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 —
在中國政府高調舉辦“一帶一路”峰會，倡導建立各國互利共贏平台的時刻，一個推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重要群體，卻面臨着不可知的前景，他們就是中國的農民工。過去30多年裡，大量農村移民湧入城市尋找更多機會，他們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與發展做出貢獻，卻無法成為所在城市的正式居民，無法享有工作保障、醫療援助和其他社會福利。隨着第一代農民工步入退休之齡，他們最需要什麼樣的幫助？中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農民工群體在經歷什麼樣的變化？
中國問題專家胡星斗說，第一代農民工是悲慘的一代。他們在文革中失去學習的機會，改革開放後又是最早參與城市建設的一群人，無奈缺少知識和技能，大多只能從事建築業、服務業等比較低端的產業，屬於社會的邊緣群體。他們的存在在城市裡被忽視，農村也回不去了。他們當中有人在城市裡安家，卻沒有獲得相對應的福利。就算原本在農村有土地，可能也早已被徵用，或因為沒有土地產權，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地價暴跌。第一代農民工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很大的貢獻，際遇卻相當悲慘。
中國攝影記者郭鐵流說，不論是第幾代農民工，都面臨一樣的問題：他們的社會地位所能享受的福利基本是零。只要屬於農民工群體，權益都不受國家照顧，經濟發展也不會為他們帶來利益。的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心態，第一代農民工較能接受這樣的現狀。
郭鐵流說：“年紀很大的這些農民工，因為他們的勞動能力在退化，掙錢的能力在減弱，他們最擔心的就是生病，因為生病意味着他們難以維生。他們最大的願望是希望得到支持，但由於他們的家庭分散在很多地方打工，家庭實際上是被破壞掉的，無法從家庭得到支持。他們需要正常的生活和保障，實際上都沒有。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一直都存在，我看不到中國政府有拿出實際的辦法來想解決這個問題”
胡星斗說，中國過去對農民工的養老問題有特殊的安排，但由於農民工的高速流動性 ，加上中國存在‘封建等級’的社保制度，在三六九等中，農民工是社會福利最差的一個等級，種種因素導致農民工到了老年還是領不到養老金。這個問題若要從根本解決，應該讓全中國通過法律採取同一種養老醫療福利制度。
郭鐵流說，戶籍制度從法律和國家管理層面製造了不公平。農民工群體在中國有兩億多人，但他們的維權意識不足，不會去思考自身權益在法理上受到傷害的根源。
胡星斗說，今天農民工的困境其實就是公民權利的困境。他說：“農民工、弱勢群體，甚至不止是弱勢群體，他們沒有投票權、監督權、罷免權、新聞權，悲慘的狀況不能通過新聞媒體得到揭示；他們沒有財政權，財政都是不公開、由官員決定的。人民代表沒有權利真正監督財政的走向。農民工沒有金融的權利，因為中國的金融高度壟斷，農民和弱勢群體因此就沒有受保權利等等，確實反映了權利的貧困，因此這需要整個社會的推動，中國應當開展爭取平等權利的運動。”
郭鐵流說，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被政府犧牲的群體。他說：“中國政府一貫的統治方式有個特點，他們會把人劃分成一個個群體，然後對外宣稱要經濟發展，就要犧牲某一部分人，但從來不去想犧牲的這部分人同不同意。這也給社會輿論造成影響，比如今天我們犧牲了農民工一些權利是為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通過經濟發展會讓所有人得到好處。其實不是這樣的，其實這是一個很荒謬的謊言。他能夠犧牲這一部分人，他也可以把社會當中所有人劃歸於某一個群體。今天你可能變成拆遷戶，明天你是上訪老兵，後天你是下崗工人。”
胡星斗說：“我曾經使用‘戶籍隔離’這個詞，它確實和種族隔離是很像的。種族隔離時期，黑人上班經常在大街上遭到盤查，如果沒有帶贊助證、工作證等就要被拘留，每年有幾十萬黑人因為所帶的身份證件不足被拘留。實際上，中國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之前也是這種情況。農民工一方面到城市參與建設，另一方面被搜查證件，若沒有贊助證，就把他收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