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柴靜的《穹頂之下》中，他們只批評數據的某處誤差；在楊舒平的演講中，他們假裝只看到了演講修辭的誇大。

2017年5月26日 劉遠舉 為FT中文網撰稿

留學生楊舒平的演講，在中國激起了滔天的輿論，網絡上的人肉、騷擾之後，似乎已經升級為一場更大的事件。而在尚存的民間輿論場中，也引發了一番爭議。

在所有的議論之前，不妨先回答一個問題：昆明的空氣到底好不好。答案很簡單，以中國人的標準來說，好，以國際標準來說，差。只要中國人不低人一等，那麼，關於楊的演講，最重要的一個事實就得到了澄清。

最基礎的事實之後，接下來是最實質的事實：激怒那些人的，到底是什麼？

真的是因為昆明空氣好，被她說成壞嗎？如果她換一種方式說呢？比如，說昆明空氣不好，但我們中國人正在努力解決問題。本來我們中國人不知道PM2.5，正是因為你們美國人“別有用心”地在大使館設置空氣檢測儀器，每天播報數據，才使得PM2.5成為一個問題。這干擾了中國的經濟建設，你們美國人知道中國還有多少工人依靠污染在生活嗎？

這些論調奇怪嗎？不奇怪，這正是柴靜在《穹頂之下》播出後遭遇的詰問。同樣的討論，柴靜也遭遇了“不能錯一點，否則就是造謠”的套路。稍微了解國內輿論場現狀的人都會明白，楊舒平如果真是這麼說的，恐怕沒人去再去計較她所說的昆明空氣質量到底差不差。

所以，真正激怒某些人的，不是昆明的問題，而是她之後關於自由的論述。真正激怒人的，是“自由像空氣一樣”的比喻。如果在一場批評中，批評者都不敢直面冒犯他們的、激怒他們的東西，而只是抓住另一些問題窮追猛打，那麼，這些批評的色厲內荏、外強中乾，這些批評者的虛偽、偽善，那些躲在愛國旗下的小心思，就昭然若揭了。

需要提醒一下，否定這個推斷，就意味着認同楊對於自由的所有讚美。當然，像和菜頭這樣的人，會巧妙的設置一個“前面撒謊，後面就沒價值了，後面就沒有說服力了”這樣一個並不成立的邏輯，來暗中否認掉楊的演講的所有價值。

但是，首先，楊舒平的演講，前半部分只是一個比喻，其後半部分作為事實是獨立成立的。鄧小平曾給毛澤東寫信，表示“永不翻案”，但這能否定掉改革開放的事實成就嗎？那麼，同樣的，楊在前面的演講不好，又怎麼能在邏輯上否定掉後面所說的呢？她的論據，她的比喻的確不精確，甚至姿態不好看，但不意味着由比喻引出的事實不存在。不妨退一步，昆明空氣質量全球第一，可那又怎樣？楊舒平演講中所提倡的，不正被她的遭遇證實其在中國的必要性嗎？

楊說錯了麼？民主與自由，分別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第二位與五位。難道是錯的，不能說，不能提倡了嗎？如果認同楊舒平演講後面所說的這些價值觀，那前面如何，又有什麼要緊呢？所有的事實都和身份相關，或者更精確地說，所有事實失真的後果，都與身份相關。

某種程度上，她像台灣作家龍應台一樣忽視了一些東西，沒有意識到經濟發展帶來的自發的認同感。但是，她不是龍應台，對她的要求不應該如此苛刻。一個微不足道的學生，說了幾句取悅美國人的話，又有什麼關係呢？又怎麼能否定掉其演講的主旨呢？又哪裡能談得上“賣國”呢？

其實，太陽底下無新事，這種輿論並不是第一次。在柴靜的《穹頂之下》中，他們只批評數據的某處誤差，為中國嚴重的空氣污染辯護；在范雨素身上，他們高冷地只關心文字的好壞，而看不到范雨素文章中的社會現實；在楊舒平的演講中，他們假裝只看到了演講修辭的誇大，而看不到後半部分對自由的讚美。最終，集裝箱大卡車的全產業鏈排污造假被社會輿論忽略了；范雨素提到的農民工子弟上學問題被無視了；至於到楊舒平，倒還算不了什麼，無非是論證了她的演講主旨的正確性。

楊舒平演講事件，經過幾天的發酵，已經脫離演講本身，焦點變成了對言論權利的態度——正如楊的演講後面所描述的那樣。當然，每個人都有選擇發言角度的權利，這種權利應該得到尊重。但是，面對沿着路徑歷史地發展着的真實的輿論場，話題的選擇，角度的切入，當然是存在價值排序的。這種情況下，一個參與公共言說的人選擇關心什麼，決定了他到底是一個基於某個專業的發言者，還是一個公共話題的參與者，而一系列的選擇，則反過來顯露出他的姿態。順着這個思路，不難發現，和菜頭的選擇之下藏着穩定的姿態。

要順應最大的粉絲群體；為了迎合粉絲，一定要激起情緒，不能四平八穩；當然，最後，還要安全不被封號。那麼，在這三種目標約束之下，在楊舒平演講引發的公共討論中，在范雨素的文章之後，能選擇的角度，基本上就只剩下一個方向了。那麼，和菜頭的姿態，真的比他所批判的楊舒平來得更高尚嗎？姿態之外，帶來的社會影響真的比楊舒平更積極嗎？答案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正視楊舒平的演講的後半段，然後給出了更高冷也更具迷惑的批評，認為楊對自由與民主的讚美，無非是從一種元敘事掉入了另一種元敘事。所謂元敘事（meta narration），通常被叫做“大敘事”，就是具有主題性、目的性、連貫性和統一性，無所不包的，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敘事。這一術語是由法國哲學家利奧塔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他認為，社會現代性的最主要部分是大敘事構成的，但後現代主義卻是以懷疑大敘事（進步、啟蒙解放運動、馬克思主義）為特徵的，並以此為切入點，來對現代性進行“清算”。利奧塔提出大敘事應該讓位於“小敘事”，或者說是更謙虛的、“地方化”的敘事。“小敘事”可以“把目光聚焦於單個的事件上，從而把大敘事拋棄。”

“元敘事”的概念在中國，被有意識地加入了“兩種元敘事是對立但平等”含義的私貨，即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是對立的，但在道德性上卻是平等的，然後，迅速成為中國輿論場中的“一枝新秀”。且不說元敘事本身的概念並沒有為價值觀體系的道德平等性作出背書，而且，空氣污染、孩子上學、個體自由，不正具有強烈的小敘事色彩，是對大敘事的替代麼？然而，不管是范雨素、楊舒平還是柴靜，她們的小敘事遭遇到了猛烈的攻擊。所以，用楊掉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元敘事”來批判她，反而證明了已經異化了的“中國元敘事”的虛偽性，證明了，在中國，連小敘事也不可能存在。

（註：作者是上海法律與金融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