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有個名稱流行起來，叫做“愛國賊”。以前只聽說有“賣國賊”，如明朝的洪承疇、吳三桂，清朝的李鴻章，“抗戰”時期的汪精衛等等。“愛國賊”顯然是從“賣國賊”反用過來的。一說起“愛國”，人們就會想到屈原、岳飛、文天祥等崇高形象，以及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大旗的“五四運動”等等。“愛國”這樣“高大上”的事怎麼會與下三濫的“賊”聯繫在一起呢？　　
　　國家是由國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個要素組成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甜不甜，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月是故鄉明”。人們愛自己的家鄉、親人和文化，具有故土難捨的家國情懷是人之常情，當然是不會成為“賊”的。　　
　　問題就出在“政府”即國家權力（主權）上。政府代表國家主權，愛國是很難把政府與國土、人民、文化斷然分開的，於是就發生了愛國會不會成為“賊”的問題：如果政府的權力產生於人民的授權，具有合法性，政府及其首腦、官員能夠履行自己守土保民的職責，愛國也愛政府就順理成章，當然不會是“賊”；如果政府權力的產生是非法的，政府不能保衛疆土，也不能保護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甚至壓榨迫害人民，愛一個由“非法政府”代表的國家，就有可能成為“賊”。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王充）。人民是國家的主體，是國家主權的所有者。人民生活得是否自由幸福，是衡量評價政府和政治得失的根本標準。“賊”即是害人者，“愛國賊”的含義是，所愛之國是一個由害人民、害國家的“非法政府”代表的國家，在“愛國”的幌子下干的是害人民、害國家的勾當。
　　今年我國將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說一句不合時宜的話，如果當年沒有美蘇等國際力量的援助，中國很可能如同蒙古人滅宋，滿清人滅明，再一次被日本人滅亡。日本人可能在中國建立“大日本帝國”，大和民族將成為中國57個民族中排在第一位的民族。中國人很可能像接受蒙古人和滿清人一樣接受日本人的統治，日本統治者一定會開動媒體，大力宣傳日本如何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拯救中國，以及襲擊“珍珠港”，抵制西方“敵對勢力”的輝煌歷史，禁止研究討論“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天皇會派他的秘書擔任“帝國社科院”的院長，成立“天皇光輝思想研究會”，學者、教授們也會紛紛領取經費，寫出煌煌專著、燦燦文章，探討“共存共榮”的“東亞模式”，煞有介事地論證天皇對中華民族復興的“十大功績”和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各地都會開展“唱皇共榮”活動。“帝國”的各級政府都會傳達貫徹天皇的“最高指示”不過夜，組織部門也會依據能否堅持“共存共榮”的“理想信念”和學習貫徹“天皇光輝思想”的政治標準和政治紀律，選拔任用幹部。一批中國人的“精英”會參加“考試”，進入“帝國”政府聽差，他們喊着“天皇萬歲”、“帝國萬歲”，大談“理想信念”，對上司點頭鞠躬，諂媚逢迎，沒準也能混個科級、處級什麼的，在華人中得意又風光。　　
　　“帝國”每年都會舉行“國慶”活動，還會開展各種形式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如果我也和很多中國人一樣刻苦鑽研、“活學活用”“天皇光輝思想”，接受了這種洗腦教育，成為一名“自信”而又虔誠的“愛國者”，你們一定會罵我是“愛國賊”吧。
　　我當然是該罵的，因為日本人是侵略者、征服者，他們用暴力建立的政權不具有合法性。還記得慈禧的那句名言嗎？就是“寧贈友邦，勿與家奴”。日本人征服了中國，中國的土地和財富都成了日本統治者的家產，人民也都成了統治者的“家奴”。阿Q要姓趙，趙太爺說，你也配姓趙？我只是主子的“家奴”，不敢反抗征服者的暴政，不敢爭取做人的權利，苟且偷生地貪戀着“家奴”的“美好生活”，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竟然舔着臉要“愛”主子的“國家”，我配去“愛”嗎？我他媽能不是“愛國賊”嗎？　　
　　可是，難道蒙古人、滿清人不是侵略者、征服者嗎？還記得“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慘案嗎？滿清人的殘暴絲毫不比日本人遜色。而元朝和清朝卻都赫然列入了中華民族的正史。“最高指示”把征服者成吉思汗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列，稱之為“英雄”和“一代天驕”，誰敢說他是“認賊為祖”。效忠於滿清統治者的林則徐、鄧世昌都被我們當做“愛國者”來紀念，而同樣效忠於滿清人的吳三桂卻成了“賣國賊”，區別只是吳三桂原為明朝官員，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說，國家是主子的，清朝取代明朝只是主子換了，老百姓的“家奴”地位並沒有改變，“愛國”還是“賣國”對老百姓有何區別。就連盲目排外，濫殺無辜的“義和團”，只因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也榮列“愛國者”的座次了。愛日本侵略者的是“愛國賊”，愛蒙古和滿清侵略者就成了光榮的“愛國者”，這是什麼邏輯？　　
　　再說，秦滅六國，對於六國的人民來說，秦始皇是不是侵略者、征服者？秦將白起就曾一次坑殺趙國降卒40多萬。同樣道理，劉邦、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是不是侵略者、征服者？“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厲害”（魯迅）。我們不應當愛“日本帝國”，難道就應當愛同樣都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秦、漢、唐、宋、明“帝國”嗎？給外國人當奴隸不行，給本國人當奴隸就應該嗎？從人民主權的立場來看，效忠於宋朝統治者的岳飛、文天祥到底是“愛國者”，還是“愛國賊”？政府（統治或管理階層）是國家主權的代表者，我們要“愛國”，是不可能把政府排除在外的。可是，那個體現人民主權的“國”究竟在哪兒？
　　國家權力是一國之公器，應當“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孫中山）。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國家首腦及官員）應當“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人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人釋其害”（黃宗羲）。但是，在中國歷史上，一股一股的豪強勢力打出各種時新旗號，逐鹿中原，相互砍殺，其實只是為了“爭奪一把舊椅子”（魯迅），即統治人民的專制權力。一代一代的王朝“打江山、坐江山”，通過暴力和世襲（傳位於子孫或同黨），把公權收入囊中，據為私有。以一家一黨之私，冒充頂替“天下之公”（朕即國家，朕在國上；黨即國家，黨在國上），“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黃宗羲）。　　
1945年9月，毛澤東在回答英國路透社記者的提問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然而，“大救星”一坐上那把“舊椅子”，就全然忘記了自己的承諾，不僅大權獨攬，一意孤行，大搞“政治運動”，陷國家於混亂倒退之中。而且不顧人民死活，竟然在餓殍遍野之時，動用巨款為自己修建行宮，口中念念有詞“為人民服務”，卻享盡人民為他的服務。
　　莊子說：“竊國者為諸侯”。在莊子看來，把權力據為私有的統治者就是竊國之“賊”，你要愛一個以“盜賊”為元首的國家，你能不是“愛國賊”嗎？孟子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老夫子認為，那些輕視人民、殘害人民的統治者就是不仁不義、傷天害理的獨夫民賊，人民可以把他們當做仇敵看待，並推翻他們。你要愛一個在“獨夫民賊”把持下的國家，你能不是“愛國賊”嗎？
　　釣魚島和庫頁島都是中國固有的領土。釣魚島是一個無人居住，面積只有4.3平方公里的荒島。庫頁島面積7.6萬平方公里，是釣魚島的1萬7千多倍，超過台灣島的兩倍，島上有居民60多萬，還有森林、石油等豐富的資源。中國某些“愛國者”撿芝麻丟西瓜，不敢爭庫頁島的主權，卻叫着嚷着要保衛釣魚島。他們“耗子扛槍——窩裡橫”，把“愛國”口號喊得震天響，卻對俄羅斯長期霸占庫頁島等中國廣大的領土，裝聾作啞，戰戰兢兢，不敢有半句埋怨。他們還踐踏法律，對自己的同胞又打又罵，砸壞很多同胞的汽車，完全是一副流氓無賴的德性。他們不是“愛國賊”又是什麼。　　
　　辛亥革命後，宣統帝退位。根據《清室優待條件》，清皇室暫居故宮，保留一千多名太監。太監們感到大勢已去，前途迷茫，競相盜竊宮中的古玩玉器、名人字畫等珍寶，溥儀不得不遣散大部分太監。1924年，馮玉祥發動政變，強迫溥儀等皇室成員離開故宮，太監也被全部遣散。太監除了會伺候皇上、皇后及嬪妃，沒有任何生活技能，太監也沒有孩子和後代。太監只能依附於皇權，皇帝一倒台，誰還需要太監，他們怎麼活。在兩次遣散中，太監們有的哭天抹淚，有的高聲叫罵，有的一出宮門就投河自盡了，反映出他們對皇宮生活的無限留戀和對未來的絕望。這些太監既是皇權制度的受害者，也是清帝國最忠實堅定的“愛國者”。太監身體和心理的殘缺醜陋，見證了皇權制度的殘缺醜陋。他們不能沒有清帝國，因為他們被閹割了的身體和心理都維繫在皇權制度上，只有皇權制度才能給他們活路並體現出他們“存在”的價值。
　　今天，已經沒有身體被閹割的太監了，卻有很多思想被閹割，崇拜並依附於“領袖”的精神太監。他們習慣於響應“領袖”號召，學習“領袖”指示，感恩“領袖”栽培，充當“領袖”的工具，歌頌“領袖”的“豐功偉績”，迷戀、熱愛“領袖”領導下的黨權國家。因為他們已經高度“腦殘”，失去了“自我”和思考能力，只有在“領袖”的召喚下，他們才會熱血沸騰、激情燃燒，感到自己還活着，還有價值。“領袖”的英明偉大，其實只是他們卑微、殘缺的精神需要填補提升而產生出來的幻覺。太監“愛國”是一種被閹割的殘缺畸形的“愛國”，無論身體還是精神上的太監都是“愛國賊”。　　
　　如果說太監“愛國”是出於畸形的人性，那麼貪官“愛國”就是出於正常的人性。自利是人的本性，“千里來做官，只為吃和穿”，口好美食，目好美色，人性皆然，貪官利用權力謀私是符合人性的。如果國家制度十分便利官員貪腐，能讓官員“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料想大多數官員都會笑逐顏開地“愛”（擁護）這樣的國家。然而，國家權力是服務於人民大眾的公器，權力滿足了官員的私利就會異化成人民的“公害”。官員所“愛”的國家，一定是人民抵制、反對的國家。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反貪反腐依靠所謂“理想信念”的教育來改變人性是徒勞的，除了產生一批巧言令色，說一套做一套的“雙面人”，不會有別的結果。只有限制權力、監督權力的制度構建，才可能遏制人性貪腐之“惡”。良好的官風官德是在激勵清廉、懲治腐敗的制度之上形成的。不怕官員腐敗，就怕制度腐敗。不怕制度腐敗，就怕制度腐敗了，還認為它是“好五倍”的最優越的制度。判斷國家制度是廉潔還是腐敗，最直接有效的標準就是看貪官是否“愛”它、擁護它。貪官擁護的制度不可能是廉潔合理的制度，貪官“愛”的國家不可能是廉潔健康的國家。從已經抓出來的貪官看，沒有一個是不擁護現行制度和不“愛國”的。　　
郭伯雄曾在一次會議上強調：“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鑑別力”。朱和平曾在光明日報上撰文說：“思想文化陣地是國家的核心陣地，事關黨、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攻擊無孔不入、步步緊逼。他們打着‘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攻擊詆毀我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我意識形態核心陣地構成嚴重威脅”。兩位貪官不約而同地一口咬定，“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的傳播，是“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攻擊”，已經“事關黨、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須“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鑑別力”，打一場堅守意識形態陣地的“上甘嶺戰役”。難得兩位貪官如此憂黨憂國，他們是多麼“愛”這個不給人民“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國家啊！千萬不能讓它受到破壞。只有人民沒有自由，他們貪腐才會有自由。只有人民沒有人權，他們手上的權力才能“任性”。兩個無恥貪官公然對抗人類普世認同、接受的價值觀，難道還不是“愛國賊”！
　　英國文人約翰遜說：“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其實，在“愛國主義”的金字招牌後面，不僅隱藏了流氓無賴，還隱藏了侵略者、征服者、獨裁者、竊國者、篡位者、暴君、昏君、獨夫民賊、野心家、陰謀家、殺人狂、迫害狂、文字獄、君臣父子、三綱五常、滅門九族、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民粹主義、極權主義、國家主義、納粹、法西斯、紅衛兵、“革命導師”、“大救星”、“偉大領袖”、“鬥爭哲學”、“運動治國”、“全面專政”、踐踏法律、摧殘人性、蔑視知識、崇拜權力、金錢至上、官商勾結、唱紅打黑、維穩強拆、太監、貪官等等、等等。真是藏垢納污，積重難返，臭氣熏天，難以盡述。
　　“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劉亞洲）。現代國家以人為中心，以人為目的。國家只是保護人的生命、自由、幸福和權利的工具。因此，根本問題不是“人愛不愛國”的問題，而是“國愛不愛人”的問題。不是國家有沒有主權的問題，而是主權是否產生於人權並保護人權的問題。明朝有主權，人民是奴隸，清滅明，明朝主權喪失，人民依然是奴隸。對於沒有人權的人民來說，主權有何鳥用。　　
　　人權代表了人的價值和尊嚴，人權使人成為公民。公民是國家的主體，享有國家主權。公民制定憲法體現公民的權利和共同意志。公民依法選舉（授權）成立的政府是合法政府。政府接受公民監督實行憲政，代表國家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守衛國家的領土和安全。由合法政府代表的國家是公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是公民自己的國家。與公民的權利相對應，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的利益、安全和尊嚴。在此基礎上，就形成了以人權和公民權為核心的“愛國主義”。公民國家的“愛國主義”從本質上說就是“愛公民主義”。
　　魯迅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各種騎在人民頭上的“主子”一旦把持了國家，就會向“家奴”們鼓吹兜售“愛國主義”，其實就是“愛主子主義”。離開了人權和公民權的那些五花八門的“愛國主義”，都是各種“主子”、“貪官”、“太監”和“流氓”之間扯不清的狗肉帳，而“愛國賊”就是從這些狗肉爛帳中產生出來的。