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务员是中国最大的犯罪群体
（一）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换句话说，中国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 倍；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据此，一位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者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司法官员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犯罪群体。
（二）去年3月10日上，十一届人大听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工作报告。报告称，近五年来，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全国检察机关2008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已侦结提起公诉26684件33953人，人数分别比上年增加1%和10.1%。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7594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21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4人。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境内外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
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全国有公务员800多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大约60多万人，按犯罪的比例计算，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占公务员总数的千分之五，县处级占千分之四多。那就是说每一千名公务员有五名犯罪的，每一千名县处级干部里有五名犯罪人员。相较于公务员群体，普通百姓的犯罪人口比例则低得多。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768130件，判处罪犯1007304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
二、公务员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犯罪群体？
一言以蔽之，是权力（权利）不受制约。既无政治力量的制约，亦无道德信仰的制约。任何（不管是公务员的还是老百姓的）犯罪行为，都是滥权的结果。在集权社会中，老百姓的“犯罪”行为，其背后的诉求往往是为了争取权利，在争取无门的时候不得不借助于暴力等非正常手段。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亦有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阿克顿《自由与权力》文集序言中，希梅尔法伯写道：“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他们手中的权力并非来自人民的同意与授权。进一步地讲，中国的7000万吃财政饭的人，亦如是。再进一步地讲，所有中国人都是有罪的。因为正如德国思想家耶林所有，“为权利而斗争”是每个人应尽的社会伦理责任，而我们中国人却普遍地放弃了，甚至是根本就不清楚什么是“权力”或“权利”。所有人都害怕强权，同时，所有人也在争取强权和特权。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为中国人种下的“原罪”。而且，我们似乎无“法”赎罪！
但是，中国人必须赎罪！否则，罪恶将会万劫不复。赎罪，其实只需找到一个突破口。而最为合理的起点，就是改造中国最大的犯罪群体：中国的国家公务员们。只有公务员这个中国最大的犯罪群体不再违法犯罪了，中国才会走向真正的和谐与安宁，中国人才会过上真正的正常生活。
三、谁来解救中国最大的犯罪群体？
由于长期的政府职能错误与失灵，中国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就像清末的八旗兵，早已人心涣散、不务正业、毫无活力。对付自己人是凶猛的铁老虎，对付“外敌”则完全是没用的纸老虎。可怕的是，这支队伍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与食利阶层；并且，它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膨胀、自我循环的强大势能和贪腐属性。中国要好起来，我们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就必须弃恶从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能弃恶从善？
目前，我国公务员队伍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国家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退”已经成为顽疾。据统计，1996年至2003年，全国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平均每年辞退公务员2421人，以全国公务员总数500万计算，年均辞退率只有0.05%。如果按照800万公务员或者7000万吃财政饭的人数计算，这个比例会更低。为此，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认为，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才能够保持公务员队伍鲜活的生命力。
但在稍微清醒的人们看来，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固然理所当然，但这不过是一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打破特权才是关键！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最根本、最紧要、最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在于权力来源必须清楚，政府必须是人民产生的政府，而不能由特权阶层或利益集团来进行自我加冕与复制。其次，才是政府职能的转型问题。中国社会应该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政治格局，政府应该成为纯粹的服务社会的政府，而不是大包大揽并为自身利益服务的集权政府。最后，才是公务员的“铁饭碗”问题。只有在民选的服务型政府建立之后，公务员才能进行正确的分类。中国“官”们只能由选举产生，而一般的公务员则成为政府雇员。前者有任期限制，后者相对稳定。惟有如此变革，才能让所有人满意（不得不同意）。其他做法，都是扯淡。
其实，这样的变革不会产生社会成本问题，恰恰相反，变革的目的就在于去掉中国社会的高成本、高内耗以及低效益、低福利，所以，它没有任何危险性。中国绝不可能因为这样的变革而发生社会动荡。问题只在于：特权是不要脸的。而打破特权，必须依赖于全社会的觉悟。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觉悟到了，社会变革的力量才会慢慢积聚并且最终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