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六四 南高聯北上記
發帖者：鼓樓 (

我的四年大學生活，是在花開爭艷的南師大校園裡度過的。南京，這個沉積了幾千年文化的古城，民國故都，虎踞龍盤。給我們的大學時光，帶來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

1989年，胡耀邦總書記逝世了。學校每天早上發起的遊行示威活動，同學們基本都去了鼓樓廣場，學生們的組織太雜亂了，哪些在高台上演講的同學，有的表達能力實在不敢恭維，他講了半天，我也沒有聽明白他們講了什麼，但我心裡十分明白，他們不是在個人秀，他們是在為反腐和愛國，表達着他們自由的心願。

隨後我就在鼓樓廣場上認識了一位女生，她叫趙敏，是南大外語系的研究生。因為都是學英語系科的原因，她又是學姐，我和她聊的蠻多。她給我的印象十分優雅，是她使我改變了我一直錯誤的認為，到廣場來參加學潮的，都是學習不用功，好出風頭的同學的印象。後來學潮結束，學校專門組織我們收看的所謂“北京市平定反革命暴亂”的電視片上，我驚訝的發現，天安門廣場上“北高聯”舉行婚禮的男女主角居然就是這位我的學姐趙敏和南大的男生李錄。

到了絕食開始的時候，我經常被同宿舍的姐妹們一起拉着，每天都去給廣場上的同學們送水，看到男同學烈日炎炎下，頭上裹着白色的布條，曬的快虛脫的樣子，不吃飯，有的還逞能不喝水，我真的十分着急，勸他們：你們怎麼樣都得喝點水吧，你們絕食又不用絕水的。他們居然很有心情的反過來調侃我們說：你們女生一起來陪我們絕食，我們就開始喝水

就這樣，我們宿舍開始出現第一個被男生拉去參加絕食的，接着是第二個，第三個，輪到我也加入到這個隊伍的時候，好像我們班的同學基本上都待在鼓樓廣場上了。這時候，應該算我真正意義上的加入了這次學潮了吧。

待在廣場上的幾天，我才開始認真關注和思考這次學潮的內涵和意義。當然我也開始關注學生的領導人，就是後來被稱為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們。其實，他們是再普通不過的男生了，說好聽點，叫大男孩。說的不好，我看他們稚氣的樣子，更像高中生。

我第一個接觸到的學生領導人是南大的學生，戴副眼鏡，頭髮有點捲曲，個頭很高，他手持喇叭，自我介紹他的名字叫劉慶，是南高聯的常委。我對他的印象，總覺得他有點像中共早期的領導人瞿秋白，是那種文弱書生型的革命家。聽他在廣場上講話，我基本記不住內容，倒是他的緊握拳頭的動作，給我感覺好像比他的語言更有力。第二個見過的學生領導人，是北京5月20號宣布首都戒嚴後的一個下午，我去了鼓樓廣場找我們宿舍同學拿鑰匙，經過鼓樓廣播站的時候，哪個大喇叭裡面傳來了南高聯的一個通知，我循聲望去，是一個留着長頭髮的男生站在那裡，我們南師大學生自治會也有同學在旁邊，他們告訴我，此人是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是南高聯的主席，叫陳學東。可能是學自然科學的緣故，我覺得陳同學儘管嗓音非常沙啞，但話語表達不僅十分流暢，而且語言很嚴謹。就是我覺得他好像十分的疲倦，時不時的打哈欠，我非常理解，他們可能是在夜以繼日的工作，缺少睡眠。

在那些日子裡，天天遊行，學校食堂門口天天也有人演講，但那些慷慨激昂的話語已經顯得十分平淡。

激情燃燒的日子是發生在5月底。

我如果記得不錯的話，就是在5月29號那天，我們宿舍的女生從廣場一回來就嚷嚷着要收拾行李去參加“北上”，她們異常激動，說是剛剛在南大聽了演講回來，馬上全市高校都要參加“北上”，並且對那個“北上”發起者的演講水平誇讚的不得了，連說：高大，帥氣，口若懸河。我急忙問道：什麼“北上”？她們一臉自豪的告訴我，就是行軍，從南京走到北京。我當時想，發瘋了，還南京走到北京呢，大一時候，軍訓搞野營拉練，才走幾公里，那個同學腳上沒有打水泡啊。這北京上千公里的路，走着去，不是開玩笑吧。當晚我們宿舍里以“北上”為話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很多同學覺得“北上”的意義十分重大，既可以沿途聯絡各大城市一起進京互動，又可以千軍萬馬進京，給李鵬政府施加壓力，迫使他早日和學生對話，認可學生的愛國熱情，承認我們學生的組織，幫助國家消除腐敗。

也有的同學認為，那麼多人行軍，南京走到北京要1000多公里，學生的身體肯定吃不消，即使要到北京，也可以坐火車去。我沒有發表什麼意見，但是說句真話，一個多月來泡廣場，不是喊口號，就是遊行，靜坐，政府一點動靜也沒有，絕食除了傷害了同學們自己的身體外，沒有達到任何目的，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平淡無奇，如果沒有什麼好的辦法，還是好好上課吧。但禁不住同室的同學對那個領導人一再的誇讚，我還是決定第二天晚上和她們去南大看看。

5月30號晚上在南大，我第一次見到了傳說中的演講者吳建民，初次聽說這個名字的時候，我一點好感也沒有。

因為和一個外交家的名字一模一樣，那個外交家，我去聽過他的講座的。說句真話，對他很反胃，滿嘴的仁義道德，除了官腔，就是一副奴才相。所以當這個名字和站在講台上的演講者對上號的時候，我還是努力把他和那個外交家做了區分。

那天，吳建民正在號召南京市各校組織隊伍參加“北上”。我仰頭看去，站在課桌上的他，白白的臉龐，瘦瘦的高個，說長的如何帥氣，那是恭維他了，但說他長的陽光，就絕對不算誇張。從聽到他說話的那一刻起，那個有點嘶啞卻又激情四溢的聲音，就吸引了我。這麼多年來，哪個略帶嘶啞南京口音的聲音，經常會迴響在我耳邊：“同學們，我們北上，就是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向北京出發，向天安門出發。讓我們一路聯合沿途的各大城市，各大高校的同學們一起，走到天安門廣場。我們要向中央喊話，向李鵬喊話，我們要合法註冊“全高聯”，我們不是動亂者，我們是真正的愛國青年”。

我急忙打聽他是南大哪個系的，怎麼我們南師大就沒有這樣好口才的人。但沒有人告訴我，他是哪裡的，只聽說他是南高聯的。

琳娜是我的高中同學，被錄取在東南大學六系，學電子工程的。當晚她來我們宿舍找我，問我去不去“北上”，她們學校根本就沒有組織去。我正猶豫着呢，有了琳娜作伴，我們倆就行動起來了。5月31號，我們準備了整整一天，一想到馬上開始的行軍，心裡就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和衝動。我和琳娜又是買手電，又是備藥品，鼓鼓囊囊的準備了兩個大包加兩個小包，現在想想，要不是當時男生們來幫我們拿行李，這個“北上”我們即使想去，可能也是力不從心的。

我記得是6月1號，小朋友最開心的哪個節日，恰恰是我們“北上”出發的日子。

我們南師大去了很多同學，我和琳娜趕到鼓樓廣場上的時候，已經遲了，就看見迎風飄展的各校的大旗，主席台上正在進行着出征指揮大旗的交接儀式，一面白底紅字繡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盼回還”的大旗，正由北高聯的代表在和南高聯北上指揮部的劉慶在交接，隨後就是指揮部吳建民發表講話，周圍環境太吵，我唯一聽清的就是他發出的出發號令。

隊伍在鼓樓廣場大喇叭播放的雄壯樂曲聲中，開始了緩緩的移動。等到我們跟着隊伍走過長江大橋時，我已經覺得走的很吃力了，一直在擔心，走到北京，自己行嗎？

一路走，一路有我們南師大的同學，她們都是“北上”宣傳部的工作人員，在給我們分發宣傳單，要求我們進入安徽以後，要給沿途的單位和學校散發。我只認識她們中間有我們學校體育系的季選平。看見她們既要背着自己的行李，還要拿着那麼重的宣傳品，男生們有的還背着油印機。而我的行李，都是我們學校的男生幫我背着，連小包都是男生幫我們拿着，我就空着手走，很不好意思，我就想問問指揮部，我能幫助做點什麼。

北上的隊伍里，有三個總指揮。劉慶率領着南大的隊伍走在最前面，隊伍中間就是吳建民帶領的秘書處，那個紅底黃字的“南京高校赴京北上民主長征指揮總部”的大旗就在我們師大前排。

秘書處有好幾位同學，其中一位姓郭，她說她是孝陵衛那裡的華東工學院的。秘書處的負責人，就是幫助吳建民拿資料包的戴眼鏡的短頭髮女生，也是她們華工的同學，叫唐艷群。非常恪盡職守的一個人，經常是滿臉汗水，臉上曬得通紅也顧不上擦汗，因為手上始終要緊緊攥住吳建民的資料包。看得出來，吳同學對她十分信任，手稿、地圖冊、會議記錄都是她在保管，我和琳娜偶爾開她的玩笑，叫她一秘。琳娜還偷笑着對唐同學說：苟富貴，無相忘啊。我當時就打住了琳娜：你當我們是跟着陳勝、吳廣啊。

和唐同學邊走邊交談，才得知，吳同學不是南大的學生，是江蘇省一個什麼管理學院，反正不大知名的院校的學生。難怪領導那麼大的成千上萬人的學生團隊，南大的同學不信任他呢。

那時候南高聯的常委清一色全是南大的學生，外校是沒有參與權的。唐同學告訴我，中午開會的時候，南大參謀部的同學還趕過來和他爭吵的。後來是南高聯的常委，一位姓黃的同學，證明了吳同學的身份後，這樣的爭議才歸於平息。我當時覺得南大的同學十分無聊，到了“北上”已經出發的今天，還在爭執吳建民是不是學生身份有意義嗎？不要說，他們學校跟着來的校車，學校領導一路數次向他喊話，要他立即回校，能夠說明這一切。即使他不是學生，能發起“南高聯”這麼重要的一場“北上民主”運動的本身，不就證明了他的民主意識和愛國熱情嗎？難道除了學生，別的身份的人，隨便一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就沒有權利參加民主運動了嗎？

說句實話，我十分佩服吳同學的能力的，他不僅說服了南大刁難他的同學，而且還把他們編進了“北上”的隊伍里。在我們“北上”的隊伍裡面，各校也都非常服從他的指揮的。可能是前面一個多月的學潮期間，南大太專權了吧，各校對南大都有些情緒，尤其是河海和我們師大，有事情不找南大的同學商量的，都是來問吳建民。當然他也很果斷，一旦決定，各校馬上就開始執行。

行軍的路上我有了和吳同學近距離接觸的機會，遺憾的是，我從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有幾次，我想好的話已經涌到了嘴邊，但心跳的撲撲的，最終還是沒有開口的勇氣。吳建民是個看上去總是顯得精力很旺盛，情緒很有感染力的人，從他的眉宇間，我始終看到的是自信。他演講的風格和現場的指揮若定，使我直覺他的年齡應該比我們大不少，後來唐同學給我看了他的學生證，才得知也就比我們大不了幾歲。 這麼年輕，又那麼有勇有謀，很自然的使我想到了那句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行軍過程中他顯得十分的忙碌，很多同學在找他。要麼是前面先遣隊的同學騎着自行車來問他下面停留休息的地點，要麼就是後面醫療隊的同學過來，提出要求讓一部分走不動的女生先上救護車。“北上”的時候，我們一路走，學校和省市政府都派了很多校車，還有120救護車跟隨我們的。我也多次想過上救護車，實在是沒有好意思開口。

六月夏天的南京，行軍的路上是很熱的，隊伍也越走越慢，按照指揮部的要求，我們今天要從江蘇省走進安徽省。因為早上出發後，就聽說李鵬打電話給江蘇省委，要求務必把我們“北上”的隊伍攔在江蘇。指揮部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封鎖線，快速走到一個叫烏衣的安徽小鎮。

沒有想到的事情，就在這個下午發生了。一輛政府派來的車子，突然停在我們身邊，車門一開，下來四五個身材高大的壯漢，把吳建民一下就拉上了車，我完全愣在哪裡，一時暈了，就聽見秘書處的小唐她們幾個女生尖叫着，我們班的幾個女同學也涌到了車頭前，不知是誰拉了我一把，我們幾個女生就倒在這個越野車的前面，誰知這個車子向後倒了起來，隨即調轉方向開走了。等到我們反應過來，爬起身的時候，總指揮已經被綁架走了。一時我們不知怎麼辦好。好在我們學校的負責人魏曙明和周瑞蘭同學很快來告訴我們，繼續走，到前面珍珠泉休息，指揮部會有決定的。我和琳娜跟着秘書處的同學一直走到了當日天黑，終於到達了珍珠泉。

那天晚上很累，但睡不着，心裡非常茫然。我看見指揮部的劉慶和還有一個戴着紅色指揮總部袖標的南郵的領隊同學，很疲倦，也很沮喪的坐在水泥柱子的台階哪裡，手持礦泉水，邊喝邊討論，不少學校的領隊同學圍在哪裡詢問，下一步的動向，他們意見不統一，有人要求連夜進入安徽，也有人說，就地宿營。群龍無首的哪個夜晚，我和琳娜多次想過，我們是不是會選擇乘學校的車子回去，當然我們也非常擔心指揮部的吳建民，不知道政府帶走他，會把他怎麼樣？

迷迷糊糊的就到了天亮，同學們都來喊着趕緊吃早飯。要出發前，我看到了“南高聯”的主席陳學東，他正在和劉慶布置工作，我唯一和學生領導人說過話的，就是這位主席陳同學，我當時問他，你是不是來帶領我們“北上”啊？他回答：我和建民有分工，他帶領你們“北上”，我坐鎮南京總部。大家別擔心，建民正在和省市政府相關領導談判，我馬上也要回學校，我們南大韓星臣書記也在等我。放心，建民很快會回到“北上”隊伍裡面來的。我回校後會立即和他通電話。

陳同學的話，緩解了我們一些顧慮。就這樣，我們再次行軍上路。聽說前面的有的學校的隊伍已經進入安徽地界了。隊伍的隊形依然比較亂，尤其是同學們的心裡應該和我一樣，不知道繼續走下去，是什麼結果。沿途跟隨的各校的校車上，老師們則不斷的向我們喊話，要我們上車跟他們回校，我們都在堅持着。除了中暑倒下的同學，會上120救護車。其他同學很少有上校車回去的。

我們師大隊伍仍然是走在隊伍的中間，還是跟着指揮部秘書處的幾個女同學。大約快到中午的時候，一輛小汽車開過來，超過我們不遠的地方停下來，車門一開，前方同學一片歡騰，我急忙擠上前去看個究竟，突然看到了吳建民，英姿颯爽地站在哪裡，和秘書處的同學在說話呢。我好激動哦，等我擠到他的面前的時候，他已經和騎着自行車來的先遣隊的同學，到隊伍前方，去和劉慶會合了。

當我們到達了安徽省的滁州師專的時候，隊伍處於休整狀態，指揮部要求第二天出發。那天整個滁州師專裡面一片喜氣洋洋，滁州師專的同學，包括當地市民都來支持我們，送水，送食品，送藥品。各校的準備工作也都恢復的非常有序。我們更換了粉紅色的“民主長征”的新袖標，聽說是出發時候發的黃色袖標，被政府安排了很多人佩戴冒用，混進了隊伍。所以指揮部就決定更換了預先準備好的粉紅色的新袖標。那天我有點發燒了，滁州師專的同學找來了校醫，還帶我和琳娜去洗了熱水澡，吃了藥以後，頭還是有點暈暈的，幸虧琳娜是運動健將，身體比我結實，一直照顧我，我也就慢慢地恢復了精神。

說句心裡話，那天在滁州師專，我不知道哪裡來的那個心裡踏實，就覺得吳建民像是定海神針，他回到隊伍上來了，我們只需要跟着走就行了。

吃晚飯後，我們在院子裡面溜達，看到吳同學他們指揮部幾個人在各個校區的隊伍那裡檢查，他們走到我們這裡時，琳娜和吳同學開玩笑：總指揮同學，你怎麼不到我們南師大的隊伍裡面去看看啊，我們有很多女生想和你們談談民主理想呢。吳停下了腳步對琳娜說：你不是東大的嘛，什麼時候變南師大的了？琳娜的臉一下子就羞紅了：你怎麼知道我是東大的？吳轉頭看了琳娜一眼：我在沙塘園經常看見你啊，你不是和蔡海紅都是學生會的嗎？琳娜好像若有所悟，反應了過來，脫口而說：劉曉紅怎麼沒有來陪你北上？吳同學頓了一下，沒有說話，帶着其他人員轉身離去了，就聽到他遠遠的飄過來一句：她反對我“北上”。

琳娜這時候才和我具體介紹起來，她其實和這個吳同學不算陌生。吳同學是她們學校二系一個北京籍學生蔡海紅的親戚。琳娜和蔡海紅都在學生會工作，她們很熟悉。東大85級學生裡面有兩個來自蘇州常熟的美女，都是和琳娜一樣喜歡運動的女孩，一個叫吳美娟，一個叫劉曉紅，二系是機械工程系，女生非常少，所以琳娜和她們都很熟悉，沙塘園是東大的學生宿舍區，而和蔡海紅同宿舍的劉曉紅，就是吳同學的女友。聽了琳娜的介紹，我就有一種直覺，吳同學應該是那種有故事的男人。

6月4號那天，我們行走在滁州通往蚌埠的路上，到了下午很多同學從南京乘校車趕來，勸我們回去，告訴我們北京戒嚴部隊已經強行進場，並且開槍，有人被打死了。我們將信將疑，我們宿舍有一個同學的父親是部隊幹部，她母親也隨校車來到了現場，不由分說把她拉上車，就這樣琳娜和我，還有我們宿舍的所有女生都回來了。上大巴的那一刻，我的心裡充滿着矛盾，難道我們的北上，我們的民主夢想，就這麼結束了嗎？

是的，就這樣結束了。六四，無情的槍聲，擊碎了我的民主夢想……。

回到學校後，校園內開始了空校運動，我們全部從學校回到了家裡面，學校不准留人。畢業班也是九月份開學再返校考試，延遲畢業典禮。暑假裡面，當我在電視台和報紙上，看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對陳學東、吳建民、劉慶還有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各校學潮負責人的通緝令，審查令的時候，我知道，秋後算賬開始了。那個國務院的發言人袁木所說的絕不秋後算賬，絕不追究任何學生責任的鬼話，不過是政治欺騙而已。

畢業後的生活，漸漸歸於平靜，但我一直很掛念南高聯的幾位學生領導人，看到北高聯的很多學潮領導人都到達了美國，我曾經很天真的認為，南京的學生領袖們也應該是和他們一樣，能逃脫處罰的。

十分遺憾的是，琳娜有一次打電話偷偷的告訴我，他們全部被抓了。美國搞的營救中國學生的計劃，只是針對北京的學生領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