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大會上信誓旦旦。

領袖說得多麼動聽

這兩年有人對毛澤東在1957年那段時間講過的有些話做了點收集，發到互聯網上，這讓我們看到，六十年前，毛澤東說得多麼好聽啊，任誰，聽了那些話，都不會想到會有後來那樣一場駭人聽聞的“打右派”運動，幾乎把中華民族推進萬劫不復的深淵。

1956年12月8日，毛澤東召集全國工商聯座談會，誠懇地宣講：“我們的政府，是跟人民商量辦事。可以叫它商量政府，不是板起面孔訓人的，不是意見不對就給他一棒子，打得他頭朝下，腳朝天。我們叫人民政府，你們有意見盡可講，我們不會藉故整人。”

1957年1月，在省委書記會議上：“對黨外人士，讓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一定要守法，不能破壞法制。法是勞動人民制定，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一定要守法。”“不允許工人罷工是不正確的，憲法上沒有禁止罷工；貼標語是言論自由，開會是集會自由。”“對付官僚主義，最好是罷工罷課打扁擔，因為老不解決問題嘛！”

1957年2月27日，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

1957年3月10日，與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開會的時候，要黨內外的人在一起，共產黨不要關起門來開會。”

1957年3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無論哪種幹部、政府，缺點、錯誤都應該接受批評，並且成為習慣。人民政府成了習慣，批評就沒有事。批評對了，當然很好，批評錯了，沒有事，這就是言者無罪嘛！人民是有批評權利的，憲法是應該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有自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什麼叫長期？共產黨有多少壽命，就是民主黨派有多少壽命。如何監督？就是屬於批評建議，用這些方法監督嘛！”

1957年3月6日，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又說：“我們對500萬知識分子，幾億農民、多少萬民族資本家和民主人士，打是不適宜的。要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有殺父、殺夫、殺子之仇的，有些血肉相連被鎮壓的。”

緊接着，《人民日報》大張旗鼓宣傳，4月17日刊發社論《從團結的願望出發》；4月23日刊發社論《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4月26日仍刊發社論《從各民主黨派的會議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有誰聽了上面這些話，不覺得領袖偉大呢？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領袖說這些話時壓根就沒想過要實行，用句老百姓喜歡講的，那就是收買人心，包括收買知識分子的心。

此外，2010年第4期《炎黃春秋》曾刊出當年見證有四千老幹部對中共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的法學家、法治思想家郭道暉回憶性文字，文章除了主題《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外，還有一副題——“《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作者告訴我們：“在四千人討論時，我作為全國人大小組的秘書，負責整理本組討論簡報和其他有關工作，有機會旁聽本組的討論和閱讀外組的簡報，得悉討論的一些情況，特別是黨內高層老幹部敞開思想、自由發言，對黨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文中說：“據事後有關文章報道，實際參加的人數大約有5600多人，其中還有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48名學員”）

在那次民主會議上，大家強調文革前17年“存在一條‘左’傾路線”，而“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原王稼祥政治秘書“張香山同志說，我們也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寧批伯恩斯坦的右傾修正主義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馬列主義體系中的錯誤只是局部的，個別的，暫時的，或只是過時的，不是系統的，路線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

李維漢在發言中更是列舉了毛的片面性錯誤有十大方面，“他還指出，歷史上毛未犯過右傾錯誤，主要是左傾片面性。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強調‘矯枉必須過正’，‘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把赤貧分子（流氓無產階級、‘痞子’）和貧農一起當革命先鋒。到八七會議後搞農民起義，普遍發生這種‘左’傾。在哲學思想上強調鬥爭的絕對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點，不計其餘；‘左’比右好，長期反右不反‘左’。”

這樣，也就很好地解釋了在毛時代為什麼會有那樣一場“打右派”運動。至於陰謀陽謀，並不重要，郭道暉本人就認為當年那場“打右派”運動，其實也未必能說就是毛澤東特別有意要“引蛇出洞”，不過是證明了毛的反覆無常而已——郭道暉強調的是毛的反覆無常。

郭在文章中說：“當年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當時發言，說1959年夏在廬山，‘毛澤東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談話，還比較融洽，承認1958年有些事他自己也有責任，如提倡敢想敢幹，也有的是胡思亂想，引起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門。否則人們會像蔣干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而毛在談到他自己時，說‘自己常是自己的對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沒過幾天他就大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因此，郭道暉認為：“1957年由鼓勵鳴放突然轉到反右，何嘗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預計和謀劃，不也正是這種翻雲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嗎?”

本人完全贊成郭道暉對毛下的“反覆無常”論，而這一點，自己在讀李慎之時好像也讀到過這種意思。

從毛對魯迅態度當能看出端倪

我們知道，自魯迅之子周海嬰（已去世）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透露出“魯迅活着會怎樣”的毛羅上海對話之後，作證、考證、質疑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後者。但雖然聞者不少都感到吃驚，也還是願意相信當時毛澤東會那樣說的。因此，在此後不算短的時間裡（約有兩年），談到知識分子，談到魯迅，不少作者都會引用毛羅上海對話。

後來隨着黃宗英發表了《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還有作為向周海嬰提供毛羅對話的賀聖謨先生也出來作證，上海毛羅對話可以說幾成鐵證。這裡需補述一句的是，賀聖謨先生當時是浙江寧波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其實，他早在黃宗英發表文章對周海嬰書中所說提出證據之前一年，就在2001年11月2日和6日分別在《寧波教育報》和《寧波晚報·副刊》發表了《“孤證”提供人的發言》；此後不久的2001年11月26日出版的《新民周刊》（2001年第48期）又刊發了記者陸幸生采寫的《歷史不再是“孤證”——〈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引發當事人回憶》。然而，這些一直都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這樣，又過了一年，賀聖謨這篇“補正”的文字才再次與黃宗英那篇《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文章發表在2002年12月5日同一期《南方周末》。

上海毛羅對話是沒有疑問了——如果說還有疑問，那就是這對話為何不見當時報道；當時參加“接見”的36人應該說都聽見了毛羅對話，可為何只有羅稷南告訴賀聖謨以及後來黃宗英出來作證？當然，據《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所說，“王元化先生告訴我：他也聽說過這件事情”，但王元化先生是聽誰說的，我們不得而知。依常情來推，如有領袖在場，只要他一說話，恐怕不說在場的所有人都會屏息靜氣地“聆聽”，絕大多數人還是會自動閉上嘴巴甚至要“豎起耳朵”的吧。這一點，我們從發表黃宗英文章時媒體上所配發的其中一幅圖片中大家傾聽領袖講話時的神情可得到印證，而況領袖所說的又是如此敏感的話題呢。

證據越少，推論越多。毫不奇怪。

上海毛羅對話之外也還有一個疑問，這就是有證據表明，早在毛羅上海對話之前的1957年3月，毛澤東在作《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2日）之前至少有兩次與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其中3月8日這一次還是與上海新聞出版界的代表談話，其中還談到雜文；兩天后毛澤東又與整個新聞出版界代表一起座談。在這後一次談話中，就已經有人向毛澤東提起過“魯迅活到現在會怎樣”的問題，毛澤東也當即作了回答（儘管從流傳的上海毛羅對話來看在用詞上有所不同），只是我們至今不知道這次向毛澤東提起這個話題的是誰——不過可以肯定，也是一位知識分子，只是不會還是羅稷南。因為羅稷南先生無論怎樣“直率”，都不可能沒事找事地兩次向毛澤東提出既是相同又有些敏感的話題。

此外，人們還有些想不通的是，像毛澤東這樣一位所謂“雄才大略”者，在回答“魯迅現在活着會怎樣”這樣的敏感話題時，為何顯得那樣缺乏機敏，“胸無城府”。按照魯迅研究專家林賢治先生在他的《人間魯迅·修訂版後記》中所說，那兩句話，原本應該是毛澤東的私見，也就是毛澤東心裡所想的，可“令人震驚的是，這私見卻被毛澤東本人公開了”⑴。毛澤東為何會公開他對魯迅的私見？弄清這一點，其意義當不在弄清有無毛羅上海對話之下。更重要的是，1957年，在“打右派”前後，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什麼總是有人在想着“魯迅活着會怎樣”這樣的假設，並且竟還兩次直接向領袖提出這樣的話題？這是否需要藉助那位奧地利精神病醫生、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弗洛伊德來幫助我們解開。比如，弗洛伊德就認為，潛意識是我們最不願承認的欲望和要求的源頭；換言之，或說一個人的潛意識中往往存在着不願承認或叫說不出口的欲望和要求，而“這些潛意識的願望永遠是活動的，只要有機會，它們就會和意識的願望結成聯盟”。⑵

那麼，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潛意識中有說不出口的什麼欲望和要求呢？想來還是自由民主，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想批評執政黨，是想說“共產黨要為人民，如果共產黨不為人民，那人們也可以打共產黨，殺共產黨。”⑶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即如陳獨秀近一個世紀前在《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這篇文章的結尾處所寫下的：“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⑷而若是再往前，從胡適寫於1934年1月的《政治統一的途徑》這篇文章中我們看到：“十八世紀的英國政治家貝爾克曾說：‘若要人愛國，國家須要可愛。’”

但話雖這麼講，可那些知識分子口頭上又不願承認，沒有“底氣”，很驚慌，就像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所說：“那兩年的實際情況是一面牢騷滿腹，一面繼續做‘馴服工具’，還在努力說服自己。只要氣候上稍微轉暖一點點，馬上就歡欣鼓舞，全原諒了。”⑸於是，這些人也就想出一“招”，通過探一探領袖對魯迅這個最有獨立、反叛意識的知識分子的口氣，推測出領袖內心對他們現在這些活着的知識分子到底是如何想的。你說這些知識分子中有哪一個是傻子，他們明白，領袖對待魯迅的態度，其實也就是對待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對待那些會反抗權力的知識分子的態度。只是那些知識分子萬萬沒有想到，領袖的內心就這麼輕易地還真讓他們給探了出來。現在想來，當時肯定有不少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了自己將來的命運，意識到了什麼“百花齊放”，什麼“百家爭鳴”，都是要在“一竿大旗”招展下才行。可意識到了這些，又有何用，他們的命運已經不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了。這一點，中國大陸當代思想家林賢治先生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所謂‘團結、利用、改造’，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與他對待廣大的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

因此，如果允許筆者在這裡作一大膽推測，這就是，有些真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典型的如羅隆基、儲安平，他們如果得知了毛澤東對“假如魯迅活着”會是那樣一種態度，就不難想象他們今後的日子。而既然在1957年3月就已經明白自己將“在劫難逃”，那麼，他們是否在想：何不就借所謂的“大鳴大放”、借所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順勢拼死也要說出一些自己想說的話呢？不然，在那樣一種形勢下，身為《光明日報》主編的儲安平，並且屁股在主編的位置上尚未暖熱（只“坐”了兩個月多一點），何敢借用羅隆基在1949年前指責蔣介石國民黨的“黨天下”來批評如日東升的執政黨呢？

再則，毛澤東為何會公開他對魯迅的這個私見，也就是說，依常情，作為領袖，尤其又是在談魯迅，在公共場合不應該說那樣的話，否則，至少有損中共在世人面前尤其是在民主黨派面前的“光輝形象”。可毛澤東畢竟還是說了。難道他就不怕當時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其實可以統稱知識分子。因為民主黨派可以說都是知識分子。不是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不要。今日想來，這是否也應算是一些民主黨派的一個“特徵”呢——儘管我們知道各民主黨派其實都有自己的理想乃至綱領）起逆反心理？就不怕他這樣一說，影響作為領袖在知識分子心中的光輝形象？會不會是毛澤東借這樣的機會有意傳達他的什麼思想信息？林賢治先生所說的“其實，在毛澤東那裡，魯迅的精神遺產以其固有的價值，已然被轉化為一種資本”，而毛澤東對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是“團結，利用，改造”，因此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與“他對待廣大的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這樣說，是否合乎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