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幻滅的新聞人來說，歷史提供了一種慰藉，看着那些更有才華的先人之痛苦，我們也擺脫了某種孤立感。

2017年5月26日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電腦管理類11元一斤，人物傳記與少兒書15元一斤，學術名著則是13元……兩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在上海的福州路散步，在光線明亮的餐廳、甜品店旁，點綴着一家家小書店。它們無一不燈光慘白，貼滿這樣的紅字標語“即將拆遷，圖書論斤稱”。

這景象既“斯文掃地”，也是不可避免的印刷業衰落的象徵。福州路上的行人已經很難想象，這裡曾是一場技術與知識革命的中心。在20世紀初，福州路上聳立的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兩座時髦大樓，是財富與威望的象徵。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或許像此刻的百度、騰訊大廈一樣。它們都代表信息、知識的生產與重組，都依賴於新技術變革。後者是互聯網的產物，前者則是現代印刷術的產物。

我想尋找的是一處舊址，它早已面目全非、不可辨認，處於這福州路上的不知某處。1896年春天，23歲的梁啓超從北京來到此地，與他的朋友黃遵憲、汪康年等，共創辦了《時務報》。那時的福州路一定熱鬧異常，在當地人中，它也被稱作“四馬路”。它擁擠着兩種截然不同又彼此相關的生意，馬路的一半是各家報館、書肆，另一半則是茶館、餐廳與青樓。不管是始於1872年的《申報》，還是蘇州文人李伯元即將創辦的《遊戲報》，都在這條馬路上，而這些報館的主筆們則都會在著名的“一品香”吃飯，也都熟知當時青樓著名的“四大金剛”，會喊他們來陪酒，其中的頭牌的花名為“林黛玉”。

梁啓超到來時，新聞記者聲譽不佳。“（記者）既非先天生成也不是後天造就的，他們就像荊棘叢中的黑莓，象瓦洛姆博羅薩的葉子，或者象數量不受限制的別的事物。可能成為教師和記者的人隨處可見”，當地一份英文報紙寫道，“生命競爭中的失敗者、衰老者、跛行者、殘廢者、無能者、奢侈者、品行不端者甚至傻子都認為，當別的職業已對他們關閉大門時，這兩種職業（另一種是教師）之門對他們仍開放……”這種輕蔑在中文世界更為盛行，人們普遍稱報館工作人員是不入流的人物。

這種輕蔑可以理解。在中華帝國，公共輿論從來不是一股真正的力量，如果有，它也來自於朝廷中的言官；唯一的聲譽來源則是科舉考試，這些記者與主筆們，往往是落第者，他們雖然以文字為生，卻無力取得功名；它也與對西方的排斥有關，報館最初是西方商人創辦的，它不僅是“野蠻人”的事物，而且是商人的產物，看起來只以贏利為目的。

這些記者與編輯們似乎也用行為來響應這種輕蔑。他們往往自暴自棄，沉迷於一种放蕩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編輯的報紙上則充斥着種種不實的傳聞。

梁啓超與《時務報》是對這種看法的有力扭轉。它的三位主要創辦人不僅擁有科舉功名，還是官僚系統的一部分。黃遵憲是官員，汪康年是進士，梁啓超則是舉人。

它在編輯與論述上代表嶄新的敘述，不局囿於宮廷的鬥爭，或是瑣碎的社會見聞、簡單的翻譯，而是一位新型的知識人對於世界與國家變革的看待。透過奏章，來看到內部改革的進展，翻譯國外文章，看到中國在世界圖景中的位置，被瓜分的危險性。《時務報》隨即也創造出一個獨特的閱讀公眾。從地方大員張之洞到安徽的一個普通秀才陳獨秀，它變成了帝國第一份精英讀物，塑造了一個全國性的精英網絡。改革話語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呈現。

孤立的改革者們，突然找到了認同，他們在紙上形成一個“想象的共同體”。

在閱讀這本《轉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變（1872-1912）》時，我想起了在福州路上的閒逛。因為這本書，我多年來對晚清的報人的興趣，得到了更充分的滿足。在這本書中，梁啓超只是更漫長傳統的一部分。作者追溯了近代新聞業的興起，它在現代民族國家塑造中的作用。他也描繪了從王韜到章太炎這些性格迥異的人物的生平與思想。我尤其喜歡他對於《申報》之分析，一份印刷品如何將重大政治、社會事件轉化成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與李禮年齡相仿、相識多年，是無話不談的朋友與默契同事。我們這一代新聞人都經歷過從希望到幻滅之過程，速度之快超越想象。很多時刻，歷史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慰藉，看着那些更有才華的先人之痛苦，我們也擺脫了某種孤立感。有時，酒醉時，我會開玩笑，倘若在1896年的四馬路，我們就該是梁啓超與汪康年。李禮用他一貫的戲謔回應我，《時務報》不必編，“一品香”一定要去。但這確是令人感傷的慰藉，李禮在書中所論述的種種晚清報人的新聞理念，至今似乎仍未實現, 我們也似乎不可避免地成為歷史之犧牲品。

（註：本文為許知遠為李禮的著作《轉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變（1872-1912）》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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