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趙紫陽對戈巴契夫還講過些什麼？

在整個八九民運中，五月十六日趙紫陽與戈巴契夫會見是非常關鍵的一幕。在這次會見中，趙紫陽講到：“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這段講話在電視台和廣播電台播出後，引起很大反響。

我想知道的是，在這次會見中，趙紫陽還講過什麼重要的話？他能不直接講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運動嗎？這似乎不大可能。如果講到過，趙紫陽是怎麼講的？

戈巴契夫在他的回憶錄里（《Memoir》，Doubleday Press，New York，1996）倒是提供了另外一些談話內容。戈巴契夫寫到，趙紫陽一上來就講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運動。趙紫陽說：當然，學生把很多事情看得很天真，很簡單，以為他們只要喊兩句口號，黨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內把什麼問題都給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在黨和政府與年輕人和學生之間缺乏相互理解。我們不了解他們，他們也不了解我們。我國現在有四代人共同生活，相互之間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趙紫陽說他屬於第二代，學生是第四代，鄧小平是第一代。在交談中，趙紫陽向戈巴契夫問道：“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的發展嗎？它能夠有效地克服消極現象和黨內政府內的腐敗嗎？”趙紫陽說：“如果不行的話，就勢必要提出多黨制的問題。”趙紫陽強調要加強公民的憲法權利，要創造民主與法律的合理關係。法律必須立足於民主，民主必須依靠法律。趙紫陽還對戈巴契夫說，中國的知識份子對蘇聯的改革很有興趣，他們要我們學習你們的經驗。

查閱《中國六四真相》，遺憾的是，其中“趙紫陽戈巴契夫會晤”一節過於簡略，基本上只是重複當年公布的那些講話內容，完全沒有戈巴契夫回憶錄提到的內容和其他更多的內容。當然，孤證不足為據。我們對戈氏所言也可存疑，譬如說對趙紫陽直接講到多黨制問題我就有幾分保留。不過其他幾段話的可信度就相當大。這應是《中國六四真相》的一個不足之處。

2、關於5.16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的記敘有重大遺漏

5.16晚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是整個八九民運期間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中國“六四”真相》一書用了六頁篇幅記敘了這次會議，我以為這段記敘還不完整，還有遺漏。

根據《真相》一書的記敘，五月十六日晚，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和中共元老楊尚昆、薄一波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書中分別記錄了這七位與會者的發言（占去六頁中的五頁）。從這些發言看來，不同意見針鋒相對，趙紫陽似乎很孤立，連胡啟立也說學潮“已經不是一場一般的學潮，而是有人藉機挑起的一場動亂”。然而，接下來，作者馬上寫到會議作出兩項決定，其中第二項決定是：“同意由趙紫陽同志代表政治局常委向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學生發表書面講話，會後馬上播發”。

這裡顯然有重大遺漏。前面的發言還是各執己見，完全看不出有誰被別人說服的跡象，怎麼一下子就達成共識，同意以全體政治局常委的名義發表書面講話了呢？誰同意誰？是誰提出這條建議的？書面發言的基調由誰來定？趙紫陽主張否定四二六社論，可是後來發表的書面發言仍然繞開了四二六社論，李鵬、姚依林等堅稱學潮是動亂，可是書面發言裡不但沒有講到動亂，而且還明確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五常委的意見嚴重分歧，象李鵬、姚依林都是堅決反對趙紫陽的，他們怎麼會同意讓趙紫陽出面代表自己講話呢？我們知道，趙紫陽這篇代表政治局常委的書面講話是比較溫和的，為什麼這種溫和的意見能一時占上風，成為整個書面發言的基調呢？

顯然，從前面的各執己見，到後來的兩項決議，中間必定還有許多發言，許多爭論，許多協商。這些發言、爭論和協商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通過這些發言、爭論和協商，我們才可以看到決策的真實過程。可惜的是，《真相》一書沒有給我們提供有關的記錄。

手頭有一本吳牟人等編輯的《八九中國民運紀實》（1989年8月於紐約出版，分上下兩冊），其中收入有八九期間國內和海外各大媒體的通訊、報導和評論。在有關這次會議的報導中，有一篇香港《快報》的報導值得注意，特抄錄如下：

“另據可靠消息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十六日深夜召開緊急會議，總書記趙紫陽曾提出親自到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對話，但被政治局常委會否決，並提出若趙紫陽一意孤行，將要承擔分裂黨的歷史罪責。”

“消息指出，政治局常委會在十六日晚上十時至十七日凌晨二時半召開會議，趙紫陽在會上與其他四位常委就解決學潮問題發生激烈爭論。會上趙紫陽堅決表示要親自到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對話，會議結束後便要去，意圖儘快平息學潮，避免曼延至各階層，但是其餘四名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與他爭論不休，終於以投票方式表決，四票對一票，否決趙的行動，並強調要遵循黨的紀律，若他堅持直接與學生對話，便要承擔分裂黨的歷史罪責。”

“趙紫陽在此形勢下服從政治局常委的決定，並與常委會達成對策，就是發表以趙為代表，肯定學潮為愛國運動，側面否定人民日報動亂帽子的講話，以期說服學生結束絕食行動。”

不難看出，上述《快報》的報導，正好填補了《真相》一書記敘中留下的空白（雖然我們對這段報導的可靠程度還難以證實）。《真相》一書提供了許多先前不為人知的重要信息，但是它本身也並不完整。如果我們把這本書和原來出版的一些書結合起來讀，對照着讀，恐怕對了解整個六四事件的真相更有裨益。

3、李鵬笨不笨？

《中國“六四”真相》一書收錄了中共高層在六四期間的會議記錄和談話記錄，揭示出有關六四的決策內幕。從這些記錄里我們看到，當時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是強硬派在前台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美國學者黎安友教授在前言中寫道：“西方讀者對本書中所述李鵬的行為，可能比中國讀者的反應更為正面。李鵬可能是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最有能力、最堅定的政客。他在壓力下表現出強硬和精力，以冷靜和清晰的態度對付變化不定的局勢。如果說李鵬把學生運動看作對現政權的致命挑戰，歷史證明他的判斷離實際相差不遠。”當然，黎安友教授補充道，“只有在一種多元文化下，才有人欣賞在錯誤的事業中表現出色的政客。而對於中國，更重要的是，李鵬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一邊。”

一位西方學者如此高度評價李鵬的能力，這和我們許多中國人習慣於把李鵬看做笨蛋的觀點很不一樣。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李鵬到底笨不笨？

我認為，李鵬當然不能算太笨。因為李鵬是壞人，當壞人就不能太笨，譬如當小偷，沒幾分機警，行嗎？壞人要作壞事，要損害別人利益，別人當然不會把自己的利益拱手相送，所以壞人必須要有心計，要善於發現別人的弱點，利用別人的弱點，這才有可能達到自己的罪惡目的。

我們知道，八九民運起初只是學生自發地悼念胡耀邦，至少在表面上毫無“反黨反革命”的傾向和色彩，即便在四二七大遊行中，學生提出的口號也還有“擁護黨的領導”。事實上，許多參與遊行活動的學生以及支援和同情學運的民眾、幹部，主觀上也並沒有所謂“反黨反革命”搞“動亂”的意圖。可是，李鵬之流從一開始就認定學潮是“動亂”，是“反黨反革命”。如果李鵬真是弱智，他如何能見微知著，一下子就看穿假像發現本質呢？

其實，這不過是壞人的本能而已。李鵬是個自覺的專制統治者，李鵬清楚地知道，什麼共產黨代表了全中國人民的意志，什麼共產黨領導是真正的民主、最大的民主一類宣傳，通通都是謊話，都是欺人之談。李鵬之流清楚地知道，象他這這樣一小撮專制統治者能夠以人民的名義對全國人民實行專制，關鍵是全國人民被禁止發出自己的真正的聲音。李鵬之流清楚地知道，一旦廣大人民真正起來發出自己的聲音，所謂“人民政府”的虛偽性就暴露無疑，其合法性就蕩然無存，專制統治就再也維持不下去了。因此，李鵬之流對於人民發出自己真實的聲音總是滿懷敵意，深感恐懼的，一冒出來非壓下去不可。顯然，這並不需要具有什麼高明的智慧，這只需要專制者的本能。各國共產黨都從不缺少這類人，象東德的昂納克、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何嘗不是“在壓力下保持強硬和精力”，只不過他們的運氣不如李鵬罷了。

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