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文談及全球金融資本與地方的/本國的勞動的問題。部分肯定“全球的金融資本是全球化的主體”，它在經濟領域已經是統治者，正在取得進展，從2008年以來一直在爭奪霸權，是反對跨國金融資本的主要形式。

全球的資本是全球的金融資本，因此工業資本吸收了銀行資本並使其服從（1870--1900），重新確定銀行的職能，現在將銀行放在協調金融資本的整個結構在它的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政策中的地位。

在這個意義上全球金融資本的積累時期可能是通過生產（實體的）或通過投機（虛擬的）。重要的方面是特別注意到從2008年的危機起，今天全球的金融資本為使多國的金融資本服從而鬥爭，即服從它的霸權，因為在經濟--金融事務中它已經占統治地位。在這個意義上觀察資本有機構成的全球化具有特別的重要意義，因而看到價值規律的重要。

全球金融資本將其資本的形式強加於人，因而在經濟級別上接受全球金融網絡（RFG）的形式。它由可以構成商品和服務、組裝的零部件的雙重平台。全球的金融服務平台和全球商品和為一般的生產服務的平台組成全球金融城網絡，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由國際支付銀行或巴塞爾銀行進行協調，組成全球跨國公司（ETN′s）構成的網絡。另一方面，組成全球地方的商品和服務、用於組裝的零部件供應商網絡。

全球金融網絡有關組裝的平台是正式的，因為它只有10--15%被正式承認是企業的一部分。地方商品和服務供應商的網絡占85--90%，儘管它服從於“全球的企業”，不僅屬於非正規的，而且還處在高度專業化和地點分散，向一家企業提供它們生產或服務的60%以上。

在多國金融資本的情況下，沒有必要注意它的經濟級別--母公司和它的分公司--因為已經談得夠多了。但是如果注意到供應商網絡的參與商品最終價值沒有超過30%，甚至是非正規的供應商並不存在，也沒有被減少到幾乎是專門的供應商，或是簡單的母公司的外遷/外包。

在廣大的供應商網絡中它們是多種多樣的，重要性不同。在這裡對勞動力的超級剝削作為統治強加於人，面對其他對勞動剝削的不同方式或是獲取剩餘價值。但是不僅現在被稱為全球的南方強加於人，而且在全球的北方（前中心國家）也強加於人。

全球跨國公司的全球外遷/外包的進程和勞動者從正式的工人轉為非正規的工人，這是全球金融資本作統治的形式和方式發展具有特點的進程。這個進程從1980/1990開始，在2012年導致全球的勞動力80%以上安排在全球的南方，在數量上表現為全球居民的分配。

因此全球金融資本已經決定摧垮勞動者的工會組織和政治組織，這是從70年代中期以來它一直在採取的路線，今天深入了。

從2008年起廣泛積累的進程處在一場機構的危機之中。這場危機與全球金融資本爭取強加它的霸權的鬥爭保持關係。戰鬥是全球的，但是這場戰鬥的中心在美國。雖然全球主義曾試圖向亞洲--太平洋地區，向中國、印度和俄羅斯輸出危機；以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土耳其和烏克蘭為出發點，此事已經扭轉。今天危機--已經不僅是經濟的危機--集中在美國。

經濟、金融的危機/戰爭的發展在中東舞台已經升級為軍事的和文化的危機，現在在美國國內升級為機構的政治危機。

在這個全球金融資本發展的過程中，與多國金融資本的對抗表現形式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對陣太平洋條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大陸金融單極主義（NAFTA）對陣全球金融單極主義（TTIP）；軍事戰爭對陣金融戰爭。

這種對抗和它的深化有助於將特朗普和“脫歐”的事實作為危機的形式對待。但是也有助於觀察金磚國家多極普遍性的出現作為世界範圍的宗教間的人道主義，這是五大單一宗教的結合，兩者作為世界權力的模式，是對全球主義的選擇（普遍性對陣全球主義）。

全球金融資本的發展導致一種半全球的有機構成

我們理解全球化在概念上是經濟的事情，世界化是價值規律的事情。這種世界化是一個前進和反對前進的過程，但是在很清楚的長期意義上說的，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都有反應。這個進程部分包含越來越有意義的控制生產、勞動的過程和財富的流動，同時表明一個資本更加集中的水平和將剩餘價值/世界剩餘勞動據為已有的集中。

這同時離減少資本之間的鬥爭很遠，鬥爭在加劇，走到使人類本身不得安寧的極端，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從經濟鬥爭到政治鬥爭，從政治到意識形態--文化和政治--戰略。這些漫長的階段的結果以它們的三種鬥爭方式表明資本不同的和更“先進”的形式。這些先進的形式同時改變鬥爭方式，將三種形式的因素匯合成一種形式。這裡不多談階段，而是談每個不同的時期，看哪種形式占統治地位。

在觀察運行方式表明一種質量的變化來自生產方式--全球的和裝配的--的變化時，現象之一是貿易集中在很少的“公司”手裡，“公司之間”的貿易參與增加和不會停止。全球金融資本這種流通的方式引起其他的反響，稅收減少，利用轉讓的價格作為逃稅和避稅的機制，使價值大幅度增加，但是並不意味着提交給國家的國庫的關稅收入按比例增加。

全球金融資本即所謂跨國公司國際的生產與流通網絡說明，它占“近80%的世界貿易（在未加工的出口意義上）”。在此可以看到70%的貿易是在全球跨國公司之間進行的，至少50%是在全球跨國公司內部進行的（在自己的全球裝配的供應商網絡進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估計，近60%的世界貿易是中間商品和服務的貿易，為了最後消費進入生產商品和服務過程的不同階段。

如果我們肯定80%的交易/交換是在金融資本之間進行的，在它的平台內部只有20%是國家有裂隙的機構之間的對外貿易。其中中間商品（零部件）的交換占世界製造業結算的40%（計劃到2030年將達到60%）。

世界貿易的80%是跨國公司之間的貿易，50%是跨國公司內部的貿易。在跨國公司的經濟中生產/裝配的社會財富48%在“稅務天堂”（倫敦、美國東部的特拉華、香港等）有自己的位置，因此在中心國家的看來這是不透明的和看不見的。與此同時，對這些國家的管理機構來說只有52%是看得見的。48%通過的誤稱的“稅務天堂”流通，52%在國家之間流通。

於是，重要的是考慮到每年由社會生產的利潤和收入97%到了“稅務天堂”；其餘3%才進入國家—政府的統計之中，加上100%的成本。美國最大的公司83%在“稅務天堂”有分公司，歐洲的大公司99%也在那裡有分公司，有銀行的賬戶。

“稅務天堂”是全球新的金融結構的一部分，以領土之外（國家之外）的制度出現，它的運行不向中心國家提供資金。因此今天我們說它是統治的資本一種新的形式，是國家（全球的）的一種新形式。“稅務天堂”運行的特點以這種方式失去“資本外逃”的意義。儘管對有關國家的政府來說是資本的外逃。

跨國的生產一體化系統在整個世界由8.8萬家跨國公司和它們合夥的公司或分公司組成，這是21世紀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結構的核心。由跨國企業組成的全球生產環節42%是來自美國的企業，22%來自歐洲的企業（英國、德國和法國等）。

最近15年的重要改變是發達國家積累的軸心向新興國家轉移，首先向亞洲/中國轉移。1993年進口的零部件占中國出口的60%，2014年下降到28%，下降趨勢明顯。同時中國已經變成第一個世界貿易強國，不論是進口還是出口，國際貿易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係現在上升到75%，這將中國變成全球化進程中最一體化和開放的國家。

進口的成份在對外銷售中比例的下降表明，中國已經改變了它在全球生產環節中的地位，不再占據整體裝配的最後環節。現在中國通過新的高技術工業轉移到了系統的首位，將其置於全球工業一體化進程的軸心。

現在中國出口近40%是高技術產品（設備和資本的商品）；這些對外銷售90%以上賣給跨國公司，為此它們在中國擁的1400個先進技術的實驗室（到2030年將增加到4000個），領頭的公司有微軟、思科公司、臉書公司等。

國際貿易與產品的關係下降表明全球化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投資比貿易更重要，特別是涉及技術上密集的資本，這改變了那些在全球生產和增加附加值的環節中接受這些資本的國家的地位。

讓進口/裝配/出口之前的時期的進程服從於將勞動的附加值變成結構性的進程。在中國這表明是一個全球有機構成發展的結構性進程。

世界出口的總額1995年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20%，2005年增加到25%，2008年增加到30%，但是在中國這個比例從23%增加到39%，為首的是高技術的出口，附加值更高，這是在它的生產性結構中資本增多的結果。

有關數據注意到存在一個全球跨國公司的網絡，由第一線的8.8萬家跨國公司和66萬家作為裝配的零部件供應商的公司組成，這讓我們就近看到這個全球級別的社會--經濟構成。但是注意到新興的國家和它們的跨國公司（超國家的合資企業）是這個第一線的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儘管性質不同，因此對它們的差別進行觀察顯得重要。

“外部化或外包”成了資本家一項有意識的戰略，這是一項反對工會組織、降低工資和加強對勞動者的剝削強有力的武器，這特別導致低工資的國家勞動者就業的大幅度擴張。

這是全球金融資本的現實，是金融全球化的現實，綜合歸入銀行資本（1890--1910）的工業資本。此外，注意到它出現的雙重模式，根據在它積累的進程中占優先地位的工具主要是生產性的現實，或主要是投機的現實。這種全球金融資本向我們重新提出了關於價值、權力和國家的問題，因而關於在利益之間產生鬥爭的危機問題。

全球的勞動力

全球化令人吃驚的特點之一是，在許多全球價值的環節中一個很高和日益增加的比例現在出現在發展中的經濟體或新興的經濟體。大部分世界工業生產的重心已經從北方轉移到全球經濟的南方。

這種轉移使現在工業勞動力的比例一般來說表現世界人口分配的比例。此事甚至將重心帶向發展中的經濟體，所謂全球的南方中心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這表明生產、積累的進程、有機構成和價值規律/勞動的全球化。

這種轉移可以在世界工業附加值的分配中看出。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0年中國創造的工業附加值不到7%，到2015年增加到20%。同一個時期美國創造的工業附加值從22%下降到15%。此外，由於觀察到其他的變數，這些變化的表現也許能夠變得更清楚。

在從1980年以來的20年裡，其中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世界上已經發生了有重要意義的結構性變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世界水平來說，國家的總收入以不變量測定從1990年到2015年之間提高了66%。

同期美國的增長低於世界平均數43%，中國增長了784%，印度增長了224%。但是如果我們從2008年起測定，按實際價值中國增長了70%，美國只增長了5%。在這個時期整個世界增長了15%。

但是如果我們看全球創造的財富和它們的參與，數據就更雄辯。事實上，以2011年價格的經常數據根據購買力測定，全世界的總收入從1990年的47萬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108萬億美元。在25年裡世界增長了131%。在這個時期美國增長了84%，與此同時中國增長了968%。1990年中國占世界國民總收入不到3.7%，2015年增加到17.2%，是對世界國民總收入貢獻最多的國家。事實上，1990年美國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20%，2015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6%。

顯然，這種規模的變化原因之一在於固定資本的總構成。在美國從1990年到2015年這項指數增加一倍的同時，同期中國的該項指數增加了24倍。以2010年美國的經常數據測定，該國固定資本的總構成從2008年到2015年增長了8%，中國增長了108%。這也與目的有關係，1990年中國占世界工業附加值的2%，2015年已經增加到20%。

全球的工業勞動力，中心的（發達的）經濟體與新興的經濟體的區別

關於在中心國家和依附的國家勞動者的比例70年代是扭曲的時期。這是一個注意到多國金融資本擴張的時期，多國金融公司在依附的國家實現了工業化。從1980年起大的危機發動了對勞動者的政治攻勢，在中心國家他們的工會組織和社會民主黨因為有組織的工人運動是強有力的存在。

在80年代結束時，由於華盛頓單極的金融共識具體化，前蘇聯垮台，1991年開始建立歐盟，在全球金融資本的經濟範圍內上升成為新的資本形式，它分散的金融網絡在全球擴張，與多國金融公司和它們的中心國家爭奪權力。

這種情況直到1990年仍處在霸權主義的資本形式的框架之內，從1990年起霸權主義資本的另一種形式開始發展和上升。在它的生產性結構中需要加速全球化、全球的外遷和資本的有機構成。這種情況立即由新的政治結構繼續下去。

2010年世界上79%的工業部門的工人生活在新興的南方地區（5.41億人），而1950年這一比例為34%，1980年為53%，2010年工業部門工人總數的21%（1.45億人）生活在前中心國家的外圍。

對於製造工業的工人來說，這種變化更是戲劇性的。現在世界上製造業的勞動力83%工作和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國家。

世界的“經濟活動人口（PEA）”已經從1980年的19億人增加到2006年的31億人，即增加了63%。幾乎所有這些數字的增長都發生在“新興國家”，現在它們擁有世界勞動力的84%。

在“勞動”的世界約有26億勞動者，其中16億人（62%）做雇員的工作，另外的10億人（38%）是小農（到這個程度上他們是農業投資的金融資金的勞動者，或是為了生存簡單的家庭農業），很多人在“非正規經濟”無限混雜的勞動者的空間工作。這對統計數字不是什麼壞事。我對全球範圍內有62%的雇員有一點疑問。這相當多，大概相當於半個拉丁美洲。上述情況說明在全球範圍內替換勞動力的能力正在縮小。討論這一點是有趣的事情。

全球的勞動者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政治規模

全球勞動者階級參與整個勞動力的數量從來沒有這麼多。但是工資在國內收入中的參與下降了，不論是在全球的南方或是在全球的北方。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OIT）的統計，從90年代初開始“用於勞動的國內收入份額在52個國家下降了，在有可支配信息的63個國家幾乎占四分之三”。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宣布的數字普遍比前中心國家下降更多。在亞洲勞動力在新興經濟中參與的下降很明顯，從1994年到2010年下降了20%。

此外，“從2006年起以及從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下降的速度加快了。最近幾年工資份額的下降超過了11個百分點（從2002到2006年）”。這與鬥爭的深入和全球的金融危機有關係，是帝國主義之間承受的鬥爭方式。“在南方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受到與這些勞動者在工作中的生產率沒有關係的因素影響，這些因素來自勞動市場的條件，更普遍的社會結構和關係影響生產率。勞動力的再生產，包括取消國際的勞工自由流動，在全球的南方出現一個廣大的相對多餘的人口。這給統治的經濟搖動的大樓造成裂縫。”

資本主義開始通過絕對的剩餘價值剝削勞動（更長的勞動日），當然將更多的人納入勞動力。於是，當資本主義發展的時候，如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明的那樣，在英國是它統治的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加，引入相對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和加強評估的進程，以便在同一個工作日裡由於加快速度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同時削弱他們的工會政治組織，以便能夠將更多的占有強加於人。

現在21世紀對南方的勞動者的剝削因為絕對和相對的剩餘價值的擴大而更少了，加上這是為了讓工資低於勞動力的價值（超級剝削）。

資本力求縮短已經耗盡的勞動力有用的壽命，或因另外新的更昂貴和更廉價的勞動力，在關注保障在勞動者有生命的期間通過幾代人勞動力的再生產。資本尋求縮短勞動者可以利用的壽命。因此總是企圖提高它替換的能力。資本主義的歷史表明中心國家替換勞動力的能力是如何下降的，這樣如何達到更多的經濟和社會的安全。已經不可能保障在替換的能力耗盡時補上勞動力，而是在勞動者生命活躍的期間為了資本需要幾代人的勞動力再生產。在這個基礎之上才能進行政治的改革。在勞動力的替換能力下降時，疾病保險和養老保險變得必要了。

讓婦女勞動力大規模加入是男子勞動力普遍加入的補充，在後者變得較少可以替代或成本更高的時候。然後將這種婦女的解放出口到新興國家，以便使勞動力更廉價，在增加婦女勞動力時工資更低。後來在中心國家婦女力勞動力加入的普遍化使得它的替換能力下降，結果增加它的成本。

我們看到由於婦女勞動的普遍化，婦女平均生孩子的數字下降了，低於代際更替的能力。於是在中心國家資本求助於移民，作為保障代際替換最低的能力。因此勞動力的替換最終是為了資本的利益。

在全球化的時代，資本求助於移民，或是轉移到替換能力更強的國家，這樣逃避保障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將超級剝削的規模越來越引向全球。此外，在看到勞動力的成本提高和利潤的指數隨之下降的時候，資本甚至逃離實體經濟，逃向投機的領域。因而試圖支撐積累而不必僱傭某些勞動力。資本以這種方式推動了當前的金融危機。

世界的危機意味着造成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和社會的不安全，沒有有尊嚴的生活，這次甚至在中心國家替換的能力取代了勞動力本身再生產的需要。由於全球化的進程超級剝削世界化了。

有三種剝削勞動者的模式正在運作，某些人認為在全球的南方超級剝削有更大的意義。全球的帝國主義資本認為超級剝削在可以強加的時候是將採用的模式。經濟的全球化和資本允許在任何國家用同樣的有機構成和在當地機構的夥伴很不相同的條件下進行生產。

在資本剛出現的國家保衛和代表勞動的工會組織和政治組織是很弱的，因此在法律機構的結構中使資本的權利合法化，甚至形勢已經允許破壞工會組織和已經取得的權利。

這創造條件以便讓全球金融資本增加它在全球南方的存在，這將加強它的地位，現在道路是自由的，以便讓北方的勞動者們看到他們的工會組織、政治組織和權利已被破壞。相應地工資對生產的社會財富的參與減少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工資甚至民眾經濟的社會收入也減少了。

對於剝削全球勞動力的模式我們面對一種全球新的現實。一種從80年代以來一直在強加於人的現實，這是在為向全球跨國公司提供商品和服務的網絡中組織形式的現實，被稱為勞動者的“外部化”、第三方化、外包、全球的外遷等。這意味着全球的金融網絡由一個裝配商品和服務的全球雙重平台構成，是一個全球勞動者/供應商的網絡，它們大部分是是可以替代的。

這個全球的平台在多個國家裝配零部件，由全球供應商的網絡提供商品和服務。這種生產的社會關係是由在裝配平台工作的勞動者構成的，也是由在商品和服務的供應機構工作的勞動者構成的，是向更重要的供應商的生產線供應商品和服務的網絡。

全球的金融--工業結構的趨勢是擴展，現在已經是全球的結構，因此是有機的構成。地方的供應商的網絡趨勢在當地是同質的，根據全球生產性的金融雙重平台的需要。因此這說的是全球的/地方的標準杆或全球本土化的“英國風格”。關於貧困的社會問題、工資購買力喪失、減少健康的保險、老年、兒童、教育等，地方的事情就是國家的事情，金融資本在實現普遍的替換勞動力的能力超過勞動力的再生產時是在創造。勞動力為了資本再生產，儘管不能為自己再生產。因為同樣的替換能力資本首先關注破壞工會組織、階級的政黨和實踐的國家，以便作為霸權主義強加於人，為了之後能夠強加給勞動者和同樣條件下受到更多排斥的小企業主，因此有更強的替換能力。地方的事情是固定的，根據全球的事情的需要是嚴厲的，同時在裝配的雙重平台上全球的事情是活動的、有力的和靈活的。

這種全球金融資本在所有的國家創造一種形勢，在那裡國家的、地方的政治當局似乎自己能夠對地方事務中的全球政治，或面對全球的首席執行官們表明國家的、地方的事情。這曾經是社會政治的形勢，直到2013—2014年出現了世界戰略的角色。在全球金融資本與大陸的多國金融資本之間鬥爭和對立的危機創造的裂縫中間，前者在經濟事務中占統治地位，對於政治事務和戰略政治事務取得進展，後者在經濟事務中處於落後狀態，力爭在政治事務和戰略政治事務中不讓步。

在歐共體和美國的超級剝削

在19世紀100年裡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在宗主國（後來的中心國家）擴大的積累不僅因占有絕對的和相對的剩餘勞動而實現，而且還在殖民地繼續自己原來積累的超級剝削（在奴役的形式下如同在拉丁美洲不同的礦山），也在宗主國自己的南部進行超級剝削。

今天在全球北方的經濟體中也可以看到超級剝削。根據“零時”合同，勞動者為了一份最低工資在所有的時刻都得聽雇主的，現在在英國這影響到200萬勞動者。在歐洲的整個南部，青年的失業率約為40—50%，年輕人被迫與他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在零售業的工作崗位上掙可憐的工資，從事低工資的職業。以後是退休制度停滯的威脅，我們又回到了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

數據表明從80年代以來在全球的北方（包括美國）10%的低收入家庭貧困增加了。另一方面，與超級剝削一起通過絕對的剩餘價值也剝削南方的勞動者，為了節省勞動力（相對的剩餘價值）採用最新的技術，如同在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情況那樣。

生活在貧困中的美國成年人的三分之一正在工作，但是沒有掙到足夠的錢養活自己和他們的家庭，也就是說他們的勞動力不可能再生產，儘管這些勞動力本身為了資本的再生產將不斷地取代它。在美國對四分之一的就業的支付低於一個四口之家聯邦的貧困線（23050美元）。不僅許多就業崗位領取低工資，而且也是臨時的，沒有保險。在美國最近三年臨時就業的工業比任何其他部門增加了工作。臨時工的數量從1970年每天18.5萬人增加到1980年的40萬人--1963年每年的就業數量。在90年代的經濟高潮中，臨時就業增加，從每天不到100萬人增加到2000年每天近300萬人，這個數字清楚地表明勞動力替換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

臨時的不確定的合同工領取低工資，在現代許多新東方的經濟體已經變成數百萬人的規則，當然這是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初期的規則。在50和60年代“全面就業”的“金色年齡”是短暫的。富士康是台灣的一家生產電子產品的公司，它能夠對自己的勞動力進行超級剝削，也使用最新的技術。在帝國主義時代這是資本主義不平等和綜合發展的一個特點。

重要的是看到由於資本對剩餘勞動剝削的複雜現實已經普遍化，繼續採取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統治的形式；我們應當說已經全球化了。但是這種普遍的現實不應當阻止我們觀察在地方的/國家的事務中勞動者的情況看到不同的特別的現實。

讓我們記住，甚至2008年的事實以什麼方式在前中心國家將勞動者貧困和受剝削的形勢加速全球化的進程，同時加緊將勞動遷移到全球的南方。我們從2008年經歷的大危機是前進的全球金融資本的形式與倒退的形式之間深刻對立的形勢的表現。

但是這場結構性的大危機（如同1929年的大危機）也在世界上的每個國家資本反對勞動、勞動者和他們的工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戰鬥中表現出來，以地方的觀念按全球化的模式重新設計。危機將我們引向一個現實，這裡資本的兩種形式的對抗還沒有確定一個勝者，這裡也出現了多極的角色，它們的支撐點是國家的社會資本。創造了一種現在存在四個模式的形勢，不僅是建立在金融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兩個模式，兩個爭奪權力的模式。

危機

關於2008年危機的原因發生了大辯論，它將加深1999/2001年的危機。辯論的中心思想是“世界金融危機和大衰退的根源是金融”。減少對全球金融危機基本上在金融領域的原因代替對金融的經濟領域的辯論，隱藏着權力鬥爭、金融資本之間的鬥爭、帝國主義之間鬥爭的規模，隱藏金融資本倒退的一種形式與另外一種不僅前進而且上升到統治地位甚至提出全球霸權問題的金融資本的形式之間的鬥爭。但是取代和掩蓋的事實導致我們沒有觀察權力新的模式，不論是單極的模式還是金融的模式，多極的普遍性作為選擇出現了。

如同約翰·史密斯在“21世紀的帝國主義：全球化、超級剝削的資本主義最後的危機”中所說的，北方中心國家的金融資本恢復了它在70年代由於對南方的超級剝削遭受的利潤下降的大部分：“從這些新‘軍團’的勞動者榨取剩餘價值而支付很少幫助資本主義制度離開70年代它的黑洞。”在道路上也有變化和改造，應當不再是中心國家的多國公司，變成金融城的全球網絡，將多國的公司變成全球的公司，將國家的公司變成地方的公司。但是在這個進程中只有一個部分實現前進，飛躍到成為網絡的全球金融資本的形式，與此同時另外的部分沒有前進，在實現擴大積累的進程中保持和倒退，但是在與前者的鬥爭中前進了，發生變革。

從2008年的危機以來，一個事實嚴厲地強加給我們：債務的增加，債務本質上由美國聯邦儲備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持而發行美元構成的。

債務的增加有兩個重大的時期，第一個時期允許全球資本的發展，出發點是依附的債務國對陣債權的中心國家的關係，這正在變成債務國家對陣債權的全球金融網絡。在債權者是大銀行的地方管理機構實踐全球的事務。

第二個時期是金融危機的時期，隨後是是經濟和政治危機的時期，今天是地緣政治的危機，這裡債務已經從一種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的關係，在2008年是1比3 ，今天的現實是從美國聯邦儲備沒有支持靈活發行貨幣（QE）的政策起，兩者關係變為1比20。正在運行的模式保障在癱瘓的世界經濟中全球人為的—虛擬的收入，直到帝國主義之間金融的鬥爭確定一名勝者，特別是為了有利於勝者就是全球的金融資本。

但是，因美國聯邦儲備發行沒有支持的美元債務，在所有的中央銀行發行貨幣之後，造成一種現實，危機的深化影響到國際參考貨幣。影響到美元作為國際參考貨幣和儲備貨幣，因為它沒有黃金的支持，也沒有裝備精良的軍事力量的支持。現在美國國內經濟已經筋疲力盡，特朗普在選舉中獲勝。史密斯說，“債務的迅速增長阻止生產過剩（收益性）的危機，但是將全球的金融系統帶向停滯點”。我們清楚地看到，2013年6月當美國聯邦儲備通過本·伯南克主席宣布將利率從0.25%提高到2.5%，造成全球金融大流動的時候，它成為全球金融的第一次“政變”，對於解釋當前拉丁美洲的危機沒有很多討論。

為了讓帝國主義在全球剝削勞動者可能還有更多的空間。因此，抵消利潤率的下降。許多國家仍然存在來自農村和被遺棄的城市地區後備勞動力大軍，以便讓他們參加世界化的基本產品的生產（工資經常低於勞動者自己和他們的家人的勞動力的再生產能力）。

但是存在對帝國主義無限提高剝削指數能力的限制，這也是重要的，這是南方（也在北方）不同的興旺和靈活的勞動者階級新的和非常多種多樣的鬥爭。全球“經濟活動人口”62%是領取工資的勞動力，依靠70%或更多的雇員，資本感到替換勞動力的困難，這在歷史上和當前的國際狀況中都存在。

之所以興旺是因為增長，不同是因為提供了新的現實，創造勞動的條件，限定它的社會依附狀況，靈活是因為這些勞動者文化上經過培訓，在實踐的現實中習慣於勞動的多種功能和將正規的收入和非正規的和民眾生存的經濟收入結合的社會狀況，甚至至少保持更多地扭轉地位的特點。在一個家庭的核心中收入來源也是靈活的，被迫創造收入以便構成勞動者的購買力，像家庭、民眾和國家那樣。總之，這是回到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但是這次是世界範圍的，使鬥爭激化，沒有改良主義的氣氛。

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不能被無限制地抵消，甚至靠靈活的超級剝削。這種趨勢和勞動者的組織與國際鬥爭今天總是“帝國主義之鷹”的致命弱點。

在每個國家世界勞動者的運動發展組織經的驗越來越多地注意到現實，比如在阿根廷33%的勞動是正規部門的（對資本、中小企業和國家的依附關係），37%是非正規的（對資本、中小企業和國家的依附關係），30%是民眾的生存經濟（依附國家的關係）。還要補充的是直接生產者的現實，他們處於簡單的再生產和商品或服務的高度專業化，他們從事勞動，是自己勞動資料的主人，不論是在工業部門或是在農村、商業、建築、運輸等部門都是如此。

他們發展經濟—工會的和政治—工會的組織，照搬工會經歷的歷史經驗。大部分來自這些經歷或是經驗的一部分，儘管不是陪伴。因此開始議論和鬥爭，提出建議，進行設計和武裝起來，以便做到社會立法，使社會的勞資雙方數量相等的機構和社會的委員會合法化，作為企業主成為政府的對應者。好像他們是國家的職員，國家應對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勞動負責。當全球金融資本在全球的意義上取得進展的時候，其地位超越勞動，超越國家的和民眾的事情，繼續作為國家存在，國家、人民、勞動者普遍重申與資本和國家的關係。

因為對民眾經濟33%的勞動者以及非正規的和正規的勞動者的家庭來說，社會的補充收入（從政府的政策來說是是社會計劃的組成部分）是他們的家庭收入重要的一部分。為此，將補充的社會收入合法化是對民眾經濟的勞動者的承認，而不是對窮人的補貼，應將民眾經濟的勞動者的社會機構合法化，將允許他們將民眾的組織作為勞動者的工會組織機構化，有權利成為國家勞動者聯合會的一部分。

這場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鬥爭也是一場政治的和工會的鬥爭，有助於勞動者階級整體上通過多種多樣和不同的鬥爭打破分裂的狀態。全球金融資本面對全球的資本將軟弱的標誌強加給勞動者階級，在這種新的多樣性從不同的條件和階級地位的團結出發，也是從人民和國家的團結出發，重新創造發展他們的組織、收入和權利的條件。（本文為作者向2017年3月14—16日舉行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50年 價值和危機的理論”討論會提交的論文摘要。）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7年5月11日厄瓜多爾拉美社網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