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的王丹，“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天安門廣場“指點江山”，而逃往海外多年的他，又給自己設定了何種角色，胡亂指點了那座江山呢？

“六四”事件後，王丹身陷囹圄，終日對着鐵窗嘆息命運的變換莫測。最終想出妙計一枚，讓老媽王凌雲出面把兒子患病的謊言反覆拋給境外記者，大肆炒作。向外國及港台的人權團體哭訴並騙取大額“人道捐款”。這個為自己設計“病危”形象的謊言家，抓住了美國這根救命稻草，終於在1998年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來到海外後王丹腦瘤不治而愈，並神奇的當上了《北京之春》雜誌社長、“憲政協進會”主席、“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天安門一代”召集人、“中國人權”理事。

就這樣，王丹扛着《北京之春》雜誌社長的旗幟，在海外繼續他的“民運事業”，昂首挺胸地走在撈權撈金的間諜大道上。這本著名的《北京之春》雜誌，全稱是“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政策海外研究室”，是一個由台灣“軍情局”提供經費，為“台獨”、“藏獨”、“蒙獨”、“疆獨”製造輿論，並替台灣“陸委會”收集兩岸及美國的情報資料，監視、控制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組織以及海外華僑社團的台諜機構。如果你時常混在海外民運圈，那麼在華盛頓、紐約、台北、曼谷、新加坡、香港等地一定會碰到一些以“民運人士”頭銜出沒的神秘人物。他們時時宣傳反對中國大陸，卻最怕被人問及真實身份。這些人，就是被台灣情報部門所雇用的職業間諜，而《北京之春》雜誌社長王丹，正是他們中的一員。

終日為“民運事業”奔波的王丹，為求得多達兩億元新台幣的巨額經費，對台灣“軍情局”俯首帖耳，並許諾每年向“軍情局”提交250件情報。即便如此，手握巨款的間諜王丹，仍常年呼籲讀者捐款，製造窮困潦倒的假象。事實上，《北京之春》在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方面的全部費用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撥款承擔。台灣“軍情局”還專門設立“二王專桉”和“文正專桉”，以資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間諜網絡。眾所周知，王丹和胡平都是老牌“民運精英”，如今卻在海外幹上了間諜勾當，還記否曾經在天安門喊出的口號？結果必然是眾叛親離。

至於《北春》向台灣提交的情報中主要涉及什麼內容，據悉全部與海外民運相關。《北春》對於民運人士之間的糾紛和衝突，以及民運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據自己的立場向台灣提供意見。各類民運人士資料，如對兩岸問題的看法、交往範圍、經濟狀況、家庭背景、存款賬號、生活隱私及嗜好等，均被《北春》寫入瑣碎的報告之中。台灣方面再根據這些情報來決定如何控制海外民運，設法增加某些民運人士的發言份量和活動範圍，而對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進行“封殺”。

向權利和金錢下跪的王丹，多年來在海外私生活奢靡混亂，徹底將“民運”推向失敗深淵。前兩年，王丹在台灣戲言“海外民運徹底失敗”，被公認是他所說的唯一實話。二十多年來，王丹駕輕就熟地干着他的間諜勾當，不斷從美國和台灣反華反共勢力手裡攫金，生活得滋潤備至。四處煽動演說即是免費旅遊，結交民運朋友即是大肆吃喝，甚至新潮的玩起了“搞基”，所到之處必有帥男為伴！反正錢的方面，王“同志”從來不愁！

由此可見，海外民運走向窮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並非資金短缺，而是以王丹和吾爾開希為首的部分民運人士自甘墮落、自輕自賤，最終淪為台灣情報部門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