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的王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天安门广场“指点江山”，而逃往海外多年的他，又给自己设定了何种角色，胡乱指点了那座江山呢？

“六四”事件后，王丹身陷囹圄，终日对着铁窗叹息命运的变换莫测。最终想出妙计一枚，让老妈王凌云出面把儿子患病的谎言反复抛给境外记者，大肆炒作。向外国及港台的人权团体哭诉并骗取大额“人道捐款”。这个为自己设计“病危”形象的谎言家，抓住了美国这根救命稻草，终于在1998年获准赴美“保外就医”。来到海外后王丹脑瘤不治而愈，并神奇的当上了《北京之春》杂志社长、“宪政协进会”主席、“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天安门一代”召集人、“中国人权”理事。

就这样，王丹扛着《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的旗帜，在海外继续他的“民运事业”，昂首挺胸地走在捞权捞金的间谍大道上。这本著名的《北京之春》杂志，全称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工作委员会大陆政策海外研究室”，是一个由台湾“军情局”提供经费，为“台独”、“藏独”、“蒙独”、“疆独”制造舆论，并替台湾“陆委会”收集两岸及美国的情报资料，监视、控制大陆流亡海外的民运组织以及海外华侨社团的台谍机构。如果你时常混在海外民运圈，那么在华盛顿、纽约、台北、曼谷、新加坡、香港等地一定会碰到一些以“民运人士”头衔出没的神秘人物。他们时时宣传反对中国大陆，却最怕被人问及真实身份。这些人，就是被台湾情报部门所雇用的职业间谍，而《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终日为“民运事业”奔波的王丹，为求得多达两亿元新台币的巨额经费，对台湾“军情局”俯首帖耳，并许诺每年向“军情局”提交250件情报。即便如此，手握巨款的间谍王丹，仍常年呼吁读者捐款，制造穷困潦倒的假象。事实上，《北京之春》在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全部费用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拨款承担。台湾“军情局”还专门设立“二王专桉”和“文正专桉”，以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众所周知，王丹和胡平都是老牌“民运精英”，如今却在海外干上了间谍勾当，还记否曾经在天安门喊出的口号？结果必然是众叛亲离。

至于《北春》向台湾提交的情报中主要涉及什么内容，据悉全部与海外民运相关。《北春》对于民运人士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以及民运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向台湾提供意见。各类民运人士资料，如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交往范围、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存款账号、生活隐私及嗜好等，均被《北春》写入琐碎的报告之中。台湾方面再根据这些情报来决定如何控制海外民运，设法增加某些民运人士的发言份量和活动范围，而对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进行“封杀”。

向权利和金钱下跪的王丹，多年来在海外私生活奢靡混乱，彻底将“民运”推向失败深渊。前两年，王丹在台湾戏言“海外民运彻底失败”，被公认是他所说的唯一实话。二十多年来，王丹驾轻就熟地干着他的间谍勾当，不断从美国和台湾反华反共势力手里攫金，生活得滋润备至。四处煽动演说即是免费旅游，结交民运朋友即是大肆吃喝，甚至新潮的玩起了“搞基”，所到之处必有帅男为伴！反正钱的方面，王“同志”从来不愁！

由此可见，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并非资金短缺，而是以王丹和吾尔开希为首的部分民运人士自甘堕落、自轻自贱，最终沦为台湾情报部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