅，且這1.6磅，還只是文件層面的數字，具體撥發、運輸過程中的貪污、損耗等，並未計入。伙食狀況惡劣的直接後果是：1944年，美國專家抽調國軍1200名士兵進行體檢，發現57%的士兵營養不良。⑦
即便國軍士兵困頓如此，軍費開支仍遠遠超出了國民政府財政收入所能承受的範圍。孔祥熙在一份1939年6月給蔣介石的“極密報告”里透露：全面抗戰僅一年半，財政支出已高達“三十三萬萬元”，而這一年半里，財政收入僅“七萬六千餘萬元”——“三十三萬萬元”財政支出中，軍餉、軍務、槍械購買經費，占到了70%。⑧
綜上，自不難理解，何以抗戰期間，國軍官兵普遍走私，即便是待遇最好的雲南遠征軍，據戴笠秘查，亦走私成災；各部隊普遍“吃空餉”，按陳誠估計，“實際上吃軍糧者達七百二十萬人……能有三百萬可戰部隊就很不錯”⑨——國府財政實際上陷入了一種致命的惡性循環：軍費開支的龐大使得當局不敢提高部隊官兵薪餉待遇，以免陷入更惡劣的通脹；官兵薪餉待遇惡劣，則刺激空餉、走私愈演愈烈，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再刺激通脹，官兵薪餉再縮水……及至抗戰勝利，無論當局如何嚴申，亦無法阻止公務員及軍隊變“接收”為“劫收”。
①何應欽《軍政十五年》，(台)史政編譯局1981，P139-140。轉引自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台）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21期。②陳志讓：《軍紳政權》，(台)谷風出版社1986，P169。轉引自《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③（台）中研院：《劉航琛先生訪問記錄》，九州出版社2012，P25。④⑥⑦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⑤汪蔭元《四川戰時物價與各級人民之購買力》，《四川經濟季刊》1944年6月，P262-265。轉引自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⑧《孔祥熙關於1937-1939年財政實況的密報》（上、下），《民國檔案》1992年第06期、1993年第01期。⑨《陳誠回憶錄：建設台灣》，東方出版社2011年，P162。
蔣介石給中共軍隊發了多少軍餉
發帖者：共軍收錢很爽快 (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應中共的要求開始向紅軍提供經費，他向紅軍提供的第一筆經費是50萬元的善後款。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安撫紅軍，放手解決張、楊的問題。1937年1月31日，蔣介石指示顧祝同：“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萬元軍費，由楊虎城間接領發。”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1937年2月1日，主持西安事變善後工作的顧祝同在西安向中共代表李克農表示：“第三者（中共）經費由楊虎城先發50萬元。”2月2日，顧祝同派人將善後款50萬送抵西安，2月4日再經楊虎城交送給周恩來，同時顧祝同還承諾以後每月給紅軍20萬元。2月5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此50萬元是善後費，還是2月份經費要弄清楚，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以前蔣介石既托楊虎城經手，我們應按數向楊要，不打土豪又不給錢是不能生活的。”
由此可知，紅軍從蔣介石那裡領取的第一筆經費時間是1937年2月。在這以後，直到1937年8月，國民政府每月都向紅軍撥款30萬元。6月，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陝北缺糧，需從外地調運，國民政府又額外加發了5萬元運輸費。此外，這年夏天，國民政府還發給紅軍夏季服裝4.5萬套。
紅軍得到這些經費後，首先用於買糧購衣，以解決溫飽問題。也正是由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接濟，才使紅軍得以休整，為全面抗戰爆發後能迅速出師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1937年8月，陝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3個師，人數共4.5萬人。而南方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編第四軍，下轄四個游擊支隊共一萬多人。改編後的兩軍軍餉分別是：
八路軍：1937年度月發經費30萬元（法幣），戰務費20萬元，補助費5萬元，醫藥補加費1萬元，米津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合計月發63萬元。從1939年8月份起，每月加發兵站臨時補助費2.5萬元。從1940年元月份起每月增發米津4.5萬元，這樣算起來，直到1941年2月每月實發70萬元。
新四軍：1938年1月核定四個支隊每月各發經費1.5萬元，軍部6000元，共6.6萬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發經費2萬元，共8.6萬元。6月份以後，每月增至11萬元。1939年全年度經費仍舊月發11萬元，另發臨戰費2.2萬元，共月發經費13.2萬元。1940年度經費核定每月為11.536萬元，加上臨戰費2.2萬元，共月發13.736萬元。
此外，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日戰場時國民政府還分別撥發了20萬元和1萬元的開拔費。應該說，當時國民政府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待遇還是不錯的，按照當時的規定，中央軍一個甲等野戰師的軍費每月約20萬元。因此，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待遇如果按照編制人數來算的話，與中央軍相當。
據資料統計，國民政府從1937年2月開始，到1940年12月截止，共發給八路軍經費25616627元。新四軍從1938年1月開始到1941年1月為止，共領軍餉1718877元。兩軍合計共得軍餉27335504元。
抗戰初期，蔣介石基本還是能夠保證按時將軍費發放給中共部隊，即便是由於國共衝突國民政府扣發中共部隊的軍費，後來也都基本能夠補齊。例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隊進攻陝甘寧邊區時，國民政府就找藉口停發了八路軍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軍餉。但事件平息後，經中共要求，國民黨就又補發了所欠八路軍軍餉。
此外，除了軍餉，蔣介石還根據中共要求和戰爭需要給中共一些臨時性補助和獎勵，例如1939年4月30日葉挺要求蔣介石發放各種補助：“1，運輸困難，懇賜發行動費2萬元；2，請准予軍司令部經費發給每月5600元；3，乞准設立醫院一所每月經費1.3萬元。”蔣批示：“照准。”1939年7月8日，蕭勁光向國民政府電請增發河防經費10.5萬元，也得到蔣的批准。此外，1937年10月19日八路軍襲擊日軍陽明堡機場，擊毀擊傷作戰飛機24架，蔣介石就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獎勵了八路軍大洋2萬元。
抗戰前期，蔣介石還給中共部隊發放了不少軍需物資。例如，1937年8月20日，葉劍英領取了七九彈30萬發、七九機彈20萬發、駁殼彈20萬發、迫炮彈620枚、手榴彈1.5萬顆，另有土工器具及爆火材料，衛生材料及被服通訊等材料。9月16日，閻錫山送八路軍50萬發七九子彈，中正子彈50萬發，衝鋒鎗、機關槍200支。9月19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並轉葉劍英等：“南京原發子彈50萬發，後加20萬發，閻錫山發50萬發，黃紹竑發30萬發，共150萬發。一二0師帶不完，準備留一二九師東來補充。”1937年8月26日，蔣介石指示何應欽：“速發第八路代表葉劍英防毒面具六千顆。”1938年6月28日，新四軍葉挺向蔣介石要輕機槍100挺，重機槍20挺，蔣批示“交軍政部核辦並復”。1939年1月28日，朱德、彭德懷致電蔣介石請求撥發六五子彈600萬發，蔣批示：“交軍政部核發並復。”
此外，在抗戰初期中共部隊還領到不少服裝、麵粉等生活必需品。例如1937年9月11日，南京方面發給八路軍4.5萬人的冬衣。9月13日，國民政府又批給皮大衣、皮帽共3萬套，每套9.5元，折大洋28.5萬元，日內即領。抗戰開始後，國民政府按規定標準，每月供給陝甘寧邊區和八路軍的麵粉1萬袋，大米3000包（每包165斤），以及武器彈藥和其他軍需物品等等。
抗戰期間，國民黨中的一些地方部隊有時也會給中共部隊一些援助。例如，國民黨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1938年4月訪問延安時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以後衛立煌向八路軍批發子彈100萬發，手榴彈25萬枚，牛肉罐頭180箱，以及八路軍3個師的夏衣、大批醫藥用品和電話通訊器材。再如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後，閻錫山、傅作義將一時難以轉移的大量軍需彈藥也送給了八路軍。在抗戰中，像這樣的例子很多。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給中共部隊發放的軍餉雖然緊張，但仍可勉強維持生活。不過，隨着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戰中迅速擴大，人員不斷增加，再加上物價飛漲，這些費用越來越不夠用了。以八路軍為例，八路軍1937年改編時只有4.5萬人，到1940年已發展到40多萬人。在這期間，中共領導人曾多次向國民政府要求擴大編制，增加軍餉，但國民政府始終不予批准，軍餉一直是按照4.5萬人發放。
自1939年12月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後，國共兩黨間的摩擦不斷加大。1940年12月，國防部長何應欽宣布停發延安方面的軍餉和物資。新四軍的軍費，是1941年1月以後停發的。因為這個月新四軍領完最後一筆軍餉和物資後，就爆發了皖南事變，國民政府宣布新四軍是“叛軍”，從此國民政府就不再給新四軍發軍餉了。此後，中共所有部隊的給養都靠自己解決。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在抗戰初期，蔣介石對中共的部隊還算是能包容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他想利用八路軍和新四軍抗日，另一方面他始終還存在收服中共部隊的意圖。但隨着共產黨武裝力量的日益壯大，他不得不採取種種措施來限制、打壓共產黨勢力的發展，停發中共部隊的軍餉是他限共的一個重要措施。
老蔣後來停發八路軍的軍餉，其實是中國近現代軍餉制度的慣例
發帖者：湘軍 (
關於老蔣停發八路軍餉的問題一直是我黨攻擊蔣的一個重要理由，在網上也吵得很多，但都沒有認真考慮一個現實： 1、從湘軍建立起來後， 中央與軍隊之間始終存一個默契，那就是，有地盤的自己直接去收稅養兵，沒地盤的軍餉才由中央發，或者說拿誰的錢聽誰的話。湘軍是這樣的，淮軍也是這樣，北洋軍建立之初是由中央發餉的，也正因為如此，老袁在1905年以後不得不將訓練好的四鎮交給了清廷中央，而只保持着影響力，而非直接控制力，以致於1908年後老袁回家養病，北洋軍人根本就沒鬧什麼事。而老袁成了臨時大總統後，由於長期不在 關於老蔣停發八路軍餉的問題一直是我黨攻擊蔣的一個重要理由，在網上也吵得很多，但都沒有認真考慮一個現實：
1、從湘軍建立起來後， 中央與軍隊之間始終存一個默契，那就是，有地盤的自己直接去收稅養兵，沒地盤的軍餉才由中央發，或者說拿誰的錢聽誰的話。湘軍是這樣的，淮軍也是這樣，北洋軍建立之初是由清廷中央與北洋大臣分擔發餉的，也正因為如此，老袁在1905年以後不得不將訓練好的四鎮交給了清廷中央，而只保持着影響力，而非直接控制力，以致於1908年後老袁回家養病，北洋大臣換成了別人，北洋軍人根本就沒鬧什麼事。而老袁成了臨時大總統後，由於長期不在北洋軍中，所以只好搞了一個善後大借款，其實就是借錢給北洋軍發軍餉，然後發動了對國民黨的戰爭。而此後是一個大轉折，在打敗國民黨的二次革命後，馮國璋曹琨等開始不僅有兵權了而且有了地方政權，所以此後北洋軍變成了部分中央直轄的軍隊由中央發餉，而占據地盤的軍隊由首領從地方稅收中發餉。這一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事，就是馮國璋到北京當總統後，帶了兩個師的軍隊，他要求由中央發餉，而段其瑞不答應，認為馮在江蘇的地盤，理應馮自己發餉。
2、在地方軍隊上，一般存在幾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完全沒有地盤的，誰給發餉就給誰賣命，而老蔣也正憑藉江浙的財力輕鬆控制了許多小軍閥或將大軍閥的軍隊給分化瓦解了；
第二種情況是有地盤的，如山西閆錫山、四川劉湘、雲南龍雲，除了少數被老蔣收買的軍隊外根本沒用中央發軍餉，如果老蔣真給他們發餉，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老蔣不懷好意；
第三種情況是雖然有地盤，但地盤經濟條件很不好，比如說某地稅收只夠養一個團，但真實兵力可能是一個師，這種情況下，一般是協餉，就是自己解決一部分，中央或大軍閥幫助解決一部分，比如雲南貴州長期要由四川解決一部分軍餉，西康劉文輝部軍餉先由劉湘給一部分，後來又由老蔣直接發，東北軍丟了東北後，老蔣也要給他們解決相當一部分軍餉，也正從那時候開始老蔣可以以打敗仗為理由裁掉東北軍的115、120等師。在西安事變前，同在陝西的軍隊楊虎城部的軍餉大部分是由自己籌集的，而東北軍的軍餉則主要由老蔣來發（由楊虎城控制的陝西省還要負擔一部分東北軍軍餉）。
3、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後，以當時陝甘寧邊區的情況，可以說是相當貧困的地區，貧困的程度就是從1840到1937年那裡除了地方保安團以及臨時駐紮的軍隊似乎就沒有設過一個團以上的正規軍，有地盤等於沒有地盤，所以八路軍幾萬人根本不存在協餉的問題，直接發餉就行了，而新四軍剛成立的時候連地盤都沒有，所以軍餉都由老蔣負責，老蔣也沒有拖欠過，甚至還有因為打了幾個勝仗，有大量的現金獎勵。
4、1938年以後的一年時間，八路軍與新四軍在敵後占領了大量地盤，建立了好幾塊包括幾十個縣的大根據地，但此時，中央軍正被日本人追着打的時候，蔣根本沒有心思去考慮這件事，所以蔣按4萬五千人發餉，中共也是不要白不要；
5、1939年後，中共的快迅擴大引起了蔣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中央已經建立從土地面積上講僅次於中央的大塊根據地，蔣也曾經想派自己人去那裡當官，但被趕了回來，而此時中共做了一件錯事，就是以軍隊擴大為理由要求增加軍餉，結果就是蔣不僅沒增加中共的軍餉，反而按對其他軍閥的辦法，直接停了八路軍的軍餉；
6、其實若蔣承認中共地盤的合法地位，就算停了八路軍與新四軍軍餉，中共也未必會與蔣爭執什麼，關鍵是蔣沒有公開承認中共根據地的地位，所以中共認為蔣既然沒承認我這些地盤的合法地位，那就應該給我的軍隊發軍餉，而蔣則認為，你的地盤都在自己手裡了，就算我不承認我也無可奈何，我為什麼要發軍餉給你。
所以蔣停了八路軍新四軍軍餉其實只是近代軍隊軍餉制度的慣例，只不過這其中老蔣由於對中共地盤這件事是承認不好不承認也不好，所以老蔣有苦難言，讓中共抓住了把柄，屢次作文章。
當然有一點要說明的是，當時對於出省抗戰的軍閥的軍隊的軍餉，是分幾種情況來發的，一種是部分軍閥自己負擔軍餉，但這種情況很少，而大多數情況是離省軍閥的軍餉由國民政府承擔的，如廣西軍隊在廣西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不用管他們的軍餉，而只是負責發放在安徽河南等地抗戰的軍隊軍餉，而當李品仙擔任了安徽省主席後，由於安徽在敵後，且大城市多被日軍占領，所以國民政府給他們發全部軍餉的，只是到了何應欽那裡，他認為只應該發一部分，所以要求對方簽字的時候簽收到了全部軍餉而實際上只收到了一部分軍餉，李宗仁還告了一回。中共認為應該發軍餉也有這個方面的理由，但是蔣認為中共占領的地盤足夠負責4萬5千人的軍餉，至於增加的軍隊，蔣不承認，所以拒絕發軍餉也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國軍撫恤金 與 共軍撫恤金
發帖者：大洋與法幣 (
國軍撫恤金
營長年薪400大洋，陣亡則一次性900大洋；
連長年薪360大洋，陣亡則一次性800大洋；
排長年薪320大洋，陣亡則一次性500大洋。
例
1938年3月在台兒莊戰役中陣亡的連長 黃埔軍校洛陽分校第五期畢業生
1939年開始着手對陣亡官兵實行撫恤。
1940年，國民政府批准了撫恤金，首次發放800元大洋，以後每年發放360元大洋。
1949年撫恤金停發了。
蔣介石在1945年下令給國民黨戰死的士兵發撫恤金，規定是240元法幣每年，發20年
抗戰八年間,有約46萬士兵獲得撫恤,只占全部傷亡人數的9.2%
1979年對越戰爭烈士，戰士500元、幹部800元，一次性發放撫恤金
解放戰爭中烈士撫恤金
標準是：
烈士，80個月工資；
因公犧牲，40個月工資；
病故，20個月工資。
月工資或者津貼低於排職少尉軍官工資標準的，按照排職少尉軍官工資標準發給其遺屬一次性撫恤金。
50年代，中國大陸規定，革命軍人、革命工作人員犧牲、病故和參戰民兵、民工犧牲，給予撫恤。
分犧牲、病故兩種。
因戰致殘的革命殘廢軍人因傷口復發死亡的，按革命烈士撫恤。
1955年以前，國家一次性撫恤只發給實物，主要是糧食，當時叫撫恤糧。
按犧牲、病故兩大類分5個等級，標準很低。
1950年戰士犧牲撫恤為600斤。1955年改發人民幣，戰士犧牲撫恤標準為180元。至1979年撫恤金的標準前後4次進行調整，每次調整時，撫恤金的標準都有適當的提高。
1979年戰士犧牲撫恤標準500元。
1980年國務院發布《革命烈士褒揚條例》。按此條例，撫恤金改為3種，即革命烈士撫恤、因公犧牲撫恤和病故撫恤。
其中革命烈士撫恤標準，戰士職級的為800元。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民主聯軍，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其他人民武裝部隊的軍人)；參戰民兵、民工；人民警察；革命工作人員。上述人員因戰或因公致廢致殘者，按殘廢等級由民政部門給予撫恤。
1943年3月18日山東省戰工會規定
民兵參戰負傷，免費治療；致殘者，每年發給撫恤金100～300元
殉國者，發給公葬費200元和一次性發給善後撫恤金400元。
1946年5月26日，山東軍區、山東省政府規定
一等殘廢全年撫恤金為120斤豬肉，由政府供給終身生活，其標準相當於地方保安部隊；或撥公田3～4畝，由地方組織代耕以維持其個人終身生活為止。
二等殘廢全年撫恤金為70斤豬肉，並由政府供給其全年生活費的一半，或撥公田2～3畝，以維持其生活。
三等殘廢全年撫恤金35斤豬肉。犧牲者，由地方政府辦理葬埋，其家屬享受與軍隊烈屬同等之待遇。
支前民工多為民兵，事實上享受與民兵同樣待遇。
1948年6月，冀魯豫行署、冀魯豫軍區規定
凡民兵、民工單獨或配合部隊作戰、擔負戰場勤務而殉國者，均發給棺材1口或葬埋費小米400斤；一次性發給撫恤米150斤；其家屬按烈屬待遇，無勞力者，由本村全部或部分代耕，有勞力無土地者，分配一定數量的土地；
功績顯著者，可建立烈士祠、碑、塔、坊、匾等予以褒揚，並將其勳績入傳入志。
負傷致殘者，稱榮譽民，享受榮譽軍人同等優待
一等殘廢全年撫恤金小米300斤，二等180斤，三等120斤；不能從事勞動者，由政府為其本人或家屬介紹適當職業；有土地者為其代耕；無土地者，分配適量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