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九級浪》的一段回憶 畢汝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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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深秋，我因不堪忍受文革苦難，憤然作不平之鳴。近乎本能地發出一聲呻吟——這便是文革地下文學手抄本小說《九級浪》。
那是一個連夢囈都不得造次的殘酷年代。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詞來形容，便是：“時代整個脫節了。”
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畫《九級浪》，被我選作書名。覆舟之下，眾多溺水者垂死掙扎的形象，直觀地表現了毀滅一切的文革海難。
為《九級浪》所作的準備，可追溯到一年之前。九大後，為了躲避上山下鄉風潮，也是為了附庸青年司馬遷遊歷名山大川的風雅，兼且有意識地效法青年毛澤東搞社會調查，我跑了很多地方，蹲點考察工廠、農村、機關、學校、軍營；（囊中僅有一冊愛倫堡大型回憶錄《人•歲月•生活》，對他青年時代流落巴黎的浪漫生活欽慕不已。）憬然發現：在震耳欲絕的口號和凱歌聲中，人民的生活已不堪聞問了。終於得出“文革糟得很”的結論。文革粉碎了我心中的七寶樓台，水遠不能重建。那時候年紀輕，真正是傻大膽兒。明明知道文字獄遍於全國（動筆前不久，《出身論》作者遇羅克被槍斃了，殺榜貼滿京都的大街小巷。制服警察充當文字檢察官，正是文革黑暗的社會景觀），欲捉身而出，拔筆犯難。我自幼喜讀盧梭、狄德羅等人的半文學半哲學作品，後又接觸到薩特、加謬等人的著作，不禁躍躍然用生命作為琺碼，壓在社會這個無比巨大的天平上。那是一種初生牛犢特有的少年豪氣：“人生無非是這麼回事，豈有不死之人，不滅之魂？……
我深深感到痛苦，那是一種與身處時代格格不入的、眾醉我醒的痛苦。尤因本人生性歌感而更甚。我不定期地產生自殺的念頭，寢食難安。我只得以飲食男女為庇身之所——美食落肚，情人入懷，如同吸用海洛因一般暫時緩解了滿腹憂思，無邊愁緒。其時，我白天刻苦功讀馬列（《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筆記》……甚至還有艾地著《論馬克思主義》），而入夜後則夥同孤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我闖下的禍事共計9999件。
其中之一比小說更離奇：我在打砸搶現場被一名青年警察擒獲，同去派出所。途中，雙方對談文史，甚為投機，他竟放我走了。
我至今仍然很感激這位極具靈活性的人民警察，刻骨銘心。如果是另外一種常態結局，我的生活就此毀滅也未可知。
那時節，正值青年反板期的男孩子都喜歡干一些壞事，蔚為一時風尚。
我曾與許多人爭辮過這種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我的觀點是：既然文革是長達十年之久的海難，那麼每個人賴以逃生的方式都無可厚非；也許你們是駕駛快艇逃生的，而我卻是抱持糞桶才得以活命的，奈何？哲學的玄想、詩意的升華、宗教的信仰……乃至於“流氓加文盲”的下作，無非是泅渡苦海的一隻只救生圈，溺水者愛用哪只便用哪只，悉聽尊便。
荒誕年代荒誕事，只怕說出來令人都不肯相信了。1969年深秋，中蘇邊界談判舉行，全國進入一級戰備。我在青島某郵局給遠在陝北插隊的朋友寫信，談及《九級浪》的構思；只因滯留時間過久，而且喜怒哀樂各種表情掛相，差一點被革命群眾當做書寫反動標語的階級敵人舉報⋯⋯那年月，人們把階級鬥爭這根孩繃得真緊呀。
眼見20歲將屆，我必須做什麼事情來迎接這個大生日。樹欲靜而風不止，想不做也由不得我了。於是，我揮筆寫下小說的開頭：“當年，司馬麗還沒出世的時候⋯⋯”
《九級浪》以第一人稱的描寫原本純潔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惡深淵。我採用熟悉而親切的批判現實主義寫法，棄革命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及樣戲創作原則若敝屣。我緊緊握筆，握住這燙手的武器（田漢《關漢卿》裡有句著名台詞“筆不就是你的刀麼”）落筆如行雲流水，一發而不可收。
我足不出戶，終日與小說中的人物為伍：陸子、司馬麗、勇人、馮明、勇珍、伍行浩、伍老頭、老畜生⋯⋯每個人物在生活中都有一大批原型，寫來從容自信，毫不費力。數年來目睹社會之怪現象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融入人物性格及故事情節，奔來筆下。所思、所聞、所見、所為，無不歸聚於這部即將出世的小說，被我選作書名。人物、故事逐漸形成。在敘述故事的同時，揭示生活本身的近乎殘酷的哲理。女主人公司馬麗（以及“我”——陸子）從玉潔冰清而墮入風塵，固然是文革悲劇的一種表現，卻又不失為人性解放的一種方式，畢竟，他們與現代迷信做出了徹底的決裂。
陸子（“我”）和司馬是小說的男女主人公。一對金童玉女，而後則成為一對問題少年。兩位主人公都是性格複雜豐富的人物。他們自命不凡，心境孤獨，為應付險惡的社會環境，相依為命。他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空間相當廣闊，形形色色的人物走馬燈似的登場表演，卑鄙、無恥、可憐、可笑。這部小說象一面鏡子，照出了文革海難中的社會生態。
“文藝是階級鬥爭的睛雨表，作家是階級的代言人。”這是那個時代人們耳熟能詳的老八股。然而，我在寫《九級浪》時，卻清楚地發現此言不差。常常是，耳畔轟響着七嘴八舌的指令，而我則淪為記錄員。然左右顧盼，室內卻僅我一人……
《九級浪》直露地描寫了少年人的性啟蒙和性苦悶，（而後者則因世道混沌而火上澆油）我以為這便是《九級浪》在當時廣受歡迎和招致非議的原因。我是為了刻畫人物而寫性，性並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司馬麗的特殊身世……高級民主人士與廚娘的私生女——使性的描寫不容迴避。就時間而言，這種性描寫實際上與西方的性革命暗暗合拍，某些思潮的興起是不分國界的。
我在描寫戀愛過程中，插入極有深意的一筆：“我們爭論否定之否定定理是否正確，據此，某些歷史現象會不會一再出現⋯⋯”
我把自己關在斗室中，整整三個月。同時，又最大限度地敞開心胸，動用記憶寶庫。靈光頻現，佳句迭出（描寫女主人公失去童貞的文句：“一顆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過天角。我懂得，再過片刻，它將貶值為不會發光的普通隕石，降到人間。”眾口相誦，廣為流傳）。到後來由於用腦過度，每日腹瀉，瘦得只剩一把骨頭。
成書後，交給三兩知己傳閱後便收回原稿。翌年早春，方知手抄副本已如雨後蘑菇，數不勝數了。我因此結識了許多不甘寂寞的同齡人，一本正經地坐下來，漫論國事、文事、私事。（他們後來的命運泰半不妙：死了、瘋了、俊了、毀了⋯⋯遺憾。）
再後來風聲日緊。據說周恩來說過：“此人還是有才華的，不知能否為社會主義文藝服務。”江青說：“社會上有六本書反對文藝革命。”批林批孔開始後，我和當時的女友（後來反目成仇了）商議再三，決定將《九級浪》的原稿，埋在頤和園玉帶橋後一個環湖的孤島上，待雲開日出時，再作道理。我在日記里含糊地記錄了此事，原文如下——
“⋯⋯最後，決定舉行一種迷信的除妖儀式：把一束個代表各種病魔及不祥之物的紙片深深藏入土中，使其不見光日。於是，我們駕着一條笨重的小船，盪過兩湖之間的門坎似的窄窄的通路，穿越朽爛的木橋，踏上那四面環水的孤島。她先上去了。按照熱悉的路徑攀上頂峰。我跟去後，發覺她竟是沿着陡峭夾壁上砸出的許多坑沿，依次爬上四層樓高的山頂！我畏縮地往後退了幾步，終於咬緊牙關上去了，最後也安全地下來。在山頂，我們走過了幾個凹得很深的‘回’字形深坑，在最後一個深坑前站下來。邊沿上有幾塊風幹了的人糞，坑前有半張1974年2月28日的參考消息。很明顯，另半張用來楷了屁股，已經被風舌去了⋯⋯我們輪流用鐵鏟和手刨開灰色的鬆軟的沙土，清除掉橫七豎八的乾草和刺手的荊棘，把紙片理起來⋯⋯最後用腳踩結實。又是她先下去了。我把空書包擲下，許久才聽到令人心驚的落地聲。我為有這樣勇敢的女伴而驕傲，但也為她這種似乎並無必要的莽撞而擔心。”
我們甚至準備了足夠的乾糧，經久耐用的球鞋；和一把鐮刀（萬一需要夜宿，可搭個草棚）。
無論遇到怎樣的艱難險阻，青春的火焰總在心頭熊熊燃燒，而且燭照出冰河解凍、天空放睛的明天……
轉過年來，張春橋發出“打土圍子”的叫囂，又一次觸動了我的心病。那時昆明湖尚未放船，女友自告奮勇游水上島。她下水了。我凝視着那異常熟悉的頭影，怎樣在寒冷的泛着微波的水面漸漸遠去，化為一個黑斑。最後，她精疲力竭地爬上彼岸。我以為她沒有氣力了，手和腳不禁胃出汗來，懸心吊膽。她坐在一裸把旁枝艾葉伸到湖面很遠地方的大樹下休息了一會兒，做了幾節徒手操，然後向着城堡那條狹窄陡直的“胡同”走去。那穿着深黃色游泳衣的勻稱的身材，就這樣承負着我的痛苦、困惑以及希望消失在視野之中⋯⋯
我至今記得她返還後那副狼狽的樣子：所有的筋肉都在頗抖，嘴唇青紫，吐字不清。待到四人幫垮，我獨自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漚爛大部分, 只剎殘篇了。
歲月如煙，匆匆不居。我於80年代中期作為訪問學者飛赴美國，而後植根大洋彼岸，過着穩定的中產階級的舒適生活。讀書寫作，悠閒度日。後半生我不打算做什麼事了，只想在紙面上安排小說人物去做。
混跡於上了發條一樣忙碌的紐約客，手把一卷《史記》或者《後漢書》，別有一番幸福感和優越感。
至此，往昔朋友們的祝福（“你將成為第二個畢卡索”）和仇敵們的祖咒（“你將自殺、發瘋、入獄——三者必居其一。”）統統落空。
《九級浪》似乎是我的宿命，且匡范了我的人生道路。《九級浪》好不好是回事，真不真則是另一回事。在那個謊話、空話、大話、假話充斥的可悲的時代，僅“真實”兩字，便難能可貴了。
來到海外，見到美國漢學家有關於文革地下文學的論文與專著，而國內也有學人發掘那一段文事，自不免生出許多浩嘆。《九級浪》是一場長達百日的青春熱病，而後成為我生命的深深烙印，恐至死難以磨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