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拉莫維奇的眼中充盈了淚水，然而她的身體無法做出任何反應，或許整個實驗的走向遠超她的預期，就像津巴多教授對他的監獄實驗感到震驚一樣。麻醉結束後，藝術家從椅子上站起，緩緩走向觀眾，就在剛剛恣意妄為的觀眾們竟然感到恐懼了起來，他們紛紛後退，
然後四散逃跑，作鳥獸散。
對於這次經歷，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在採訪中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這次經歷令我發現，如果你將全部決定權交諸公眾，
那麼你離死也就不遠了。” (What I learned was that… if you leaveit up to the
audience, they can kill you。)
3“文革餘孽悖論”
我們可以總結一下文革中激進群眾們行為的種種特點：第一步，先扣帽子、劃隊伍，把自己歸為正義方（為了革命），把對方劃為邪惡方（隨便揪點人出來吧，總得有反革命吧）；第二步，對邪惡方展開正義的批判，可能只是限於言語暴力、輕度體罰（監獄實驗、“韻律0”實驗中的初級階段）；第三步，當自詡正義的一方，發現自己逐漸過分的行為並不會有任何懲罰，於是心裡的獸性愈發激盪噴薄，逐漸演變成了暴力、囚禁、虐待、人格侮辱等人神共憤的行為；最終，野蠻的破壞、大規模的武鬥、草菅人命，很多人已經與戰爭中犯下粗暴罪行的野獸們並無二樣了。（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觀點， 文革中老紅衛兵是劉少奇教唆破壞， 轉移文革的方向， 把舊地主知識分子拉出來當新權貴的擋箭牌。 但是也部分同意作者的觀點， 因為毛澤東貼出了大字報， 劉少奇被批判撤銷了工作組， 而武鬥依然無法制止， 軍支援左派馬上變成了新權貴， 革命也許只能是在被欺壓到無法生存的時候給百姓一個喘口氣透透風的機會， 百姓會自動回到原來的狀態， 開始一個新的墮落過程）
文革結束了，但是文革的土壤從未被消除，這個土壤就是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惡魔。
上面的過程中最基本的就是第一步，首先要扣帽子、劃派別，要把自己放在正義的一方，就像斯坦福實驗裡獄警說的那樣：他們是壞人，我們對壞人做什麼都是正義的。我們看現在網上的互噴，無論是“X粉”“X蜜”還是“公知”“小粉紅”，一定要給對方先扣上個“帽子”、劃一個“派別”，大致邏輯就是這樣：你看你說這種話，你一定就是“公知”/“小粉紅”了，你看這個公知造謠了，你看這個小粉紅又說什麼蠢話了——所以公知們都是謠棍、小粉紅們都是腦殘——所以公知/小粉紅要死全家——所以你是公知/小粉紅，你也要死全家。
再來看看這個：
我今年的笑點都指着這條微博來滿足了，反正就是一個“公知”跟一個“五毛”吵架（這都是他們自稱的名號，不是我帖的標籤），相互指責對方是“文革餘孽”，然後公知在自己微博發起了一個投票，讓粉絲選誰是“文革餘孽”。你們看了是想啞然失笑還是想放聲大笑還是想偷偷竊笑還是哭笑不得，當年文革中的“反革命”分子不就是茫茫多紅衛兵公推出來的麼，不就是群眾失智和盲目的典型註腳麼，現在還發起投票來“選”文革餘孽，究竟誰才是文革餘孽啊。
就現在網絡語境下，“文革餘孽”這個詞也已經成為了扣帽子、劃界線、把對方搞臭搞爛的手段了，跟當年紅衛兵動不動就說人“反革命”是一個道理，真是完美的繼承了“文革精神”啊。所以這是我發明的一個詞——“文革餘孽悖論”：經常隨意指責他人是“文革餘孽”的人，才是真正的“文革餘孽”。看看這種人有多少，就知道文革的土壤有多深厚。我隨便翻兩個網易新聞，截個評論給你們看（注意看那個贊同數，都是熱評啊）：
看現在網上，輿論洶洶，譬如前一陣的馬蓉和王寶強、郭德綱和曹雲金，是不是感覺當一種聲音成為了統治觀點之後，其他聲音就再也難以發出來了，但凡有些“異見觀點”，還不一定與主流觀點截然相反，只是沒能完全迎合主流觀點，馬上就會受到相當多的、帶有惡意的攻擊。如果說這是輿論在維護正義、替天行道，那麼自以為自己是“正義”的輿論犯錯了怎麼辦呢？廣東陸豐高中女生安琪被懷疑偷竊服裝，服裝店主將她的照片發布到網上，隨後安琪遭到人肉搜索，個人隱私信息被曝光。女孩不堪壓力自殺身亡。最後警察證明，事實上這個女孩並沒有偷衣服。
看看這些土壤，是不是感覺把文革的探討僅僅歸於政治鬥爭、上層角力還遠遠不夠呢？所以我一直在說，文革從未得到真正的反思。
4烏合之眾
1895年，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出版專著《烏合之眾》，代表着心理學一個分支——群體心理學正式成立。一句話概括這本書——人民是蠢的、盲目的、低智商的。
勒龐認為，人一旦進入了群體，他的性質就會發生了變化，他就不再是一個“人”了，而變成了一個“群體中的人”。“群體中的人”的人有兩個特點：首先是個人個性的消失；其次是他們的情感與思想都在關注同一件事。因此，他們就會產生共同的心理——集體心理，即當他們成為群體中一員的時候，他們的情感、思維和行為與他們單獨一個人的時候迥然不同——想一想斯坦福監獄的高材生，在聯想一下狂熱的紅衛兵們。在群體心理中，最突出的特點是智商被削弱了，作者認為：“人民群眾”絕不比任何一個人更聰明，反倒是他們的愚蠢是有目共睹的。（五十歲的老毛果斷點了反對，八十歲的老毛想點讚同，還是猶猶豫豫的下不去手）
群體中的人都會有一種“法不責眾”的想法，這是一種卑微的心理安全感，但也因此他們在行動時就會顯得異常的理直氣壯，也勇於挑戰種種底線。群體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群體就是法律，群體就是道德，群體的行為天然就是合理。作者舉例，在法國大革命中，那些心腸慈軟、悲天憫人，“看到一隻受傷的鳥兒都會落淚的善良的人們”，卻毫不猶豫得支持野蠻殘暴的提議，把無辜的人送上斷頭台。
在集體中，無意識主宰者這個有機體的活動。群體的情緒會相互傳染，這些傳染一旦擴散，就會演變成群體性催眠，直到這種群情緒主宰整個集體。在群體中，大腦的理性活動被抑制、正常的思維活動被麻痹——只聽命於他的脊椎神經所接收到的外部信號。群體中個人智力泯滅存在着以下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我意識模糊；
第二個階段是獨立思考能力下降； 第三個階段是判斷力與邏輯在暗示與傳染的作用下趨同一致；第四個階段是殘存的智力品質被徹底反噬。
現代心理學認為——群體的特點與表現，只有在低級進化形態的生命中才有可能看到（看看本文上面舉得那些例子裡有多少是獸性的發泄吧）。所有群體都是盲動的、急躁的，更可怕的是，群體不承認障礙——他們不承認自己的願望與現實之間存在的種種障礙，但凡有人證明這個障礙，那就等待群體最冷酷的懲罰吧。例如，在中世紀，基督徒認為哲學和科學研究都是異教徒的活動，應該被禁止，而在文化古都亞歷山大有一位智慧與美貌並存的女性——數學家和哲學家希帕蒂婭，一天在回家的途中被宗教暴徒劫持，她被撕碎衣服拖至凱撒瑞姆教堂的祭壇前，隨即而來的是是剔肉、刮骨、斬肢和焚燒等酷刑。異教徒的眼睛被挖了出來，屍體被肢解，扔進了亞歷山大圖書館的熊熊烈火中。很明顯，在宗教暴徒嚴重，希帕蒂婭的博學包括亞歷山大圖書館的知識，都成為了他們信仰的障礙，粉碎這個障礙，就成為了群體的當務之急。舉一反三，其他可類比的例子我就不贅述了。
（以希帕蒂婭為原型的電影海報）
只要群體出現，它就必然是偏執的。群體只要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對於別人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烏合之眾》可以給我們解讀歷史的參考和啟發，但畢竟只是一個角度，關於其中觀點的反駁一直以來也不在少數（比如核心批評點就在於缺少實驗的支撐，很多論點只是作者的主觀的判斷）。我們可以把勒龐的“人民愚蠢論”和毛澤東的“人民偉大論”“群眾路線”等結合起來看，畢竟，縱觀人類歷史，還沒有那個個人的才智，能把我們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說清楚。我們這個世界太複雜了，多了解一些觀點，對我們更清晰的認識客觀現實有好處。
就拿如此貶低群眾的勒龐來說，他也無法否認人民群眾在創造歷史、推動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巨大作用（這才符合辯證法嘛）。他說：
……比如捨己為人、自我犧牲、不計名利、勇於獻身核對平等自由的渴望等等，那麼我們就可以說，群體常常會表現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除非是群體，才會體現出這種大義無畏、一往無前的凜然氣概。除非是群體，才會在慨然赴死的進程中帶給人一種激昂的情緒與榮譽感。
也只有無意識的心理特徵，才會催生這種偉大的英雄主義。
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起義，都不乏群體慷慨悲歌，從容就義的場面。
而且，正是這種無意識的心理背景下的英雄主義創造了歷史。假設群體總是表現得像個體那樣冷靜而功利，那麼，世界歷史將會表現得乏味很多。
5革命者的執念
有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條惡龍，附近的村民深受其害，每年這個村莊都會有一個少年英雄去與惡龍搏鬥，但無人生還。又一個英雄出發時，有人悄悄尾隨。龍穴鋪滿金銀財寶，看到英雄用劍刺死惡龍，然後坐在屍身上，看着閃爍的珠寶，慢慢地長出鱗片、尾巴和觸角，最終變成惡龍。
就是預見到了勇士們變成惡龍的危機，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晚年是十分緊張的，他天天放在心頭念念不忘的，就是紅色江山是否變色的問題。可以從他的詩作中窺見一斑：老毛一直是天生浪漫的革命樂觀主義情懷，反圍剿，十倍於己的敵人，他說“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長征多苦，他說“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建國初，整個詩的風格就更加輕快了“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最喜詩人高唱至，正和前線捷音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等到了六十年代，風格就陡然嚴峻了起來，“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這“妖霧”指的是什麼，“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蒼蠅、害人蟲又是誰？
還有一些偽托之作，比如那首“人民勝利今何在？滿路新貴滿目衰”，這首詩做的不甚高明，不過也是作者想替毛說出心裡話。還有那首“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竟，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願，付與東流？”這首詞應該是晚輩再給毛的信中所做，毛看了之後頗有觸動，又抄了一遍給周總理，所以這首詞毛的手稿是有的，“致周恩來”的字也是有的，只是不是毛澤東所做，但從這種舉動來看，肯定是他認同的觀點。
還有毛澤東那段著名的話：
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毛澤東至死不認為他自己錯了，反而認為在“階級革命成功下進行再革命”是防止先鋒隊變質的必要手段，是保證革命不會出現新的權貴的方式，是對馬克思理論體系的一次偉大的完善與擴充。
毛澤東對於文革的看重超乎想象，他會說自己人生就幹了兩件大事，一是成立新中國，二是文化大革命。這其中的道理，我們現代人很難明白，因為許多史料我們看不到了，有些人也不希望我們看到，放眼全球，有哪個國家開國元勛的最後一本著作會成為禁書？
雖然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新中國政府是當時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之一，然而毛澤東看到了官僚主義的抬頭，他擔心自己過世之後，沒人會鎮得住這些官員，官員的子女、親戚將會成為新的權貴階級，帶來新的壓迫與剝削，這就是他死前念念不忘的修正主義，這就是他發動文革的根本動機。用他的原話：“造反有理”“天下大亂才能天下大治”
他還說，“文化大革命要二十年來一次”。
剛剛好是製造新一代人的周期。
他看到了前蘇聯，看到了幹部的子女依然幹部，底層工人依然是工人，看到了新的金字塔在慢慢形成；他看到了大躍進期間自己的官僚集團是怎樣欺上瞞下“扛着紅旗反紅旗”的時候；他看到了“四清”運動的時候，自己親密的戰友、把自己思想寫進黨章的親密戰友，是怎樣背叛了他的理想藍圖的時候，他憤怒了：
“我身邊睡着中國的赫魯曉夫！”
很喜歡這樣一段話：
他年輕時，因為想讓中國人民不受三座大山的壓迫，花了30年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和國家；當他70歲時發現自己一手建立的政黨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很可能會成為新的壓迫人民的大山時，又用了他一生的榮耀和剩餘的生命去摧毀他。上這種古希臘式的悲劇英雄經歷着實讓人着迷。
所以我看到柯南劇場版《貝克街的亡靈》有很深的感觸：
讓我們來一場以中華大地重新來過為賭注的勝負吧！
有人總想把文化大革命歸結於“政治鬥爭”、“打擊異己”這是非常膚淺而簡單地看法。歷朝歷代，哪個黨政軍大權一把抓的皇帝需要發動全國群眾打擊政敵？李立三、王明、張國燾，當時在黨內都比他強勢或勢均力敵，也沒有見他發動全國群眾啊。蔣委員長搞定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軟禁刺頭張學良、孫立人，哪用得着發動全國群眾了？政治這種東西門門道道多了去了，要真動一個劉恐怕還真用不到。
世界上下五千年，有那個統治者在執政的位置上喊出“造反有理”的口號來。
更何況，歷朝歷代皇帝殺功臣為的是他的兒子、孫子，為的是子孫江山萬萬年。毛呢？已經到了人生的盡頭，兒子十年前就死在了朝鮮戰場，剩下一個有病的兒子和遠房侄子又絕無接班可能，對於一個行將就木天天嚷嚷着“馬上就要見馬克思”的老人，他殺功臣為的是誰？為的是他那個兒子？就像朱元璋搞死胡惟庸，着眼於廢除千年的丞相制，毛澤東心心念的也不是劉少奇，而是劉少奇背後的龐然大物——整個慢慢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要砸爛人類幾千年社會都無法砸爛的階級固化金字塔！
然而發動文化大革命又怎樣呢？這又是一次徹底失敗的社會實驗。天下大亂。
人類又一次求解貧富差距問題、階級固化問題的實踐，還是沒有逃過失敗的命運。
毛的晚年是痛苦的，他反覆的說着這類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顏色鮮艷的紅衣服或花衣服，要興高采烈、滿面春風地參加慶祝會”……
毫無疑問毛的判斷是有錯誤的，他太過於相信他的人民了，我們看毛選和毛語錄，滿眼解釋“依靠人民才能贏得戰爭”“人民是智慧的，而我們是愚昧無知”這類的話，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學者把毛澤東歸為“民粹者”而非我國小清新們認為的“獨裁者”。然而毛沒有料到，在沒有先鋒隊指引下的人民猶如洪水猛獸，一切人性之惡都被釋放了出來，他後來意識到了這一點，然而當他想再組建先鋒隊的時候，他的生命已經油盡燈枯，來不及了。
就像我在講王子屠城故事時候說的：我們只有在上帝視角的情況下，加了無數的可知條件，才能做出一個看似最優的選擇，然而回到了真實社會，我們都是迷霧中的盲人。有時候那一步，便是深淵。
不管怎樣，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生命中最後的絕唱；
也是全世界、全人類範圍內無產階級運動的輓歌。
從此之後，我們只能看到，歐洲工人無休無止的罷工，只是為了提高福利，並沒有任何改造整個社會規則的訴求；我們只能看到，底層人民把所有的發泄變成了打、砸、搶、燒汽車，本應該成為社會進步力量的他們，卻站在了人類文明的對立面；我們只能看到，勤勞的東亞人民在血汗工廠中呻吟，便是跳樓時的那縱身一躍，也是悄無聲息。
先鋒隊之後，再無先鋒隊。
革命家之後，再無革命家。
有人說我這是在給老毛洗地，反正就隨這些人怎麼說，我開頭第一段明明白白的寫着：“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典守者不能辭其責爾。”。他的動機高尚、出發點正確，不代表他不應該為整個文革的悲劇負責。我說這個的目的是，我們想反思文革，都沒找到反思文革的正確姿勢。怎樣才是文革準確的切入點，烏合之眾是、斯坦福監獄實驗是、“韻律0”。那看這段話，還不如說《烏合之眾》的作者給老毛洗地：
因此，我們所提到的這些大事件（各種暴行、慘案），只有在群眾的靈魂想讓它們發生時，它們才有可能發生，即使最絕對的專制者也無能為力。假如某個史學家說，聖巴托洛繆慘案是一個國王所為。那麼，他顯然對群體心理一無所知。
最起碼我還說了責任是誰的對不對。我們教科書說：“是一場由毛澤東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運動。”我一直說我們教科書是高級黑，“反革命集團利用”——反革命集團是誰，利用是怎麼利用？
呵，呵，呵。不，可，說。
最後再引用《烏合之眾》裡的一段話吧：
昨天受群眾擁戴的英雄一旦失敗，今天就會受到侮辱。當然，名望越高，反應也會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群眾會把陌路英雄視為自己的同類，為自己曾向一個已不復存在的權威低頭哈腰而進行報復……信徒們總是窮凶極惡地打碎他們以前神靈的塑像。
笑看某些打砸搶燒的紅衛兵，壞事都做完了，然後說不是我的錯我當時還年輕，都是老毛慫恿我蠱惑我，這個鍋就讓老毛背吧，來我們來一起來反思文革。
勇士屠龍的故事還沒完：
尾隨者返回村莊說出了這個秘密。他告訴人們：第一，我們要團結在一起去打敗惡龍；第二，我們要警惕每一個英雄，不讓他們受財寶吸引而墮落。尾隨者受到村民們的擁戴，被稱為“導師”，並率領村民再次打敗惡龍。
導師去世後，參加最後一戰的英雄們開始聲稱根本沒有“英雄墮落”這回事，是導師欺騙了村民。英雄們結夥搬去了龍穴居住，並索取村民們的供養。他們把自己身上越來越多的片狀物、越來越長的條狀物都稱作“英雄特色”，並且宣稱這種變化是一切人類無可避免的宿命。
日子就這樣過去，終有一天，一個絕望的村民無意間發現了導師的墳墓。村民們發掘了墓穴，突然明白英雄們所說的一切都是謊言。因為在那白石的墓穴里，水晶的靈柩間，躺着的並不是惡龍的遺骨，而是一個他們似曾相識的，凡人。這就是世上唯一一位沒有墮落的英雄的故事。
6迷茫中的徘徊
毛澤東的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對於全世界的左翼來說打擊太大了，使他們整個信仰都產生了動搖。下圖是我一個朋友整理的人類歷史上重要的革命、左翼運動的資料，看最後，毛澤東逝世之後，截然而止。
尤其是日本左翼，看他們毛澤東逝世後那幾年的文章瀰漫着一種濃烈的痛苦和撕心裂肺般的絕望，就差學武士切腹給天皇殉道了（事實上當時自殺的左派還真有）。日本人以其特有的嚴謹，把毛澤東所有的文章掰開了揉碎了進行分析，除了最基本的具體什麼時間什麼特殊的背景寫了什麼文章、發表了什麼講話、做了什麼批註，更連哪年哪月對之前十幾年前的什麼什麼文章做了什麼修改，所以這篇文章一共有一二三四幾個版本，分別發表在哪些哪些地方，或者抄送給誰誰誰看了，都寫得一清二楚——這個就非常有價值了，毛澤東為什麼會翻出來十幾年前的文章進行修改，他的思想有什麼變化，為什麼一定要抄給某些特定的人看，這些信息一了解，很多謎團般的問題就變得非常通透了。我在香港的時候，讀了不少香港左派翻譯的日本學者研究毛澤東的文章，真的非常佩服日本人一板一眼的認真，但是很遺憾，畢竟香港地方不大，又懂日語又懂毛澤東思想的人太少了，再加上粵語特有的語法讓我讀起來挺彆扭，所以能得到的有效信息非常有限，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毛選第五卷，只選了58年以前的文章，就已經成了半禁書了，而毛澤東大躍進、文革期間所有的東西，恐怕以後只能在日本看到了。余秋雨在《道士塔》裡說，日本學者由衷佩服地說了一句“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我只能很遺憾的說：“毛澤東在中國，但是毛澤東學在日本”。
以日本為例，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左派對於整個世界的解釋產生了分裂。我發明了兩個詞，一個叫“普世左派”一個叫“救世左派”。普世左派是啥呢，就是老毛信仰的人民的力量，覺得人民是天神，我們是要感動天神來完成革命、改造世界的。很明顯，文革中這個天神沒幹出什麼太好的事來。於是在毛去世後，就有了“救世左派”的觀點，大致就是人民不能指望，只能指望幾個傑出的領袖，去砍掉惡龍，拯救人民。但是既然是左派，就肯定不是精英主義，一切都是為了勞苦大眾，但是只勞苦大眾不能指望，只有靠傑出領袖多費點事，度他們一程了，頗有點佛教普度眾生的意思：“誰記他火羽煥雲霞，穿雲破曉只一剎；誰記他金翅鎮那迦，妙翼渡劫法蓮華；誰記他吹帝釋梵笳，普渡眾生歸去天涯……”
在“救世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姜文和他的作品。我就以大家熟知的《讓子彈飛》舉例（其實《鬼子來了》更赤裸裸，所以那個給禁了23333）。
先說幾個人物的代表形象，張麻子，張牧之，毛潤之；蔡鍔手槍隊隊長，松坡將軍愛將，朱德。“土匪”張麻子，就是以朱毛為原型的人物。
幾個兄弟，跟着麻子造反，老二是麻子最得力的助手，老三到老七嘛，後面說。
黃四郎，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師爺，左右搖擺的舊勢力，哪邊得勢站哪邊。
團練教頭武智沖，舊社會統治階級的打手，主人吃肉他吃骨頭，最後形勢有變，倒戈的比誰都快。
夫人，花姐，都是風塵出身，舊社會（被物化的）女性悲慘遭遇的集中代表，反而行事果決、敢作敢當，比一眾男人看着舒服多了。需要提一句，這裡的每個形象都代表着一類人，而不是某個人，摳字眼一般的八卦這一人代表的是誰、那一段諷刺的是誰，讓電影的格局降了不少。
不要說我這是過度解讀，導演想拍的就是這個意思。姜文是毛澤東的狂熱崇拜者，可以去看看《讓子彈飛》大火之後，他專門講這部電影的出發點的採訪稿：《毛澤東像摩西出埃及，我趕巧和英雄同時代過》。
姜文這個片子很厲害，厲害在哪，整部電影就是討論了左派革命者們面臨的兩個最大的困境、至今還沒解開的兩個困局：第一，先鋒隊變質的問題；第二，人民群眾覺悟低、群體性失控的問題。
我們知道，列寧是講“先鋒隊本位”的，知道人民蠢、笨，需要先鋒隊來帶領。後來蘇聯變成了官僚集權，列寧設想的先鋒隊永葆先進的理念失敗了；看在眼裡的毛澤東想用人民革命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去淨化先鋒隊，然後文化大革命整個失控了。整個世界左派沉寂至今，也跟在這兩個問題上沒有重大的理論突破有很大的關係。
來看電影，剛進鵝城（大公雞），師爺給的方案是什麼：投靠舊權貴，壓榨底層百姓，從中分到一杯羹。
好，張麻子的目的明確了，我們來看看他想“拯救”的這群窮鬼是什麼樣的呢。武智沖暴打賣涼皮的，群眾圍觀叫好；張麻子斥退武智沖，群眾下跪高呼“青天大老爺”；張麻子讓他們站起來別跪着，說只為三件事：公平、公平、還是他媽的公平——然後圍觀群眾又跪倒一片。
姜文電影中的人民形象非常像魯迅先生筆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愚民：有人說要拆了黑暗的屋子，眾人迫害；傻子要解救奴才，然後奴才喊人打跑傻子之後向主人邀功；還有，吃革命者的人血饅頭。
這個賣涼皮的，張麻子替他申冤、解氣，他還是成為了反動勢力的幫凶——陷害小六子。可悲的是，最後被老爺們隨意殺死，就像捏死一隻蒼蠅。這是那個時代人民悲慘命運最典型的代表。黃四郎無非是想通過涼粉男向張麻子傳遞一條信息：看，這就是你拯救的人，他們會成為殺死你的幫凶。
再說小六子，小六子是張麻子的兒子。恩，這個角色，如果不是按照毛岸英的照片選的角，我把那碗涼粉吃了。
殺死小六子的，是舊權貴的陰謀，也是冷漠的看客。就這樣，一個誠實、熱情、堅毅、果敢、出言必諾、想要自證清白的年輕人，連同他的美好的品質，就在這一群中老年人的目光中被殺死了。當然，沒有人關心小六子是怎麼死的、是為什麼死的，人們關心的，只是他吃沒吃那碗蛋炒飯，啊不，涼粉。
鵝城人民，受黃四郎欺壓這麼多年，當張麻子出頭想要替人民解決掉這個惡霸、想要讓人民得到解放，又撒銀子又撒搶，喊了半天“槍在手，跟我走”，然後，跟過來一群鵝。
我們來看電影中人民是怎樣被發動起來的：張麻子砍了黃四郎的替身。假黃四郎的隱喻也非常明顯，權貴之所以為權貴、統治者之所以為統治者，是因為他們構築了一套與其統治相匹配的制度和概念（禮樂制度、君權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就是這些虛偽的畫皮，成為了人民心目中不可侵犯的圖騰。而革命者，就是要砍掉這個圖騰、撕破這個虛偽的畫皮，告訴大家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再說簡單點，“黃四郎”之所以成為“黃四郎”，不在於哪個具體的人誰是“黃四郎”，而在於“黃四郎”這個名號。當人民畏懼的畫皮被革命者戳破之後，後面的一切也都順理成章了。
為什麼說反動勢力是紙老虎，維繫他們權威的畫皮一破，是這樣的不堪一擊——這個畫皮就是人民心中的心魔、畏懼權力的心魔，焉不知權貴的權力都是他們給的。
那麼最後，導演依然沒有忘記他的諷刺，人民是怎樣對待解放他們的革命者呢？
最後張麻子圖窮匕見：我革命的目的不是取代你，而是砸碎這個舊制度，從此再也沒有“黃四郎”。
但是，但是，真的，革命成功了，就沒有了黃四郎了嗎？
這就是影片貫穿始終的另一個問題——先鋒隊變質的問題。
拿了錢之後，怎麼辦？老七公開提出帶錢走人，得到所有人響應，注意應和的人中沒有老二，老二是跟麻子一條心的，也是他最信任的人。
“咱們為什麼來了？”——“錢啊”。一句話說出了誰的心聲啊。
而張麻子力排眾議——把錢發給窮人。“窮人”在電影中是一個高頻詞，仔細體會。說白了，鬧革命的，也是懷有不同目的的，有的就是因為活不下去了，有的就是想升官發財，像張麻子這樣，有崇高理想、明確目標的，不是為了自己的了利益，而是要“普度眾生”的，不多（沒說歷史，只是說電影中這個七人小隊）。
毛·風暴降生·不焚者·彌林女王·安達爾人，羅伊那人，和先民的女王·七國之主·疆域保護者·多斯拉克海的卡麗熙·解放者·潤之，說過一樣的話：
我們把這樣的人，叫做革命者。
電影中，跟張麻子一條心的，一個小六子，一個老二，他們都死了——指代什麼，我就不說了。在先鋒隊變質中，花姐和黃四郎的鑽石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這裡面劇情分析網上有很多，我就不贅述了。在許多重要場景中，老二都沒有出現，基本可以確定是在執行張麻子的任務了，這是一條暗線，能解釋一些我們影片中看不到的劇情——比如說誰埋的屍體。然而老二在去山裡之後就不幸遇難了，張麻子交代任務的時候，旁邊只有一個人——師爺，明顯是師爺向黃四郎告密害死了老二。作為這種投機粉絲，他絕對不會只在一邊下砝碼，然而是機關算盡太聰明。
師爺是投機分子，而麻子其他四個兄弟，就是忘了初心的人們。
也能理解，有誰在面對既得利益面前，還想吃苦呢？還想跟“窮人”們共享呢？誰還想跟着泥古不化的大哥走呢？
張麻子打倒了，看來革命應該是勝利了。老三成了新的領袖，沒人想跟着大哥了，他們要燈紅酒綠，他們要吃火鍋唱着歌，他們要去浦東，浦東就是上海。
影片的結尾意味再明顯不過，毛的革命，哦不，張麻子的革命失敗了：還是一群人坐着火車吃着火鍋唱着歌，只不過火車上的人變了。至於白衣服的人是師爺還是黃四郎已經不重要了——全天下過去和現在的權貴們沒有什麼本質區別。
革命者騎在白馬上，看跟到革命前一模一樣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